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羣：從文化視角看我國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_風聞

多年來市場的一個疑問是，世界上很多經濟體都掉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我國能夠擺脱這一命運嗎？即我國經濟能夠過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嗎？

二戰以來只有13個經濟體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應該説，這一疑問是有根據的。的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上100餘個中低收入的經濟體中只有13個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成為了高收入經濟體，其餘的要麼經濟還未起飛，仍處於低收入狀態，要麼經濟曾經起飛但未能持續而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有從發達經濟體而回落進“中等收入陷阱”者，典型的是拉美的阿根廷和亞洲的菲律賓。13個實現了跨越的經濟體中，又只有7個成為了發達經濟體，5個在亞洲，即日本、南韓、中國香港、新加坡與中國台灣。

我國即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但其實，時至今日，這一疑問應該已經可以輕鬆得到解答了；對我國而言，現在已經不是能不能夠跨越的問題，而是何時跨越的問題，而何時又是今後3年中哪年的問題。

根據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2020年的定義，“中等收入陷阱”門檻，即中等收入經濟體與高收入經濟體的分界線為人均GDP12535美元。

2020年我國人均GDP為72447元人民幣。以美元計，按2020年人民幣兑美元平均匯率6.8974計算為10504美元，離12535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門檻差19.3%; 按當前人民幣兑美元匯率6.46計算為11215美元，離12535美元只差11.8%。

關於2021、2022和2023年我國GDP的增長速度，市場預測分別在8.5%、5.5%和5.5%左右（實際增長速度），即今、明、後三年共增長21%左右，已明顯超過11.8%了。則，按2020年價格和當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6.46並每年人口自然增長率以2020年的0.33%計算，我國人均GDP2021、2022和2023年將分別達12128美元、12753美元和13411美元，2022年就超過“中等收入陷阱“門檻的12535美元，2023年更大幅超過。這就是説，我國將在2年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若考慮預測誤差，在2023年，即在3年內跨越應該是穩當的。關於這一結論，只要今後2、3年我國經濟不出現大的問題，其實已經是一個算數的問題了。

人的經濟行為是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那麼有人會問，為何世界上這麼多經濟體都不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我國能夠呢？這可從多個角度來回答；以筆者之見，若要從根本上回答，應該考察國人（我國人民）與他國人在經濟行為上的差異。

社會是人的組合，社會活動是人的活動，因而人的社會行為是一切社會活動強度與效率的決定性因素。盤古開天地後世間的一切都是人創造出來的，人是推動社會不斷前進的真正動力。

經濟活動當然也是人的活動，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因而人的經濟行為是經濟活動強度與效率的決定性因素。高強度與高效率的經濟活動推動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因而人的經濟行為是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的決定性因素。人的經濟行為對於經濟發展的意義和重要性早已為經典思想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所認識與強調，包括馬克思、毛澤東、韋伯、舒爾茨、熊彼特、劉易斯、亨廷頓、劉遵義、金耀基等。

國人的五大經濟行為特徵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決定性因素

那國人的經濟行為如何呢？有心且仔細觀察並與他國人認真比較，不難發現現代國人的經濟行為呈現五大特徵，即超高的致富慾望、超強的吃苦精神、熾烈的學習熱情、高昂的儲蓄/投資意願、和強烈的攀比心理。

正是此五大特徵，在過去的40餘年微觀上致使國人比他國人更強烈地嚮往致富、更吃苦地勞動與工作、更具熱情地學習與進步、更節省地生活但更多地投資、和更用心地去競爭，宏觀上則導致我國勞動力與物質資本大量投入、人力資本大幅提升、技術快速進步、結構迅速優化與制度不斷改革，從而經濟以年均9%以上的增長速度高速增長，進而創造了人類歷史最大的經濟增長奇蹟。

又正是此經濟增長奇蹟，使得我國人均GDP從1978年的156美元飆升到2020年的11215美元，如前所述，已至“中等收入陷阱”門檻的邊緣並即將跨越這一門檻。

這就是説，國人的五大經濟行為特徵是我國即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決定性因素。

有人會説，這五大經濟行為特徵外國人也有啊？的確，這些特徵在一些外國人身上也有所呈現，但是，沒有國人如此全面與鮮明，沒有五大特徵齊備，更沒有達到”超高“、”超強“、”熾熱“、”高昂“與”強烈“的地步，包括那些所謂儒家文化圈國家與地區的人。所以，五大經濟行為特徵為國人所獨有，這就解釋了為何人類最大經濟增長奇蹟獨一無二地產生於我國和我國不會像很多經濟體那樣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五大經濟行為特徵來自於國人的“有為”精神

國人五大經濟行為特徵的一個共性，正像“超高“、”超強“、”熾熱“、“高昂”與“強烈”所體現的，就是“狂熱”（中性詞，沒有貶義），因而改革開放後國人的經濟行為可用“經濟狂熱”來形容。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改革開放前國人的行為可用“政治狂熱”來形容，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

所以，改革開放前、後國人的行為有一個共同點，即“狂熱”，只是對象不同，前是針對政治的“狂熱”，後是針對經濟的“狂熱”。“狂熱”表面上意味着行動力的超強，背後卻意味着精神上的“有為”。因而國人改革開放之前的“政治狂熱”和之後的“經濟狂熱”表明了精神上的一個共同點，即“有為”精神。

上了年紀的一些國人經常掛在嘴邊而他國人難以理解的“事業心”、“上進心”、“幹一番事業”、“闖一番天地”及“光宗耀祖”等詞語，正是國人“有為”精神的真實、確切與生動寫照。

“有為”精神源於儒家的“入世有為”主義

“有為”精神又源自何處呢？，精神上的東西當然源自於文化、哲學或宗教。國人的“有為”精神當然來自於我國獨特的文化、哲學或宗教。我國的文化、哲學或宗教有儒、釋、道三家並立又融合之説，但總體而言儒家占主導地位，因而國人的“有為”精神源自於儒家文化、哲學或宗教。

儒家文化、哲學或宗教與其他文化、哲學或宗教（包括本土的道教、佛教和世界的天主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甚至基督教）的一個最大區別，就是確定性地並一以貫之地“入世”；其他文化、哲學或宗教則都是以“出世”開張，後來部分地引入了“入世“元素。

儒家“入世”為何？首先是與其他宗教同樣“為善”，因而“入世為善“是儒家學説的首要支柱。但不僅如此，儒家還強調努力與有效地”為善“，既要”有為“。所以”入世有為“是儒家學説的另一大支柱，且是區別於其他文化、哲學或宗教的關鍵所在。

為做到“入世有為“，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有為“的途徑、方法、標準及規範，形成了一個”入世有為“主義體系。所以，儒家有兩面性，有注重”為善“的保守性一面，也有強調”有為“的進取性一面；兩面都很鮮明。

如此的儒家“入世有為”主義正是國人“有為精神”的文化或哲學淵源；國人的“有為”精神正是在儒家的“入世有為”主義的長期薰陶下培育出來的。因而，儒家的”入世有為“主義是國人五大經濟行為的思想源泉，進而是過去40餘年我國創造了人類歷史最大經濟增長奇蹟和即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文化或哲學淵源。

文化視角下的“中等收入陷阱”跨越

鑑於以上分析，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很多經濟體不能，而我國能且即將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了。其實，第二世界大戰後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並達到發達水平的7個經濟體中5個都是所謂儒家文化圈，或起碼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亞洲國家或地區，即日本、韓國、中國香港、新加坡和中國台灣，由此就不難可看出儒家“入世有為”主義對於經濟快速發展的意義了。

這就是文化視角下我國經濟即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