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妖魔化影視財税問題，但也別輕視它_風聞

“其實税沒有那麼可怕”。

從2018年到2021年，接連爆發的高收入藝人逃税問題，讓大眾對於影視行業的財税管理，產生了較大的懷疑。

對影視行業而言，這幾次藝人暴雷事件，事實上是積弊的側面體現。陰陽合同雖然是税務問題，但也反映出劇組管理的灰色地帶與項目管理的“江湖氣”。本質上是行業還未建立規範管理，資金管理存在問題。

但良性的變化也在發生。過去幾年中，無論是税務機關、投資機關還是一些影視服務公司，都在推進財税信息數字化和標準化的建設。數據工具正在推廣，良性的對話協商機制也在建立。諸多從業者也都在希望用工具的標準化，來為沒法標準化生產的影視作品儘可能降低風險。

國家政策利好的新税收窪地也正崛起。據天眼查數據顯示，自2020年6月至今年5月，海南影視、影業新公司註冊量超2200家，資方包括阿里巴巴，愛奇藝等行業頭部公司。同時，沈騰、王一博、那英等一批著名演員、歌手陸續在海南成立新的文娛公司。影視行業從業者們又該如何利用好這些利好政策？

在毒眸第十七期眼界沙龍現場，資深製片人、監製劉開珞，北京文擔投資總監、金融市場事業部總經理餘輝，眾觀科技創始人兼CEO、凡影創始合夥人王義之，中匯盛勝（北京）税務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陽湖與毒眸共同探討了目前影視行業存在的財税問題。未來可以前行的方向，也已有跡可循。

“白條”事小，“規範”事大

財税問題的暴露，可以從2016年資本退潮開始説起。

Wind數據顯示， 2016年及今年是行業的兩個低點。2015年電影與娛樂行業投資金額為130.91億元，次年陡降為64.52億。《中國電影投融資發展報告（2021）》顯示， 2017年至2020年，影視行業融資事件數量依次為124次、83次、31次和25次，融資總額分別為194.63億元、172.31億元、14.76億元和30.97億元。

資本的退潮讓財税像礁石一樣暴露於淺灘，疫情的影響又帶來了結算的延後。電影行業的結算鏈條較長，疫情導致的票房收入減少，讓錢從票務平台層層到製作公司手裏的週期更長了。

受疫情影響的電影院

光線傳媒董事長王長田曾在今年上海電影節稱，電影行業出現非常嚴重的“三角債”問題，“院線欠發行公司錢，發行公司欠製作公司錢，製作公司相互欠錢，而且製作公司還欠主創人員的錢”。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影視行業“大小年”的特性，也讓公司在平衡税金時遇到了難題。

有的年份公司開機項目較多，播出項目較少，有的年份多部項目接連播出並實現盈利，這都是一些週期性問題。“但對於企業來説，我盈利的那一年交的税金，與後面虧損的部分如何去平衡，這是很多公司都發愁的事情。”劉開珞説。

除了週期性的客觀問題，劉開珞還提到了在劇組存在已久的“白條”和“開票難”問題。“白條”要麼是小量的支出，要麼是一些單獨的支出，這些支出是沒有票據產生的，“如何處理才是更合規的情況”也是劇組一直在探索的。

更“雪上加霜”的，是影視行業財務管理上的人才缺失。影視類的企業通常是“小馬拉大車”，即大量的精力、人才都投在業務端，對財務管理投入的精力以及從業人員的專業程度是不夠的。

影視行業隨機性強的特點，也為財務管理帶來了難度。影視公司可能會在兩到三年裏，從運作一個幾百萬的項目突然進入到一個幾個億的項目。在這樣的劇烈變化下，企業自身的財務管理，包括製片人自身的基本的基礎的財務知識都難以支撐。

王義之稱，“眾觀科技目前正在為200多家影視公司提供財税服務。我們發現一個影視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財務中後台和財務規範體制的建設非常重要，包括為融資做的準備等。行業服務多年，我發現從業者的敏感度和基礎財税知識還是普遍缺乏的。”

不過，目前影視公司財税體系的規範程度還遠不到談避税的時候。北京文擔在選擇投資對象時，要求財務起碼社保齊全，流水完善，有專員負責，但大量的影視公司都無法達到這些要求，甚至幾家大公司在銀行錄入系統都無法生成結果，原因就是整個財務體系的管理不夠規範。餘輝説，“從我們的角度，我們很看重財務體系規範，這反映了實際的還款能力，資金的真實去向，有沒有實力來兜住風險。”

上述的問題，都讓影視行業在經營過程中的風險放大，並增加了劣幣驅逐良幣的可能。

對於大眾所關注的高收入藝人及導演問題，反映的則是對高收入人羣的税務監管問題。“最近，各地都在轉發如何在下一步加強對於高收入人羣個税的監管等等，這也是未來税務發展的一個焦點。” 王陽湖説。

行業不糟糕，人要標準化

對於諸多問題，標準化是當務之急。

幾位暴雷的頭部藝人之外，還存在大量基層和中層的人物，但大眾往往會關注到那些有極大影響力的人物，從而對整個行業下了判詞。“行業並不糟糕，但亟需從業人員的規範化和標準化。”餘輝説。

承擔着扶持北京文創產業任務的北京文擔，起初會用銀行審查的標準去判斷企業是否符合產品標準，但後來發現很少有企業達到。餘輝進而思考，從業人員是否需要統一標準，設立准入門檻：

但創作者註定不是標準化的，需要保護他們獨具一格，天馬行空的想法。劉開珞認為，重要的是製片人和經營者需要更多維度和體系化的思考。“我經常開玩笑説，我們的工作就是將編劇和導演的創作想法翻譯成數字講給投資人，但是跟創作者聊的時候，我們還是得從劇本結構等方面去溝通。”

畢竟，影視行業提供的產品、提供的服務都不是標準化的，“比如看電影，大家並不會因為時長多長，畫面多亮就付錢。”但可以做到的，一是作品評價的標準化，比如將一個劇本拆成多個細分層面，具體打分，將大家對“好作品”的語境拉到同一維度再做討論；二是具體實踐時的標準化，比如在劇組設立每日報表來追蹤拍攝進度，以此控制預算和週期。

難以推行的標準化，以及難以釐清的財税狀況，也與影視行業缺乏足夠的產業政策基礎有關。

王義之以國外成熟產業環境的公司舉例，如果在國外拍內容，第一件事情往往是成立一個有限合夥制的項目型公司，把圍繞一個項目的收支放在這裏，主體公司僅用來承接利潤，“相當於把項目和主體公司之間的風險隔掉了，兩邊都比較清晰”。

但在國內的影視行業，並沒有一個產業政策可供行業成立項目型公司，但其實部分行業如房地產的項目公司，基金的有限合夥公司，是可以承接住公司的部分資質的，但影視行業的項目公司沒有發行機制。“所以平台型公司要投項目，往往都是把錢打過去，對方開一張發票回來，是這樣的往來，這種操作本身就存在很多問題。”

至於大眾所關心的部分明星工作室的高收入，從税務的角度來看，也是避免雙重徵税的做法。“本身中國的税制，企業相關的税負佔非常大的比例，個人佔很小的比例。比如説你是一個企業的股東，企業賺了錢之後交完税之後，把這些分紅給股東，股東還是需要再一次交税。對於這些藝人，他通過工作室就可以避免多交一次企業所得税。”王陽湖解釋道。

而如果高收入人羣的收入能夠總體不超過一般納税人一年500萬的標準，還是可以通過一些其他合規的方式來整體降低税負。按照國家現在對於影視行業以及明星工作室的監管來説，現在是對於合併徵收在不斷的收緊，“這也是國家在整頓高收入人羣，是對他們過往不合規行為，或者是導致了國家整體税收利益損失的一些方式來避税的情況的監管。”

“數字化”和“企業化”

良性的變化，正在行業發生。

在經過近幾年的整頓之後，税務部門目前整體總的指導方向就是以數治税。“即通過對於信息的數字化，特別是財務税務信息的數字化，形成納税人的畫像，用這樣的科技手段來識別出税務人可能涉及到的税務風險。”王陽湖介紹道。

當税務機關開始推行數字化監管，税務人是否也應該藉助一些數字化手段來充分應對？ 

以明星舉例，王義之藉由國外成熟經驗，延伸了高收入人羣可行的兩種方式：公益和資產化。對高收入人羣來説，公益是少有的免税道路。“好萊塢所有的明星都有自己公益的方向，這也是社會回饋社會的一個很好的方式。”王義之説。“我認為未來明星只有兩件事可以做，一個是做公益，另一個就是做產品。”

國外明星在整個冠狀病毒大流行中回饋社會

資產化，則是把明星自身完整的無形資產，根據不同使用途徑去拆成不同的公司經營屬性。比如貝克漢姆會把他的演講約放在某一種公司裏，成為這個公司的資產，公司負責經營他的演講。“這樣一來，他的成本和他的收入就能夠形成很好的在公司內部的運營，所以大家可能經常聽説國外買個房子往往會用企業，而不用個人，因為你用個人其實是消費，用企業其實是投資，對應的操作都不太一樣。”

而對影視行業金字塔基層和中層的諸多自由職業者，如編劇以及劇組工作人員們來説，也要通過自我武裝財税知識，讓自己實現企業化。

“儲蓄賬户和企業賬户，在整個國家的監管體系裏面屬於兩套體系。”王義之介紹道，在海外發達國家，它的企業税負佔到整體税基的大概55%左右，個人税負大概佔到45%左右。中國的企業税基則佔約87%左右，“也就是説中國所有的税基本上現在都來自於企業交的。”

眾觀科技也正是在這樣的趨勢下，建設起了一個財務管理平台“創意管家”，一方面為自由職業者們準備了便利的個人化企業註冊流程，與區域性的政策做配合，“我們代運營了近400家小微企業，有些一小時就能拿到營業執照”；另一方面把項目這一端的財税管理、票據管理在線化、數字化，“把中間相對混亂的規則做整理。”如此一來，也能給銀行和投資人一個明晰的連續性的財税可視化數據。

在個人企業化過程中，税收窪地的政策，不妨一“蹭”。“該佔的便宜就去佔。”王陽湖開玩笑地説，比較重要的是“怎麼佔”。霍爾果斯的老路，也是官方所儘量避免的。海南省省長曾在今年6月的會議上明確表示，不希望海南變成一個避税天堂，要杜絕空殼企業。

借鑑過去霍爾果斯的經驗是必要的。通常來説税務窪地分兩種性質，一種是直接免税，如霍爾果斯的五免五減半，另一種是增值税按照比例的返還。“免就是直接減免，返還就是地區財政的返還。如果説是地方財政的返還，就要特別關注地方政府的兑付能力。”

對投資人而言，一個清晰的數據呈現和可便捷追蹤的數據化工具，是剛需。

從餘輝的投資人視角來看，有兩種方式可以降低項目風險。第一類是製片人中心制的項目，因為製片人往往更具備財務思維，能給到更為清晰的財税報表及預算把控。

第二類則是項目過程中的風險管控，比如説有擔保公司擔保，定期的會有風險經理或者項目經理去現場，“北京文擔有專職的做影視劇的去過片場的人，會去那兒配合項目方的財務做一些賬務上的梳理。另外要跟製片人溝通，隨時把控項目進程。”

未來影視內容的“資產化”也是一大趨勢。餘輝透露目前，頭部公司和頭部金融機構已經在嘗試搭建完善的分賬體系，同時把應收賬款、著作權、專利等內容作為輕資產內容作為融資產品出售，“現在至少在北京的金融市場是有專門的產品的。”

作為官方監管機構，税務部門正在試圖搭建影視行業之間良性的對話平台。過去，由於影視行業跟其他行業相比，整體產值規模並不大，並不在税務部門監管重點範圍內。但隨着2018年以來各項事件的爆發，政府重視程度也越來越高。

“我們也在搭建這樣一個的溝通渠道，有國家税務總局、影視行業的相關的監管部門等等。同時溝通的渠道的另一方就是影視公司及行業從業者，國税口徑的專業的研究院和協會，行業的協會大家一起來坐下來，一起來溝通這件事情，包括跟相關的政府管理部門，可能也歡迎後面有一些企業參與進來。”王陽湖説道。

“需要這樣面對面聊的機會。其實税沒有那麼可怕，只是需要一個參照標準。”王義之説。

文 | 符瓊尹

編輯 | 張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