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偉：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彩陶的魚鳥組合圖像_風聞

一

自仰韶文化發現以來，其獨具特徵的彩陶圖像即為研究的熱點。西安半坡遺址發掘獲得豐富的半坡類型彩陶圖像資料，1963年出版的發掘報告對半坡風格魚紋進行了開創性的詳細研究，確立了寫實魚紋和由直線三角、弧線三角等元素組成的抽象魚紋為半坡彩陶最重要主題的基本認識 。張朋川此後又有系統的歸納分析，深化了對此主題的理解（圖一） 。

半坡類型向廟底溝類型過渡的史家類型時期 ，彩陶構圖元素趨於曲線化，圖像內容更加豐富，其中一個重要現象是魚鳥組合圖像的出現。武功遊鳳遺址發現的蒜頭壺肩部繪完整魚紋，頭部巨大，內有一粗頸短喙鳥首（圖二：1） 。臨潼姜寨遺址第二期的葫蘆瓶H467:1正面和背面各繪一條半抽象的魚，頭部和身部均為側邊略弧的方形，內部各有一粗頸短喙鳥首，頭向相反（圖二：2） 。姜寨二期的另一件葫蘆瓶M76:10上繪有兩組相同的碩大近圓形魚頭。魚頭內部被豎線一分為二，右側為短喙鳥首，左側為中有裂縫的卵形（圖二：3）。

隴縣原子頭遺址F33:4盆的上腹繪兩條多種元素組成的魚紋，魚嘴內有尖勾喙鳥首；魚頸部有豎立的半黑半白的卵形圖案，下面的弧線三角似為簡化的鳥紋（圖二：4）。秦安大地灣遺址第二期文化K707:1盆上的魚紋與此非常相似 ，只是細節略有不同。魚頭前面有一個由兩個小弧線三角組成的空心大弧線三角，兩個頂點有圓點，可理解為兩隻由小弧線三角和圓點組成的頭向不同的飛鳥（圖二：5）。原子頭遺址H12:5盆殘片上殘留有魚頭和魚尾圖像局部，魚頭的長吻前有垂弧形和圓點組成的鳥紋（圖二：6）。華陰南城子遺址T7B：4盆殘片圖像與之相同（圖二：7） 。原子頭H15:4缽紋飾帶的對頂白色三角是典型的相對的魚頭的表現方式，其兩側應為魚身，第一單元為角形空白，第二單元為內弧四邊形空白中加弧線三角+圓點式鳥紋（圖二：8）。同遺址H48：2缽紋飾帶有典型的以構成長方形的黑、白直線三角和直線表現的魚身圖案。兩個魚身間有弧線三角+圓點式鳥紋，是魚鳥組合更抽象和圖案化的表現方式（圖二：9）

廟底溝時期彩陶的一個突出特徵是寫實及抽象鳥紋的盛行。石興邦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即提出半坡時期重魚紋，廟底溝時期重鳥紋 。張朋川對廟底溝類型鳥紋進行了全面分析，不僅對寫實鳥紋進行了分類，還正確指出三類簡化鳥紋：一是經常出現在圓形空白內的弧線三角加圓點紋、弧線三角加圓點加弧線或直線紋、直線加圓點紋；二是所謂“西陰紋” 或“垂弧紋” 內的圓點加弧線或直線紋；三是圓點加勾弧紋（圖三）。

王仁湘則敏鋭發現魚紋也是廟底溝時期彩陶的重要主題。他對上述史家類型（王氏認為屬廟底溝文化）魚紋的構圖元素進行了詳細分析，提出廟底溝時期廣泛流行的葉片紋、花瓣紋、“西陰紋”、菱形紋、圓盤形紋（即圓點加弧線三角的鳥紋）、花瓣紋、帶點圓圈紋等，大都是魚紋拆解後重組而成，這些紋飾構成了一個“大魚紋”象徵系統 。張宏彥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更詳細的歸納（圖四） 。這些研究扭轉了廟底溝時期魚紋衰落、鳥紋獨尊的認識。但他們都強調廟底溝時期的魚紋已經被拆解成不同元素，“經歷了這樣的符號化過程，後來雖然還會有魚的含義，但是它卻並沒有了魚的形態”。

對於廟底溝最具特徵的“迴旋勾連紋” ，王仁湘以觀察白地形成的圖案的視角，釋讀為“雙旋紋” 。朱乃誠則將此類圖案解釋為鳥紋 。這些認識都忽視了廟底溝時期存在形式多樣的魚紋和魚鳥組合圖像，本文擬對此類圖像進行初步釋讀。

二

將上述與魚紋相關的元素、“迴旋勾連紋”和簡化鳥紋作為一個整體觀察，會發現半坡時期即出現的魚鳥合體圖像在廟底溝時期已經成為彩陶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廟底溝遺址H59:29盆上腹條帶狀展開的黑彩圖案為包括多個單元的複雜型魚鳥組合圖像的典型代表 。兩組長平行曲線將圖案帶分成兩部分。較窄部分左端為弧線三角加圓點式鳥紋，其右側為體內有鳥紋的魚紋，長勾狀的弧邊“工”字形構成魚頭的主體輪廓，內有直線加勾弧加圓點式鳥紋，圓點又如魚目；“工”字形的右側與一彎鈎紋形成上部未封閉的近圓形空白，內有雙橫線加雙圓點式對鳥紋；末端為弧線三角形魚尾。條帶較寬部分的魚體內多了一個4條弧形紋加圓點組成的鳥紋，其他部分完全相同（圖四：1）。

廟底溝H106:10盆的圖案包括兩組由鳥紋間隔的、幾乎相同的多單元魚紋 。最左端第一組紋飾的起點是上大下小兩個對頂的弧線三角紋和兩個圓點組成的雙鳥紋；魚頭同樣為長勾“工”字形，內有弧線加勾弧加圓點式鳥紋；魚身由5只飛鳥組成，可以按照兩組識讀，第一組為相背的弧線三角和圓點組成的對鳥紋，第二組由弧線三角加雙弧線和兩個相對的勾弧為三個鳥身，共用一個圓點為鳥頭；隨後的另一組間隔對鳥紋上部的大弧線三角可以視為魚尾。第二組紋飾幾乎相同，只是魚體內多了2個圓點，豐富了鳥的形態（圖四：2）。

華縣泉護村遺址廟底溝類型彩陶中，多單元魚鳥組合圖像為重要主題 。H107②b:65盆紋飾帶被三組斜弧線分為三部分，較寬的兩部分內為相同的魚鳥組合，左端為對頂弧線三角加圓點式對鳥，魚頭為弧邊長勾“工”字形，內有勾弧+圓點式鳥紋；魚身第一單元為弧線三角加弧線加上下圓點式對鳥；第二單元為雙弧線三角加圓點式對鳥，後一組對頂弧線三角對鳥上部的弧線三角為魚尾。較窄部分有相同的魚鳥組合圖像，只是省略了魚身的第二單元（圖四：3）。同灰坑的H107③a:82斂口罐紋飾帶同樣被三組斜弧線分為三部分，各有一個魚鳥組合圖像。其中一部分較寬，左端為對頂弧線三角加圓點對鳥，魚頭為弧邊長勾“工”字形，內有勾弧加圓點式鳥紋；魚身第一單元為勾弧加圓點式鳥紋，第二單元為對勾弧加圓點式對鳥紋，魚尾為後一組對頂弧線三角對鳥紋的上部。另兩個較短部分圖像相同，為較寬魚鳥組合省略魚身的第二單元（圖四：4）。

泉護村H86:8盆有兩組非常相似的魚鳥組合圖像，左端均為下部展開如翅的弧線三角加勾弧加圓點組成的對鳥紋；其右側為一個勾狀紋和隨後的弧邊長勾“工”字組成的魚頭，頭內為雙弧線加圓點式鳥紋；魚身第一單元為魚頭部分“工”字形與身部中心“工”字形形成的圓形空白中有弧線三角加直線加雙圓點組成的對鳥紋，第二單為勾弧加圓點鳥紋；魚尾為下端纖細的弧線三角形。另一組圖像幾乎相同，只是魚身第一單元圓形空白內為相背的豎向弧線三角加圓點式對鳥紋（圖四：5）。

三

相比魚身包括兩個或三個單元的複雜圖像，魚身只包括一個單元的簡單魚鳥組合圖像更加流行，均具備魚前飛鳥、魚頭、魚身和下端纖細的弧線三角形魚尾等基本元素，又各有細微變化，意在表現魚中飛鳥之千姿百態。

泉護村遺址資料尤其豐富。H118⑤：4盆有兩組相同的魚鳥組合圖像，構圖與上述H86:8相同，只是魚身均只有一個單位，圓形空白內為雙直線加雙圓點式對鳥紋（圖五：1）。H62：5盆的兩組魚鳥組合採用了同樣的構圖，只是魚身內為勾弧加圓點式鳥紋（圖五：2）。

類似的構圖在其它廟底溝類型遺址也相當流行。靈寶西坡遺址H22:71盆的圖像中魚體前的橫向飛鳥很小 ，省略了圓點，豎向的勾弧粗大且與魚頭緊密連接，也可解讀為魚頭的一部分（圖五：3）。三門峽南交口遺址H09:1盆豎向勾弧離前面的飛鳥較遠，更似魚頭的一部分 ，而且魚頭前的勾弧纖細，與弧線“工”字形緊貼，整體頗似鳥首，此弧形如鳥首羽毛（圖五：4）。大地灣遺址T309③：11盆魚頭前的豎向勾弧上端有一圓點，自成一個鳥紋（圖五：5）。渭南北劉遺址 H10:1與之幾乎完全相同，只是圓點在豎勾弧右側中部（圖五：6）。岐山王家嘴遺址採：1魚頭中省略了鳥紋 ，弧線“工”字形上有一圓點，魚尾呈“丫”字形，內有一圓點，在保留魚的基本形態的同時，表現出更復雜的羣鳥齊飛狀態（圖五：7）。

上述前有雙飛鳥的魚鳥組合紋的簡化形式也很常見，魚體只保留魚頭部分，省略了有鳥紋的魚身和弧線三角魚尾，將構成魚頭的弧邊“工”字形改為弧線三角，末端如分叉的魚尾。西坡H36:16盆是典型代表，雙勾弧加圓點式對鳥紋後面的魚體由勾弧、前端纖長且後端如魚尾的弧線三角和雙弧線加圓點式鳥紋組成，形如腹中有鳥之魚（圖六：1）。廟底溝T21⑧：33盆構圖相同，只是魚身較短（圖六：2）。北劉H2:5盆前端雙鳥中的豎向勾弧貼近魚身，也可解讀為構成魚體輪廓的元素（圖六：3）。泉護村H28:30盆的三組圖像更加簡化，省略了魚體中圓點（圖六：4）。廟底溝T21⑨：95盆雙鳥身體緊湊，魚體也是很簡化，省略了圓點（圖六：5）。泉護村H74②：17盆省略了對魚尾部的表現，魚體接近圖案化（圖六：6）。

還有更簡化的鳥魚紋圖像。泉户村H46⑤：12盆是典型代表，魚頭前面的對鳥簡化為勾弧加圓點式單鳥紋，勾弧同時也勾勒出魚頭的輪廓，弧線“工”字形同時表現魚身和魚尾，內有雙弧線加圓點式鳥紋，雙弧線同時也勾勒出魚腹部（圖七：1）。H107② b:64盆的圖案與之相同（圖七：2）。H87:26盆以弧線三角表現魚身和魚尾（圖七：3）。廟底溝遺址T21⑨：89盆的三組魚鳥紋非常緊湊，魚體內的鳥省略了圓點，接近圖案化（圖七：4）。西坡H22:83盆上，勾弧加圓點式鳥的圓點被省略，更加圖案化（圖七：5）

四

鳥魚組合圖像其實經常以圖案化的方式表現。

新安槐林遺址H4:3魚前飛鳥的身體呈規範的倒V形 ，圓點上有雙弧線紋；魚身部分圖案化近圓形，後部仍然可以看出弧線三角形魚尾，魚體內為直線加弧線三角加圓點式鳥紋（圖八：1）。廟底溝遺址H278:15盆表現鳥身的弧線三角與表現魚頭輪廓的弧線合二為一，近圓形的魚身內為平行直線加雙圓點式對鳥紋，但仍然有獨立的弧線三角形魚尾，上邊平直，下端纖細（圖八：2）。夏縣西陰村遺址缽同樣是鳥身的弧線三角與魚頭輪廓合二為一 ，魚尾也與魚身一體，形成以近圓形魚身為中心的兩個對稱弧線三角，但魚尾的弧線三角仍保留着上邊平直、下端纖細的特徵（圖八：3）。

垣曲小趙遺址H28:8缽圖案則完全圖案化 ，一小（鳥身簡化）一大（魚尾）弧線三角對接形成圓形空白（魚身），內有平行直線加兩圓點式對鳥紋。值得注意的是，每組圖像中間的空白近似花瓣形（圖八：4）。泉護村H105④：5缽展現出一種重要的圖案化形式表，現鳥身和魚身的長尾弧線三角形態相同，水平對接，形成圓形空白，內有三個代表鳥頭的圓點。在兩組圖像之間，有形狀相同的上下對頂短弧線三角，與兩側的橫向長尾弧線三角匯聚於一個圓點，如四個共用一個鳥頭的兩對飛鳥，並形成四瓣花形狀的空白（圖八：5）。

由此可見，正如有學者所言，廟底溝類型彩陶的典型標誌“花瓣”紋應為匯聚的鳥紋形成的空白 。廟底溝H408:41缽為“花瓣”圖案的典型代表，其紋飾帶上有四組主題圖案，如同把小趙H8:28的圖像拉平，均為形狀相同的弧線三角對接形成花瓣形空白，內填平行橫線加雙圓點對鳥紋，上端有倒垂的弧線三角，與頂端圓點形成倒鳥紋。每兩組圖案之間，有上、下兩組形狀相同的圖案，如同把上述西陰村標本的圖案拉平，均為弧線三角對接形成橢圓形空白加兩雙圓點，有些弧線三角帶弧線紋（圖八：6）。整體觀之，紋飾帶似由一朵朵六瓣花和五瓣花組成，這或許也是圖案繪製者刻意造成的視覺效果，但此類圖案首先表現的還應是魚鳥組合主題和羣鳥齊飛的場面。汾陽段家莊H3:8罐為同樣的構圖 ，弧線三角對接部分近圓形，更清楚表明與魚鳥組合圖像的演變關係（圖八：7）。

更為簡潔的圖案化魚鳥組合是截取典型魚鳥組合中飛鳥、魚身或魚頭的圖案，形成圓角方形或長方形單元，二方連續展開。泉護村遺址H1008:04盆由二方連續展開的對頂弧線三角加圓點形成四個圓角長方形空白，代表魚身，內有相背弧線三角加雙圓點式對鳥紋（圖九：1）。T7③：01盆省略了圓點，形成規則的四瓣花圖案（圖九：2）。廟底溝H279:19缽有6個單元的類似圖案，每個單元為兩個直角弧線三角和紋飾帶下界限形成的長方形，內有勾弧加圓點式倒飛鳥紋，可以看做是魚身的簡化，也可視為魚頭簡化，圓點同時表現魚眼，兩個這樣的圖形為抽象的魚頭正視圖（圖九：3）。廟底溝H408:31缽紋飾帶包括四個長方形單元（圖一〇：4），一個類似泉護村遺址T7③：01，另外三個類似廟底溝遺址H279：19。

五

上文的分析表明，魚鳥組合圖像主題至遲在史家類型時期已經出現，在廟底溝類型時期成為彩陶圖像的最重要主題，被以複雜類型、簡單類型、簡化類型和圖案化等方式充分表現。

關於魚和鳥的形象在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中的內涵，石興邦提出“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與廟底溝類型分別屬於以魚和鳥為圖騰的不同部落氏族” ，得到廣泛認同 ，有學者據此將鳥在魚身體中的圖像被解讀為魚鳥人羣的融合 。但是，正如張光直指出的：“如果認為半坡的氏族是以魚為圖騰，就必須將魚與個別氏族的密切關係建立起來，同時還要將其他氏族與其他圖騰的密切關係也建立起來。可是在現有的材料中，建立這兩項關係卻並不那麼容易 。”張光直較全面地討論過仰韶文化中與薩滿式巫術有關的資料，提出半坡類型的 “人面魚紋”是薩滿通神狀態的描摹 ，李默然則提出魚可能代表冥界和重生 。這些研究提供了薩滿式宗教觀念解讀相關圖像的的視角。

不同生物間（包括人類）的相互化生是薩滿式宗教的重要內容 。瑪雅文明關於玉米神重生的神話中，玉米神死後，冥王將其骨灰投入河中，河中鯰魚吃掉這些骨灰，聚集玉米神的身體；神鳥又將這些鯰魚吃掉，聚齊玉米神的身體，玉米神得以在其體內完成重生 。《莊子•逍遙遊》中有鯤化為鵬的描述，很可能是史前時代神話的孑遺。據此，我們可以對魚鳥組合圖像的含義試做如下推測：此類圖像表現的是鳥在魚體內完成孕育生長，再從魚口內飛出的薩滿式化生。

姜寨M76:10圖像的魚頭中，鳥頭邊有一裂開的卵形物（見圖二：3）。隴縣原子頭遺址H84：3缽的彩陶圖案也表現了魚體內的鳥和裂開卵形物的組合（圖一〇：1）。原子頭H100:1缽則表現了魚體內半黑半空白和黑色的卵形圖案（圖一〇：2）。西安南殿村遺址 缽上則直接繪製了鳥從有裂縫的卵形物中飛出的狀態（圖一〇：3）。魚和鳥同為卵生，這可能是形成魚鳥化生信仰的依據。

目前在廟底溝類型遺址中並未發現明確的儀式性遺蹟，彩陶大多出土於地層和灰坑等日常生活廢棄堆積中，應為日常用品。在日常器物上繪製魚鳥化生主題的圖像，可能因為這一 主題是眾所周知的宗教知識，並具有吉祥的正面內涵，可以被自由表達，這與天極圖像在大量日用器物上出現的現象非常相似 。

鳥的形象在中國史前時代廣泛流行，最通常的解釋是託負太陽的陽鳥 。廟底溝類型寫實鳥紋有些背上有圓點，被認為是金烏負日的寫實表現（圖一一：1） 。筆者曾提出鳥在中國史前時代與天極觀念密切相關，天極的運轉被認為需要神鳥的維護 。崧澤文化器蓋上常有雕刻或繪製的飛鳥環護天極圖像，如海寧小兜裏遺址 M44:1豆蓋倒置如天體模型，繪製6個圖案化的鳥首，圍繞代表天極的蓋柄旋轉（圖一一：2）。廟底溝類型彩陶器蓋上有類似圖像。廟底溝T21⑨：94器蓋頂部繪有弧線三角加圓點表現的羣鳥環繞有垂弧紋的中心的圖像（圖一一：3）。泉護村H165:3器蓋頂部為與段家莊H3:8類似的圖像，表現的是更復雜的鳥魚組合和羣鳥環繞中心蓋柄飛翔的場面（圖一一：4）。不管是託負太陽還是維護天極，都可以推測鳥在廟底溝社會的宇宙觀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寶雞北首嶺遺址M52:1半坡類型蒜頭壺上有鳥啄魚尾圖像 （圖一二：1），臨汝閻村遺址廟底溝時期陶缸上著名的“鸛魚石斧圖”與之一脈相承（圖一二：2） 。該陶缸為甕棺葬具，“鸛魚石斧圖”多被解讀為以鳥為圖騰的部族用武力戰勝以魚為圖騰的部族，棺中死者是為此勝利作出重要貢獻的軍事領導者 。但按照我們的上文的討論，此圖像更可能表現的是墓主除了擁有鉞代表的世俗權力之外，也擁有促成神鳥完成在魚體內的神奇轉化、最終戰勝魚、完成維護天體運行任務的宗教能力。由此可見，廟底溝社會上層很可能會利用魚鳥轉化的信仰，以薩滿式宗教的儀式活動獲得和維護權力。

六

仰韶文化分佈區之外偶有魚形象的發現。雙墩文化的蚌埠雙墩遺址碗底刻畫符號中有簡化的魚形 ，河姆渡遺址發現有河姆渡文化的木魚 ，嘉興南河浜遺址 崧澤文化墓葬1件豆蓋上有一對魚形堆塑，良渚文化反山墓地中發現玉魚1件 。但這些零星發現均未反映魚鳥轉化的主題，很明顯，相關信仰是仰韶文化系統特有的宗教傳統。

廟底溝時期之後，這一信仰的傳承和演變脈絡並不完整，但仍有跡可尋。

天門石家河遺址鄧家灣地點石家河文化遺存中有大量陶塑人物和動物形象 ，其中有坐姿人抱魚的形象9件（圖一三：1），被認為是對以魚獻祭場面的描繪 。其他解讀包括祈求生育和豐產 、捕撈成功 、借魚通靈 和奏魚形樂器等 。鄧家灣還同時出土“分叉長尾鳥”陶塑18件，長尾分叉如魚尾，可以稱作魚尾鳥（圖一三：2），正是魚鳥轉化狀態的生動描繪。其中還包括連體雙鳥相背而飛的形象，與廟底溝類型相關彩陶圖像如出一轍（圖一三：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9件人抱魚陶塑中的8件和18件魚尾鳥陶塑中的13件均出自灰坑H67中，表明二者有密切關係。綜合這些現象，我們推測這些陶塑應該是與魚鳥化生有關的儀式活動的遺物。抱魚者應為巫師，幫助鳥從魚體內的誕生；魚尾鳥則是對成功轉生的描繪。這些遺物並未使用玉等高等級材料，製作也比較粗糙，數量較多，與社會上層的聯繫並不明確，似乎普通民眾和一般巫師也可以舉行相關儀式。

與魚鳥化生相關遺物在隨後的龍山時代和與夏王朝相當的時期未見，但頻繁見於相當於商代晚期的遺址中。晚商時期墓葬中多見玉質魚尾鳥。滕州前掌大M34:19基本保持魚的形態 ，鳥頭和鳥翅已經完成轉化（圖一四：1）。安陽郭家莊M170:3之鳥已經完成轉化，但保留了魚身體的後半部分和分叉魚尾（圖一四：2） 。

廣漢三星堆遺址中的兩件魚鳥組合遺物非常引人注目 。K1:235-5玉牙璋，發掘者正確指出呈魚形，頂部如張開的魚嘴，內有昂首揚翅之鳥，生動表現完成孕育的神鳥從魚口中誕生的場面（圖一四：3）。K1:1金杖上刻有四組魚鳥組合，魚頭被箭矢射中，魚頭前有一隻神鳥飛翔（圖一四：4）。金杖為三星堆最高等級遺物之一，一般被認為是三星堆王者的權杖，對其圖像的內涵已有熱烈討論 。我們推測，該金杖圖像表現的也是魚鳥化生主題，執金杖的王者意在宣示自己有射殺大魚，幫助神鳥完成化生的法力，這樣的特殊能力是其獲得和維護權力的重要保障。這樣的金杖在舉行相關儀式中也應是重要的法器。牙璋應該有同樣的功能。以這樣最高級別的形式“物化”魚鳥轉化的主題，，清楚顯示了該信仰在三星堆宗教中的重要地位。

廟底溝社會一直被認為是摒棄神權，在“軍權、王權結合基礎上突出王權”的社會發展模式的代表 。對廟底溝類型彩陶圖像的新解讀提示我們，薩滿式宗教在廟底溝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是頗值得深思；廟底溝類型時期發展成熟的魚鳥化生信仰對此後相關地區宗教觀念形成的影響也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重要問題。

附記：本文得到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華文明探源研究項目”之課題八“中華文明起源進程的整體性研究”（課題編號2020YFC1521608）的資助，同時屬於中國歷史研究院李新偉學者工作室研究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