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參與美日印澳四邊合作進程分析—新古典現實主義視角_風聞

作者： 劉思偉，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南亞研究 2021年第 3 期

一、問題的提出

2017年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Quad）重啓並日益活躍，四邊合作的發展走向及其相關影響再次備受國際社會關注。目前來看，儘管四方之間的競合態勢依然具有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但相比早期的四邊合作，當前的四方互動已經呈現新特徵，不僅安全對話級別升級，互動議題也拓展至更多領域，各類合作網絡更為密集，除海上安全領域外還包括抗擊新冠疫情、應對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等在內的諸多非傳統安全領域。美日印澳四方之間在利益耦合性以及行動協調性方面已經有所提升，在此進程中印度的角色扮演尤為值得關注。儘管印度依然是四方合作中較為保守的一方，但印度對四方合作的態度已經從早期的"謹慎低調"轉變成為當前的"謹慎積極"，甚至有印度專家認為當前印度在加入四邊機制方面變得不再猶豫。

國內外學術界和政策界關於四邊機制和四邊合作的分析文章日益增多，其中也涉及印度角色的探討。國內已有研究較多關注印度參與進程中保守的一面，尤其強調印度戰略文化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例如有學者指出，印度是四邊機制中舉足輕重的角色，因利益構成和戰略文化的獨特性成為一個主要變量，其政策選擇將推進或抑制這一多邊組合的發展。 還有學者認為，“印太"四邊安全對話機制存在內在的"張力”，印美的戰略目標並不協調，儘管美國將印度拔高到其亞洲戰略的"支柱"地位，但美國的印太戰略對印度而言卻是"燙手的山芋"。不過也有一些學者強調印度的戰略主動性，指出印度試圖利用該平台尋求利益和地區影響力。有學者認為，2017年"四邊對話"重新活躍後印度對此做出積極回應，因為"四邊對話"的重啓符合印度的國家利益和戰略需求。有學者還特別強調印度決策中的中國因素，認為近年來印度對華心態有明顯變化，為了加大談判籌碼和展示對抗決心，印度積極推動四邊機制以遏制中國。同樣，國外政策界和學術界對於四邊合作中的印度角色也有大量的研究，並且有不同的國別視角，而近年來印度戰略界對四邊機制和印度角色的重新評估尤為值得關注。長期以來，印度戰略界大多認為印度應該對四邊機制保持謹慎態度。印度學者辛哈（Kushal Sinha）曾表示，在四邊機制框架下進行軍事合作不符合新德里的戰略目標和長期願景，印度政府應該堅持不結盟，謹慎平衡與西方、東盟和中國之間的關係，而不是為了針對某單一國家而與特定集團結盟。不過，近年來印度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強調四邊機制對印度有利的一面。印度辨喜基金會的古普塔（Arvind Gupta）就認為四邊機制的優勢是規模小、靈活、運營更快更好，而且它着重於實際成果。總體來看，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加大了對四邊合作中印度角色的研究，開始關注印度與四邊機制互動關係的新變化，但對於印度參與進程的演變過程則缺乏全方位探討，也缺乏相關的理論解釋。鑑於此，本文利用新古典現實主義分析框架，對印度參與四邊合作的進程演變進行深入分析，並試圖提供關於印度對四邊合作態度變化的解釋。

二、理解印度參與四邊合作進程的變量

新古典現實主義認同新現實主義的假設，即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在塑造國家外交政策中起着根本性作用，但它也吸收了古典現實主義者的見解，認為諸如領導人意向等國內因素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可將其視為干預變量，進而形成了對國際結構壓力的具體政策反應。也就是説體系因素並不直接決定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還需要引進諸多的干預變量，正是單元層面的干預性變量決定了面對體系壓力所應採取的外交政策。需要説明的是，該理論提出了體系和單位雙層次分析框架，但並沒有給出具體的標準式操作指南，而且長期以來對其干預變量選擇並沒有統一的標準，直到近年來才有學者總結列出了包括領導人意向、戰略文化、國內製度等六大變量。 因此，為了分析的可操作性以及結合本案例的實際情況，本研究提出了理解印度參與進程的三個變量——體系認知、決策者和戰略精英的戰略偏好以及政府權力。

印度是否參與四邊合作不僅僅是資源交換與具體利益取捨，它關涉印度的外交戰略選擇，即是否藉助外力實現其崛起。因此，在其進程中體系因素對印度參與選擇的決策十分重要，不過它並非直接發揮作用，而是取決於印度國內尤其是領導人對於體系的認知。事實證明，印度對四邊機制的態度變化與印度對國際體系信號判斷有關，尤其是所面臨威脅和機遇的清晰度。由於四邊機制從成立之初就有應對中國崛起的功能，因此印度對四邊機制和四邊合作的立場在很大程度上與印度對中國的"威脅"評估相關，與此同時也與印度對獲取來自四邊機制平台的相關利益和機遇的評估相關。同樣，決策者和戰略精英的戰略偏好也影響印度的選擇，由於參與四邊合作關乎印度的外交安全戰略選擇，而非一般的外交事務，決策者或多或少需要考慮來自國內的反應，包括關注國內戰略精英的偏好以及國內輿論動向等。另外，考慮到政府權力是否充沛將影響政策執行能力，尤其是調動國內資源的力量情況，因此它也是考察印度參與進程的重要變量。值得説明的是，雖然通常情況下印度的外交政策制定和執行不需要通過議會批准，但是對於重大的關涉國家安全戰略的議題，領導人必須考慮各類影響因素，尤其是懸浮議會與聯合政府時期的領導人可能面臨議會對其進行不信任投票。

本文認為上述三個變量是理解印度參與四邊合作進程的關鍵變量，可以較好地解析印度的角色變化。需要説明的是，目前大多數學者探析美日印澳四邊合作發展歷程是以2017年作為重要的時間節點，甚至不少政策研究者將2007年至 2016年視為Quad 1.0時期，2017年以來為 Quad 2.0時期。由於本研究主要探析印度的角色，而且分析變量涉及決策領導人對體系認知、戰略偏好以及政府權力等，所以本研究考察印度參與進程時將其分為曼莫漢·辛格政府時期（下文簡稱辛格政府時期）和莫迪執政以來的兩個階段。事實上，美日印澳四邊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4年四國在印度洋海嘯中進行人道救援行動時的相互配合。2004 年也正是辛格政府開啓十年執政的元年，而2017年四邊安全對話的重啓以及隨後四邊合作的升級與拓展都發生在莫迪執政時期。

總體來説，本文認為印度對四邊合作的態度經歷了一個轉變過程，即從辛格政府時期的"謹慎低調"轉變為莫迪執政以來的"謹慎積極"。此進程受到國際體系因素影響，但不是被動受體系刺激的結果，而是更大程度上融入了印度戰略選擇的主動性，可以説是受諸多國際國內因素的共同影響。本文只是基於新古典現實主義框架分析印度參與四邊合作進程的一種研究嘗試，並沒有涵蓋影響印度參與進程中的所有因素。同時，新古典現實主義框架儘管可以更好地解釋印度的行為，但難以精確預測未來走向。國際體系和國內干預變量的持續變化導致預測變得複雜而困難。但不能否認。新古典現實主義分析將為印度參與四邊合作的未來前景提供一些可能啓示。

三、辛格政府時期印度與四邊機制的有限互動

美日印澳四邊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4 年四國在印度洋海嘯中進行人道救援行動時的相互配合。據稱，此次救援行動給四國開展安全對話提供了靈感，並最終促成了四國官員於 2007年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第一次四邊安全對話。雖然該對話是非正式的。但被視為遏制中國的嘗試。2007年 9月，美日印澳及新加坡五國在孟加拉灣舉行五國軍演，成為四國在安全領域合作的早期實踐。但是，“四邊安全對話"機制並不穩固，四國在各自評估對華關係及對國家利益帶來的現實影響後，逐步降低四邊合作的"調門”，“四邊"框架下的安全合作在之後數年陷入沉寂。儘管如此，美日印澳之間各類雙邊和三邊的安全合作依然持續推進。關於印度的角色，正如有專家所稱，印度可能是四邊合作中最不情願的成員或者説是四邊機制的"薄弱環節”。事實上，這一點在辛格政府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雖然印度參與了四邊機制互動，但總體看其態度較為謹慎低調，當澳大利亞宣佈不再參加原定於2008年1月舉行的"四邊安全對話"時，印度也立即宣佈不參加對話。相比四邊合作，辛格政府時期印度更青睞與其他三方的雙邊合作，包括開啓印美核能談判，提升與美國防務關係，增進與日本和澳大利亞的安全合作互動等。辛格政府對四邊合作的"謹慎低調"態度可從體系認知、戰略偏好、政府權力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首先是體系認知。眾所周知，進入 21 世紀以來美國的相對衰落和中國崛起成為國際體系演變的顯著特徵。中國綜合實力提升確實在逐步改變地區以及全球力量對比，包括中美之間的力量對比，也包括中印、中日等力量對比。正如有學者評論道，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尤其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相對物質實力的加速崛起，使中美實力差距縮小，這給美國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體系壓力。這種情況同樣適用於印度，體系壓力在某種程度上促使印度思考如何應對中國崛起，包括是否需要依靠外力以及是否應該利用四邊機制來制衡中國。但總體來説，21世紀初印度國內對於是否藉助四邊機制力量制衡中國以及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藉助外力制衡中國並沒有清晰的認知。雖然印度參與了 2007 年四邊安全對話，並參與了隨後的五國聯合演習，但時任印度總理辛格也不斷辯稱該機制"沒有安全意涵"。事實上，印度在參加了首次四邊安全對話後曾向中國解釋四邊接觸不包括針對中國的安全內容，並且辛格總理公開表示"印度不會參加任何所謂遏制中國的企圖"。在印度看來，四邊合作並不會為印度帶來多大好處，可能成本大於收益。辛格政府時期，四邊安全合作領域較為狹窄，其合作議程"有限聚焦"於海上安全。因此這一時期的印度更加傾向於與美、日、澳等國的雙邊或三邊合作。例如，2007年五國參與的馬拉巴爾演習很快回歸到印美雙邊或印美日三邊演習。

其次是戰略偏好。事實上，除了顧忌中國的反應，印度奉行不結盟政策以確保戰略自主，不願與美國在戰略上抱得太緊，這也是印度對四邊機制保持高度警惕的一個重要原因。長期以來，受印度傳統戰略文化影響，印度決策者和戰略精英更多傾向認為印度應該堅持不結盟外交政策以確保戰略自主。例如曾在辛格政府任國家安全顧問的納拉亞 南（M.K. Narayanan）發表評論稱，“保持不結盟是一個好的建議。現在，印度似乎在美國的推動下加入了反華陣營，被置於聯盟內與中國對抗的前沿，這是不明智的，也不符合印度長期的利益，印度確保戰略自主的傳統思維依然發揮作用。” 印度對華鷹派學者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也曾於2007 年撰文表示，四邊倡議是民主國家不和諧的合唱。事實上，印度戰略偏好和傳統外交理念也是不斷發展演變的。例如，2012年印度智庫政策研究中心（CPR）發佈的《不結盟 2.0》報告指出，“戰略自主一直是印度對外交往的核心價值和目標，但不結盟應隨國際環境變化進行升級，從而使印度能夠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和巨大機遇的世界中持續不斷地追求利益。” 不過正如有專家指出，這份報告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印度傳統外交理念正發生變化，但它更強調不結盟的延續。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戰略精英對四邊機制的態度還與他們的對美態度密切相關。長期以來，印度戰略界對美方的不信任可謂根深蒂固。《不結盟2.0》報告的相關表述也説明印度戰略界對美國的不信任。雖然報告大篇幅論述如何防範中國，但也特別提出不能過於依賴美國。報告指出，“印度對美國具有特別吸引力，因為它是僅次於中國的最大新興國家，與北京關係又很複雜。印度要利用這種衍生價值是有風險的，一旦中美關係略有好轉，印美關係就會成為犧牲品。而且，如果中國對印度利益構成威脅，美國到底將做何反應還不太清楚。”

最後是政府權力。辛格政府兩個任期都是國大黨領銜組建的多黨聯合政府。跟歷史上國大黨獨掌政權的政府以及莫迪領導的強勢政府相比。在相關決策以及調動國內資源方面的權力或多或少受到制約。例如，2004年大選後國大黨加上其選前聯盟的 14 個盟友總席位離達到過半數尚差約 50 席，最終是在爭取了印度共產黨（馬）、印度共產黨、全印前進同盟和革命社會主義黨的外部支持後才組建了聯合政府。在外交戰略方面，其中一些政黨尤其是左翼政黨與國大黨存在較大的分歧。正如有專家評論，國大黨為了與經濟發展的主旋律配合，主張以經濟外交為重點，大力發展和美國的關係。但是左翼政黨認為美國是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方面對外實施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事實上 2005年開始的印美核協議談判就反映出辛格政府政策執行力受到國內相關力量的制約。辛格政府力促與美國達成核協議，但國內存在反對聲音，包括左翼政黨的反對，甚至辛格總理不得不應對議會發起彈劾程序的挑戰。誠然，即便面臨不信任投票，辛格政府還是儘可能推動美印核協議的達成，也努力強化與美國的防務合作，甚至與美方討論了後勤保障協議。不過，一些協議僅僅停留在討論階段，沒有正式簽署。在此背景下，辛格政府對於由美國主導的四邊機制（並且很快被貼上"亞洲北約"的標籤）的謹慎態度也就不難理解。

四、莫迪執政以來印度參與四邊合作的新變化

2008年四方合作陷入沉寂後的十年間，美日印澳之間的雙邊和三邊互動密切，甚至形成了一種合縱連橫的立體關係網絡。這種網絡為四邊安全對話重啓提供了動力，同時印度與其他三國的各類互動也明顯增強。自2017年11 月美日印澳四方再次啓動了四邊安全對話以來，從高官會談到外長會議再到領導人峯會，四邊機制不斷發展，四方合作領域不斷拓展，在此進程中印度對四邊合作日益重視。莫迪上台執政後印度對四邊合作的態度並沒有完全改變保守謹慎的底色，尤其是在莫迪政府第一任期。雖然印度依然是四方中保守的一方，但隨着印度與四邊機制的互動實踐越來越多，印度的態度有所改變，對四邊合作的重視程度也逐步提升，在特定議題領域的積極主動性明顯增強。總體來看，莫迪執政後，印度對四邊合作的態度相較前任更加積極，而且更熱衷主動參與，以塑造符合自己利益的四邊合作網絡。

首先是體系認知變化。相較前任，莫迪政府對於來自國際體系的機遇與威脅包括四邊機制對印度的利弊有新的評估。

其一是對中國"威脅"的再評估。雖然莫迪上台後並沒有公開特別強調中國"威脅"，但這種認知是清晰明確的。近年來莫迪政府對華政策偏於強硬，尤其是在邊界問題上，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加深了中印兩國圍繞邊界問題的矛盾分歧，甚至引發了嚴重的邊境對峙事件，如 2017年的洞朗對峙事件以及 2020年中印加勒萬河谷衝突事件。這些危機事件進一步強化了莫迪政府將中國視作競爭對手的認知，近來印度外長蘇傑生公開將中國視作印度的"充滿挑戰性的鄰國"。另外，中國加速崛起也讓印度決策者感受到了一定的壓力，使其藉助外力制衡中國的決心有所上升。事實上，21世紀以來中印兩國都以較快的速度發展，兩國成為推動亞洲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但兩國的實力差距並沒有縮小而是進一步擴大。例如，2005年中國GDP是 2.286 萬億美元，位列世界第五，到 2019年中國GDP 達14.28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二，約佔世界的16.34%。2005年印度 GDP 為8203.82億美元，位列世界第十三，而到 2019年印度GDP達 2.869 萬億美元，位列世界第五，但只約佔世界的3.27%。在人均GDP方面，印度的人均 GDP約為中國的五分之一，而 2020年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拉大了雙方經濟差距。另外，近年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更加積極主動與奮發有為，推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也遠超過印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讓印度感受到壓力。印度對中國與南亞國家的"一帶一路"項目合作更是警惕，並將其視為對印度的戰略包圍。可以説，印度對所謂的"中國威脅"感知日益強烈。2019年12月皮尤調查顯示，73%的印度受訪者認為中國日益增強的軍事實力對印度構成威脅。不僅如此，還有61%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對印度來説也是一件壞事。印度專家的一些論述似乎也印證，印度日益重視四邊合作有明顯的中國因素考量。有專家評論指出，“印度和中國之間的經濟和軍事差距正在擴大。這從戰略上削弱了印度。印度面臨的挑戰是在建立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同時，與其他國家建立夥伴關係，這可能會限制中國的擴張。“印度知名戰略家拉賈·莫漢（C.Raja Mohan）就指出，印度熱衷於實現四方對話的發展是為了防止出現中國主導的單極亞洲。

其二，中美關係競爭加劇以及美國加大拉印製華力度讓印度看到了新機遇，也在某種程度上促發其重新思考與四邊機制的關係。印度在四邊合作網絡結構中不是實力最強者，但是其擁有特殊地位而備受重視，尤其是受到美國的重視。事實上，隨着中國實力上升，美國出於維護其霸權的戰略考慮，視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甚至是唯一的戰略競爭者。 不過，鑑於美國實力相對衰落，它似乎越來越傾向於採用一種更低成本的模式來開展全球活動，進而允許甚至鼓勵其地區盟友在地區安全中扮演更強大、更積極的角色。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蓬佩奧（Mike Pompeo）曾公開指出，“四方機制將在未來的努力中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確保中國僅保留在世界上的適當位置。” 雖然印度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美國盟友，但它越來越被美國視作其重要的戰略伙伴，尤其是在制衡中國方面。特朗普政府提前解密的《美國印太戰略框架》宣稱，一個強大的印度與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將起到制衡中國的作用。隨着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美國更是加大拉印製華力度，開出的利誘清單也不斷加碼。《美國印太戰略框架》就提到，應該加快印度的崛起並增強其作為淨安全提供者和主要防務夥伴的能力，其具體行動措施包括∶擴大美印國防貿易和轉讓國防技術的能力，以增強印度作為主要防務夥伴的地位;加強美印在共同的地區安全問題上的合作，並鼓勵印度參與印度洋以外的地區事務;支持印度加入核供應國集團（NSG）;通過外交、軍事和情報渠道向印度提供支持，以幫助解決諸如與中國的邊界爭端和水資源問題等。 除此之外，正如印度專家認為的，美國所提供的利益誘惑清單還包括美國在跨境恐怖主義問題上向巴基斯坦施加壓力，美國宣傳支持印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

其三，近年來四邊合作也通過新的議程設置拓展了合作領域，包括印度熱衷的諸多新議題，如網絡空間、關鍵技術、反恐、生物安全、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以及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等。 在印度看來，加強與美日澳在上述領域的合作是難得的機遇。除此之外，印度也日益重視參與進程中的諸多非物質利益，如"身份認同”。近年來美日印澳四方不僅強調四邊合作是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更是借其強化彼此所謂"印太國家"的身份認同，宣稱四邊合作意在構建"自由開放的印太秩序”，甚至有意打造更大範圍的"印太合作網絡"。印度外長蘇傑生 2020年 10 月在東京參加第二次四國部長級會議時強調"四邊"是"志同道合的國家"，並提到"作為具有共同價值觀的充滿活力的多元化民主國家，我們集體確認維持自由、開放和包容的印太的重要性"。正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學者巴魯哈（Darshana M.Baruah）所説，“印度將四邊機制視為一個提供解決方案的平台，並希望在其中發揮領導作用。印度希望通過’印太倡議’以及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以實現其戰略利益。為實現這一目標，新德里目前正積極制定合作框架，以應對如基礎設施發展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等問題。在更廣泛的層面上，與四邊機制成員國建立夥伴關係，不僅可以幫助印度獲取戰略利益，而且還可為緩解自身壓力提供政策選項，同時也能夠為印度在地緣政治競爭中塑造世界領導者的角色和形象增添可信度。”

其次是戰略偏好的變化。與辛格政府相比，莫迪在處理對外政策方面似乎有意突破一些傳統價值觀，取而代之的是更傾向於採取新舉措以尋求擴大印度在新興全球秩序中的影響力。 事實上，考察莫迪政府對外政策實踐可發現，傳統不結盟因素在其中呈現弱化趨勢。2017 年莫迪政府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召集人拉加萬（P.S.Raghavan）甚至公開表示，印度外交政策已從不結盟走向"多向結盟"。印度政府高官也提出"議題式結盟"，即印度會根據自身利益需要在不同的議題上與相關國家或國家集團結盟，以保障其外交的靈活度和自主性。值得一提的是，莫迪還曾於 2016年和2019年連續兩屆未參加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成為首位缺席該會議的印度總理。近年來印度與美國簽署一系列盟友式的防務協議也表明，莫迪政府已不再受縛於不結盟政策傳統。例如，印度於 2016 年、2018年和 2020年與美國先後簽署了《後勤交流協議備忘錄》（LEMOA）、《通訊兼容與安全協議》（COMCASA）和《地理空間合作基本交流與合作協議》（BECA）。據美國國防工業消息人士指出，BECA 簽訂後印度將與美國共享地形、航海和航空數據，並允許美國提供更加先進的導航輔助設備與航空電子設備，提高印度軍隊在無人機、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方面的偵察打擊能力。雙方完成了通常所説的兩國之間深度軍事合作的三大"基本協議"。這些舉措為印度更深入融入四邊合作奠定了基礎。

近年來印度戰略界的戰略選擇偏好也發生了某種程度上的轉向。儘管對於印度是否應該放棄不結盟政策依然存在爭議，但印度戰略界已出現一種聲音，即印度並不一定要通過不結盟來確保戰略自主。例如有印度專家就認為，為了有效地平衡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印度需要在建立這些聯盟時更加果斷，因為能否確保當前的戰略自主很可能取決於戰略伙伴關係的牢固基礎。 的確，雖然目前印度戰略界繼續強調戰略自主，但不結盟因素有所弱化。甚至有印度戰略學者強調四邊機制對確保印度戰略自主權的重要性，認為中國已成為印度的最大挑戰，印度加入四邊機制就是對這種地緣政治的回應。

印度戰略精英羣體當前關於中國崛起將對印度產生負面影響的認知正在增強，更多地認為中國是印度的戰略競爭對手，對印度發展與安全形成挑戰，尤其是 2020中印邊境對峙事件之後。在此背景下，不少戰略學者主張印度積極參與四邊機制互動以達到制衡中國的目的。有印度學者指出，儘管印度仍在權衡與四邊的關係及政策選項，但鑑於與中國戰略矛盾的長期性，印度有必要充分增強與美國在四邊及印太地區其他機制中的戰略接觸。還有學者稱，儘管四邊機制距離軍事同盟還很遙遠，但固有的向北京發出的戰略信號無疑會增加其威懾力。前印度駐華大使班浩然也發文稱，“基於2020年夏天中國在拉達克東部想要改變現狀的行動，印度要加強與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尤其是美國。現在是時候讓澳大利亞加入馬拉巴爾海軍演習了，也是加強四邊機制並與這些國家共享情報的時候”。潘特（Harsh V.Pant）則認為，“在中印邊境緊張局勢加劇之際，新德里不僅希望加強與印太地區夥伴的關係，還打算在邊境緊張局勢加劇之際向北京發出一個強烈的信號，即印度與聯盟內國家的軍事夥伴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而中國在邊境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將會使這種關係變得更為牢固。“近年來印度戰略界對美國的不信任度也有所降低，甚至有印度戰略家呼籲印度應更加自信地擁抱印美戰略伙伴關係。拉賈·莫漢就指出印度的官方立場已經擺脱反美主義傳統，呼籲印度學者需要避免意識形態偏見，要跟上決策者的思維和步伐，在他看來美國在經濟和安全領域對印度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印美兩國的"共同政治基礎"也在穩步擴大。有印度智庫專家還表示，“雖然印度對維持獨立外交政策及戰略自主權很敏感，印度的輿論對軍事聯盟一詞也並不友善，但印度並不介意與夥伴國家進行充滿安全內容的戰略合作。中國崛起的令人不快的後果是印度謹慎地克服了建立國防與安全夥伴關係的某些猶豫，印度意識到四邊機制的積極潛力並支持其逐步發展。” 總之，近年來印度戰略界更加強調四邊機制對印度有利的一面，這也一定程度上讓印度政府做出加強與四邊機制互動的決策時變得更為容易，至少不用太多考慮所謂來自戰略精英和國內輿論的壓力。

最後是政府權力的變化。除了體系認知和戰略偏好方面的變化外，政府權力尤其是調動國內資源的力量等方面也是理解印度角色轉變的重要變量。正如有學者分析，在莫迪的領導下，印度進入了一個"強勢政府"時代，印度的對外政策也受到這種"強勢政府"心態的影響。印度日益重視四邊機制與莫迪政府試圖展現印度的大國形象、向世界證明印度具有重塑大國關係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利益及外部環境的能力不無關係。眾所周知，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BJP）在 2014年大選中贏得議會人民院 542個議席中的282個席位，儘管席位過半但仍沿襲了多黨聯合執政的格局。BJP 在 2019年的大選中贏得 303席，大大超過了獲得議會人民院多數席位所需的272個席位。強勢政府的心態和標籤不僅可能強化了莫迪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展現印度強大與自信的決心，也讓其具備了辛格執政期間多黨聯合政府不具備的一些優勢，例如莫迪政府發展對美關係以及參與四邊合作時可以不用過多考慮來自其他政黨的反應。

近年來莫迪政府在推動參與四邊合作進程的同時，在塑造國內輿論以爭取國內支持方面也採取了諸多措施，並取得一定成效。莫迪政府團隊包括其本人在國內積極宣傳四邊合作的好處。2021年3月四國領導人峯會後，莫迪演講時這樣推銷四邊合作機制;“我們團結於我們的民主價值觀和我們對自由、開放和包容的印太的承諾。我們今天的議程涵蓋了疫苗、氣候變化和新興技術等領域，使四邊機制成為推動全球公益的力量。” 這些積極話語塑造以及印度獲取日益增多的實際利益確實正改變印度各界對四邊機制的評估。以疫苗合作為例，四國已決定針對印太地區的國家啓動一項特別的疫苗合作計劃。根據美國白宮發佈的情況介紹，美國將向位於海得拉巴的疫苗企業提供資金，到 2022年年底生產至少 10 億劑新冠肺炎疫苗;日本將向印度政府提供日元優惠貸款，以擴大用於出口的新冠肺炎疫苗生產;澳大利亞將出資7700 萬美元用於疫苗銷售，重點放在東南亞。對此印度專家評價，“這是所有人的雙贏局面，如果成功，該模式可以在其他領域複製，以產生重大的經濟、商業、技術和社會效益。”

五、印度參與四邊合作的前景

雖然新古典現實主義分析框架較好地解釋了印度參與四邊機制進程演變，但是國際體系和國內干預變量的持續變化使得對未來的預測變得複雜而困難。而且四方機制涉及四國，需要對這四個國家在其利益、價值、威脅感知、能力和地緣戰略等諸多方面如何兼容進行更深入的評估。未來，無論是四邊機制還是印度的角色依然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因素，包括四方國內對國際體系中的威脅和機遇可能做出新的評估進而調整相關政策。但考慮到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在政策和思維方式等方面更具有協調性，未來四邊合作的步伐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印度的政策選擇。

其一，印度對國際體系認知在很大程度上會決定印度政策選擇的區間。未來如果印度繼續認為國際力量對比朝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並認為這將不利於印度發展並擠佔印度戰略空間，那麼印度應該會繼續積極參與四邊合作，並將其作為"藉助外力"制衡中國的政策選擇之一。同時，來自體系層次的其他因素也不能忽視，尤其是俄羅斯因素。俄羅斯仍然是印度最大的國防裝備供應國。印度專家就強調，儘管印度與美國發展友好關係，但保持與可信賴盟友俄羅斯的良好關係仍然是印度的首要任務，決不能被稀釋。事實上，俄羅斯已經暗示四邊機制會不可避免地損害俄羅斯與印度的關係。正如有評論認為，這種觀點並不完全牽強，尤其是考慮到美國政府的《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案》（CAATSA）時。CAATSA 威脅要對購買俄羅斯軍事裝備的任何國家進行制裁，印度也不例外。近來美國繼續向印度施加壓力，要求其放棄購買俄羅斯的"S-400"彈道導彈防禦系統。2020年 12月，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發言時指出，四邊機制是西方的"新遊戲”，旨在將印度納入反華戰略並破壞印俄關係。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印度依然是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印度依然期待參與包括中國與俄羅斯在內的一些多邊組織以獲取相應收益。印度或許是希望嘗試同時在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和四邊機制中保持重要地位，以便根據具體問題增進其利益。但隨着國際戰略環境包容性變小，印度這樣具有議題傾向性的平衡外交可能變得難以實現。

其二，印度參與四邊機制的積極程度還將受到包括戰略偏好以及政府權力等一些國內因素的影響。目前來看，印度戰略界對參與四邊合作的態度相比之前更為積極，對四邊合作拓展至更多領域有所期待。可以預見，印度將會在一些議題領域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尤其是在諸多非軍事的軟性議題領域。除了安全領域的合作，印度還會期待四邊機制成員在經濟方面開展相關合作，包括在印太地區聯合開展基礎設施開發項目。2021年4月，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三國貿易部長會晤後正式啓動了"供應鏈彈性倡議”， 三國試圖通過整合雙邊與多邊供應鏈網絡，打造三國供應鏈"互補關係"以提升自身產業競爭力。

鑑於傳統不結盟外交思想在印度戰略界和政策界仍有一定影響，加之印度對戰略自主性的追求，可以預見印度未來仍將是四方機制中保守的一方。正如澳大利亞專家所評論的，“與日本和澳大利亞不同，印度沒有與世界軍事強國正式結盟的偏好，而且出於戰略文化的原因，印度也沒有尋求這一點。儘管它放棄了先前的不結盟政策，但已將其替換為多向結盟戰略，以保持最大的戰略自主權。這種戰略自主權帶來的負面後果是，印度將無法或也不會期望四國集團直接參與中印邊界問題。對於印度而言，戰略伙伴（例如美國）在危機中的可靠性仍然存在疑問，其中一些戰略機構仍對美國在冷戰期間對巴基斯坦的支持及其在國際核軍控中的領導作用記憶猶新。” 的確，根據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的最新研究，相比其他國家，印度戰略精英對四邊機制軍事化和制度化的反應更加複雜，對於是否應該建立新的四方秘書處以及成立由四國成員組成的常設軍事工作組持懷疑態度。對此，CSIS報告指出，考慮到長期以來印度對主要武器系統依賴非美國裝備，以及不結盟戰略對印度戰略思想的持續影響，印度受訪者的負面結果是可以預見的。

四方利益差異性，尤其是印美之間的利益與價值理念的分歧也可能影響印度對四邊機制的態度。例如，美國第七艦隊軍艦未經印度同意闖入"印度專屬經濟區"實施所謂的"航行自由行動"就激起了印度國內的反對聲。有印度專家稱，在這種緊張的環境中，美國決策者應該認真地重新評估其不斷擴大的全球航行自由行動（FONOP）政策，以免疏遠朋友而不是阻止對手。但美國堅持認為，印度人的疑慮是放錯了地方，稱這是主張航行權和自由的無害通行。此外，即便是在四方力推的防疫合作領域，印美也存在一定利益分歧。自2021年3月以來，在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惡化的背景下，印度呼籲美國解除新冠疫苗原材料出口禁令，但美國方面卻援引《國防生產法》宣稱美國方面有權利為本國公司保留疫苗原材料。儘管拜登政府隨後改變了立場，同意解除禁令幫助印度共渡難關，但印度國內輿論對美國之前的做法表示不滿。因此在當前特殊情況下，印美關係的互動情勢仍值得高度關注，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會影響印度與四邊機制的互動關係。

結 語

印度是美日印澳四邊機制中的關鍵角色，也一直是四方中最保守的一方，但印度與該機制的互動關係還是呈現出動態性變化。目前來看，印度對四邊合作的態度經歷了從辛格政府時期"謹慎低調"到莫迪執政以來"謹慎積極"的轉變調整。印度日益重視四邊合作是一系列來自國際體系層次和國內層次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本研究在重點考察印度對體系認知、印度決策者和戰略精英的戰略偏好以及政府權力三個變量的基礎上認為，印度領導人及戰略精英對中國威脅感知增強及其對通過與美、日、澳等動合作以獲取收益的機遇的重視，以及對美國的不信任感有所降低是促使印度改變對四邊機制態度最為重要的因素。此外，政府權力充沛與否也影響了印度參與進程，莫迪領導的強勢政府相比辛格領導的聯合政府更能操控參與程度與方式。四邊合作的發展前景以及印度的未來角色依然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印度很可能仍是四邊合作中保守的一方，但強化與美日澳等國的戰略互動和相關領域合作仍是印度政策選擇中的優先與重點議題。至少在莫迪執政期內，印度會繼續重視四邊機制平台，積極參與四邊合作網絡構建，尋求使其向符合印度自身利益偏好的方向發展。目前，四邊合作具有明顯針對中國崛起的意圖，將對中國的國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構成挑戰。鑑於美日印澳四邊合作已經開始涉及更多領域，包括非傳統安全領域和經濟領域，中國要警惕四方聯合更多國家在相關領域構建"夫中國化"的印太合作網絡。儘管這些網絡目前是以"小網絡"形式出現且短期內難以形成合力，但其明顯的"排他"性質無疑會對"一帶一路"建設構成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