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些被刪掉的文字正可看出所謂“史學大家”的真面目_風聞

彭囯翔曾編有一套“余英時作品系列”，內含四本書：

1.《中國情懷——余英時散文集》；

2.《卮言自紀——余英時自序集》；

3.《師友記往——余英時懷舊集》；

4.《學思答問——余英時訪談錄》。

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2013年出版。

編者在“編後記”中毫不掩飾自己對余英時的崇仰之情，認為其有“發自深厚學養和真誠良知的對於中國文化的眷眷情懷”，有“真正的文化人對於價值、理想和學術的追求與信守”，更有效彷彿教故事，不惜用自身“羽毛”沾取XX之“水”，“飛而灑之”——灑在新中國這方着了“共產主義”之火的“山”上的“鸚鵡救火”精神。

編者替余英時代言，所謂“中國”，“對於餘先生來説，正如中國歷史上‘中國’一詞本身主要的含義一樣，是一個超越了地域和政治的文化概念”，“是一種承載了價值與文明的文化連續體”。言下之意，令余英時牽腸掛肚的“中國”，絕非現實中的中國，絕非中華人民共和國。

至於餘先生為什麼寧愛一個“想象”中的“中國”，而不愛現實中的中國，按照編者的話來説，“自然不是一般狹隘與膚淺的民族主義者所能理解的”。

也許是故意不讓這些“狹隘與膚淺的民族主義者”理解吧，這四本書中有一些“不得已的少量文字刪節”。

我們沒有太多時間進行對照閲讀，僅舉一例，將《師友記往》中的《費正清與中國》一文，與《西方漢學家論中國》（傅偉勳、周陽山主編，正中書局民國八二年版）中的《費正清的中國研究》一文對校，看看到底是哪些文字遭到了刪節。我們發現，正是通過這些被刪掉的文字，我們才能看出所謂“史學大家”的真面目。

文章開篇，餘先生寫道：

“費正清先生無疑是一位具有高度爭議性的人物，而中國人對於他更有種種不同的看法……我寫這篇文字希望儘量避免一切成見，根據我所瞭解的客觀事實，談談他的學術生涯的幾個側面。”（參見《師友記往》第73-74頁；《西方漢學家論中國》第2頁。“儘量避免一切成見”云云，是餘先生“夫子自道”，成見難免，只是儘量避免而已，但如果避免不了，你又其奈我何？）

#1.餘先生毫不掩飾他對費氏的輕視：

“但費氏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理解終嫌隔閡。他承認中國文化自成系統，不能事事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初看起來，這似乎是一種很開放的態度。然而從這一前提出發，他竟得出一個結論，説中國現代化之歸宿於極權體制主要是由中國文化本身所決定的。這便是他那個有名的論斷：共產主義不適於美國而適於中國。”（加黑“於極權體制”5字遭刪，參見《師友記往》第81頁；《西方漢學家論中國》第10頁。）

#2.餘先生與費氏的根本不同，在於對待國共兩黨的態度：

“他（費正清）堅信中共已得到中國農民的支持，他們固然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但同時也是真正的中國人。美國只有及早回頭，支持中共，才有可能把中國從蘇聯那邊爭取過來。

我們今天看得很清楚，如果美國政府當時實行了他的建議，今天的台灣也許早已變成另外一個樣子了**/台灣自然就早已成了中共的囊中之物，這四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和最近三、四年來的政治開放當然更是無從説起了。難道費正清真的是中共的“同路人”嗎？他為什麼這樣偏袒中共呢？又為什麼這樣痛恨國國民黨呢？要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從他在中國的經驗説起。”（參見《師友記往》第92-93頁；“/”前一句被改為後加黑字，見《西方漢學家論中國》第25頁。**）

#3.餘先生只要逮到機會，就對費氏的“挺共立場”進行調侃。

“總之，40年代的延安，50年代後的北京，對他（費正清）來説都一直‘在遠方閃耀着光芒’。大概要到一九八九年x月X日以後，這光芒才熄滅或減弱了。”（加黑字參見《西方漢學家論中國》第25頁，《師友記往》予以刪除。）

#4.有些地方刪改得很奇怪：

“他們（指費正清夫婦和他們邀請來家參加週四茶會的客人）那一堆人幾乎都是主張中共應該取代國民黨的。費夫人笑着對我説：你大概不贊成吧！她繼續問我：因為你反共而擁護國民黨嗎？我説：我是從香港來的，國民黨懷疑我是‘第三勢力’，因此不肯發護照給我，以致我只得以無國籍的身份取得簽證。你説我有什麼辦法擁護國民黨呢？……對話到此為止，説不下去了。不過我看得出來，他們都自負對中共有深刻的認識，我的話是不可能發生絲毫影響的。”（《師友記往》第97-98頁。）

“他們那一堆人幾乎都是主張中共應該取代國民黨的。費正清笑着對我説：你大概不贊成吧！我説，報歉得很，我是不能同意你們的看法的。他繼續問我：因為你反共而擁護國民黨嗎？我説：我是從香港來的，國民黨懷疑我是‘第三勢力’，因此不肯發護照給我，以致我只得以無國籍的身份取得簽證。你説我有什麼理由去擁護國民黨呢？但是我確實是反共的，我覺得你們實在不瞭解中國共產黨。對話到此為止，説不下去了。不過我看得出來，他們都自負對中共有深刻的認識，我的話是不可能發生絲毫影響的。”（加黑字為《師友記往》所無，《西方漢學家論中國》第31-32頁。）

#5.餘先生有時候有一種自以為非常理解中國、中共和中國革命的優越感：

“但是作為美國對華政策的評論者，費正清和他同時代的中國通都有一個共同的致命傷——他們對中國的政治內情不完全瞭解/他們完全不瞭解中共的性質。”（參見《師友記往》第98頁；“/”前一句改為後加黑字，參見《西方漢學家論中國》第32頁。）

“如果只就費正清對國民黨的批評而言，他的話大致是有根據的。但是如果就他對國共兩黨所作的對比而言，則其偏頗就很明顯了/則其偏頗實在到了驚人的地步，戴維斯與謝偉志等人也是如此。”（參見《師友記往》第99頁；“/”前一句改為後加黑字，參見《西方漢學家論中國》第34頁。）

**“**在他看來，中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是‘不可能被壓制的’，因為它體現了‘農民解放和五四以來所揭櫫的民主和科學種種理想’（引號中的話都見於他的自傳，頁286頁）。這些話在今天讀起來簡直是天方夜譚，但是從1943年起，這一直是費正清的堅定不移的信念。”（參見《師友記往》第99-100頁；加黑字為《西方漢學家論中國》所有，第34頁。）

#6.在某些可以看到餘先生之內心世界的關鍵地方，可惜竟被刪掉了：

“費正清對於國民黨的認識確是基於親見親聞，但是關於中共及其所控制的陝甘寧邊區，他的知識則完全是從美國官員和記者們那裏轉手得來的。誠然，這些西方人的報道有驚人的一致性，使他覺得沒有質疑的餘隙。然而問題卻恰恰發生在這裏。我們今天已看得很清楚，共產黨的統治下根本不存在任何獨立於黨控制之外的社會的，不但沒有西方式的公民社會，即便是中國傳統的民間社會也消滅得乾乾淨淨。所以共產黨確能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滴水不漏。外來的訪問者只能看到它願意讓你看到的和聽到的情況。而且抗戰時期的延安和邊區，交通不便，外國人要去訪問或考察，都必須經過事前的安排和佈置。沒有人能夠作不速之客，忽然闖進去隨意走動。在這種情形下，無論有多少西方人寫所謂‘解放區’的訪問報告又怎能沒有‘驚人的一致性’呢？這當然不是費正清當時所能想象的。”（參見《師友記往》第100頁；後加黑字為《西方漢學家論中國》所有，第34-35頁。）

“費正清似乎傾向於以王朝體系、儒家正統、天命論、朝貢制度之類與一黨專政、馬列主義、歷史必然論、‘革命外交’等互相比附，而視前者為接引後者的傳統因素。這完全是一種外在的**/皮相的**、形式的觀察。他竟對傳統王朝和中共政權之間的一個最實質的區別視若無睹。傳統王朝得天下後不但不觸動多階層人民的原有生活方式，而且刻意讓他們有一段‘休養生息’的時期。中共政權則在‘革命’兩字的掩飾下全面摧毀了中國幾千年逐漸演進而成的民間社會；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傳統確確實實是在中共的手上切斷了。費正清在中共的統治運作中所看到的‘傳統’其實只是一些難除的心理結構，決不是傳統的本身。”（參見《師友記往》第100頁；後加黑字為《西方漢學家論中國》所有，第35-36頁。）

“但是以MZD為領導主體的中共確也繼承了一種中國傳統，即中共所一再認同的所謂‘農民革命’。但以領導主體而言，中國史上的造反集團……是各式各樣的邊緣人……邊緣人在治世難有展布，但一到亂世便有機會大顯身手了。最近一百年來中國的動盪，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都是空前的，所以20世紀成為中國邊緣人的最活躍的時代……20世紀的邊緣人，無論就思想或社會背景言，當然都比傳統的邊緣人複雜得多，但他們來自社會各階層的邊緣。中國共產黨正是一個最典型的邊緣人集團。（注：關於這一問題，可參看我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參見《師友記往》第100頁；加黑字為《西方漢學家論中國》所有，第36頁。）

“費正清自1943年以後便深信中共體現了多數中國人的集體意志，也繼承了中國的主要傳統。後來局勢的演變更增強了他的自信。他始終不瞭解邊緣人集團的最大特色之一便是鄙棄社會上共同遵守的一切規範和價值，因而行事可以肆無忌憚。（馬克思主義的否定思想對於中共這一邊緣人集團更起了如虎添翼的作用。）這個集團在造反的時期是不惜運用任何手段奪權，在奪權以後則千方百計地保權。事實證明，它根本不代表任何階層人民的利益。相反地，由於它摧毀了整個民間社會，並且獨佔了全部生活資源，它已轉化成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統治階級。”（參見《師友記往》第101頁；加黑字為《西方漢學家論中國》所有，第36-37頁。）

#7.餘先生寫得興奮了，也就不再裝“史學大家”的樣子，而是任由“主觀”“成見”和街頭話語滿天飛：

“北平的美國總領事館是在1950年1月6日被中共沒收的，1月14日美國政府才不得不宣告撤退一切官員及其眷屬。像MZD這樣的‘光棍’，正是要對美國痛加羞辱以顯示他自己在國內和國際上的威風，他豈肯在最躊躇滿志的關頭受美國的‘招安’？”（參見《師友記往》第106頁；加黑字為《西方漢學家論中國》所有，第42頁。從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餘先生對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切齒痛恨，所謂史學家的水平，真令人呵呵了。）

辛苦碼出這麼多字，主要是為了給自己留個資料。

餘先生的影響相比當年胡適，應該也不差多少了。但興師動眾搞運動式的批判，還是有些小題大作。

其名搞“史學”、其實反共的本質，其實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

讓它自然風化，也許效果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