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國人~_風聞

轉自聯合早報

人從小怎麼溝通，怎麼與人相處，怎麼建立關係；長大以後，就是那樣子面對社會，面對世界。

杉和秦從小在不同國家長大，經歷不同的體制生活。少女以後，她們基本在西方人或白人居多的圈子裏學習成長。

她們很幸運，第一個接觸的西方世界是新西蘭，在一所充滿了Jacinda Arden氣場的女校裏，體驗到西方文化與體制當中，開放自由與尊重個體、女性最好的一部分。她們很快成為這些價值觀的推崇者。畢竟，在一個人口不多，資源豐富，人與人關係温和且相互支持的國家社會里，這些西方堅信的普世價值得到了最好的體現。

疫情期間，她們兩個人分別待在威靈頓、巴黎和斯德哥爾摩幾個城市。“反華”聲浪高漲時期，很多朋友都關心地問我，她們可有不愉快的經歷。我都説沒有。不僅沒有，她們在這些城市，都獲得當地人和旅居當地的新移民的照顧和接納——在學校裏當小領袖，被一羣歐洲男生朋友親暱地叫做“法國女孩”，在日本餐館打工時被清一色的日本員工當成自己人，被邀請到不同法國朋友家裏度假，和印度和孟加拉朋友們出門、吃飯……

我們一直相信，這個世界，只要拿出誠意勇氣，所有不同膚色頭髮眼睛背後，都是一顆心。大家都是人。

不過，上得山多終遇“虎”。最近，她們分別有了兩次感受到自己是華人，所以不一樣的經歷。

在法國南部小鎮的好友家度假，杉和好友兩人逛市集的時候，有人在她背後説：Ching, Cheong, Chang……

在意大利佛羅倫斯，杉在秦的家裏高聲唱歌劇裏的詠歎調。不久後，一個巍顫顫的意大利老太婆從樓下爬上來敲門，對着兩姐妹説了一串話，好像是要她們唱歌不要那麼大聲。然後老太太慢吞吞、艱難地爬下樓梯，在家門口對着裏面的人大聲説：樓上搬進來兩個中國女生，是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

她的“中國人”説了三遍，那麼大聲，以為秦和杉聽不懂。不過，秦的意大利語在經過幾個星期從早到晚的磨鍊以後，已經可以理解個大概。

秦在視頻上向我敍述這個經歷時，眼睛瞪得老大。我説，這樣的經歷，往後肯定還有更多。那會讓你更加清楚，你和你自己的文化之間的關係，你作為一個華人和“中國人”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很大聲地宣佈：我們不是中國人，是新加坡人。但是，在很多海外的情境中，我們就是東亞的“中國人”。

還記得一次我們去德國一個村莊旅行，莊主熱情友善。他的兩個問題卻讓我印象深刻：新加坡？你們在中國嗎？有一次他又問：我聽説你們吃狗肉，真的嗎？

這些在多地的不同經歷，我在做ThinkChina網站的時候都會不期然想起。總是覺得文化之間要溝通，要理解，彷彿隔了一座高牆，非常不容易。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各自的成長經歷，塑造了各自的信仰。就像問我吃不吃狗肉的德國男人，大聲嚷嚷“中國人”的意大利老太太，他們都有他們生活與成長的經歷，很難輕易磨滅改變對事物的看法。唯一能夠改變他們的，就是人與人之間有機會面對面真誠勇敢的交往。

但就算那樣，也不容易。秦和杉在新西蘭學校的經歷，和許多真正來自中國的孩子的經歷，可能很不一樣。根據她們的觀察和理解，或許因為語言文化的差異，就算是在一所充滿了Jacinda Arden氣場的女校裏，不少中國孩子還是會選擇形成自己的小圈子，沒有辦法融入。

而很多時候，那種差異甚至不是觀點的差異，源自文化薰陶所形成的説話行文方式、日常行為反應，都在給試圖理解你的人，輸送各種比你的觀點更強烈的符號和訊息。而那種無形的氣場或style，才是讓人舒服或不自在的關鍵。

我們的網站曾經收到過中國學者的文章，其實觀點沒問題，很有意思。但説話行文的方式卻像在訓話。我和杉和秦討論這個問題時，她們説：這不就像很多華人父母和孩子説話的方式嗎？意思是：很多華人父母和孩子説話，不是在訓話，就是有話不説，或者含含糊糊，把該坦然討論的問題掃到地毯下面，就圖個表面相安無事，容不得平等討論商量的空間。這不是很多華人家庭的相處方式嗎？

人從小怎麼溝通，怎麼與人相處，怎麼建立關係；長大以後，就是那樣子面對社會，面對世界。我看西方學者的文章，每次要求中國人要透明，批評他們“戰狼”，或者搞不清楚他們要的是什麼，這一點都不奇怪。就連在新加坡華人家庭裏，親子之間，我們透明瞭嗎？有話直説了嗎？坦然面對問題了嗎？父母不訓話也能自然溝通了嗎？

西方世界要的都是一些什麼呀？

這樣的相處方式，在他們看來不管你怎麼説，都是authoritarian（威權）。他們特別警惕，覺得特別恐怖。

其實除了讓充滿正氣的人有機會面對面，我不知道溝通理解的高牆能夠怎麼打破。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慶幸我們活在一個有這麼不同觀點的世界裏。我不能想象一個只有美國的聲音，或者只有中國的聲音的世界。我很貪心，當我需要自由與民主的聲音的時候，須要破除壓抑感的時候，我希望看到有人可以堅定不移地站出來捍衞這些價值；當我想看到有體制採取雷霆手段解決貧富懸殊問題，改變社會陋習的時候，我也希望有人可以正氣凜然。儘管很多人對這些行為和宣言都充滿懷疑。

我們離開那個德國村莊時，莊主送來他自己的小樂團演唱錄製的德國歌曲，很熱情地邀請我們他日再聚，眼眶泛紅。我希望有一天，秦樓下的老太太口中的“中國人”不再是那樣高昂“驚怕”的語調。而至於孩子們作為華人和新加坡人，和中國、和世界之間的關係，我希望她們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