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輝丨“祖國”為什麼會成為“母親”：從人倫倫理到政治倫理_風聞

潘祥輝 |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祖國-母親”是民族國家建構和愛國主義教育中最為常見的話語象徵。作為一種“隱喻結構”，它通過“擬血緣關係”映射了個體與國家間的關係，建構了國家的合法性，也塑造了公民的國家想象和國家認同。“祖國母親”是一個將人倫倫理轉化為政治倫理的隱喻概念，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從歷史來看，“祖國母親”的政治隱喻是在近代以來的民族和民主革命中逐步建構起來的，她主要來自對歐洲政治文化的移植。這一隱喻植根於西方的宗教及政治傳統。晚清以來，隨着民族國家觀念的引入，這種國家象徵女性化的歐洲傳統也傳入中國，法國及蘇聯政治文化的影響尤其明顯。這一隱喻的移植與內化也受到中國自身政治演變邏輯及文化傳統的影響。

“誰不愛自己的母親，用那滾燙的赤子心靈。誰不愛自己的母親，用那滾燙的赤子心靈。親愛的祖國，慈祥的母親，長江黃河歡騰着，歡騰着深情，我們對您的深情。”每當我們聽到這首《祖國，慈祥的母親》，每個中國人的心中總會升騰起一種愛國情愫。

這種情愫源於對母愛和祖國之愛的感知交匯所引起的情感共鳴。“祖國母親”的類比賦予愛國主義一種情感體驗，“祖國母親”的話語表述已然成為一個核心意象，因為它採用了一種隱喻的修辭方式，筆者稱之為“政治隱喻”。

那麼，在中國社會，“祖國-母親”這個政治隱喻是如何形成的呢？又有何政治功能？作為一個父權制傳統十分深厚的國家，在中國民族國家觀念形成的過程中，為何“祖國”會女性化？在這方面，現有的研究還十分薄弱，值得對此進行進一步的正本清源式的探究。

“祖國母親”隱喻的形成與內涵

“祖國母親”在近代的形成與發展

作為一個來源於人們生活經驗的“實體隱喻”，“祖國母親”具體可感，這一隱喻因而被廣泛傳播和接受。但從歷史來看，這種人格化的、女性化的“祖國母親”隱喻，其出現的時間並不悠久。實際上，在漢語中，現代意義上的“祖國”這個詞語是20世紀初才出現的。在之前的漢語文獻中，“祖國”只代指“祖先以來所居之地”。

據考證，中國人稱呼自己的國家為“祖國”應該是從清末的一批留日華人開始的。鄒容1903年初在日本所作的《革命軍》中多次使用“祖國”一詞。秋瑾也有“頭顱肯使閒中老，祖國寧甘劫後灰”的詩句(《柬某君》)。梁啓超則在新舊兩種意義上使用“祖國”一詞，在1902年所著的《論佛教與羣治之關係》中，稱“吾祖國前途有一大問題”。梁啓超在1905年的《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中，也使用了“祖國”一詞。實際上，“祖國”一詞在20世紀之後的中國才逐漸成為現代國民國家的代稱，這當中應該經過了日語的中介。

而將“祖國”比喻為“母親”並形成一個固定的隱喻結構則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的事情，它最早在文學領域中出現。聞一多的《七子之歌》對促成這一隱喻結構的形成及廣泛傳播做出了重大貢獻。

《七子之歌》是聞一多於1925年3月在美國留學期間創作的一首組詩，作者有感於神州故土“失養於祖國，受虐於異類”，故作歌“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懷祖國之哀忱”(《七子之歌》引言)。詩中將“祖國”比喻為“母親”，將割讓的殖民地比喻為“子女”，字裏行間充滿了濃烈的愛國主義情感。《七子之歌》的廣為流傳，使“祖國母親”的類比在全國的白話文中流行開來，也標誌着“祖國母親”這個概念隱喻的正式形成。

20世紀20年代以後，“祖國母親”的隱喻開始慢慢向各種文本繁衍。僅在現代詩歌語料庫中，就有16首重要詩人的作品中出現過“祖國是母親”的概念隱喻，出現頻率非常之高。而經過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祖國母親”的隱喻得到進一步的使用和引申，通過文學和藝術傳播渠道，形成了一個以“祖國母親”為核心意象的抒情話語網絡，其影響也從文學領域擴散至政治社會領域。1949年以後，隨着新中國的建立，“祖國母親”的隱喻得到進一步的強化，直到今天，它已然是我們語彙中的一種“超穩定結構”。

萊考夫(Lakoff)和約翰遜(Johnson)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一書中指出：“隱喻的本質就是通過一種事物來理解和體驗當前的事物。”可以看出，“祖國母親”隱喻結構的核心是將“母親”和“兒女”的血緣關係和情感體驗投射和遷移至“祖國”和“國民”的關係上，進而使後者的關係變得可理解和可體驗。而從事實層面看，國家和子民之間當然不可能存在血緣關係。

按照洛克、盧梭等人的説法，國家與國民實際上是一種契約關係，是通過社會契約而形成的共同體。國家和“母親”的角色也是有根本差異的。正如劉擎教授所言：“與父母之愛不同，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情感遠不如前者那樣是一種自然的本能。因為國家或民族並不具有像家庭(以及宗族、部落、村落、地方社區甚至城市)那樣的經驗具體性和直接可感性。人們對國家觀念的理解，以及對國家的認同感與歸屬感，都不是‘現成的’而是‘養成的’。”但通過“祖國母親”這一隱喻，“現成的”和“養成的”這兩種東西融為一體，這正體現出隱喻的“創造性功能”。

“祖國母親”隱喻中的兩種角色類型

布萊克(Black)認為，一個隱喻包含兩個主體，即喻體和本體，或稱為目標域(target domain)和始源域(source domain)。隱喻意義的產生是本體和喻體之間交互作用的結果，這一交互通過映射(map onto)的方式進行。“映射”可以通過“是”或“像”等語法和修辭手段喚起“本體”和“喻體”之間的相似性。“祖國母親”實際上包含了“祖國是母親”和“祖國像母親”兩種意象關聯。這兩種關聯就建立在對本體和喻體的“相似性”的喚起、建構和強化上。

作為喻體，“母親”有多種形象和內涵，她既是偉大的、堅強的，有時又是柔弱的、悲傷的。歷史地來看，“祖國母親”的隱喻所包含的形象、角色與“母親”的內涵十分相似。在筆者看來，近代以來的“祖國母親”形象主要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作為“強者”或者説“庇護者”的“祖國母親”；另一種是作為“弱者”或“被庇護者”的“祖國母親”。

中國“祖國-母親”的隱喻產生於近代以來“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歷史語境下，國家四分五裂，民族危亡迫在旦夕，因此作為“弱者的母親”是“祖國母親”最早的喻象。在聞一多的《七子之歌》中，“祖國母親”丟失了孩子，顯然就是一個“骨肉分離”的“受難者”。

而“九一八”之後，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民族主義及其構建也掀起了新的高潮。如同“中華民族”的觀念形成一樣，反帝國主義侵略和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加速了這一概念的形成。“祖國母親”的政治隱喻也一樣。正是在抗日戰爭期間，這一隱喻更加頻繁見諸於各種文學藝術作品。

如1935年方誌敏在《可愛的中國》中寫道：“朋友！中國是生育我們的母親……我們的母親太可憐了，一個天生的麗人，現在卻變成叫化的婆子！站在歐洲、美洲各位華貴的太太面前，固然是深愧不如，就是站在那日本小姑娘面前，也自慚形穢得很呢！”在各種詩歌中，這一時期的“祖國”也頻繁地以一位“受辱”的母親形象出現。如七月派重要詩人胡風1937年的《為祖國而歌》一詩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侮辱”“苦難”“眼淚”“呻吟”“蹂躪”“屈辱”“掙扎”等都是那一時期“祖國母親”隱喻的關鍵詞。

1949年以後，中國迎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祖國母親”的受難形象開始被新的形象所代替。“苦難的母親”的喻體轉變成為“新生的母親”“強大的母親”喻體。如冰心在《祖國母親的心》一文中説：“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河山被開發了，和煦的東風吹拂着，遍地進散着新土的芬芳，嶄新的社會主義建設，正在飛躍發展，我們多麼需要更多的勞動雙手呵！”

作家巴金在《我們偉大的祖國》(1959年)一文中將“祖國母親”的新生描述為“返老還童”，抒發了生活在新中國母親庇護下的無比幸福之情。

孤兒們終於找回了自己的母親，一個和睦的大家庭在一盤散沙上面出現了。東方的天空中升起了一輪鮮紅的太陽。祖國帶着笑容站在我們的面前，展開兩隻胳膊，把我們大家全抱在懷裏，而且抱得那麼緊，一刻也不放鬆！我們中間哪一個不帶着哭泣又帶着笑聲接連地喚“親愛的媽媽”？哪一個不充滿幸福地感覺到自己和祖國中間那種血肉相連的關係？國家變了！社會變了！人也變了！這十年來我們走了多麼遠的路程！這十年來我們有了多麼大的變化！這十年來我們創造了多少移山倒海的奇蹟！這十年來我們寫出了多少振奮人心的詩篇！做兒女的並沒有辜負這位返老還童的母親，我們偉大的祖國也為了兒女們的幸福一直不停地向前飛奔。

可見，1950年代的“祖國母親”已經一改1949年前母親的“受難者”形象，面目煥然一新。而50年代爆發的抗美援朝戰爭對於建構“偉大的祖國母親”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無數的作家、藝術家充滿深情地歌頌國家的偉大和祖國兒女保家衞國的豪情壯志。

儘管1949年以後中國政治曲折發展，但“祖國母親”的形象並沒有發生大的改變。1980年代後，隨着中國與全球交往的增加及綜合國力的提升，歌頌“祖國母親”的課文、歌曲、藝術創作及全國性的教育活動等有增無減，藉助各種大眾傳播的力量，“祖國母親”的隱喻已經變得“日常化”，其形象也愈發“高大”。

“祖國母親”的隱喻結構具有重要的政治社會化功能。“祖國母親”實質上是一種對母子血緣關係的模擬和再現。從社會生物學的視角看，血緣關係是建立在人類生物學基礎上的最為親密的一種關係，尤其是母子(女)關係，它幾乎不需要藉助任何文化灌輸就能形成緊密聯結。

由於“祖國-母親”模擬了這樣一種具有生物學基礎的血緣關係，因此具有一種幾近“天然的”合法性。當“祖國”變成了“母親”，“祖國”的合法性就建立在“母親”的合法性之上，母親的善良、慈愛以及對兒女的養育為“祖國”及“愛祖國”的正當性提供了人倫基礎。顯然，這一政治隱喻彰顯了良好的國家形象，也界定了國家與國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那麼，這個具有重要政治功能的“祖國母親”的隱喻又從何而來呢？我們可以發現，雖然“國家”或“民族主義”的觀念在中國古代就有，如《論語·微子第十八》中也有“父母之邦”的説法，但傳統中國是一個男權主導的“君父一體”的政治結構。因此，“祖國母親”這樣一種國家象徵的女性化現象，其淵源顯然是移植自外部而不可能是從傳統中內生的。

“祖國母親”政治隱喻的歐洲淵源

 中國人的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及愛國主義觀念直到近代才開始形成。在此之前，中國人只有朝廷和“天下”的觀念。19、20世紀之交，具有近代意義的國家意識才逐漸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

陳獨秀在《實奄自傳》中回憶，直到1902年八國聯軍以後他才知道世界“是分作一國一國的……我們中國，也是世界萬國中之一國……我生長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義。”而在此之前，中國人根本不知道“國家”和“愛國”為何物。正如梁啓超指出的：“其不知愛國者，由不自知其為國也。”中國人形成現代的國家觀念和愛國主義觀念，是受到西方民族國家及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所致。

姜義華先生指出：“近代國家形態，就中國而言，不是傳統國家形態在近代社會發展基礎上的自然轉型，而是主要藉助對西方近代國家的認同與移植建立起來的。”因此可以肯定，近代中國“祖國母親”的隱喻也只能是從西方民族國家建構的話語當中借鑑而來。實際上，早在中國20世紀20年代“祖國母親”隱喻形成之前，在歐洲尤其是法國的民族國家話語建構中，“祖國母親”的隱喻早已出現了上百年的歷史。

歐洲“祖國”象徵的女性化及其宗教色彩

在西方，“祖國”一詞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的時代，從古典時期的patria，到現代政治中的patrie，veterland，motherland，“祖國”的概念具有多重含義，也歷經演變，這一詞語濃縮了西方几個世紀的歷史與社會變遷。

美國學者毛裏齊奧·維羅裏(Maurizio Viroli)在梳理西方愛國主義的歷史時指出：“現代的愛國主義話語是建立在古人遺產的基礎上的。現代哲學家、歷史學家以及詩人都從古希臘羅馬尋找愛國主義的宗教與政治內涵。”

在歐洲，“祖國”與“熱愛祖國”一開始就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美國學者里亞·格林菲爾德在《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一書中詳盡闡述了歐洲民族主義的歷史來源，他指出歐洲人對“祖國”的愛一開始就是與對宗教的虔誠、對國王的虔敬關聯在一起的。在中世紀的西歐，“愛國主義”根本上是一種基督教情感。“不論當patria一詞被解釋成‘天國’，還是當它指代人出生的地方時，都是如此。在英法百年戰爭期間，為了國家而犧牲生命的虔誠越來越受重視。塵世間的祖國由於與宗教有關係而被神聖化，因此它後來能夠成為神聖的來源。”

法國學者吉爾·德拉諾瓦(Gil Delannoi)也認為，歐洲“為民族獻身”“為祖國犧牲”的現象和理念只有在歐洲濃郁的宗教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否則難以想象。

理解歐洲的“祖國”概念要置身於其宗教和歷史傳統，理解“祖國母親”的隱喻也一樣。早在16世紀，法國就出現了民族主義建構中的“法蘭西母親”的隱喻。倡導“民族共同體”的政治家將法國想象成一個婦女，一位母親，她所生的孩子之間的宗教衝突撕裂了她的身體，蹂躪了她的靈魂。

當時的作家也經常引用“法國母親”形象：“法國，藝術、武力和法律之母親，長年以來你用你的乳汁哺育我。”法王亨利四世的醫生熱拉爾·弗朗索瓦(Gerard Francois)曾在給國王的名為《法蘭西偉大軀體的病痛》獻辭中寫道：“陛下，既然上帝使我在血統和名字上都是法蘭西人，因此……我最忠誠於我祖國的利益……當我看到祖國受到折磨的時候，我要給予她我力所能及的支持，這是每一個孩子天生就欠母親的。”

1765年狄德羅第一版的百科全書中收錄的“祖國”這一詞條中就有：祖國是每一個人的第一個母親。可見，祖國母親在西方觀念認識中，具有普遍性的認識。

**這種“祖國母親”的隱喻一直延續到法國大革命，並在大革命時期成為重要的“愛國主義”的建築材料。**在法國大革命中，“救國”(la salut public)的觀念貫穿了始終。這個觀念的背後是一種新型的國家觀念。祖國既是依法治理的共同體，更是一種情感的共同體。聖茹斯特(Saint-Just)就將祖國這種共同體比喻成是“每個小家庭的圈子通過那種子女對父母的愛一樣的感情連接起來的整體”。

“祖國母親”及“祖國兒女”的隱喻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宣傳與動員中十分普遍。1792年2月1日，巴黎聖安託瓦郊區的公民向議會捐獻長矛，併發出呼請：“請接受我們的長矛和忠誠吧，尊重公共的意願，這能拯救我們的祖國，這也是祖國兒女傳達給主權人民代表的心聲。”

革命領袖羅伯斯庇爾更致力於將法蘭西傳統的女性形象轉化為愛國主義的素材，他大力宣傳“祖國是所有人民共同的母親”這一觀念。1793年12月15日當內戰的前線傳來13歲孩子因反抗叛軍而不幸被殺的消息時，羅伯斯庇爾立即決定以母子意象來進行宣傳，樹立“祖國母親”的公民信仰。1793年12月28日，他在導報上歌頌約瑟夫·巴拉(Joseph Bara)贍養母親為國犧牲的英雄事蹟，稱約瑟夫·巴拉“用其所有來回報母親，再也沒有比此更完美的例子用來激發對榮耀祖國和美德的熱愛了”。

在法國大革命後期，複雜的政治鬥爭形勢使得羅伯斯庇爾急需建立一種新的公民宗教，以最大程度上實現國民團結。這個新宗教就是“祖國信仰”。而“祖國母親”隱喻的構建，是這個公民宗教的重要組成部分。實際上，這種隱喻不僅影響了法國，也隨着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而傳播至其他國家。

歐洲“祖國母親”隱喻的原型

在筆者看來，歐洲“祖國-母親”的隱喻主要有兩個原型或來源：一是古代希臘羅馬的“女神”崇拜。伴隨着文藝復興的出現，女神被視為一種精神象徵，進而被整合進政治民族主義的建構中。通過擬人化手法來表達抽象概念的做法，是西方政治社會化中的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這一傳統並沒有因為反宗教的政治運動而中斷。

我們發現，在法國大革命時期，許多政治象徵都是女性化的。莫娜·奧祖夫在《革命節日》中寫道：“我們在革命節日裏看到，守護女神有自由女神、勝利女神、理性女神和共和國女神，雖然沒有法蘭西女神和祖國女神，但這個看不見的‘女神’卻主宰了整個節日。”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以羅伯斯庇爾為代表的激進的革命理想主義者，希望在法蘭西建立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共和國，女神形象十分適合成為這種“政治圖騰”。法國大革命將“高舉着法律和法蘭西盾徽的女性形象”圖騰化，這成為法國民族主義建構的重要話語和象徵策略。

這種象徵和話語呈現在不同的傳播媒介中。在美術作品中，法國繪畫大師杜米埃創作了油畫作品《共和國》(1848年)，它表現了一幅“祖國母親”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她的子女——人民的親切的形象。這一隱喻主題在德拉克洛瓦創作的油畫《自由引導人民》(1830年)、呂德創作的雕塑《馬賽曲》(1836年)等藝術作品中也能觀察到。顯然這種大革命文化是對法國文化傳統中對女性或母性崇拜傳統的轉化。

這種轉化和女性隱喻具有重要的大眾動員功能，尤其在徵兵與軍事戰爭中，“祖國母親”的隱喻有利於武裝全體公民以保衞祖國。正如法國學者吉爾·德拉諾瓦(Gil Delannoi)在《民族與民族主義》中所指出的：“近乎女神，要求其子女獻身的‘祖國母親’，出現在平等主義的社會里，其中所有人都為民族的有機整體服務，而當民族成為在歷史扮演其生命和命運角色的集體性人物時，這一專橫的母親便登上統治者的寶座。”在女神般的“祖國母親”面前，每個平等的公民，都需要為她奉獻自己的一切。

歐洲“祖國母親”隱喻的另外一個來源就是基督教中的“聖母崇拜”文化。例如法國人，對聖母的崇拜古已有之，它和王權崇拜以及王權的神聖化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科萊特·博納(Colette Beaune)考察了法國國王通過百合花接受天恩和被神聖化的過程。百合花原是聖母瑪利亞的象徵，法蘭西君主聲稱特別忠誠於她，因此，百合花就成了王室權威的象徵。

國王權威通過象徵性轉移，“混淆了上帝之母和法國國王的形象。在他們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關係，將國王們籠罩在瑪利亞的神聖光環下。對瑪利亞的崇拜同對國王的崇拜在貞潔的百合花標誌中融合在了一起，它同時又是王室的標誌。二者都由百合花來代表，並統一於百合花中”。

在現代意義上的法國民族主義誕生以前，“國家”與“國王”，“愛國”與“愛王”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對祖國的崇拜”與對“聖母”的崇拜也是交織在一起的。在民間文化中尤其如此。我們可以從法國人對聖女貞德的崇敬中看出“聖母崇拜”對法國式愛國主義的影響。正如19世紀的浪漫史家儒勒·米什萊(Jules Michelet)所指出的，貞德是法蘭西民族最初的祖國意象，近代法蘭西的愛國主義誕生於這位女性身上，這顯然不是偶然。

而在俄羅斯的斯拉夫文化傳統中，女性崇拜的傳統也十分悠久。俄羅斯思想家別爾嘉耶夫在論述俄羅斯文化的特徵時就曾指出“俄羅斯民族之魂”的女性氣質。在古羅斯接受基督教以後，受原始女神崇拜及東正教“聖母崇拜”的影響，女性也被賦予了特殊含義。在俄羅斯文化中，女性因為她們美麗、強大而被賦予了“拯救”的使命。

“只有女性才能拯救俄羅斯”是許多俄羅斯文學、藝術的主題。在俄羅斯的東正教中，聖母崇拜更是十分普遍，這對俄羅斯人的國民性格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蘇聯成立後，沙俄時期的文化遺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繼承。實際上，蘇聯的政治宣傳充滿了“彌賽亞主義”的氣息，對東正教傳統中的儀式、隱喻和象徵等都進行了吸收和轉化。東正教和沙俄傳統中的“聖母崇拜”和愛國主義顯然也被蘇聯所繼承和吸收。

實際上，蘇聯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不久，就“創造性”地復活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就在1934年，這個一度被認為在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意識中身敗名裂的‘祖國’一詞，被布爾什維克恢復了名譽，而且注入了新的內容，變成了‘社會主義祖國’和‘蘇聯愛國主義’。”蘇德戰爭是一個重要的催化劑。與沙俄傳統時代一樣，女性形象被蘇聯有機地整合進了愛國主義的話語中，表現在教育和宣傳上，“祖國-母親”的政治隱喻在蘇聯十分常見。

在蘇聯的衞國戰爭期間，愛國主義高漲，“祖國母親的召喚”就是各種政治宣傳中的重要主題，這在許多宣傳畫中有所表現。1941年，由伊·莫·託依澤創作的《祖國母親在召喚》是這種政治隱喻的代表。宣傳畫上隱喻“祖國”的“母親”神情嚴峻，目光堅定，充滿激情，她正在號召她的兒女拿起武器，打敗侵略者。這幅宣傳畫大量印刷，在戰時發揮了巨大的感召和激勵作用。

另外如《紅軍戰士，救救我們》(柯列茨基，1942年)，《紅軍戰士，一切希望都在你們身上！》(依凡諾夫，1943年)等，表現的都是“堅定”或“充滿期待”的母親形象。蘇聯莫斯科國家藝術出版局1948年編輯出版的《蘇維埃宣傳畫三十年》一書中説：“保衞社會主義祖國，保衞蘇聯人民這個主題是蘇維埃宣傳畫創作的中心主題。在宣傳畫面前擺着的任務不僅僅是去影響觀眾的理智，而且也要去影響其感情、良心和意志。”

“祖國母親”的具象化無疑可以影響受眾的情感。從宣傳效果看，這些宣傳畫確實起到了很好的激發士氣、廣泛動員的效果。

除了宣傳畫，蘇聯“祖國母親”的雕塑也十分常見。1960至1967年在伏爾加格勒的瑪瑪也夫高地，蘇聯建成了《斯大林格勒保衞戰英雄紀念碑》，其中最壯觀的就是《祖國-母親》雕塑，它高達104米。“祖國母親”右手高舉着利劍，左手直指柏林，意味着斯大林格勒保衞戰扭轉了蘇德戰爭的局面。

在《祖國母親》雕像的下面，還建有一座圓形的紀念廳，紀念廳對面廣場的中心水池中的也有一座雕刻，題為《母親的憂傷》，意喻着祖國永遠懷念為國捐軀的英雄兒女。“祖國”的人格化和女性化，使“愛國主義”變得容易感知和理解。作為多民族國家，“祖國-母親”的隱喻使蘇聯人民能夠團結一心，在戰爭及社會建設中激發出強大的動力。實際上，這正是政治隱喻的功能所在。

中國對“祖國母親”隱喻的移植和內化

中國對法國及蘇聯“祖國母親”隱喻的移植

與歐洲及蘇俄相比，中國歷史上沒有尊崇女神及聖母崇拜的傳統，女性化象徵難以被鑄入民族國家的構建話語當中。不過晚清以來，隨着民族國家觀念的引入和傳播，這種“革命化女性”的歐洲傳統也傳入中國。我們可以觀察到，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建構顯然吸收了歐洲的這種政治文化。

在晚清的政治文化語境中，西方塑造出來的革命化身的“女神”形象一度變成了中國人口中的“西方美人”。在晚清西學東漸及革命浪潮風起雲湧的背景下，中國人發現並熱情引進了西方的“革命女神”。當時出現了眾多諸如《外國列女傳》《世界十女傑》《世界十二女傑》等這類頌揚西方革命女傑的編譯著作。這些讀物中的“西方美人”既成為先進的中國女性師法效仿的完美典範與理想榜樣，也成為知識精英構建愛國主義話語中的重要原料。

如熱情鼓吹“歐風美雨返精魂”的秋瑾就以俄國的蘇菲亞、法國的羅蘭夫人等西方女傑作為“精神導師”。在秋瑾遇害後，時人獻詩“獻身甘做蘇菲亞，愛國羣推瑪利儂”。台灣學者劉人鵬對“西方美人”在晚清民族國家建構中的隱喻意義做過精彩的分析。在她看來，“‘西方美人’與‘二萬萬女子’是在國族慾望成為長生帝國的現代化進程中被生產出來的比喻”。

近代文豪郭沫若則是較早將西方女神形象與“祖國”進行類比的知識精英。他創作的“女神三部曲”是“五四”狂飆突進精神的典型體現。在充滿革命精神的《女神》中，郭沫若引用歌德《浮士德》結尾的詩句“永恆之女性，領導我們走”作為題記。顯然，這是對西方“女神崇拜”傳統的引入和“漢化”。在《爐中煤》一詩，郭沫若唱出了“眷念祖國的情緒”，感人至深。在詩中，他將“祖國”女性化了：

眷戀祖國的情緒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負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負了我的思量。

我為我心愛的人兒

燃到了這般模樣！

這首詩寫於1920年，與“祖國-母親”的比喻不同，該詩將“祖國”比喻為熱戀的“女郎”，十分新穎。顯然，這種比喻顯示了郭沫若對西方文化的借鑑甚至是“全盤照抄”。因為不論是將“女性”革命化還是將“祖國”女性化(女神化)，這都是歐洲的政治文化傳統。將個體與國家的關係形容為“情人”關係，也只能是歐洲人的發明。在法國及前蘇聯的詩人筆下，這一類的比喻就時有出現。如17世紀的法國作家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筆下的吟唱：

我親愛的祖國是我的最初的愛戀

為國而死是如此令人自豪的命運

以至於人們為這美麗的死亡爭相獻身

從現代詩人對“祖國母親”的創制中，我們可以看到歐洲思想、文學以及政治隱喻對中國的強烈影響，儘管這種影響可能經由了日本中介。

可以發現，20世紀的詩人、作家羣體，尤其是有海外留學經歷的作家羣體，是“祖國母親”隱喻傳播中最為重要的“輿論領袖”。這個羣體有兩個特點：一是他們都有一顆拳拳愛國之心，二是他們本身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毫無疑問他們是中西方文化溝通的中介，是西方話語的接受者和傳播者。

留學美國的左翼作家聞一多是將中國近代的“祖國母親”隱喻固定化並使其廣泛傳播的重要作家。在他的詩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歐洲思想的影子。如聞一多在《七子之歌》的引言中就明確提及了法蘭西之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對其創作的影響。

歐洲民族主義思想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是十分明顯而深遠的。法國居里夫人的名言“祖國更重於生命，是我們的母親，我們的土地”被近代中國的知識與政治精英多次引用，廣為流傳。

在“祖國母親”隱喻移植和傳播的過程中，受到新思想影響的作家是最為重要的傳播中介。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與藝術作品對大眾的影響是無遠弗屆的，這些作家及作品中的“歐洲新思想”對於中國“祖國母親”隱喻的形成及傳播的大眾化顯然具有重要影響。

而法國大革命形成的“革命文化”及民族主義思想對中國知識及政治精英的影響則更加直接。1918年，李大釗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中就指出，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是世界性的，“豈惟法人，十九世紀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會之組織等，罔不胚胎於法蘭西革命血潮之中”。這種影響當然也包括中國。

近代以來，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的遺產對中國的知識與政治精英影響巨大，康有為、梁啓超、鄒容、陳天華、譚嗣同、孫中山等資產階級革命派以及陳獨秀、李大釗和毛澤東等人都受到法國大革命思想的影響。

從法國大革命到俄國革命再到中國革命，本來就有着較為清晰而連貫的思想譜系。正如高毅指出的：“18世紀末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深深影響了整個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一部幾乎始終貫穿着革命的話語和實踐的、標準的革命史。”

因此法國大革命的文化遺產，包括愛國主義遺產毫無疑問對20世紀的中國政治具有重要影響。在中國20世紀的民族主義、革命崇拜和政治宣傳模式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法國大革命的影子。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將“祖國”女性化及“聖化”，顯然也部分繼承了法國大革命的遺產。

比之法國，蘇聯的“祖國母親”的隱喻對近代中國，尤其是1949年以後中國的影響則更加深切和直接。從“愛國主義”思想到其教育宣傳模式，新中國基本上都學蘇聯。作為共產國際的領導者，蘇聯自二三十年代開始，就成為左翼知識分子心中的“燈塔”，大量的蘇聯文學、理論被翻譯進來，廣泛傳播。

1949年以後，蘇聯更是成為中國的“先生”，在愛國主義教育和宣傳上也是如此。即便是對於“愛國主義”的定義，長期以來我們都是沿用列寧“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這一經典定義。

1949年以後，蘇聯式的愛國主義宣傳和教育模式，對新中國影響可謂至深。這種影響既表現在理論，也表現在實踐上。1950年代，《人民教育》發表了多篇文章引介蘇聯的愛國主義教育。如1950年第8期譯介了A.索波列夫的《蘇維埃愛國主義和民族自豪感》一文；1951年第1期譯介了Н·П·依古洛夫的《蘇聯小學中愛國主義教育的任務》一文。

除《人民教育》之外，關於蘇聯模式的愛國主義教育的譯介文章還有Н·И·包德烈夫的《以蘇維埃愛國主義思想培養青年一代》(《天津教育》1951年第1期)等。同一時期的《中國青年》也發表了《學習列寧的愛國主義榜樣》《新中國與新愛國主義》《關於愛國主義的幾個問題》等論文，在“愛國主義”教育上向蘇聯學習。

在文化藝術領域，中國對蘇聯歌頌“祖國母親”題材的電影、歌曲的引介就更多了。蘇聯這方面的創作不勝枚舉，對中國影響很大。仿效蘇聯，1949年後，中國也創作出了大量歌頌“祖國母親”的文學作品、電影和歌曲，如電影《祖國啊，母親》、紀錄片《祖國頌》及同名主題歌(喬羽作詞，劉熾譜曲)等。通過廣泛宣傳，進一步強化了“祖國母親”的政治隱喻。

1960年代，著名作家冰心發表了《祖國母親的心》(1960年)和《寄國外華僑小讀者》(1963年)這兩篇散文。在《祖國母親的心》一文中，冰心特別談到了蘇聯愛國歌曲《祖國進行曲》對她的影響，她説：“我最喜歡蘇聯的那首歌——《祖國進行曲》裏面的：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它有無數田野和森林。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蘇聯的愛國主義文化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可見一斑。

1950年代，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掀起了愛國主義宣傳的高潮。在這場宣傳戰役中，作家和藝術家創作了許多歌頌“祖國母親”的作品。據不完全統計，從1950年9月到1951年1月，在短短的五個月時間裏，僅全國出版的關於抗美援朝的一般讀物就有90多本(文藝和通俗讀物不在此內)。如果我們比照蘇聯的衞國戰爭，我們可以發現，中蘇兩國的“祖國母親”的話語建構十分相像。

中國“祖國母親”隱喻移植中的選擇與內化

作為一個“後發國家”，“祖國母親”的隱喻源頭雖然在西方，但在移植到中國時也會出現一些變異。如果我們比較歐洲“祖國母親”與中國“祖國母親”的結構內涵，就會發現這個跨國傳播的過程並非“完全照搬”。

首先，“祖國母親”作為愛國主義話語中的一個隱喻概念，在歐洲啓蒙思想中其寓意是多元的，而中國“祖國母親”的隱喻結構卻對這個多義性有所取捨。

譬如法國啓蒙思想家盧梭也將祖國比喻為母親，但他同時也強調公民的自由。“共同的母親，共同的自由”是盧梭的愛國主義原則，這個原則包含着公民和祖國的對等的權利義務關係。“讓祖國展示她作為所有公民的共同母親。讓他們在祖國所享受的益處使他們相互間更加親切。讓政府給他們留下大量的公共管理空間，使他們覺得如同生活在家裏一樣。讓他們所見的法律只是為了保證共同的自由。”

顯然，盧梭的“祖國母親”的比喻是以其“人道主義”的或“共和主義”的愛國主義為基礎語境的。啓蒙思想家的這種共和主義的愛國主義在法國大革命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得到延續。但這種愛國主義話語並沒有在中國的“祖國母親”的隱喻中得到體現。

儘管近代知識精英與革命家也有持“共和愛國主義觀”的人，如近代倡導愛國論的第一人梁啓超，在《愛國論》中就提出了“故言愛國必自興民權始”的觀點。陳獨秀在《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1919年)中認為國家是實現人民權利的工具，它有好壞之分，甚至有惡的一面。顯然，在梁啓超和陳獨秀等人看來，人民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基於一種像“母子關係”一樣的無條件的愛，至少子民對國家的愛不是無條件的。

但這種共和主義內涵的愛國主義並沒有成為中國近代社會的主流。在20世紀初形成的“祖國母親”的隱喻中，也遺落了這種國家觀念。我們從中國“祖國母親”概念演變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不論是1949年前作為“受難者的弱者”象徵的“祖國母親”還是1949年後作為強有力保護者的強者形象的“祖國母親”，在國與民的關係中，祖國的利益都是高於國民個體利益，甚至是高於一切的。

近代以來中國“祖國母親”隱喻中之所以失落“個人權利”，並遮蔽“利維坦”意義上的“國家之惡”，很大程度上和中國“祖國母親”之隱喻產生於受外來侵略，國家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語境有關。彼時從知識精英到普通民眾對“民族國家”的想象和期待大多持正面看法，在主流觀念中，“國家”毫無疑問是一個褒義詞。就知識分子而言，創造和美化祖國形象才是當務之急。

正如朱自清在《愛國詩》一文中所説：“抗戰以後，我們的國家意念迅速的發展而普及，對於國家的情緒達到最高潮，愛國詩大量出現。但都以具體的事件為歌詠的對象，理想的中國在詩裏似乎還沒有看見。詩人是時代的前驅，他有義務先創造一個新中國在他的詩裏。”可見這一時期創造民族國家的正面形象是主要任務。

此外，納入到近代以來民族國家建設當中的“祖國母親”隱喻，也無法不受當時“創建強國家”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M·H·亨特(Michael·H·Hunt)在《中國尋求民族國家的認同》一書中認為：“中國民族國家認同的一個重要的、也許是支配性的特徵，一向是對於創造與維持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全神貫注的關注。”

在1919年以後，“救亡壓倒啓蒙”，建立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國家是當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的共識。因此，“祖國母親”必然、也只能以這樣一種“國家代表”的面目出現。“反帝反封建”“創建強大國家”的政治邏輯始終支配着這一隱喻的形成與內涵。

孔飛力在《近代中國國家的起源》一書中也概括20世紀中國國家演變的一個規律，他指出：“20世紀中國政治發展的故事似乎是雜亂無章的，也是具有多重發展方向的。但如果將20世紀當作整體來看待，這便構成了一個關於中央集權的國家不屈不撓地向前邁進的故事。”在筆者看來，正是受到這種“建設強大國家”的認同支配，中國“祖國母親”的形象才變得不容質疑。

其次，“祖國母親”這一隱喻進入中國也是一個逐步適應中國本土文化及心理的調適過程。本土文化對“祖國-母親”這一政治隱喻會進行選擇和“過濾”。事實上，在任何隱喻結構中，隱喻的表達者總是通過應用本體(始源域)的含蓄複雜的意義來選擇、強調、抑制和組織表現喻體(目標域)的特徵。“祖國母親”的隱喻結構也不例外。當歐洲或蘇聯的“祖國母親”進入中國，難免也會出現“水土不服”的情形。這時“選擇性接納”就顯得很重要。

如在近代“祖國”的喻體開始女性化的初期，“母親”並不是“祖國”唯一的喻體，至少還有“戀人”“情人”與“女郎”等。郭沫若在《爐中煤》中將祖國比喻為“戀人”就是一例。除些之外，作家郁達夫也在其小説《沉淪》中借主人公之口説：“我就愛我的祖國，我就把我的祖國當作了情人吧。”這種比喻其實在西方的文化語境中十分常見，也很好理解。

在歐洲近代以來的民族國家建構中，作為祖國女性化喻體的“女神”呈現的是美少女的形象，當她與“祖國”結成隱喻結構後，它自然也可以成為愛戀的對象。基督教中的“聖母”才是尊崇的對象。歐洲文化語境中的“祖國”其實與這兩種女性形象都有結合。因此在法國、德國以及俄國的“祖國女性化”中才會出現將祖國比喻為“戀人”“情人”的情形。

但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中，“祖國情人”“祖國女郎”或“祖國戀人”的隱喻卻無法得到認可和推廣。在筆者看來，這顯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守性”有關。在中國文化中，很難公開鼓勵“情人關係”和“戀人關係”，這種關係不夠高雅，何況用它來類比國民與國家的關係。因此這種比喻從來就沒有溢出過少數文學作品之外。相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孝道”**文化卻使得“祖國母親”的比喻能夠被順利接受，並從文學領域進入到政治領域。

我們看到，在這種“文化選擇”下，即便是對中國影響巨大的蘇聯愛國主義語彙，在進入中國時也不是暢通無阻的。在前蘇聯，祖國通常用“女性”來指代和象徵，同樣地，這位女性既可以是被愛戀的情人，也可以是被保護的母親。

蘇聯有一首愛國主義的抒情歌曲《祖國進行曲》(1936年，瓦·列別傑夫-庫瑪契作詞，伊·杜納耶夫斯基譜曲)，其中有一句歌詞的俄語原文是Какневесту， Родинумылюбим， Бережем， какласковуюмать，其原意是“我們像愛戀新娘般地愛祖國，我們像保護温柔的母親般保護祖國。”但在譯成中文時變成了“我們愛護祖國猶如情人，我們孝順祖國像母親。”在轉譯中“愛戀”變成了“愛護”，“保護”變成了“孝順”。這種譯法，尤其是“孝順母親”的譯法顯然適應了中國的政治文化語境。

中國有強大的“孝順父母”的文化傳統，因此公民和祖國的關係只有被選擇為“子女和母親”的關係才能被廣泛理解和接受。一旦將外來的“祖國母親”與傳統中國的“孝順母親”的意向聯結在一起，中國“孝”文化當中的服從、服侍與單向度的愛則成為人們理解國民與國家之間關係的重要意象。這反過來強化了“祖國母親”政治隱喻的單一性，也呈現了中國“祖國母親”隱喻獨特的意識形態效果。

萊考夫和約翰遜指出：“隱喻在本質上是概念問題，是我們主要的理解手段之一，在構建社會和政治現實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從政治傳播的角度來看，“祖國-母親”作為一種隱喻修辭，具有重要的認知功能、象徵功能和導向功能，它屬於美國學者梅里亞姆所説的“感性政治”的範疇。這種政治詞彙和隱喻有時候具有“巫術般的魔力”。

如通過將“祖國”變成一個“為侵略者所蹂躪”的母親，顯然就更易於激發民族仇恨與反抗，更具政治動員功能。而“祖國母親”的隱喻把個人同更大的社會秩序聯繫起來，在這個過程中抹去了人的階級、性別、種族等各種差異，每個人都成為“祖國母親”的好兒女，成為一個家庭中的平等的一員。顯然，這樣的政治隱喻對於形成國家認同、進行政治教化以及政治意識形態宣傳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總之，“祖國母親”作為一種中國近代以來產生的政治隱喻和話語建構，有着深刻的歷史、政治和文化背景。這一隱喻的背後關聯着中西方的兩種政治文化。在“祖國母親”概念的移植和傳播過程中，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都發揮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影響和規制着“祖國母親”的內涵、角色與功能。

Balkin指出：“隱喻之所以具有意識形態效果，是因為它們是經驗選擇的結果。”“祖國-母親”之所以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隱喻概念，既離不開西方的政治社會歷史傳統，顯然也離不開中國政治、歷史和文化的“經驗性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