中財綠金院院長王遙： 中國不再新建境外煤電，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意味着什麼？_風聞

　　中國宣佈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對碳中和目標的實現和全球氣候行動有何深層意義？

　　9月21日，中國國家領導人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中表示，中國將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峯、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簡稱“3060”目標），中國將大力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碳發展，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

　　中國為何承諾停建境外煤電項目？這與中國國內的“雙碳目標”有何聯繫？中國的承諾對於全球氣候行動有怎樣意義？對於“一帶一路”沿線的能源項目有怎樣影響？美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上有哪些新行動？

　　針對這些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院長、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王遙。

　　中國國內外減排政策一脈相承

　　《21世紀》：中國國家領導人剛剛宣佈，中國將大力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碳發展，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這與中國國內的減排政策有怎樣的聯繫？這個決定對於全球氣候行動來説有怎樣的意義？

　　王遙：中國的減排政策是連續的，境外與國內減排努力一脈相承。2020年9月，中國國家領導人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宣佈了“3060”目標，不僅是我國國內減排努力的宣示，同時也重點強調了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和合作共贏理念、樹立綠色的新發展理念、推動疫情後世界經濟“綠色復甦”等全球範圍內的綠色低碳發展目標。2021年9月，中國國家領導人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重申了“3060”目標及完善全球環境治理、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加快綠色低碳轉型的重要性，並進一步宣佈將大力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碳發展，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

　　事實上，在此之前，中國已經逐步退出海外煤電投資。例如，2021年2月，中國駐孟加拉國大使表示，中國將不再考慮繼續在孟加拉國投資煤炭開採、燃煤電站等項目。在實踐層面，中國的海外煤電投資在過去幾年持續下降，可再生能源投資則不斷增加。2020年，包括太陽能、風能與水電在內的中國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資佔海外能源總投資的比例已達57%，遠超煤電投資。

　　在國內，“3060”目標提出後，逐步降低煤電比例、調整煤電在能源結構中的定位也成為中國實現國內碳達峯、碳中和目標的重要途徑。可以看到，“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這一決定與中國國內的減排政策高度一致，也是中國自主驅動的綠色低碳發展道路與過往減排政策的直接延伸。

　　對全球來説，實現《巴黎協定》目標需要各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改變以往的高碳排放發展道路，採用綠色低碳發展的新模式，大幅減少碳排放。中國停止新建境外煤電項目將有力推動這一進程，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建立基於可再生能源的綠色低碳發展體系，為全球實現《巴黎協定》目標作出重要貢獻；另一方面，也將通過擴大可再生能源市場規模撬動更多資金，加快可再生能源相關技術發展，促進技術與市場的良性互動。

　　共建綠色“一帶一路”取得積極進展

　　《21世紀》：韓國和日本此前也宣佈停止海外煤炭項目融資，這是否意味着傳統煤炭項目的退場已是大勢所趨？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説，中方的這一決定將產生怎樣的影響？

　　王遙：逐步淘汰傳統煤炭項目不僅是實現全球碳中和目標的重要步驟，也是投資者規避擱淺資產風險和金融風險的關鍵措施。自2019年以來，我國出台了《關於促進對外承包工程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對外投資合作綠色發展工作指引》等一系列政策引導海外投資關注可持續發展理念和遵循國際標準。從我國2020年和今年上半年海外投資情況來看，規模較小的可再生能源項目佔比也呈上升趨勢。

　　目前，七國集團等主要經濟體做出了承諾在2021年底前終止海外煤電投資，中國也正式宣佈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下一步，一方面期待各國包括企業和政策性、商業性金融機構在內的海外投資主體做出規劃，落實這些承諾；另一方面需要考慮現存煤炭項目的淘汰和轉型路徑。

　　近年來，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印尼、越南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府陸續發出本國限制新建煤電項目的信號。中國正式宣佈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近年來的政策契合，也有助於推動共建綠色“一帶一路”取得積極進展。

　　此外，多數“一帶一路”設定的自主貢獻目標都是有條件的，需要國際社會在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方面的支持，中方的這一決定能夠引導中資企業和金融機構增加對海外綠色項目，尤其是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或貸款和綠色技術輸出，支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落實自主貢獻目標。

　　1000億美元氣候融資目標能否實現？

　　《21世紀》：拜登承諾將美國對較貧窮國家的財政援助增加一倍，以幫助它們轉向更清潔的能源並應對氣候變化的“無情”影響。拜登政府設定的2024年目標是達到114億美元大關。如何評價美國的這一承諾？當前，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融資承諾是否還有很大缺口？

　　王遙：美國總統拜登在2021年4月公佈了《美國國際氣候融資計劃》，承諾到2024年對發展中國家的公共氣候融資較2013-2016財政年度增至兩倍，其中用於氣候適應的融資將增至三倍。2021年9月，在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拜登進一步明確該目標，宣佈美國計劃將其為國際氣候融資提供的資金大幅增加至每年約114億美元。這一承諾是發達國家履行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所承諾的每年為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的重要組成部分，若美國可以切實履行這一承諾，將對“1000億美元”的實現作出重要貢獻，促進發展中國家綠色低碳發展。

　　但同時也應注意到，4月拜登宣佈該計劃時就已表示將“同國會密切合作以實現上述目標”，9月拜登仍然表示將“與國會合作以履行承諾，並使美國成為氣候融資的領導者”，説明該計劃的推動正承受一定阻力。比較來看，美國國內實際履行的氣候相關努力相比承諾一再縮水。拜登競選美國總統階段曾提出將在國內實行2萬億美元的氣候融資計劃，但這一計劃最終在國會通過時縮水一半，且改為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加之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已超過28.7萬億，美國財長耶倫近來頻頻警告稱，財政部持有的現金和非常規措施很可能在10月耗盡，將面臨政府債務違約風險。這些情況給114億美元的國際公共支出計劃在國會的順利通過和之後的完整執行帶來很大不確定性。

　　當前，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融資承諾確實存在很大缺口。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提出了“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的承諾，但根據OECD的估計，全球公共氣候融資規模在2019年僅達約800億美元，離1000億美元還有相當距離，且這一數字包含了約150億美元的私營部門融資。同時，有許多國家及國際組織指出OECD的估算方法學會導致數據被顯著高估，實際氣候融資規模遠小於800億美元。由此可以看出，目前發達國家仍遲遲未能履行這一承諾，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進程也因此被拖慢，嚴重阻礙氣候行動目標的實現，也對國際氣候合作形成阻礙。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多次敦促發達國家特別是七國集團國家履行該承諾，強調該承諾對建立各方互信、實現《巴黎協定》的氣候行動目標至關重要。

　　中美承諾對即將召開的COP26有何影響？

　　《21世紀》：中美兩國同時做出的承諾對於即將舉行的COP26大會意味着什麼？怎麼看今年COP26大會的前景？

　　王遙：中美是兩個排放最多的國家，兩國碳排放相加約為全球排放總量的40%，中美的承諾與行動將對全球氣候行動造成顯著影響。此前，2021年4月，中美兩國共同發佈的《中美應對氣候聯合聲明》第六條就提出，中美雙方將合作推動COP26會議取得成功。中美兩國此次同時做出有利於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的承諾將為COP26的順利開展提供保障，對COP26大會形成一致決議有重大積極意義。

　　美國對於通過COP26達成全球一致的氣候治理決議較為重視。美國總統氣候特使約翰·克里在多個場合表明了這一態度，例如，對於歐盟的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措施，克里聲明稱，這一措施應在COP26大會各方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的情況下作為“最後手段”採用。美方的重視與支持有利於COP26順利推動。

　　特別要指出，拜登此次做出的承諾是“1000億美元”承諾的重要組成部分，而“1000億美元”承諾是COP26會議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嚴肅問題。沒有足夠資金的支持，會嚴重影響應對氣候變化行動，COP26形成的決議也無從保障。美國等發達國家是否會就此展現足夠的誠意並切實履行承諾是保障COP26大會實現預期成果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