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錦衣衞到粘杆處——明清兩代的特務統治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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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特務機構的設立，都是處於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大背景之下

　　文│楊曉越

　　《中國國家歷史·捌》

　　電影《錦衣衞》中的明朝錦衣衞形象

　　長河落日，大漠孤煙，旗幡搖盪的荒涼客棧坐落於龍門關外，紅塵渺遠，彷彿無人問津。募地馬蹄陣陣，塵沙漫天，一羣頭戴圓帽，身穿直身內侍裝，腳蹬皂靴的東廠特務，為追捕忠良，尋蹤跡而來。奸臣當道，宦官專權，縱是江湖兒女無涉廟堂，但豈可忘卻忠善大義。正邪對立，小小客棧遂起風雲，周淮安、邱莫言、金鑲玉等人的身影漸漸清晰。這便是1992年由李慧民導演，張曼玉、林青霞、梁家輝、甄子丹等人主演的電影《新龍門客棧》所展現的時空。電影講述了明朝中葉，江湖俠客與東廠高手為保護忠臣之後而在大漠邊關的龍門客棧進行生死對決的故事。明清特務題材的電影還有很多，2010年由李仁港執導，甄子丹、趙薇、吳尊、徐子珊等人主演的武俠片《錦衣衞》，講述的是在明末朝政黑暗、皇帝昏庸、閹黨亂權的情況下，錦衣衞捲入政治鬥爭的故事。2014年由路陽導演，張震、劉詩詩、王千源、李東學等人主演的《繡春刀》，則講述了明朝崇禎皇帝登基後，權傾天下的“九千歲”魏忠賢被彈劾辭官，錦衣衞在奉命追捕閹黨期間發生的種種陰謀與鬥爭。此外，2011年由徐克執導，李連杰、周迅、陳坤、李宇春等人主演的《龍門飛甲》接續《新龍門客棧》，在龍門客棧被燒燬三年後，武林俠士與明朝西廠重新展開正邪較量。

　　《龍門飛甲》中的龍門客棧

　　在以上諸影視作品中，刻畫的主要矛盾是作為皇帝耳目爪牙的特務機構，究竟是應該忠於“君”，還是忠於“義”。在這種基本矛盾之上，又滲透出家國愛情、忠義仁孝難兩全的糾葛，讓觀眾在欣賞精彩打鬥之餘，情感上也得到較大滿足。正基於此，明清兩代的特務諜報機構歷經數百年仍擁有相對較高的關注度，以至於在當代社會中成為各類通俗藝術再創作的素材。

　　明代的特務機構：廠衞

　　明代的特務機構主要包括錦衣衞、東廠、西廠與內行廠，合稱“廠衞”，均為皇帝效犬馬之勞，充當耳目和爪牙。明初，有“檢校”一職，“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後來，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式設立軍事特務機構錦衣衞，其由皇帝的侍衞機構演化而來。長官為指揮使，由皇帝的心腹擔任，下轄十多個千户所和南北鎮撫司。身穿“飛魚服”，腰佩“繡春刀”是錦衣衞的典型形象。

　　飛魚服

　　《中國文物大辭典》中記：飛魚服為明代職官常服，以紅色紗羅紵絲為之，飛魚作蟒形而加魚鰭、魚尾，亦有兩角，惟較短，是僅次於蟒衣的一種賜服。其製衣裳分裁後合二為一，以示符合“深衣制度”，大襟交領，下裳分幅，兩旁有襞積。明武宗正德年間(1506年—1521年)被規定為二品官服，文武皆可穿着，嘉靖年間被禁止使用。繡春刀，有人認為在漢代叫作環首刀，一邊開刃，一邊無刃，前尖後直，能刺能砍，攜帶方便，明朝時改稱繡春刀。但錦衣衞最令人恐懼的武器並不是“繡春刀”。錦衣衞掌管侍衞、緝捕、刑獄之事，他們最令大臣們心驚膽戰的武器則是“廷杖”和“詔獄”。

　　北京市東城區東廠衚衕28 號，明代東廠詔獄遺址，後侵華日軍在此建造監獄，迫害抗日民眾

　　廷杖即對朝廷大臣施以杖刑，這主要依皇帝的心情決定，皇帝一不高興便可隨意將大臣拖下去鞭打，輕則致殘，重則喪命。打的地點在午門外，錦衣校尉負責拿棍子打，司禮太監坐着監視。魏禧在《叔子文集·姜貞毅先生傳》中描寫廷杖時的具體場景：眾官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錦衣衞，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以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惟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其實錦衣衞的行刑有很大貓膩，打的輕重力度全憑他們説了算，明面上遵循皇帝的旨意，暗地裏則分“打”、“着實打”和“用心打”三種。第一種較輕，只是敷衍了事，象徵性地打；第二種是往殘廢了打，受刑者的生死全憑其造化；第三種則真的是往死裏打。詔獄則是北鎮撫司的監獄，不經正式司法機構直接審訊拷打被抓之人。對於被關進詔獄的人來説裏面無異於人間地獄，恐怕真是站着進去，躺着出來。往往進去之前還是好好的人，其後往往被折磨得不成人樣。《鮚埼亭集》卷六記載禮部官員錢若賡因在選妃時得罪了神宗朱翊鈞，後來受誣陷被投入詔獄達三十七年之久。其子錢敬忠為父泣血鳴冤：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氣血盡衰……四肢臃腫，瘡毒滿身，更患腳瘤，步立俱廢。耳既無聞，目既無見，手不能運，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氣，謂之未死，實與死一間耳！可見被關押者的生不如死。明代有部筆記小説《詔獄慘言》，記明熹宗時六君子之禍，書中隨處可見錦衣衞用刑之狠辣殘忍，令人不忍卒讀。朱元璋心性重猜疑，再加之有的臣屬飛揚跋扈，有功高蓋主之勢，為了鞏固統治遂大肆殺戮一幫老臣。到太祖晚年，共同打天下的文臣武將幾被屠戮殆盡。錦衣衞則在處置這些功臣舊部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錦衣衞腰牌

　　東廠的設立與太監提督東廠

　　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在“靖難之役”中，用武力奪取了其侄建文帝的政權，改元永樂，是為明成祖。因其位得來不正，自然難堵悠悠眾口，飽受世人詬病。當時的建文舊臣、奉建文為正朔的士人們對於永樂政權合法性的大為質疑，社會上異議紛起，還有傳言建文未死。朱棣為了鎮壓政治上的反對力量、鞏固帝位，急需以特殊力量來刺探消息。

　　同時，在朱棣劍指南京奪取江山的過程中，宦官出力甚多，並因其自身隱於深宮、侍立御前的特性，較之外臣錦衣衞派遣起來更為方便。所以他於永樂十八年（1420 年）十二月在京師（今北京）東安門北設立“東緝事廠”，簡稱“東廠”。寵信宦官擔任首領，稱“東廠掌印太監”, 也稱“廠公”或“督主”，通常以司禮監秉筆太監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擔任，其官銜全稱為“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簡稱“提督東廠”，後世熟知的幾個臭名昭著的大太監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人都曾統領過東廠。據《中國曆朝皇宮禁衞實錄》記載，東廠的屬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員，分別由錦衣衞千户、百户擔任，稱“貼刑官”。千百户之下設掌班、領班、司房四十多人，他們也從錦衣衞中抽調，都是頭戴圓帽，身穿直身內侍裝，腳蹬皂靴。廠中校尉分成十二科，每科管事都有自己的法定廠服：頭戴圓帽，身曳撒內侍裝，腳蹬皂靴。具體負責偵緝工作的是役長和番役，時人稱為“校尉”。役長又稱“檔頭辦事官”，相當於小隊長，即電影中常出現的那個稱呼——“檔頭”。役長一百餘人，也分成子醜寅卯等十二科，衣着上規定為頭戴圓帽，身穿褶內侍裝，腳穿白靴，世人稱為“白靴校尉”。番役又叫“幹事”“番子”，都是從錦衣衞中挑選出來的最輕狂刁頑的潑皮無賴之徒。辦事的番役俗稱“番子”，又叫“幹事”，由身穿青素褶裝、腰繫小絛的白靴校尉統領，每個校尉統領數名番役不等，共計編制在冊的番役有一千餘人。《明史·刑法志》中載東廠的職能是“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

　　明代宦官陶俑

　　東廠、西廠和錦衣衞的相互關係

　　起初，東廠只負責偵緝、抓人，並沒有審訊犯人的權力，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給錦衣衞北鎮撫司審理；但隨着東廠的發展，到了明末，它也擁有了自己的監獄。馬兆鋒在《復興王朝  大明帝國盛衰三百年》中寫到，錦衣衞不但在朝廷衙門坐班，查閲六部文件。而且連市場的菜價都要調查。可見上至政府官員、社會名流，下至平民百姓，都在錦衣衞的監控範圍之內。東廠將監視結果直接奏報給皇帝，對於他們認為的“有罪之人”有極大處置自由，往往嚴刑拷打。

　　明憲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妖道李子龍與宮內宦官裏應外合，藉機深入內宮，到達萬歲山等地觀望形勢，據傳其意欲弒君，後被錦衣衞校尉發現處死。憲宗朱見深得知此事後深感憂慮，認為危機四伏，同時又想了解宮外臣民動向，卻覺錦衣衞和東廠均不可靠，於是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於東廠之外增設西廠，全稱“西緝事廠”，廠址設在靈濟宮前，以舊灰廠為廠署總部。以太監汪直為提督，人員主要從禁衞軍中選拔。西廠直接聽命於皇帝，不受其他任何機構和個人的節制，其權力超過東廠。

　　西廠成立不久就因其狠辣的辦事風格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學士三元宰相（同時獲得解元、會元、狀元的宰相）商輅為首的輔臣們呈遞彈劾汪直請罷西廠疏，向憲宗痛陳西廠之危害，並將汪直的胡作非為之舉一一揭發。憲宗閲後大為震怒，於是撤銷西廠。到了憲宗的孫子明武宗朱厚照繼位，大太監劉瑾掌權，宦官勢力再度興起，正德元年（1506年），西廠復開，由“八虎”（明正德年間東宮隨侍太監中的八位）的另一成員太監谷大用執掌。正德五年（1515年），劉瑾倒台，明武宗下令撤銷西廠。

　　東廠與西廠相互不睦，爭權奪利，掐架拆台。正德元年（1506年）以當時“八虎”之一的馬永成掌管東廠，西廠則由另一位“八虎”成員谷大用掌管。司禮監太監劉瑾因與二者有隙，打算自立門户，便在京師榮府舊倉地（即四司之一的惜薪司）另設內行廠，即大內行（háng，辦事之意）廠，又叫“內廠”、“內辦事廠”，自成系統，職能與東、西二廠無異，但偵緝範圍由監察臣民擴展至監察錦衣衞、東廠和西廠，權勢居於錦衣衞和東、西廠之上。內廠用刑酷烈殘忍，較之前三者有過之而無不及。《明史·刑法志》載：“皆自言承密旨，得顓刑殺，擅作威福，賊虐善良”。正德五年（1515年）劉瑾倒台後，內行廠與西廠亦一同被裁撤，短命出現後消逝在歷史煙雲中。

　　東廠令牌

　　明朝後期，統治集團腐朽墮落，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曾經繁盛的大明王朝處於內憂外患的雙重困境中，專制皇權面臨嚴重危機。一味沉溺於個人逸樂的明熹宗朱由校重用宦官魏忠賢，這個昔日的市井無賴一朝得勢，氣焰張天，與熹宗乳母客氏勾結，並羅致了一批無恥之徒作為鷹犬，同時還有不少官僚也甘心為其驅使，依附於宦官權勢的這個政治派別被稱作“閹黨”。內廷閹黨有王體乾、李朝欽等三十餘人；外廷閹黨文官則有所謂“五虎”，即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以御史崔呈秀為首，出盡奸計惡言。武將則有所謂“五彪”，即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以許顯純為首，他們控制東廠、錦衣衞，操抓捕刑殺之大權。魏忠賢更加利用廠衞來達到他排斥異己、斂財專權的目的。熹宗天啓三年（1623年），他自任東廠提督，而錦衣衞的都督則由他的乾兒子田爾耕擔任，如此一來，更成廠衞勾結之勢，冤獄迭興。《明史·魏忠賢傳》記載：“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戮，甚至剝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天啓五年(1625年)，魏忠賢假借皇帝之名，將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時稱“東林六君子”)逮捕入獄，嚴刑拷打，六人均慘死獄中。後來魏忠賢還繼續進行對東林黨人的大屠殺，異己被一一剷除後，他大權獨攬。天啓六年（1626年）浙江巡撫潘汝楨奏請為魏氏建生祠，自此以後，在北京城內外以及全國各地興起為魏忠賢修建生祠的風潮。明思宗朱由檢即位後，雖然處置了魏忠賢，罷逐了閹黨，但他仍然任靠宦官、倚重廠衞，而這一舉措並不能維繫君主的統治，最終還是落得亡國的結局。

　　這四個特務機構有許多共同點，在性質上都是直接聽命於皇帝的規模龐大的特務機構。在職權上也相差無幾，都從事“巡查緝捕”，即監視、偵查、鎮壓官吏的不法行為。廠衞均可不經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這三個司法機關，直接奉詔受理詞狀，逮捕吏民，並且用刑極為殘酷。在評價上都是為後世所貶斥，提及之時則人人自危，談之色變。《明史·刑法志》載：“刑法有創自有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衞、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踵而行之，至未造而極。舉朝野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嘆也。”不同之處在於錦衣衞屬於外臣，而東廠、西廠和內行廠都屬於內臣，同時，隨着設立的先後順序它們的監督範圍和職權也在不斷擴大。

　　錦衣衞木印

　　清代的特務諜報組織

　　進入清代以後特務政治仍在發展，只是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又有了不同的形式與特點。清代汲取了明代政治的經驗教訓，側重於發展特務組織在蒐集情報方面的作用。

　　首先是出現密摺制度。楊啓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中説清初臣工的報告延續明朝舊制分題本和奏本兩種。題本繁複遲緩，容易泄露機密，而奏本雖不如題本繁複，但也須經通政司，不易保密。現存最早的奏摺是康熙朝的，但從順治時已有“密封奏摺”之名。儘管如此，康熙朝的奏摺還沒有形成嚴格的奏摺制度，發展並不完備。雍正繼位後，開始積極推行密摺制度，擴大提奏人範圍，更加註重保密，官員泄密嚴懲。至於密摺的作用，他總結為：官員間相互牽制、彼此監視；督撫等大員不能擅權；人人存戒心，不敢妄為，恐暗中被檢舉；露章有所瞻顧，不敢直言，密摺無此顧慮；有所興革，君臣間預先私下協議，不率爾具題，有緩衝餘地。

　　其次是出現新的特務機構。順治元年（1644年）曾保留有明朝的錦衣衞機構，第二年更名為鑾儀衞，雖然成為儀仗機構，但其仍然沒有完全擺脱廠衞的陰影。清代昭槤在《嘯亭雜錄·鑾儀衞》記載：“本朝鑾儀衞相沿明錦衣衞之制，而不司緝探之事。”

　　清代在江寧（今南京）﹑蘇州和杭州三處設立的專辦宮廷御用和官用各類紡織品的織造局（即“江南三織造”）名為替宮中國庫採辦，實則也監視地方大員，刺探情報，相當於御用偵察機構。織造不僅可以直接呈遞奏摺，還可以寫密札給皇帝，皇帝也直接向織造下達任務命令。因為其位低但權重，所以多由皇帝的親信包衣擔任，如康熙時委派李煦、曹寅、孫文成等人分別擔任蘇州、江寧、杭州三織造之職，允准他們可以“專折密奏”，要求他們注意“打聽、奏聞”江南地區的官風民情，密切監視“各行人等”的動向。《清代江南三織造》一文中提到，對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發生的政治上頗為敏感的廢除皇儲胤礽的事件，曹寅即把江南民間對這件事的反映密奏玄燁。同年，浙江四明山張廿一等領導的反清起義爆發，玄燁也命令蘇州織造李煦“密密訪問明白奏來”。

　　江寧織造府衙

　　雍正時的特務組織在對順治、康熙朝的特務組織繼承的基礎上進一步變化與發展。設立的特務組織以緹騎，邏察為代表，他們到處偵探“閭閻”“朝野”之情報，並隨時上達，以保證雍正帝能夠及時掌握所需要的各種信息，這在史書中多有記載，如清代昭璉的《嘯亭雜錄》記載：“雍正初，上因允祀輩深蓄逆謀，傾危社稷，故設緹騎邏察之人四出偵詗，凡閭閻細故，無不上達。”蕭一山所著的《清代通史》中也有相似的記載：“雍正設治，既以嚴厲為事，故對於朝野之動靜，不可不使之上達。於是密設緹騎，四出偵察，凡閭閻細故，無不立聞。” 雍正帝利用特務組織時常監察官員大臣的生活舉動，並以此當面試探大臣的忠誠與否，以使其戰戰兢兢，嚴守臣節，不敢做欺瞞違法之事。清代史學家趙翼在《檐曝雜記》卷二中記載：“雍正中，王雲錦殿撰元日早朝後歸邸舍，與數友作葉子戲。已數局矣，忽失一葉，居不成，遂罷而飲。偶一日入朝，上問以元日何事，具以實對。上嘉其無隱，出袖中一葉與之曰：俾爾終局。則即前所失也。當時邏察如此。”由此一件小事亦可窺見雍正對於大臣伺察之嚴。

　　雍正設立特務統治的一個重要考慮是幫助其打擊及監控反對勢力從而鞏固統治。雍正的特務人員中有武藝高強，身懷絕技之人。他們的偵查手段多種多樣，或裝扮成路人，或裝扮成普通百姓，於大街小巷中隨時隨地收集各方面大大小小的情報，並及時上報雍正。李伯元的《南亭筆記》記載：“江湖間奇材異能之士，皆陰蓄之，以備他日之用。及登大寶，各省皆置秘密偵探隊。吏民一舉一動必以聞。吏則溺職有誅，民則偶語有罰，朝野肅然，不敢相欺詐。蓋皆得力於此輩之飛檐走壁，故使在下無遁情也。”

　　電影《血滴子》中出現的暗器血滴子

　　除此之外，一些人認為雍正的特務組織還有“血滴子”和“粘竿處”，或者把血滴子直接等同於粘竿處。“血滴子”史書中難覓影蹤，最早出現於清末民初一些小説演義中，如《胤禛外傳》《清史通俗演義》《十葉野聞》《雍正劍俠圖》《清宮十三朝演義》《神秘武器血滴子》《血滴子大俠甘鳳池》等等，在現代仍是影視作品的題材來源。《神秘武器血滴子》中總結其主要有三種説法，即暗器説、毒藥説、組織説，但大多以暗器説為主。如蔡東藩在《清史通俗演義》中描寫道：“外面用革為囊，裏面卻藏着好幾把小刀，遇着仇人，把革囊罩他頭上，用機一撥，頭便斷入囊中……。”經考察，筆者認為“血滴子”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民間話語”與“政治權威”互動過程中世人想象建構的產物，主要通過雍正朝以及中華民國時期的雙向互動而建構累積形成。至於“粘竿處”，不少歷史通俗讀物中都説它原本是一個專事粘蟬，捉蜻蜓、釣魚的服務機構。因雍正喜靜畏暑，還是皇子時為防止鳴蟬聒噪而設，實則為其四處刺探情報，剷除異己。雍正即位後，在內務府之下設“粘杆處”，頭子稱“粘杆侍衞”，一般成員稱“粘杆拜堂阿”，總部設在雍親王府，傳説有密道，也有説乾隆時已毀。在紫禁城中有分部，御花園堆秀山“御景亭”是他們值班觀望的崗亭。雍正逝世後，“粘杆處”繼續存在，乾隆去世後才逐漸廢弛。其實無論“血滴子”和“粘竿處”真實與否，它們都與雍正時所採取的一系列特務統治有聯繫。雍正自身的諸多謎團，以及他所施行的高壓統治，都可成為觸發各種傳聞的原因。

　　雍正帝

　　清朝對明代的特務統治有繼承也有轉變，清朝的特務統治由明轉暗，不再如明朝那樣大張旗鼓，但它們的設立都是處於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大背景之下。電影往往通過浪漫化的處理使忠義之輩在故事的結尾得到拯救，但真實的歷史似乎更加殘酷，死於特務之手的無辜者的哀嚎至今仍歷歷可聞。我們也應該明白，藝術創作添加的想象和渲染可以創造體會歷史的虛擬情景，但畢竟不能等同於歷史。此外，雖然歷朝歷代的特務統治似乎都不可避免，但比之嚴密偵察，君王廣施仁政才得贏得百姓發自內心的擁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