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 最好她當歐洲總統, 但她的路線萬不可取”| 文化縱橫_風聞

✪ Piotr Buras, Jana Puglierin

✪ Ahsen （譯）

【導讀】近期德國大選落下帷幕，“鐵娘子”默克爾即將結束長達16年的任期。不少人關心：歐洲人如何看待“後默克爾時代”的歐洲一體化前景？默克爾的政治遺產能在德國及歐洲傳承下去嗎？

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對12個歐盟成員國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發現默克爾留給歐洲的政治遺產存在鮮明悖論：一方面，默克爾成功改變了鄰國對德國強勢地位的恐懼。她兼顧不同利益訴求的折衷調解風格，受到歐盟內部不同陣營的認可，成為歐洲人心目中的“歐洲總統”，並讓歐盟公眾對德國的領導角色充滿信心；但另一方面，默克爾的成功是基於過去環境的不可複製的產物，下一屆德國領導人如果僅僅延續“默克爾主義”，不僅不能鞏固德國在歐洲的良好聲譽，反而難以使其擔當起領導歐洲、維護歐洲利益的重任。

默克爾主義無法延續的主要原因是，近十年來的歐洲一體化進程遭遇兩大威脅：一是部分成員國政府的威權主義、民粹主義削弱了歐盟內部法治，並對其民主人權的價值原則構成挑戰；二是在中美衝突、大國競爭日益激烈的形勢下，歐盟開始擔憂其地緣政治上的邊緣化會損害歐洲利益。這項研究認為，歐洲大多數人仍期望德國在經濟金融問題和民主法治方面繼續領導歐盟，但德國必須拋棄“默克爾主義”的折衷妥協做法，更加直接果斷地捍衞歐盟內部法治以及歐盟在大國關係中的利益，才能讓默克爾的政治遺產得以延續。

本文原載“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原標題為《超越默克爾主義：歐洲人對大選後德國的期待》，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髮，供諸位參考。

超越默克爾主義：

歐洲人對大選後德國的期待

在9月26日聯邦議院選舉前幾周，德國人仍很難以想象一個沒有默克爾總理的德國。默克爾是21世紀初德國時代精神的完美象徵。她的政策風格和決策反映了德國的社會和政治在過去16年中發生的重大變化，以及通過避免革命性轉變來儘可能久地維持現狀的強烈願望。難怪德國人會懷念她。

其他歐洲人也會懷念她嗎？歐洲峯會沒有了“歐洲女王”，也許就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偵探小説裏沒有了馬普爾小姐。默克爾留給歐洲的遺產將是什麼，它能持續多久？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以下簡稱ECFR）對12個歐盟成員國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儘管默克爾的政策經常引發分歧，但歐洲人傾向於將柏林方面視為具有整合力、值得信賴、有利於歐洲的勢力。他們將默克爾視為歐洲的統一者——毫無疑問，她會坦然接受這一形象。

**然而，她的繼任者不應為此追求和她“更相似”的戰略。ECFR 的數據表明，僅僅延續默克爾主義，並不能鞏固德國在歐洲社會的良好聲譽。**這就是默克爾遺產的悖論：德國的成功主要歸功於不可持續的因素和已成過去的環境。換句話説，柏林方面近幾十年來的作為提高了人們對德國的期望，即認為它有潛力成為飽受危機困擾的歐盟所急需的仁慈領導者，德國正在努力捍衞其價值觀，並在新的大國競爭中找到一席之地。要發揮這一作用，柏林必須重塑自我。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修改掉那些讓歐洲人把希望寄託於德國的默克爾主義原則。

▍使命達成：默克爾的德國是偉大的統一者

在默克爾執政期間，德國政府在歐盟的主張始終是“保持歐盟的團結”。作為歐洲的中心力量，德國希望被視為温和與和解的力量，而不是霸權。鑑於許多離心力強化了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和歐洲懷疑論，德國的首要任務是鞏固和維護已有的成就。這在英國脱歐公投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變得尤為顯著。默克爾的目標是阻止歐盟關鍵政治支柱的崩潰，並加強其作為抵禦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侵蝕的堡壘。**然而，與法國總統馬克龍不同的是，默克爾並沒有提出雄心勃勃的改革建議。相反，她主張採取謹小慎微、可供預測的步驟來應對歐盟面臨的許多挑戰。**換言之，她只做足以維持現狀的改變。她的首要任務是使政治舉措儘可能具有包容性，通常滿足於歐盟內部的最低共同標準。她確信，歐盟內部沒有就激進改革還是進一步一體化達成共識，馬克龍雄心勃勃的企圖只會導致歐盟分裂。

（1）默克爾當選“歐洲總統”

與馬克龍相比，歐盟公民似乎更喜歡默克爾之道。**在回答ECFR關於“假如默克爾和馬克龍是唯一的候選人，你會投票讓誰當‘歐洲總統’”的假設性問題時，荷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多數人表示，他們會選擇默克爾，在其他被調查國家（包括法國）則佔了相對多數。**總的來説，41% 的受訪者會投票給她，只有 14%投給馬克龍。在所有接受調查的國家中，這場競賽並不勢均力敵。儘管各國對默克爾的支持各不相同（例如，在荷蘭的支持率比保加利亞高出 27 個百分點）。憑藉其技術官僚的領導風格，她似乎比馬克龍富有遠見的演講更能贏得歐洲人的信任。不僅在荷蘭和西班牙，而且在葡萄牙和丹麥，默克爾都比馬克龍更受歡迎，由此可知她能在歐盟不同角落發揮多大的整合作用：北歐的“節儉四國”和歐盟南部國家在歐洲政策的許多方面，尤其是經濟和金融問題上，往往持截然相反的立場，而兩個陣營對默克爾的支持率都很高，這似乎表明她成功地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即德國是致力於解決雙方關切問題的統一力量。

▲ **“假如默克爾和馬克龍是唯一的候選人，你會投票讓誰當‘歐洲總統’？”**結果顯示，所有國家都更喜歡默克爾而非馬克龍（綠色：支持默克爾；淺灰：棄權；深灰：不知道；紫色：支持馬克龍。）圖源：ECFR

（2）“我們對德國有信心”

**回顧過去，默克爾在歐洲政策上的最大成功可能是讓德國成為擴張後的歐盟的核心，並極大降低了鄰國對德國主導地位的恐懼。**歐洲公眾似乎不像布魯塞爾的精英那麼擔心德國在歐盟機構中攫取的權力。如今，只有10%的受訪者認為德國人擔任歐盟委員會主席是件壞事，而 27% 的人甚至認為這是好事。最主要的反對來自意大利（21% 的人認為這是壞事，但同樣有21%的人認為是好事）和波蘭（18% 的人認為是壞事）的公民。然而，在所有國家，大多數或相對多數的人都不在乎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的國籍，人們並不認為她是德國政府的説客。

▲ **“德國人擔任歐盟委員會主席，你認為是好是壞？”**結果顯示，大多數人不在意歐盟委員會主席是德國人（深藍：很好；淺藍：比較好；淺灰：不好不壞；深灰：不知道；淺紅：不太好；深紅：很糟糕。）圖源：ECFR

今天的德國是一個領先的大國，許多歐洲人相信它能在一系列問題上捍衞自己的利益。正如 ECFR 的數據所示，這種信心在經濟和金融政策、捍衞民主和人權這兩大領域表現最為明顯。

在各國受訪者對德國捍衞歐洲利益的信心程度中，經濟和金融政策排在首位或緊隨其後。這一發現似乎自相矛盾，原因有兩個。首先，默克爾政府在歐元區危機期間對緊縮政策的支持，以及對公共債務和德國鉅額貿易順差的痴迷，比其他任何政策都受到更多批評。德國的經濟政策被廣泛認為是歐盟最大的矛盾，最終會導致歐盟解體。其次，經濟理念各不相同的國家的公民都將德國視為歐洲利益的倡導者，持這一觀點的比例在匈牙利（非歐元區成員）為50%，在西班牙（其政府希望歐盟成為財政聯盟）為45%，在荷蘭（“節儉四國”實際領導者）為43%。儘管這個數字在意大利僅為 24%，但它仍然是受訪者中最受歡迎的選擇。

這可能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新冠疫情危機期間的德國政策，柏林方面在考慮所有成員國利益的前提下，努力在將NextGenerationEU（下一代歐盟）復甦計劃納入歐盟預算的問題上達成儘可能廣泛的共識。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歐洲公民將德國視為一個經濟強國，過去十年，它比許多其他歐洲國家更好地經受住了無數危機，因此，德國應該成為歐盟的榜樣。

捍衞民主和人權，是他們最有信心的第二個政策領域。儘管默克爾一直反對把她歸為“自由世界的領袖”，歐盟公民仍視她為自由歐洲的領導者。有理由假設，這部分反映了許多歐洲人讚賞默克爾在移民危機期間的立場。在 ECFR 的調查中，這種情緒在所有國家都很明顯，包括匈牙利（49%）和波蘭（23%），而這兩國政府由於“嚴重違反”歐盟價值觀，正處於《里斯本條約》第七條規定的制裁中。可以肯定的是，兩國執政黨的支持者壓低了全國的平均支持率（只有 11% 的法律和公正黨支持者和 28% 的青民盟支持者相信德國會捍衞民主。反對黨中對德國有信心的人更多）。

**與對德國捍衞歐洲利益的信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洲人對德國處理與世界大國的關係信心相對較低。**超過三分之一的歐盟公民對柏林方面處理經濟問題和捍衞民主價值觀有信心，但只有17% 的人認為德國能引領歐盟與中國的關係。分別有五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歐洲人相信德國能處理好歐盟與俄羅斯、與美國的關係。歐洲人甚至在國防和安全事務上對德國更有信心，這可以讓柏林那些擔心德國對軍事投入更多會引發鄰國警惕的人放心。

這些發現證明，歐盟公民不一定相信德國會在大國競爭加劇的世界中領導歐盟保護他們的利益。柏林方面在地緣政治領域的信譽有限，尤其是與其他政策領域相比。

這可能不足為奇。默克爾的對華政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德國的國家經濟利益，而不是更廣泛的地緣政治考慮。人們很難認為這項政策已經“歐洲化”了。在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後，默克爾建立了一個共同的歐洲陣線（她的主要外交政策成就之一），但她堅定不移地支持“北溪二號”的外交政策卻損害了她的這項政治遺產。儘管德國政府把自己標榜為歐洲聯合外交政策的倡導者，但其鄰國仍持懷疑態度。

▲ **“你是否對在以上各個領域扮演領袖角色的德國捍衞歐盟利益有信心？”**結果顯示，大多數人對德國在處理經濟/金融和民主/人權議題上信心較大。但是在地緣政治議題上，則信心相對不大。圖源：ECFR

**所有接受調查的國家（匈牙利除外）的受訪者一致認為，如果默克爾沒有擔任總理，世界會發生更多衝突。**但這並不意味着她被視為和平的力量：多數人認為，她在總理任期內沒有對世界各地的衝突帶來影響。這表明在近年來的外交政策危機中，德國政府的外交（和軍事）努力要麼被忽視，要麼無效。

與此同時，歐洲人認為歐盟需要成為一個更團結、更強大的國際事務參與者。ECFR在2021年春季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歐洲人強烈意識到，在大國競爭的時代，他們必須更多地依靠自己。即使拜登入主白宮，人們仍然普遍對美國重新成為西方“領袖”的能力缺乏信心。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已經表明，拜登奉行以狹隘的國家利益為主的外交與安全政策，他不希望美國再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因此，歐洲人認為有必要與包括俄羅斯、中國和土耳其在內的各個國家建立戰略伙伴關係，並提升歐盟的全球地位。

▍默克爾主義的昏暗未來

在滿足歐洲各地、利益不同的歐盟公民的期望方面，默克爾留下了令人難忘的印象。在默克爾的領導下，德國似乎實現了中心的領導地位並使歐盟團結在一起。默克爾的聲譽歸功於在巧妙平衡各種利益從而讓各方都滿意的政策風格。不可否認，她的堅持不懈取得了顯着的成果，NextGenerationEU復甦基金的成立和歐盟對俄羅斯的制裁就是明證，如果沒有她的調解技巧，二者都不可能實現。默克爾的遺產之一便將是讓歐盟公民相信德國是歐洲強國，這種信任和認可構成了重要的政治資本，為後默克爾時代的德國提供了堅實的領導力基礎。

然而，保持中立、避免強硬解決歐洲困境的政策，似乎並不是應對未來挑戰的可行方法。想要所有人都參與進來，並使歐盟凝聚力成為絕對優先事項，會限制一個人的行動能力。歐洲面臨的許多最緊迫的挑戰都無法用默克爾的方法解決。應對流行病、氣候變化和日益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不僅需要表面上的改變，還需要對更激進的解決方案提供政治支持。默克爾主義不太可能比默克爾更長壽，這不是因為只有默克爾能實踐它，而是因為歐盟需要一個更有遠見和勇氣的德國為其鞏固其基礎並捍衞其世界地位。

（1）歐洲新格局

默克爾主義壽命有限的主要原因是過去十年間歐洲一體化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隨着默克爾的下台，這一點變得越來越明顯。今天的歐盟和歐洲人出現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圖景：一個因價值觀而分裂的大陸正面臨新的威脅。德國代表的、成為默克爾政策支柱的折衷協調，未來將更難實現。最重要的是，默克爾的離任恰逢歐洲計劃面臨的兩大挑戰，需要與默克爾不同的策略。

**第一個挑戰是捍衞歐盟的價值觀和原則。**默克爾未能防止歐洲法治危機的失控，可能是她的歐洲政策最大的失敗。如果沒有柏林當局的默許，匈牙利總理維克多·歐爾班就不可能崛起。德國在這個問題上的消極態度源於對政黨的忠誠（青民盟一直到2020年都是歐洲人民黨成員，歐洲人民黨包括默克爾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德國公司在匈牙利維謝格拉德地區的經濟利益；也許是最重要的，是默克爾主義強調風險規避，懼怕衝突。所有這些都阻止了德國在為時已晚之前採取行動，讓歐爾班有機可乘。

對波蘭也採取了類似的態度。默克爾在阻止圍繞波蘭司法獨立的衝突升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卻徒勞地希望達成能讓雙方滿意的折衷結果。危機在 2021 年7月達到頂峯，彼時，波蘭政府反對歐盟法院 (CJEU) 在成員國失去獨立性時對其司法系統進行干預的權力。這一權力的削弱將導致歐盟法律秩序的崩潰。歐盟基本價值觀（歐盟法律的至高無上、歐洲法院的角色、司法獨立和少數族裔權利）一旦崩潰，可能會摧毀歐盟。如果後默克爾時代的德國想要保護歐洲計劃以及默克爾的大部分遺產，它就必須公開採取果斷行動，打擊那些攻擊歐盟基本價值觀的人。

**第二個挑戰與塑造歐盟新議程的進程有關。**歐盟內部的發展不再是影響歐盟政治方向的主要因素。一個自由、安全、繁榮和社會公正的歐洲現在面臨着來自外部的巨大威脅，而且沒有做好對抗的準備。歐盟議程越來越受到外部問題的影響。氣候危機迫使歐盟從根本上重新考慮其經濟和社會議程，這導致歐洲綠色協議的誕生。美國外交政策重心從歐洲轉向別處，正在迫使歐盟改變其安全政策，轉向更具戰略意義的獨立自主。中國的崛起，讓歐盟面臨制定一個連貫而節制的政策的需要，來應對已成為全面競爭對手的中國。

**未來十年，歐盟的世界地位可能會下降，歐盟面臨的主要挑戰將是捍衞其治理模式並使其現代化。**默克爾保持中立的做法將不再可行，尤其是在中美衝突日益主導世界事務的形勢下。因此，在未來幾年，德國在大國關係中的弱勢會越來越成問題。德國將不得不離開它在默克爾時代的舒適區。新的德國政府必須比以往更清楚地表明，它是從歐洲而非德國的利益出發看待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它需要引領一條具有鮮明歐洲立場的“後獨立的”大西洋主義。

（2）德國之星的衰落

德國會迎接這個新政治格局帶來的挑戰嗎？儘管歐洲人對德國持感激態度，但多數歐盟公民認為德國是一個衰落的強國。

在12個接受調查的國家中，34%的受訪者認為德國的黃金時代已成為過去，21% 的受訪者認為默克爾時代似乎標誌着德國繁榮的頂峯，他們同意德國現在正處於黃金時代的觀點。只有10%的歐洲人認為，德國的黃金時代尚未到來。西班牙和瑞典的相對多數受訪者認為現在的德國比過去更輝煌。德國、奧地利和匈牙利大多數人則認為德國的過去比現在更輝煌。有七個受訪國中“不知道”佔了多數，值得注意的是，荷蘭和丹麥這兩個德國的鄰國是其中“不知道”佔比最高的。

▲ **“你認為德國正處於黃金時代或即將迎來黃金時代，抑或已經告別黃金時代？”**結果顯示，大多數歐洲人認為德國已經告別黃金時代（紅色：黃金時代已經過去；灰色：不知道；深藍：正處於黃金時代；淺藍：黃金時代尚未到來。）圖源：ECFR

有趣的是，多數歐洲人認為德國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但會選擇默克爾而不是馬克龍擔任歐洲總統。這表明，不僅在德國，而且在更廣泛的歐洲，默克爾作為政治人物比她的統治成果更受好評。沒有默克爾，德國在歐盟的領導地位基礎將大大削弱，除非新政府實施超越默克爾主義的可靠戰略。

如果許多歐洲人認為德國之星在衰落，這可能會降低他們對柏林的信心。他們對默克爾領導下的德國持肯定態度，似乎與該國過去二十年穩定的經濟增長和低失業率有很大關係。與過去不同的是，現在德國的實力和繁榮營造出了可靠的合作伙伴形象。

從ECFR的數據來看，將德國黃金時代視為現在或未來的歐洲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相信柏林在一系列問題上領導歐盟的能力。可以將其視為默克爾時代非凡成就的又一標誌：人們似乎並不懼怕強大的德國。

由此可見，認為德國的輝煌歲月已成為過去的人佔比很高（34%），他們對柏林的領導地位缺乏信心。例如，26%的人不相信德國會在此項調查涉及的任何問題中捍衞歐洲的利益。

這種整體情況表明，如果對德國繁榮的懷疑在歐洲變得更加普遍，歐洲人可能會越來越不願意將柏林視為歐洲主義的支柱。新冠疫情危機暴露了德國對其基礎設施的忽視和對數字化投資的不足。此外，中美地緣政治衝突加劇，對嚴重依賴全球化與出口的德國經濟構成巨大挑戰。對德國經濟日益增長的懷疑，將削弱人們對其領導歐洲能力的信心，嚴重阻礙其領導歐洲的能力。

（3）德國人的悲觀主義

默克爾時代的相對成功，並不一定轉化為德國人積極的自我認知。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認為自己的國家是歐盟的主導力量。與其他歐洲人相比，德國人對德國未來的悲觀情緒更為普遍。

**52% 的德國人認為他們國家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迄今為止，他們是歐洲人中對自己國家的未來最悲觀的。德國人似乎也沒有為領導歐洲的角色做好心理準備。只有在捍衞民主和人權方面，超過三分之一（38%）的德國人相信他們的國家可以維護歐洲的利益。在經濟金融問題以及國防安全問題上，與其他歐洲人相比，德國人對柏林的歐洲領導力的信心較低。雖然 29%的其他歐洲人相信德國在國防安全方面處於領先地位，但只有20%的德國人相信這一點（在12個接受調查的國家中比例最小）。同樣，37%的歐洲人對德國在經濟和金融問題上的領導地位感到滿意，但僅有31% 的德國人對此滿意（這一比例低於除了意大利人、波蘭人和法國人之外的任何國家）。20%的德國人不相信德國能夠在 ECFR 調查涵蓋的任何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在所有國家中所佔比例僅次於波蘭和奧地利）。其他歐洲人則不那麼悲觀：只有15% 的人不相信德國會在研究涵蓋的任何問題上捍衞歐洲的利益。

**與此同時，德國人並不擔心他們會重新陷入民族主義。**只有 19%的受訪者認為存在這種風險，而在其他11個接受調查的國家中，這一比例為 27%。反過來，36%的德國人希望他們的國家更專注於幫助其他歐洲人，遠高於其他接受調查的國家25%的數字。因此，德國人對本國的意圖有相當積極的想象，但似乎並不認為他們國家的領導能力是對其他成員國有可靠、積極作用的先決條件。在後默克爾時代，這種結論可能是不可取的。德國人需要擺脱對德國領導力的懷疑，因為其他歐洲人正指望着德國提供這一能力。

▲ **“你認為德國會變得更民族主義還是更樂於幫助歐洲人？”**結果顯示，德國人對德國變得更民族主義的擔憂比其他歐洲人低。（紅色：更民族主義；深灰：兩者皆否；淺灰：不知道；深藍：更樂於幫助歐洲人。）圖源：ECFR

▍從團結歐盟到捍衞歐洲模式

在後默克爾時代，德國將不得不承擔新的責任。這種轉變不僅關係到即將卸任的總理取得的重大成就密切相關，而且還與以下事實密切相關：在默克爾的領導下，德國政府取得大多數對歐洲計劃有強烈情感的歐盟公民的信任和支持。在他們眼中，德國似乎是西方價值觀的燈塔，包括民主和法治，同時德國也是歐盟在困難時期的支柱。他們寄希望於德國捍衞歐洲秩序。這使德國成為卓越的歐洲強國。

**為了滿足這些要求，後默克爾時代的德國必須重新調整其外交政策和歐洲政策的戰略，離開舒適區，超越默克爾主義。**默克爾時代的特點是在不斷加劇的內外壓力下保持歐盟團結。而在後默克爾時代，這還不夠。除了保持歐盟團結之外，捍衞歐洲核心價值觀和利益的目標，應該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歐盟領導層的衡量標準。特別是未來幾年，德國需要帶頭對抗歐盟面臨的兩大威脅。

**第一個威脅是歐盟法治崩潰，這是由一些成員國政府的獨裁傾向造成的。**歐洲的政治格局越來越被“民主與專制”、“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分歧所界定，默克爾的德國在彌合這些分歧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很多情況下甚至避免了分歧，但未來德國可能需要成為歐洲價值觀原則的果斷捍衞者，在應對沖突時，對專制、民族主義的一方不再友好，並學會接受為此付出的代價。如果沒有司法獨立的共同標準、對歐盟條約第二條和第十九條所載的價值觀的尊重，至關重要的是，如果不承認歐洲法院是解釋這些原則的最終仲裁者，歐盟就無法生存。正是這些基本規則受到了民粹主義者和獨裁者的攻擊。抱有妥協的微弱希望而讓步將導致歷史性的失敗。同樣重要的是，讓認同歐洲價值觀並反對民族主義的歐盟公民失望，也會帶來災難性後果。這些將希望寄託在德國領導地位上的公民，他們的參與和態度是歐盟在困難時期的未來發展的關鍵。

**第二個威脅是歐盟的地緣政治邊緣化。**長期以來，德國的朋友和夥伴一直呼籲德國發揮更大的國際作用。默克爾本人也承認，歐盟完全依賴他國的時代已經“一定程度地結束了”，歐洲人需要更多地保障自己的安全並捍衞自己在世界上的利益。德國是其中的關鍵參與者。現在是它最終發揮作用的時候了。在許多方面，默克爾主義（通常伴隨着重商主義）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美國領導了西方集團，而基於規則的多邊秩序似乎正團結一致。隨着世界進入馬克·倫納德（Mark Leonard）所説的“不和的時代”，情況變了。默克爾的離任，則是西方聯盟這一歷史性轉變的象徵。

正如 ECFR 的民意調查數據顯示，歐洲人意識到了這一新的現實，併為歐洲在世界上的作用日益減弱感到擔憂。更重要的是，他們承認地緣政治競爭對歐洲計劃的生存構成了威脅。德國必須對這些恐懼和期望做出新的反應。

通常情況下，柏林必須明確捍衞歐盟原則、國際規則、民主、法治和人權。它需要找到一條出路，走出“北溪二號”事件中給自己設下的死衚衕。它還需要利用其經濟和政治影響力，與拜登政府實行跨越大西洋的密切合作，以聯合應對中國。這意味着德國必須選擇站隊，哪怕不惜造成衝突和緊張局勢的代價。

後默克爾時代的柏林領導層面臨的主要挑戰，將是説服德國人改變歐洲和外交政策的齒輪，既符合歐洲的利益，也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正如一種觀點所説的，德國決策者和政治家應該少談德國因其歷史、規模和地理位置而在歐洲負有特殊責任，而是解釋歐盟如何幫助德國增加其影響力、促進其繁榮並保護德國公眾。“慕尼黑共識”可能塑造了默克爾時代最後幾年的外交政策話語，即認為德國的國際參與應該更早、更果斷和更實質的信念。但現在需要達成一個“柏林共識”。它將在新的地緣政治環境中，把對歐洲價值觀更具原則性的立場，與所需的戰略和資源結合起來。這將是確保默克爾的遺產比默克爾主義更長久的最佳方式。

本文原載“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原標題為《超越默克爾主義：歐洲人對大選後德國的期待》，篇幅有限，內容有所編刪。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