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教育，瘋狂成野獸_風聞

2019年2月1日，《天空之城》第20集在韓國播送，在這一天晚上，創下了韓國非無線電視台的收視新紀錄。沒有知名演員，也沒有曲折的愛情故事，這部韓劇聚焦於教育議題，講述了一個高檔小區裏四對父母，為了將子女送入名牌大學就讀，不擇手段進行鬥爭的故事。

韓劇《天空之城》劇照

“看起來誇張，但拍攝的一系列現象在韓國是真實存在的。”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王曉玲對南風窗記者説，她專注於韓國社會文化研究近20年，認為《天空之城》通過藝術化的呈現，揭露了韓國教育系統的弊病。

在故事裏，父母對於成績的執念，最終釀成無可挽回的家庭悲劇，編劇希望藉此告訴觀眾，韓國過度的教育狂熱，正在對孩子們造成危害。諷刺的是，這樣的批判卻起到相反的作用。

《天空之城》主人公同款“封閉書桌”意外走紅，銷量增長了8倍。劇中，“升學協調員”金珠英是摧毀孩子心智的反派角色，這一職業在現實之中的業務需求量卻隨着電視劇的播出節節升高。

韓劇《天空之城》劇照

在韓國創造經濟奇蹟的故事裏，成功的教育是其中濃墨重彩的一章。然而，韓國教育在助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讓全社會承擔了極其沉重和高昂的成本。

極端應試主義和學歷主義，讓韓國的孩子和家長深陷困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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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競爭與私教育

首爾市江南區，大峙洞。

在3.53平方公里的街區內，密密麻麻分佈有1000餘家補習班。這裏，每年創造出近20萬億韓元的“補習班經濟”。

和城市的其他區域不一樣，大峙洞附近的晚高峯在晚上10點左右。學生們從補習班魚貫而出，走向在街區附近等待着接送的家長。私家車、巴士頭尾相接，造成交通擁堵的狀況。

韓國統計局2019年數據顯示，有近四分之三的學生在參加課外輔導。2017年紀錄片《教育的悖論》統計，韓國多數家庭每個月在補習班上的花費超過100萬韓元（約人民幣5500元），有家庭甚至超過300萬韓元（約人民幣16000元）。

首爾大學教育人類學碩士，在韓國生活工作了18年的孫睿向南風窗記者證實這一宏觀數據的真實性。她育有2個孩子，每個孩子每月的補習開銷控制在100萬韓元左右。

“要根據不同家庭的經濟實力和孩子數量來看，”她説，“我身邊的家長來説，如果家裏只有一個孩子，為他充分投資一個月200萬韓元的情況不在少數。如果家庭條件一般，每個孩子50萬（約人民幣2700元）左右的費用也是需要拿出來的。” 無論是300萬還是50萬，於家庭而言，都不是一筆可以忽略不計的支出。

去年5月，韓國政府為幫助家庭減輕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壓力，向每個擁有四名及以上成員的家庭提供100萬韓元救助金。韓聯社報道，不少韓國家庭選擇將這筆緊急冠狀病毒救助資金用於支付孩子補習班學費——“他們不願減少教育支出，即使他們不得不在其他領域勒緊褲腰帶。”

2019年，韓國用於私立教育的支出飆升至20.99萬億韓元，這一數字是10年以來的最高點。

“補習班為韓國家長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大家都覺得這樣不好，但是沒辦法。因為韓國的公立教育形同虛設，家長們不得不依賴補習班。”孫睿説。

補習班的教學進度比公立學校超前。以數學為例，六年級畢業時完成公立學校初三的學習內容，最晚在中學三年級完成高三課程。

《時代》週刊記者在參觀韓國學校時發現，“教室裏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在睡覺，而老師卻若無其事地繼續講課。”“學生們在補習班早學過了，所以老師講得很隨便，學生們聽得也不集中。”孫睿説，“私教育本應成為公共教育的有力補充，但是在韓國，完全本末倒置了。”

在自習室學習的韓國學生

孫睿的朋友，一位在首爾江南區生活的媽媽，起初不理解這樣的超前學習，覺得“什麼時候學什麼知識不好嗎”。但她後來發現，韓國父母這麼選擇，都是現實所迫。

“韓國高中的復讀生很常見。如果你的孩子沒有在上高中前把知識學過一遍，完全無法和那些復讀生競爭。”她親自去查閲江南區幾所高中的復讀率，有的竟高達50%，而且，“基本都是好學生才復讀”。為了被一所優秀院校錄取，第三次復讀、第四次復讀的情況也不罕見。

“真是內卷得厲害。”孫睿感嘆。置身其中，憑一己之力根本無法與之抗衡。韓國的教育系統，早已變成一頭可以撼動整個社會根基的龐然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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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政府治理

韓國的教育競爭之所以如此“慘烈”，有其社會歷史原因。

“一是受儒家文化影響，尊重知識、重視教育，這是東亞的文化傳統，其二，韓國國土面積有限，自然資源短缺，他們的經濟發展是通過高水平的人才來支撐和推動的，所以更加重視教育。”王曉玲分析。

朝鮮戰爭之後，韓國的校舍幾乎是一片廢墟。政府於1954年頒佈《初等義務教育計劃大綱》，積極展開建設。短短5年後，韓國適齡兒童入學率便達到96.4%。 

到20世紀60年代末，韓國的考試競爭便已相當激烈，補習班開始興起，為那些希望進入優等學校的學生們提供額外輔導。

1973年，《韓國日報》報道，70%的初中生在課外參加補習，其中患有身體或精神疾病的，高達27%，被人們形容為“初三升學病”。韓國教育部為扭轉如此的“入學考試地獄”，緩解愈演愈烈的擇校競爭，於1973年制定了“高中平準化”政策，取消重點學校、重點班之分，將全國高中劃分學區，讓通過國家會考的畢業生按學區確定學校就讀。

韓國學生，能在晚上12點睡覺已經算是早睡

然而，此舉僅僅是將中考的升學競爭延後至高考階段。中考沒有了壓力，但學生們依然需要在高考中取得優異成績，才能進入理想的大學。“沒有了重點班，希望得到優質教育的學生轉而求助於校外補習。”王曉玲解釋，補習市場進一步擴張。

1980年，全斗煥政府上台，頒佈了《7·30教育改革》，全面禁止一切非法教育補習。與此同時，還增加了高考次數，對大學招生方式進行改革，緩解國民對於高考的焦慮情緒。

效果並不理想。政策一出，補習紛紛轉入地下，成為老師與學生之間的秘密行動。

1988年《京鄉新聞》一則報道稱，在江南區就讀的高中二、三年級學生，70%以上接受着秘密課外輔導。另一方面，由於老師們面臨着違背禁令的風險，輔導市場的價碼也一路飆升。

韓國政府的行政能力無法落實自己所頒佈的禁止政策。當時，一家小型補習學校的經營者對媒體説，“據我所知，首爾江南區（教育廳）只有3名公務員，而僅該地區就有5000多家補習班。這3個人怎麼能同時監控他們呢？”

韓國高考在即，考生們將高考寄語掛於走廊

認識到這一局面之後，韓國政府逐步放鬆了上述禁令。1984年，允許高中生在寒假裏參加補習；1988年，允許校內開展課後補習；1989年，允許大學在校生為小學和中學生提供補習；1991年，允許小學生及中學生參加私立學校補習；1996年，允許大學畢業生為小學和中學生提供補習。

到了90年代，這一禁令已經“名存實亡”，並於2000年被正式廢除。從此以後，韓國的補習市場迅速膨脹，一發不可收拾。

2008年，韓國政府對首爾補習機構實行“宵禁計劃”，要求校外補習必須在晚上10點前結束教學活動，這一規定被延續至今。

2011年，《時代》週刊記者曾與首爾江南區教育辦公室督查一起前去搜查違反宵禁的補習機構，晚上11點，在一棟廢舊的建築裏，他們發現了40名正在補習的學生。他記錄下現場的情形：“男孩女孩們知道自己被發現了，一個個都嚇壞了，想往樓頂上跑，我趕緊安撫他們説，‘違規的是補習班，不是你們。你們回家吧。’”

去參加補習班的韓國中學生

被檢查到的仍是少數。在首爾的街道上，會看到許多補習班的玻璃上貼着黑色的膠布，這樣，晚上開着燈從外面看不到光。“晚上10點以後，補習又轉為了地下，繼續進行。”孫睿説，“除非被舉報。”

3

惡性競爭的副作用

2014年，時任韓國總統朴槿惠呼籲教育部採取基本措施，糾正學生過度學習英語的教育環境。“學生必須學習基本的英語技能。然而，並不是每個學生都必須學習更多的知識，除非他們想為需要專業英語水平的職業鋪平道路。”朴槿惠説。

根據教育部公佈的數據，2012年，韓國私立教育費用總額估計為19萬億韓元，其中，英語私立教育費用達到6.5萬億韓元。在向總統提交的年度政策報告中，韓國教育部承諾降低大學學術能力測試英語部分的試題難度。

韓國英語高考難到什麼程度？“你讓一個英語是母語的人去考試，也不一定能考好。”孫睿説。她認識一位朋友，孩子從小在美國長大，是英語母語者。來韓國學習後，反而英語一科怎麼也考不好，不得已又回去美國繼續唸書。

“韓國的應試英語和應用英語區別很大。為了篩選學生，會出特別生僻的單詞，特別拗口的語法，已經完全偏離了語言學習的初衷。”孫睿説。韓國中學允許選修第二外語，中文是選項之一。她作為中國人，去看韓國學校的中文試題，有時都拿捏不準正確答案是什麼。

再比如，學校開設的料理測試，“並不會讓你真的做一道菜，而是要求學生把食譜背下來，在卷子上選糖放多少克，油放多少滴。”這樣的測試顯然是與實際應用脱節的。

韓國前教育部長李俊植在接受《財經》採訪時承認，雖然韓國教育在過去大大推動了國家的發展，但是標準化的教育確實導致了過度競爭和學業負擔過重等一系列問題。世界正面臨第四次工業革命，“是時候改變標準化課程和僵化的學校體系了”。

如此異化的升學競爭，對於教育本身產生的影響，是人才創新力的缺失。除此之外，副作用還體現在韓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全球最低的生育率。2021年，韓國統計廳報告顯示，全國生育率降至史無前例的0.84。早在2016年，首爾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崔仁哲與韓國知名婚介公司共同發佈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韓國未婚男女對於生育的期望中，經濟負擔是一大障礙。其中，26.7%的受訪者將“課外補習費用”選為生育孩子的最大負擔。

還有居高不下的青少年自殺率。韓國保健福利部統計，2019年韓國9至24歲自殺人數為每10萬人9.9人，近五年來逐年上升。“成績和升學問題”以39.2%成為青少年選擇自殺的主要原因，其次是“家庭不睦”。

韓國首爾，高中學生迎來了韓國高考前的倒計時一個月，民眾到當地佛教寺院為考生祈禱考出好成績

高昂的補習成本以及家庭教育投資的失敗，還造成了韓國社會的“老後貧困”現象。“教育是一場投資，是有風險的。”王曉玲説，“有的韓國老人，中年時將自己的財產全部投資給孩子教育，但孩子長大以後，沒有一個好的就業，沒辦法經濟反哺，而這時老人又沒有了積蓄。有人會選擇和子女斷絕關係，然後拿社會救濟。這一次的新冠疫情，韓國社會福利組織發現很多老人感染了病毒，在家裏孤獨死。真的很悲哀。”

不過，據她觀察，最近幾年，韓國的父母對於補習的熱情在降温，因為現在作為父母的這一代韓國人，自己經歷過這樣的教育，發現自己耗盡了家裏的錢，依然實現不了預期的階層躍升。所以，半主動半被動的，陸續有人在退出競爭。

用我們的話來講，韓國父母們也開始“躺平”了。

作者 | 姚遠

編輯 | 謝奕秋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阿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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