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再評《長津湖》：對幾個細節的分析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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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説，魔鬼在細節中，質量也在細節中，一部真正優秀的影片，要重視對細節的打磨，也要經得起觀眾對細節的追問。

打個比方，一部電影就像一件西裝，如果一眼看去有型有派，但穿到身上後到處開線，紐扣也脱落了，無疑大煞風景。

有人反對追問細節，説什麼“電影不是紀錄片”。

這種反詰缺乏常識。電影當然不是紀錄片，也沒人要求把故事片拍成紀錄片，追問細節的目的，主要看故事情節是不是符合歷史邏輯。電影中有虛構情節不是問題，但虛構的情節違反了歷史邏輯，就屬於胡編亂造了。

如上一篇影評【點擊閲讀】所指出的那樣，《長津湖》形式大於內容，空洞浮華，許多細節都非常不嚴謹，需要一一指出，以利於今後進步。

02

影片一開始，就是吳京飾演的我軍連長伍千里抱着哥哥，也是上一任連長伍百里的骨灰罈回鄉探親的畫面。

按照影片的交代，伍百里是在淮海戰役中犧牲的。

淮海戰役發生在1948年底，吳京回鄉的時間是1950年秋冬之交，也就是説，此時距伍百里犧牲已經兩年。

這期間，吳京的連隊要參加渡江戰役、上海戰役，還要做解放台灣的準備，帶着哥哥的骨灰，如何行軍打仗，衝鋒陷陣？

況且，按照我軍的傳統，為革命犧牲是光榮的，活下來的人要繼承先烈的遺志，繼續戰鬥，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屍還（毛岸英犧牲後就安葬在了朝鮮），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悲情主義、傷感主義。作為基層指揮員，吳京如果隨身攜帶哥哥的骨灰，必然會受到同志們的批評和上級領導的制止。

在革命戰爭中，對待犧牲烈士，一般都是就地、就近安葬，解放後，再由各地人民政府統一遷葬於各地的烈士陵園，沒有火化後帶走骨灰的傳統。

世界各國軍隊中，只有日軍才這麼做——焚化屍體，帶走骨灰。

那麼，會不會是吳京在回鄉探親前返回哥哥的犧牲地，挖出遺體重新火化，並帶回骨灰呢？

在1950年百廢待興，以及九兵團厲兵秣馬，準備渡海作戰的背景下，就更不可能了。時機，情境，均不適合處理這個問題。

那麼，影片中的這個細節是怎麼來的呢？

在五、六十年代的日本電影中，經常有日軍退伍士兵，抱着一罈戰友或兄弟的骨灰返鄉的橋段。日本發動的是非正義的侵略戰爭，日軍士兵作為炮灰在日本戰敗後當然死無葬身之地，只能被送回日本。

在解放戰爭中，有許許多多的革命軍人犧牲了，但他們犧牲是有意義的，因為作為我們今天全部幸福之源的新中國就在他們的犧牲中誕生了。

遺憾的是，《長津湖》“吳京回鄉”這一橋段，並沒有濃墨重彩地表現解放給家鄉帶來的天翻地覆的變化，除了吳京和父母談論建房子的打算外，能夠引起觀眾注意的，就是這壇骨灰了。

骨灰，由此成了一個着重號，成了一種註解。

03

在影片中，易洋千璽飾演的“包子”伍萬里，相當叛逆。為了“讓哥哥瞧得起”，他居然不管不顧，拋下年邁的父母，繞過地方政府的徵兵程序，直接闖入了哥哥所在連隊。

在跟隨連隊北上途中，又幾次三番耍小性子，甚至鬧着要跳火車，這就有點太過了。

很難想象這是五十年代初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農村少年的態度。

“包子”希望被哥哥瞧得起的心情可能是有的，但絕不會用這樣的方式與哥哥對抗，因為哥哥並不是一般人，而是解放軍的連長，在解放軍取得的一系列輝煌勝利的映襯下，穿着軍裝回鄉探親的連長，走到哪裏都會被人當英雄對待，都會贏得仰慕的目光，包括弟弟。

“包子”的性格，更像是今天一箇中產階級家庭裏自命不凡的、被父母寵壞了的獨生子女。

“包子”參軍的過程，也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1950年的時候，新中國雖然成立不久，但因為有長期根據地建設的經驗，徵兵都是有組織進行的，不是説一個連槍都不會打，甚至連子彈都沒見過的毛頭小夥子，找到一個“坐小車”的大官就可以直接進入作戰連隊了，威名赫赫的九兵團，難道是一個草台班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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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洋千璽是追隨兩位哥哥——已經犧牲的伍百里和現任連長伍千里——的足跡參軍，並在戰鬥中成長起來的。

這個故事架構讓我覺得有點似曾相識。

1952年，美國好萊塢華納兄弟影片公司拍攝了表現長津湖戰役的電影《絕不撤退》。影片講述了美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的一支連隊，正在美國享受和平時光，突然奉命被派往朝鮮半島，此後，經歷了仁川登陸，長津湖戰役，直到被我志願軍擊敗逃向朝鮮東海岸的興南港。

《絕不撤退》也刻畫了一個美軍士兵的成長：17歲的麥格里德來自一個“愛國”家庭，兩個哥哥都在海軍陸戰隊服役，他也渴望能像哥哥們當上海軍陸戰隊員，“被哥哥瞧得起”，他還是一箇中學生時，就要求自己像一個士兵那樣走齊步，拐直角。

仁川登陸作戰中，當美軍猛烈炮擊海岸防禦陣地時，登陸艇上準備衝鋒的老兵都表情凝重，唯有麥格里德躍躍欲試，興奮莫名。但等到登陸戰真正開始，周邊戰友紛紛中彈倒地，他又被嚇破了膽，匍伏在一塊石頭後面不敢動了。

登陸成功後，連長准假讓他去探望已晉升為上尉的哥哥，但麥格里德深感恥辱，不願意去，直到他在隨後的巷戰中摧毀了人民軍的一個據點，獲得了嘉獎，他才重新要求去探望哥哥，但哥哥已經陣亡了。

不久，美國總統杜魯門發現麥格里德另一個哥哥早在硫磺島戰役中犧牲，麥格里德已是孤兒，於是命令他返回美國，但這時部隊已經非常接近長津湖，麥格里德要求和連隊戰友們度過最後一晚再走，結果當天晚上戰鬥就打響了。麥格里德在撤退途中堅守高地，掩護主力並身負重傷，成了妥妥的“美國英雄”。

“包子”伍萬里的故事和麥格里德故事何其相似？伍萬里的形象是來自麥格里德嗎？《長津湖》的架構是受到《絕不撤退》的啓發嗎？我這裏沒有結論，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研究。

拍攝《長津湖》，無疑是要幫助年輕一代銘記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勳，但如果影片中的人物，不是來自真實的志願軍英雄，而是來自好萊塢電影中的“美國英雄”，這會引發什麼聯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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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上映的《金剛川》，開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即完全擯棄了朝鮮因素，影片既沒有朝鮮人民軍，也沒有朝鮮老百姓，志願軍簡直是在一個無人國度裏和美軍作戰。

《長津湖》中，也沿襲了這一先例，沒有朝鮮軍民的影子。

由於無法通過和志願軍和朝鮮軍民之間的互動來闡釋抗美援朝的國際主義動機，志願軍似乎成了一支只為自己打仗的軍隊。

這就構成了一種“歷史的缺位”，極易導致對歷史的錯誤解讀。

要知道，和近代以來的許多戰爭不同，抗美援朝戰爭不僅體現了愛國主義，也體現了國際主義，是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完美結合。

主持國際正義，保衞和平，反對侵略，正是毛主席決策出兵朝鮮的主要理由之一。這一考慮，和保衞自己的安全，“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的考慮同樣重要。

在美軍仁川登陸後進抵三八線的第二天，周恩來總理就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宣佈：“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950年10月4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出兵援助朝鮮問題。聽了大家不贊同出兵的發言後，毛主席説：“你們説的都有理，但是別人處於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麼説，心裏也難過。”

抗美援朝國際主義的一面，不應該以純粹的“史料”的形式存在，也應該在影視作品中表現出來。

由於朝鮮元素的缺位，《金剛川》也好，《長津湖》也罷，似乎都成了“架空劇”。

中國人民志願軍難道不是偉大的解放者、拯救者嗎？為什麼不能堂堂正正的影片中表現這一點呢？

我無意苛求電影編導，從電影語言的角度來看，其實只要加一個志願軍戰士從被美軍轟炸起火的農舍中救出一個朝鮮兒童小橋段，就可以很好地凸顯志願軍作為解放者、拯救者的形象，圓滿地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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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津湖》中的細節，值得推敲的還有一些，簡單羅列在這裏：

——九兵團為了通知吳京歸隊，派人騎着馬，打着火把，在河岸上大呼小叫，直接喊出部隊番號，難道不怕泄漏軍事秘密？這是花木蘭時代嗎？為什麼不通過地方軍區、武裝部系統通知休假軍人歸隊？

——在影片的結尾，美軍登艦撤離，志願軍蜂擁追至海邊，像球迷歡呼球賽得勝那樣歡呼勝利！

這個場面令人捏了一把汗，因為美軍此時如果使用艦炮或飛機對海岸進行轟炸，會給志願軍造成重大傷亡。

在真實的歷史中，美軍的確猛烈炮擊海岸，目的不僅是為了泄憤，也是為了摧毀倉皇撤退時遺留的大量物資和碼頭設施，所以並沒有出現志願軍戰士眺望美艦並且歡呼的場面；

——胡軍飾演的“雷爹”和易洋千璽飾演的伍萬里的關係也令人尷尬。大戰將臨，軍列十萬火急地開往前線，但伍萬里還是一個懵懂少年，“雷爹”不是抓緊時間向他傳授一些作戰及求生的常識，反而對他採取了調笑和戲弄的態度，用一把空子彈殼冒充子彈交給他。經驗豐富的“雷爹”難道不知道這在戰場上將意味着鮮血和生命的代價嗎？

老戰士和新戰士的關係，在新中國前三十年的電影如《平原游擊隊》《渡江偵察記》《奇襲》《上甘嶺》《英雄兒女》中都有表現，真正體現了“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同志和戰友情誼水乳交融般地結合在了一起，否則的話如何能夠結成無堅不摧的鋼鐵集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