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天15億，《長津湖》未完待續 | 專訪製片人蔣德富_風聞

能看3小時好萊塢，為什麼不能看完《長津湖》？

《長津湖》上映後，影片製片人、行政監製，博納影業行政總裁蔣德富去影院走了一圈，發現很多觀眾正在“湧向”影院。“有好多觀眾排隊，一個廳裏按現在的防疫要求基本上都坐滿了，挺好。”

經歷過暑期檔和中秋檔的清冷，太多人將《長津湖》視為救市之作。上映首日，《長津湖》的排片場次達到16.4萬場，為內地影史國慶檔之最，排片佔比達到53.4％，全國一半以上的場次都在放《長津湖》。假期前兩天，該片的排片佔比分別為41.1％和45.8％。

4天破15億的《長津湖》讓市場迅速回暖。受到檔期加持，上映第二和第三天《長津湖》的觀影人次均突破了800萬，而去年題材接近、同樣被賦予“救市”使命的《八佰》單日觀影人次最高為598萬。

在《長津湖》打破多項紀錄後，毒眸專訪了蔣德富。他將投拍《長津湖》的決定和過程總結為“鋼少氣多”：“面對這個厚重的題材，可能兜裏只有5塊錢，但我們敢花8塊錢去拍，是帶着這樣的決心和信心完成的創作。”

項目的原定預算是10億，但2020年年初受疫情爆發影響，拍攝進度停滯損耗1.5億，2020年10月重新開機後，為了保證影片質量又在持續追加預算，“壓力太大了。”蔣德富説，“集團的資金週轉、創作和人員方面的協調都非常複雜。”

耀眼成績背後，蔣德富也聽到了一些不同聲音，“擺在面前的一個問題是大家的期待值過高，把這部電影想得十全十美無可挑剔，但‘電影是一門遺憾的藝術’。”

好在《長津湖》的票房走勢良好，得到了不少觀眾認可，蔣德富透露——《長津湖》還會有第二部，影片中的故事還沒有結束，“接下來七連還有更艱鉅的任務，我們想再繼續創作，不會（讓觀眾）等待太長的時間。”

“前所未有的困難”

《長津湖》的誕生，經歷了不少波折。

電影最早脱胎自編劇蘭曉龍（曾撰寫《士兵突擊》《我的團長我的團》）的劇集劇本《冬與獅》，這個劇本講述的是《士兵突擊》中許三多在入連儀式時，曾提到的鋼七連在抗美援朝中的故事。

2019年10月《長津湖》立項，年底已有1800名前期人員奔赴丹東，原定由劉偉強主導拍攝。一切準備就緒時卻遭遇疫情，劇組只能解散，“還沒開機就損失了1.5億”。項目最終延期整年，到2020年10月才再次啓動。

為了在這個不算漫長的冬天完成長津湖的拍攝，博納最終決定由陳凱歌、徐克、林超賢三位導演共同拍攝《長津湖》。三位導演拿到初版劇本後，都根據自己的創作思路進行了調整，“每個人都至少有2稿”。監製黃建新在劇組中則被稱為“指導員”，需要和導演協調溝通每份劇本以保證風格統一，最後也出了好幾稿。

《長津湖》監製黃建新

不少報道提及初版劇本有13萬字，“現在應該不要再説13萬了。”經過幾版修改後，蔣德富打趣道，“應該説有100多萬字。”

進入到製作階段，三名導演各自統率一個攝製組，內部又分AB組，再加上額外的“戰役組”，實際上拍攝時有7個劇組在同時運轉，這帶來了大量複雜的流程管理工作。

讓三個導演的創作相互關聯並達成統一，是不小的挑戰。從開拍那天起，每位導演和每個劇組都會被告知電影最終想實現什麼，影片拍攝的調性、整體風格和內容架構是什麼，“在創作初期都做了充分的準備，真的不像一部（普通的）電影拍得那麼簡單。”

《長津湖》也被質疑過是否是“拼盤電影”，但從成片來看，多組攝製依然保證了敍事連貫。黃建新曾在採訪中面對“有哪些困難”的提問回答稱：“前所未有”，在蔣德富看來，這份“前所未有的困難”，也適用於劇組中的每位主創。

《長津湖》的拍攝是一個成本不斷加碼的過程。蔣德富最初構想的是10億就能拍完，但三個大組開工以後，面對這樣宏大的題材，開支很快超出了預期，“不能説兩個坦克就去拍戰鬥，一個飛機就把機場給拍了，所以在開拍之後發生的費用越來越多。”

資金幾乎是談及《長津湖》無法繞開的一項因素，外媒The Hollywood Reporter曾報道，該片耗資2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3億元），對照之下《流浪地球》3.2億，內地票房榜冠軍《戰狼2》也只有約2億。

蔣德富也告訴毒眸，拍一部《長津湖》相當於博納同時開拍3部大戲。**面對“史上最大規模製作”的投入產出比，蔣德富和同事在拍攝過程中因成本太高格外煎熬，也擔心過無法收回成本，**但隨着影片終於與觀眾見面，“最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當影片完工，定檔今年8月12日時，又因疫情的反覆不得不延檔。這兩個月內，已定剪的內容仍在進行修改，包括對寒天中哈氣、衝鋒時身上的血跡和鞋濺起的雪花等細節，做進一步精細處理。

《長津湖》中的雪景

最終電影的成片時長達到176分鐘，這或許給觀眾帶來了觀看門檻，但蔣德富**“從來就沒有擔心過時長問題”：“我們現在的電影製作工業水平已經提高很多，觀眾可以在影院看3個小時以上的好萊塢大片，為什麼不能堅持看完中國的電影呢？”**

在《上甘嶺》之後，蔣德富希望《長津湖》能成為又一部關於抗美援朝的經典電影。就像博納影業董事長於冬此前曾經在採訪中提及的：這部電影不僅想拍給今天的年輕人，還想留給50年後的年輕人看。

工業化的商業主旋律

於冬曾不止一次提及，《長津湖》的一項重大意義，在於將中國電影的工業化水準提升到新高度。

“工業化”並不是一個新鮮詞彙。2015年《尋龍訣》上映時，不少媒體就曾使用“華語電影終於有了工業化大片”作為報道標題，該片導演烏爾善在採訪中總結道：“電影工業化分三個方面，第一是類型化創作，第二是科學且系統的製片管理，第三是新技術運用。”

之後2019年的《流浪地球》成為了契合這些標準的又一工業化標杆——類型突出且開拓了新題材；4年製作、從零開始搭建標準化管理流程；大量前期概念設計、2200多個後期特效鏡頭……烏爾善依然沒能問世的《封神》系列，則被普遍視為下一個標杆。

而已和觀眾見面的《長津湖》，的確在一些方面超越了過往所有中國大片。蔣德富認為，“製片管理”是體現電影工業化水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這也是《長津湖》最突出的特點。

影片片尾字幕足足滾動7分鐘，工作人員的名字多達12000多個，但在疫情影響下，《長津湖》的實際拍攝及製作時長並不算久，從2020年10月正式開機到如今上映只有不到1年時間。

“短時間內能夠調度這麼多人力去做一件這樣的事情，就挺‘工業化’的。”一位資深產業分析師向毒眸感嘆，“這種鉅製對好萊塢來説可能很熟悉了，但在中國是肉眼可見的提升。”

本質上，工業化所追求的就是將分散、獨立的個體“標準化”，降低影片製作的不可控因素，從而提高電影的品質下限。《長津湖》拍攝時，在組的演職員最多達到過7000多人，合計動用累計超過7萬人次的羣眾演員，這些數字在中國影史上都是空前的。

《長津湖》合計動用累計超過7萬人次的羣眾演員

在拍攝《長津湖》的過程中，博納一直在摸索更標準和系統的管理辦法。小到用最短時間讓劇組的7000人吃上2萬份盒飯，“不像大家想的弄兩個車拉過去就完了，得前面有準備，每一個拍攝流程都相連接。”大到數以百計的坦克、裝甲車等設備在不同攝製組之間調配。

疫情也加大了管理的困難，比如管理劇組中的700多名外籍演員，為遵照嚴防輸入政策拒絕了更有經驗的美國演員、從國內重新找人培訓；而在創作層面，每個組的服化道不能出現穿幫，三位導演的敍事方法更得“往一個方向走”……

演員的調度也很複雜。大部分演員都需要穿梭在三個劇組，最緊張的時候，一名演員在上午和下午需要在不同劇組。“還得做到大家都能夠理解，讓大家都能夠達到一個最好的創作狀態。”

影片在假期第一天破了11項票房紀錄，在蔣德富看來，“如果從電影的創作管理、流程管理等方面看，我們創造了無數個新紀錄。上映時大家開玩笑説，以後再拍任何片子都不會發怵，能想到的、想不到的都在這裏面出現了。”

據燈塔專業版，截至目前已破12項紀錄

工業化的另一個側面，是視效和技術。某種程度上，內地影史最高投資和製作規模也和影片的題材有關，軍事戰爭電影必然追求宏大場面和密集特效，聚焦抗美援朝這段歷史的影片，從立項時間看上一部還得追溯到1964年的《英雄兒女》，五六年前國產電影“工業化”概念還未成型時，觀眾記憶裏多半也只有一部《集結號》。

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饒曙光在給《長津湖》撰寫的評論中也提到：“戰爭片是考驗一個國家電影工業、電影產業綜合水平的重要類型。國產軍事題材電影唯有采取大片的創作與運作模式，才能佔領當下電影市場的制高點。”

比如戰爭電影中繁多的特效場面，既是後期製作中的一項難點，也是工業化水平的重要體現。《長津湖》的三位導演在開機前就做了詳細的後期量預估，特效鏡頭最終達到5000餘個，由國內外80多家後期公司合力完成。

**這些高投入的主旋律商業大片已成為電影市場的重要支撐部分。**近3年，共有《紅海行動》《我和我的祖國》《八佰》《中國機長》《我和我的家鄉》5部影片的票房體量達到了20億以上，2020年年度票房榜TOP10中，主旋律影片佔據4席。

相比其他作品，《長津湖》高工業化水準帶來的特效、大場面、羣像刻畫等比較容易觸達大眾，有從業者就認為，“上升到戰爭片有很高製作門檻，觀眾不是不喜歡主旋律，要看的是主旋律大片。”

題材審美疲勞問題的解決方式，則是影片能否帶來新鮮感。長津湖戰役雖然年代久遠，但在觀眾中的認知度並不高。蔣德富也認為，即便出現題材“撞車”，不同的敍事方法和創作風格，也會帶給觀眾新鮮體驗。

“不管好萊塢還是中國，商業主旋律都是必須做的類型。”一位資深電影發行從業者曾告訴毒眸，“如果《長津湖》票房突破25億，就證明主旋律依然還有市場。”

博納的“背水一戰”

今年6月時，博納影業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上發佈了“中國勝利三部曲”計劃，除《長津湖》外，還有《中國醫生》和8月份開機的諜戰電影《無名》。如今的博納基本已經和商業主旋律電影綁定，該題材在市場上的冷熱程度，直接關係到公司的發展狀況。

早在2009年年底，博納投拍《十月圍城》，最終取得了近3億票房，成為那年年度票房亞軍。次年年底博納作為中國大陸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影視公司登陸納斯達克，但往後幾年的道路卻充滿曲折。在2015年年中，博納宣佈將進行私有化退市。

**其中的重要轉折點，是2014年上映的《智取威虎山》。**這部紅色經典新編作品，在蓬勃發展的中國內地市場收穫了8.84億票房，創主旋律題材歷史新高。

發行《智取威虎山》時，市場主流是玄幻、盜墓，但影片最終在市場上取得的成功，讓博納確定了新的製片方法論。“過往的主旋律都是概念先行，但是忽略了戲劇性。”於冬曾表示，主旋律影片既要在思想層面賦予英雄人物生活細節，也該在技術層面更貼近商業片，從此博納便開始有意識地打造“新式主旋律”。

之後“山河海三部曲”依次推出，《湄公河行動》成為2016年國慶檔的票房黑馬，《紅海行動》在2018年春節檔上演了長線逆襲好戲，一舉摘得2018年年度票房冠軍。事實證明年輕觀眾並不排斥主旋律商業片，於冬稱其為“順勢而為”。

《湄公河行動》

**勢頭在“獻禮大年”2019年達到頂峯，**由《烈火英雄》《決勝時刻》《中國機長》構成的“中國驕傲三部曲”均取得了不錯票房，三部累計超47億。不過在各自的檔期內，它們並不是最耀眼的，暑期檔屬於《哪吒之魔童降世》，國慶檔由多家影企合資的《我和我的祖國》奪魁。

決定投拍“中國勝利三部曲”時，行業正面臨疫情停擺，博納集團集投資、發行、院線管理和影院放映一體，“不能完全倖免於難”，公司全年收入吃緊。

在大環境帶動下，主旋律賽道也有演化成紅海的趨勢，去年有華誼兄弟的《八佰》，北京文化主投的《我和我的家鄉》，今年則有騰訊影業的《1921》和光線影業的《革命者》與《中國醫生》同檔期競爭。

這樣的背景裏，“中國勝利三部曲”不得不説是一場豪賭。

決定博納贏面的，是主旋律的價值，它能和更廣闊的觀眾羣體產生情感連接，黃建新曾將這幾年的主旋律電影稱為“主流電影”。影片藝術總監張和平曾在《長津湖》主題研討會上表示，“要做讓14億甲方滿意的乙方”。

於冬曾在採訪中表示：“其實博納是要為行業做一件事——升級，把我們開創的主旋律商業電影大片道路，再往前推一步。”

具體而言，“升級”代表着創作風格的調整，“我們經常説兩三年換一波觀眾，不能用給80後講故事的方法講給00後聽。”蔣德富透露，博納今後還會設計很多的三部曲，並希望能在大的概念之下做更多題材細分。

在題材層面，新系列所涉及的抗疫、戰爭和諜戰等都在過往市場裏比較稀缺，但在選材更“高”和更“廣”的同時，“中國驕傲”系列所關注的“平凡英雄”也會得到延續，“不管是民航英雄、救火英雄、民族英雄……可以繼續拍下去，以後我們可以拍各種反映各行各業的故事。”

而《長津湖》在資金、規模上的升級，更像一個因題材而導致的特例，這並不意味着未來的主旋律商業大片就會走上成本不斷提高的道路：“還是因項目而定，用最節約的成本拍出質量最好的電影。因為中國的電影產業規模還有限，花太多的錢投入到市場裏收不回成本，對於電影企業的長期發展也沒有什麼好處。”

在《長津湖》上映前，不止一位從業者曾告訴毒眸，疫情給電影行業帶來的供給不足影響還將長期持續，但《長津湖》給整個檔期帶來加温作用，確實給沉寂已久的電影市場注入了一針強心劑。

對於中國電影之後的期待，蔣德富用”信心“兩個字來概括：“市場一定會復甦，不管今年年底電影的總體票房能夠觸底到什麼程度、能夠反彈到什麼程度，都經過了全體電影人努力。做更多的積極向上的準備，去迎接疫情結束之後又一個黃金十年，才是我們從業者需要做的。”

文 | 廖藝舟

編輯 | 張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