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搞“大東亞共榮圈”的想法從哪裏來的？【章永樂·門羅主義02】_風聞

文 | 章永樂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章永樂，上次我們講了“門羅主義”在美國所經歷的解釋變遷，今天我們來講講近代德國與日本對於“門羅主義”的接受和運用。

德國與日本在建構區域霸權的過程中，曾經藉助了美國建構區域霸權的經驗。美國在拉丁美洲搞霸權，德日兩國的精英看了很羨慕，也想在自己所在的區域當中做同樣的事情。但是，美國已經從區域霸權走向全球霸權，它上了房子，就要抽掉梯子，它重新解釋了“門羅主義”，反對德日兩國做它自己做過的事情。

所以德日兩國的精英就採取了這樣一種論述：把美國的“門羅主義”切成兩截，抬高美國區域霸權階段的“門羅主義”解釋，反對美國建構全球霸權時期的“門羅主義”解釋。這種論述就好像是魯迅先生筆下阿Q説的“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我們先來看德國。一戰之前，有不少關於德國究竟應該建立一個“大德意志”還是“小德意志”的討論，尤其Mitteleuropa（“中歐”）這個核心概念詞，凝聚着很多德國政治地理學和地緣政治學家的空間想像。不過，當時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的野心遠遠超出“中歐”，他的口號是Weltpolitik，世界政策，試圖在全球尋求與大英帝國的均勢。

德國在一戰戰場上遭遇挫敗，國內爆發了共和革命，全球霸權的計劃短期之內是沒有希望了。新生的魏瑪民國當時能夠想象的最大的近期目標，是在歐洲建立一個區域霸權，但即便是這個相對有限的目標，也受到了戰後的凡爾賽-華盛頓系統的系統性阻礙，德國精英經常覺得國際聯盟和美國對德國懷有深深的惡意。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德國，對“門羅主義”討論最為系統的是公法學家卡爾·施米特。**在這裏值得説一句，**中國有自己的價值尺度，我們沒有義務用二戰之後德國人的政治正確去衡量一切。

從中國近代的歷史經驗出發，施米特可以被解讀為一個立足於區域霸權的理論家，他一方面積極批判全球霸權，反對基於普遍主義的帝國主義-干涉主義，另一方面，他實際上又經常對區域內部的弱小國家和民族採取無視和壓制的態度。

我寫過一篇文章，裏面談到晚清的中國知識分子對於被普魯士、奧地利與沙俄三國瓜分的波蘭是比較同情的，但施米特對波蘭是一點也不同情。他説波蘭本來就不構成一個國家，所以事實上根本沒有瓜分波蘭這回事，因為你不可能瓜分一個不存在的東西。

施米特首先對“門羅主義”做了解釋，他把“門羅主義”切成兩段，認為剛誕生不久的“門羅主義”是正宗的，它是要捍衞美洲這個確定的空間，排斥外部干涉，但後來經過老羅斯福和威爾遜的解釋，這個“門羅主義”跟美洲這個空間逐漸脱離關係，它已經被普世主義-干涉主義所污染，已經是不正宗了。

施米特的姿勢就是要用“正宗”的“門羅主義”來反對“不正宗”的“門羅主義”。在剖析“門羅主義”話語的基礎之上，施米特提出“大空間”（Großraum）理論，他認為美洲就是美國的“大空間”，而美國在美洲這個大空間裏，發揮了Reich的作用。日本人把這個Reich意譯為“主導國”。按照施米特的看法，“主導國”是運用自己的民族的政治原則而非某種普世主義的政治原則來輻射整個大空間，拒斥外部勢力的干涉。

他對世界秩序的想象是全球應當劃分為若干個大空間。這樣原來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法，也就必然會發生重大變化，分化為調整各個大空間內部國家關係的法，調整不同大空間之間關係的法，以及調整屬於不同大空間的國家間關係的法。

按照施米特的設想，美國還是可以把美洲作為自己的大空間，德國將在歐洲擁有自己的大空間，日本將在東亞建立一個大空間。所以在中國抗戰期間，施米特同情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國的抗戰軍民。雖然在二戰之後施米特曾對中國革命中的游擊戰表達了欣賞，但他在二戰期間對於日本的支持，始終讓我感到非常不舒服。

希特勒以及他的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裏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在當時也有意識地運用美國的“門羅主義”來支持德國在中歐的擴張，反對美國對德國擴張的干預。他們認為美國在美洲可以做的事情，德國在歐洲也可以做。這個策略就類似於阿Q的想法：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至於“小尼姑”到底怎麼想，不是他們關心的。

我們不清楚希特勒及其政府對“門羅主義”的運用是否受到施米特的影響。在施米特提出“大空間”理論的時候，在政治上已經不太受納粹黨的信任了，當時還有人攻擊他的“大空間”理論，認為“種族主義”味道不夠。

但是我們能夠確定的是，施米特的大空間理論很快就傳播到日本，Großraum被翻譯成“廣域”。在二戰期間，日本不少國際法學家仿照施米特的想法，開始去建構所謂“廣域國際法”，“大東亞共榮圈”就是日本的“廣域”，偽滿洲國和汪偽政權，被視為“廣域”裏面接受“主導國”“指導”的“國家”。

上面我們講了德國，現在我們來看日本。日本受“門羅主義”影響的過程更為複雜。1872年，日本外務省聘請了法裔美國人李仙得（Charles W. LeGendre）作為顧問，李仙得鼓吹日本應該在亞洲實行某種形式的“門羅主義”，用自身的文明來引導亞洲，模仿學習歐洲列強對於亞洲各國的做法。

他這麼説：“人們必須勇敢地採取行動，以期在亞洲升起太陽旗並擴大我們的帝國。為了成為亞洲各個國家的保護者，防止歐洲向我們的領域擴張，這些行動是必要的。這一政策類似於美國在歐洲滲透和侵略美國勢力範圍之際所採取的政策。”

當時日本已經出現呼籲亞洲各民族以日本為盟主團結起來抵抗歐洲列強侵略的“亞洲主義”主張。到了19世紀末，“亞洲主義”和“門羅主義”結合在一起，標誌性人物就是近衞篤麿，就是二戰期間日本首相近衞文麿的父親。近衞篤麿在日本政論刊物《太陽》上發表一篇文章，認為黃白兩個種族終有一戰，日本要把黃色人種團結起來，和白人進行決戰；東亞各國要接受日本的領導，而日本要“保全中國”，防止中國被歐洲列強瓜分。

近衞篤麿擔任了東亞同文會的會長，這個組織對當時留日的精英，無論是革命派還是保皇派都有很大的影響。近衞篤麿既和孫中山交往，也和康有為交往。康有為第一次見他的時候，近衞篤麿就非常清楚地跟他説：“今天的東洋問題已不單純是東洋問題，它已經成為世界問題。歐洲列強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東洋競爭。東洋是東洋人的東洋。東洋人必須有獨立解決東洋問題的權力。美洲的門羅主義也是這個意思。實際上，在東洋實現亞洲的門羅主義（亜細亜のモンロー主義）的義務就落在了貴我兩邦的肩上。”

但是，日本當時的力量還比較弱。所以近衞篤麿雖然提出“亞洲門羅主義”，日本政府還是不敢將它作為官方政策表述。1902年，日本和英國訂立同盟，日本官方就更加不敢講“黃白種爭”了。它在外交上長期採取“協調主義”。就是碰到事情，先要和西方列強尤其是英國協調。

但在這個時候，美國開始鼓勵日本講“門羅主義”。日本時任外交代表金子堅太郎是西奧多·羅斯福在哈佛大學的同學，據他的回憶，在1905年日俄戰爭之後，召開朴茨茅斯會議之前，西奧多·羅斯福在會見他的時候提出，日本作為亞洲唯一一個理解西方文明的原則與方法的國家，有資格成為亞洲的領袖，推行“亞洲門羅主義”，在從蘇伊士運河到俄羅斯勘察加的廣大地域（排除俄國領土和英、法、葡殖民地）中擔任盟主角色，排除歐洲列強的干涉與侵略，如同美國在美洲所做的那樣。老羅斯福給日本這樣的信息，目的是為了讓日本積極牽制歐洲列強，尤其是俄國，這樣美國就可以從中漁利。

在美國的默許乃至縱容之下，一戰期間，日本就部分地將“門羅主義”變成了外交政策，對袁世凱政府強加了“二十一條”。後來，又給段祺瑞政府提供了“西原借款”，同時要求北洋政府保障日本在華的一系列特權。美國對日本勢力的急劇擴張感到不滿，兩國在1917年進行了談判，最後簽訂了《藍辛-石井協議》，裏面寫“合眾國及日本國政府均承認凡領土相接近之國家間有特殊之關係（territorialpropinquity creates special relations），故合眾國承認日本國於中國有特殊之利益（special interests），而於日本所屬接壤地方，尤為其然”。這其實相當於允許日本將其與中國的關係設想為美國與墨西哥的關係。美國這樣拉攏日本，其目的就是要藉助日本去牽制歐洲列強，尤其是俄國。

但在一戰之後國際秩序的重新設置過程中，日本得到了一些利益，比如獲得了國聯常任理事國的席位，獲得了德國原來在中國山東的殖民權益。特別有意思的是《國聯盟約》第21條：“國際協議如仲裁條約或區域諒解（regional understanding）類似門羅主義者，皆屬維持和平，不得視為與本盟約內任何規定有所牴觸。”這個條款為美國在美洲的區域霸權開口子，相當於説把美洲事務排除出國聯的管轄。日本方面覺得這個條款，它也可以用到東亞。

然而，華盛頓會議很快終結了日本對中國的壟斷支配，日本被迫同意向中國歸還了在中國山東的部分利權，中國回到列強共同控制的狀態。在1895年打完甲午戰爭之後，德、俄、法“三國干涉還遼”，要求日本吐出吃下去的遼東半島，讓日本產生了沉重的挫敗感，華盛頓會議讓日本吐出在中國山東的特權同樣讓日本很受傷。

1929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後，列強之間大打貿易戰，全球產業鏈受到極大的震盪。於是列強紛紛加強跟自己的殖民地之間的關係，搞殖民帝國內部的經濟整合。日本在貿易上受到西方列強排斥，損失很大，這就產生了加速殖民擴張的經濟動力。

許多日本精英認為中國東北是日本的經濟生命線，有必要加緊把中國東北整合到日本經濟裏去。在這個背景之下，“九一八事變”就爆發了。美國提出了“斯汀生不承認主義”，國聯則派出李頓調查團，否定日本對中國東北擁有主權。

日本提出了一些國際法上的論證，第一是認為《國聯盟約》第21條適用於中國東北，西方列強不應當干涉屬於“區域諒解”範圍之內的事情；第二是重提，老羅斯福很早就認為日本可以推行“亞洲門羅主義”，美國現在的做法違反了老羅斯福的精神。

當然，英美不接受日本的解釋，1933年3月27日，日本退出國聯。此後，日本加速滑向與英美對抗的“日式門羅主義”。它的外交不再講“協調主義”，而是越來越多地講日本應當做亞洲的領袖，將西方殖民者趕出亞洲。日本先講東亞同盟，然後再推出“大東亞共榮圈”的思路，從印度洋一直到南太平洋，全劃到這個圈裏面來。

日本政治精英們不斷完善以美國“門羅主義”為原型的政治話語，同時也試圖改造既有的國際法規則，打造一套為“大東亞共榮圈”提供正當性的“大東亞國際法”。而卡爾·施米特的“大空間秩序理論”（日譯為“廣域秩序論”）為日本國際法學家的話語建構提供了靈感。施米特寫他的“大空間”理論的時候，已經不受納粹黨高層信任，他強調“大空間”對於外部干涉的排斥以及“大空間”內部主導民族的作用，但對於“大空間”內部的制度構成討論較少。

日本國際法學者着重在這一點上作突破。比如日本國際法學家松下正壽就説：“共榮圈的內部構成原則並非是以往國際法中平等國家的形式集合，而是不平等國家的有機結合。因此，法律上應當有各個不同的階層。其中位於最上層、擔負維持共榮圈一切責任的國家，就是主導國。所以，我將主導國定義為：不僅要完全自主行使國際法上的權利、履行義務，同時當共榮圈內的國家無法完全行使國際法上的權利、履行義務時，要替其做出法律行為”。我們翻譯翻譯，這句話在當時的語境中的意思是，日本政府和溥儀的偽滿洲國政府、汪精衞的偽國民政府不是平等關係，日本説了算，溥儀和汪精衞説了不算。

當然，德日兩國在二戰中的擴張野心最終被盟軍挫敗。在二戰期間，美國一開始固守中立，向兩邊賣武器，大發其財，後來加入到了盟軍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打完二戰之後，美國就在歷史敍述上美化自己，將自己與德日法西斯完全對立起來，描繪為光明與黑暗力量的對立。但是事實上，德國與日本的區域霸權野心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國在西半球的門羅主義實踐作為模板的。德日精英認為美國在拉丁美洲幹過的事情，他們也能做。

我們如果更具體地看美日關係，可以看到，從日俄戰爭到一戰期間，美國長期縱容乃至鼓勵日本運用“門羅主義”來處理與亞洲鄰國以及歐洲列強的關係。這種做法的實質，就是用日本這個新晉的亞洲強國牽制歐洲人，同時也用亞洲人打亞洲人，方便美國火中取栗。但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這個做法的最後結果就是養狼自噬。

在這裏我想起了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總統在關島提出的所謂“新亞洲政策”。尼克松當時説：“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這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應起的作用就是如此，我們應當幫助他們，而不應當發號施令。”這聽起來是要允許亞洲人有他們自己的“門羅主義”，但尼克松關島講話的實際背景是美國已經無法承受越南戰爭的高昂成本，決定以後儘可能對亞洲進行一種低成本的控制。尼克松講“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實質精神是“用亞洲人打亞洲人”。

在今天，東亞區域難以做到獨立自主，東亞自貿區的談判很難順利進行下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美國這個“用亞洲人打亞洲人”的戰略還在持續發揮作用。今日美國利用日本來執行他的所謂“印太戰略”，會不會最後也會遭到反噬呢？且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