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冊子政權的行事方法，在互聯網時代成了至少不算太壞的風格_風聞

上一篇我們談了小冊子政權的決策形成的幾個主要特點：事情辦不下去才發生信息反饋，最大的信息源是底層知識分子羣體，決策層總是在問題之間疲於奔命。

但是小冊子政權在互聯網時代的政治合法性和公信力卻反而有所上升，即使還達不到偉光正的地步，但是相比較電視機時代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局面卻已是雲壤之別。

為什麼會這樣？

很簡單，小冊子政權的決策模式與互聯網時代的信息傳播特點發生了相當程度的契合，小冊子政權的行事方法在互聯網時代成了至少不算太壞的風格。

我們一條一條來看。

首先是事情辦不下去了才反饋，這意味着小冊子政權的時效性極差，差勁的時效性是互聯網時代到來之前小冊子政權的重大政治合法性失血點，很多已經被報紙電台電視報道渲染過民憤極大的問題，決策總是姍姍來遲，事情就算解決了也令人反感。

但互聯網時代到來之後，時效性失效了。

大眾傳媒的時效性在無線電時代理論上就已經達到極限，但真正在應用中達到極限的是電視機（現場直播），在互聯網時代到來前，社會議題的核心永遠是時事。但互聯網時代到來之後，趣緣取代時緣成為第一緣，一件事情受關注是因為有趣而非新鮮，比如B站最近比較熱的兩件事，劉華強買瓜，拜登脱出，一個是十多年前老電視劇裏的橋段，一個是最近的新聞，前者顯然不是因為時效性才受到關注的，後者的關注度顯然也高於同一時期的其它新聞，二者唯一的共同點是“有趣”。

在互聯網時代前，説一個東西陳舊是惡毒的，因為這等同於死刑原判，但互聯網時代説一個東西陳舊並無殺傷力，老活新整也是本事。

換言之，小冊子政權決策時效性差的最大缺陷被結構性迴避了，為什麼互聯網時代會有“下大棋”這種説法？因為時效性失效之後，公眾發現小冊子政權的決策質量並不壞，一些事情雖然拖延但總能解決，典型如拆遷問題，拆遷早年是公憤問題，後來轉為銀彈開路後變成了算賬問題，以至於有居民樓倒塌後當事人笑逐顏開的情況，我參加農村工作時，曾遇到過有人因為拆遷只拆鄰居不拆他家而鬧上門來的事情。

其次是底層知識分子羣體作為最大反饋源，這意味着小冊子政權的核心信息源是羣體性的，去人格化的。

信息有人格化和非人格化之分，什麼是非人格化？比如你經常讀魯迅的文章，然後再給你一篇他的文章，即使不署名你也能看出是他寫的，這就是信息的人格化，所謂報紙有立場，節目有偏向，指的就是信息人格化。

魯路修問過迪託哈特，你不怕你的節目有失客觀嗎？迪託哈特回答的極坦然，沒有不帶主觀的節目，迪託哈特是個節目製作人，這就是典型的電視機思維。

羣體信息是沒有人格的，個體才有人格，羣體是人格疊加反而沒有人格，人為因素永遠是最大的信息失真點，信息的羣體來源意味着視角和立場多元化，反而實現了最大限度的客觀，這導致去人格化信息即使不是事實，也最接近事實，這也是小冊子政權決策質量不差的原因，它獲取的信息雖然滯後，但相對準確。

能形成政治議程的信息永遠是宏觀信息，宏觀互聯網信息必由巨量信息源構成，同樣是羣體反饋，同樣是去人格化，這與底層知識分子羣體反饋源非常契合，兩者的過渡非常平滑，這也是為什麼小冊子政權對大數據極端狂熱的原因，基層幹部反饋其實就是一種土法大數據，碎片拼湊的信息總好過一面之詞，筆削春秋已死。

就像東北限電下大棋央視闢謠事件，在獲取民眾支持和掌握真相解釋權之間選擇了後者，這在互聯網環境下是非常務實的選擇，因為趣緣環境下，民眾的支持永遠是短暫的，但真相的定義權則是無價的。

中國社會已經形成遇大事等官方發聲的氛圍，當我們都在等待官方發聲時，事實上就已經把仲裁權交給了官方，這才是大棋。

最後是在問題之間疲於奔命，小冊子政權由於無力治理輿論而導致設置議題能力極爛，因此無法主動推動議程，只能被動應變打地鼠，而互聯網時代由於趣緣成為第一緣，導致政治議程隨機化，再也沒人能夠主動設置議程了，所有人都得打地鼠，互聯網把全世界拉進打地鼠的狀態，然後小冊子政權用自己豐富的打地鼠經驗打敗了它們……

很多以往時代贏麻了的政權在互聯網環境下手足無措，他們沒法適應一個自己設置場景沒人看，設置議程沒人聊的時代，看着滿地地鼠一臉茫然，比如英國前首相梅吃薯條手法不正宗事件，彭佩奧給武漢扣屎盆子結果大家不關注都去看一六事變，這都是妄圖在互聯網環境下照老辦法做事導致的醜態，美國最近才開始笨手笨腳學着搞刪帖封號禁IP等操作，但是打壓互聯網輿論又與燈塔形象相悖，於是又造成了一波合法性失血，而小冊子政權本身就低合法性，這麼做反而讓人習以為常，你有低人權優勢，我有低合法性優勢，我蠻夷也。

並不是小冊子主動形成了這種適應性，沒人有這個本事，而是互聯網時代的特點與小冊子時代有契合之處，都是神聖消亡異端叢生渠道下沉的時代，小冊子歪打正着吃到了一波時代紅利。

所以説不光要看個人的奮鬥，也要看歷史的進程，有時候什麼都不做也比肆意染指自己並不理解的力量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