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鳴|英美知識界萬馬齊喑的寒冬似乎已經到來？_風聞

原創 學人君 學人Scholar 4天前

illustration:Elena Lacey

文 | 高文斌，現於耶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作者投稿

兩年前我應學人君的邀請寫了一篇批評我的母校、美國耶魯大學的文章(耶魯親歷記：我看見這一代最傑出的頭腦毀於瘋狂）。我們兩個人絕沒有料到，這篇文章竟然爆火，以至於國內一家知名短視頻平台的編輯找到我，希望我為他們錄一條視頻。我對當網紅毫無興趣，自然一口回絕，但我當時就感到，對於歐美知識界一些令人擔憂的風氣，國內知識階層並非完全無知無覺，而這種敏鋭是大大的好事。

兩年過去了，我的觀點沒有大變化，形勢則一瀉千里越發不可收拾。如果説兩年前我舉的例子還多少有獵奇的色彩，集中於美國青年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奇葩”行為，現在的我卻早已沒有了討論這些事的心情，因為英美知識界萬馬齊喑的寒冬似乎已經到來了。

我寫這篇文章的起因，是美國“教育界個人權利基金會”（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簡稱FIRE）最近推出的一篇重磅報告。根據這篇報告，在美國高校廣泛存在侵犯言論自由的現象。自2015年至今，該基金會一共統計了426起針對學者的“攻擊事件”，其中有314起（74%）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根據FIRE的定義，“攻擊”（targeted for sanction）指學者因為學術觀點不同而被調查（investigation）、降職（demotion）、噤聲（censorship）、停職（suspension）甚至開除（termination）。因為FIRE是具有廣泛公信力的無黨派監督機構，這篇報告甫一出爐就引起了熱議。就我閲覽所及，包括哈佛大學著名心理學家Steven Pinker在內的很多知名學者都在社交媒體上進行了轉發。

根據統計學常識，FIRE收集到的數據應只佔真實發生的侵犯言論自由事件的一部分。實際的數字一定高於426和314。但在沒有更全面數據的情況下，我們姑且以此為基礎展開討論。在以言論自由著稱的美國，平均每年有超過四十名學者引言招禍，這個問題的嚴重程度無論如何估計都不為過。而在2021年，僅在1月到7月七個月期間就發生了61起針對學者的攻擊事件！FIRE同時指出，這些事件的主體部分是具有鮮明左翼傾向的學生對教員發動的所謂“取消”（cancel）事件。按照中國人的話説，美國很多高校已然變成了左翼思潮的“一言堂”。

在FIRE報告發布的同時，發生在美國鄰國加拿大的一件事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在2019年，加拿大安大略省Conseil scolaire catholique學區將四千七百餘本涉嫌“種族歧視”的書下架，然後將其中三十餘本“出於教育目的”（dans un but éducatif）公開燒燬，並將燒書的灰用作植樹的肥料。下圖就是Radio Canada法文報道中披露出來的工作人員將灰倒入植樹坑的圖片。

不知何故，這件事經過兩年才被加拿大媒體披露。在引發軒然大波後，連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都被迫作出回應。他自稱“在個人層面”（personally）堅決反對焚書，但是拒絕對這起事件進行明確譴責。焚書事件的直接當事人、該學區發言人Lyne Cossette則只進行了浮皮潦草的道歉。Cossette承認燒書對某些人構成了“冒犯”（offensive），但是依舊堅稱此舉意在種族間的“和解”（reconciliation）。對於“焚書”在西方人盡皆知的恐怖含義，該發言人竟一字不提。

我下面再引用一個發生在英國的例子，以證明在英語世界針對知識人的普遍的言論審查已經發展到何種駭人聽聞的程度。2019年6月，曾任教於劍橋大學的神學家Bernard Randall在英國私立中學Kent College發表了一篇佈道文，其主旨是鼓勵學生在多元性向問題上保持和而不同的開放態度。Randall牧師並沒有對同性戀者進行任何攻擊，只是指出基督教對這一敏感問題可能有不同於世俗主流的看法，而學生應該在這個問題上進行坦誠、友愛的交流。事發時Randall是該校的駐校牧師。更加諷刺的是，Kent College是一所美以美會（Methodist）背景的基督教學校，學生亦多為基督徒。

就是這樣一篇中規中矩的演講竟觸犯了該校言論警察的忌諱，導致Randall牧師先被警告、處分，隨後以“嚴重失職”（gross misconduct）為由被解聘。更令人髮指的是，他被校方作為潛在恐怖分子舉報給了英國的反恐機構Prevent。Randall隨後將該校告上法庭，本應於今年六月開庭審理的案件卻因校方蓄意拖延、拒不提交相關證據被再度拖到了2022年秋季。

一名抗議者2017年在密歇根大學打斷了作家查爾斯·默裏(Charles Murray )的演講。Hunter Dyke/The Ann Arbor News, via Associated Press

以上描繪的英語知識界的慘淡現實，與我們華人世界又有何關係呢？根據我的觀察，如今的華人知識界呈現出令人憂心的“斷成兩截”現狀。出於複雜的現實原因，大陸知識界主流有與西方脱節的趨勢，而僅存的幾條流通管道則往往與國際留學行業的既得利益高度綁定。在這些管道中活躍的若干華人知識分子（此處不用“知識人”而用“知識分子”，因為我認為這些人已被徹底工具化，因而不具備知識“人”的資格）近幾年散播了大量的誤導性信息，基本上是把已具有準法西斯色彩的英美左翼話術原樣照搬，致使很多向往西方的中國學生依舊認為“這邊風景獨好”，對種種號稱推進“多元”“平等”的思潮作幼稚的字面理解，完全看不到其唯我獨尊、鬥爭異己的殘酷性。也同樣是這羣人，往往以自由主義捍衞者的面目示人。據我所見，尚沒有太多在西方學界討生活的國人出來糾正這種嚴重偏向，所以我就懷揣冒昧來做這個出力不討好的工作。

我以上所選的三個例子，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這三個例子性質如此惡劣、是非如此分明，再善於混淆是非的人也難以辯駁。但我仍需提醒讀者，英美左翼學界針對此類質疑已然發展出一套完善的應對之術。其一般操作手法即系封鎖消息渠道、淡化問題嚴重性、轉移問題焦點的“三部曲”。

比如素以中立性著稱的主流大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近來越發成為左翼黨派與利益集團的“喉舌”，對關涉言論自由的問題往往視而不見。在個別案例衝破信息封鎖引起討論後，被迫出來打圓場的左翼知識分子則往往話鋒一轉，指出這些問題“不是主要問題”，進而指責聚焦於此的人是“別有用心”的種族主義者或者極右派。此類極度反智的“語言污染”，亦已被我上面提到的某些華人知識分子引入到中文學界與媒體圈。而這些人恰恰是批判“一分為二看問題”與庸俗辯證法的生力軍。我堅信這種嚴重違背學術倫理的雙重標準，在將來一定會被撰寫我們這個時代思想史的史家們銘記。

保衞言論自由，是一個知識人最基本的責任。無論保守派還是自由派，我們都必須維護這個共同的底線。打着“進步”旗號剝奪他人言論自由的人們，請你們退出學界，不要繼續禍害青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