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曙光｜朝鮮戰爭為什麼會成為中美兩個大國的首次碰撞？_風聞

祝曙光｜蘇州科技學院人文學院院長、 教授

60年前發生的朝鮮戰爭是冷戰中第一場特殊的局部熱戰，戰爭歷時3年，人員、 物資損失巨大， 對中美關係乃至整個東北亞格局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一

朝鮮戰爭首先影響到共產黨中國和美國的關係。這場戰爭實際上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最大的發達國家之間的一場戰爭。

中國內戰爆發後, 美國一直扶持國民黨政府, 向其提供大量的軍事援助和財政援助, 把美國在東亞的利益與國民黨政府捆綁在一起；可是在國民黨政府面臨深重危機、美國有可能失去中國時, 美國政府卻無意出兵干涉, 聽任國民黨政權崩潰。而朝鮮戰爭爆發後, 本來不在美國西太平洋防衞圈中的朝鮮半島卻引起了美國的高度重視, 迅速進行軍事幹預, 結果引發了中美之間的直接軍事對抗。參與策劃朝鮮戰爭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佈雷德利將軍在回憶錄中説了一段世人皆知的話：“我們在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同錯誤的對手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話中之意就是中美兩國本來可以避免這場戰爭的。由於美國認知上的誤區, 導致了朝鮮戰爭由國內戰爭演變為國際戰爭, 交戰雙方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美國並不是一個東亞國家, 但美國從沒有放棄它對東亞的利益追求。由於美國與東亞相距遙遠, 所以美國決策層早在19世紀末就提出了它的東亞政策———門户開放政策。與美國在拉美推行的“門羅主義”相比, 門户開放政策是一個彈性和伸縮性較大的政策。為了維持門户開放政策, 美國不是憑藉一己之力, 而是傾向於藉助東亞國家來反對或壓制東亞國家。美國歷史學家約翰·道爾曾言, 美國人在某一個時間所怨恨的亞洲國家傾向於一個。中國、美國和日本之間的三邊關係似乎證實了這一點。它常常像一隻三條腿的凳子。美國試圖在亞洲保持一種平衡以確保中國和日本這兩條腿都不至於出現高低而破壞凳子的平衡。當中國或日本威脅到將會攪亂它所認為的適當平衡時, 美國就會着手削短一條腿或者提升另一條腿。這在20世紀40年代和70年代導致了兩次戲劇性的政策逆轉。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美國與中國結盟共同抵抗日本，中美關係極為密切, 以至於當抗戰結束、國共兩黨矛盾尖鋭化時, 美國國務卿馬歇爾還親自來華調停。戰時來到中國的美國年輕外交官們, 如謝偉思（John S.Service）、戴維斯（John P.Davis）、範宣德（John.Carter.Vincent）等人對中共充滿了好感, 認為腐敗專制的國民黨政權難以指望, 而中共卻生氣勃勃, 特別是當他們看到了延安的新民主主義體制的成功嘗試, 發現中共與蘇聯幾乎沒有多少聯繫之後, 自然而然將抵制蘇聯向東亞擴張的希望, 寄託到加強美國與中共關係的前景上來, 他們大聲疾呼：“把共產黨人拉到我們一邊而不是把他們投入俄國人的懷抱。”美國人不相信延安窯洞裏會產生正統的馬克思主義。1941年皖南事變之後, 羅斯福委託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和聯邦準備銀行調查統計部主任戴普萊（Despres）向蔣介石轉達了他的口信：“予自萬里之外觀察中國之共產黨員, 似與我等所稱之社會黨員, 無甚差別。彼等對於農民、婦女以及日本之態度, 足值吾人之讚許。故中國共產黨與國民政府相類者多, 相異者少。”戴普萊對此更進一步解釋稱：“羅斯福之意見以為中國之有共產黨, 並不能認為中國有共產主義之實行, 只能視作民主政治之實習。”謝偉思在報告中興奮地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在可以預見的將來, 將不會違反美國在中國的利益, 共產黨應該儘可能受到我們的同情和友好對待。”“因此從美國總統到普通外交官們, 根據對中國共產黨性質和未來發展前景的判斷, 作出了加強與中共聯繫來抗拒蘇聯的想法。美國決策者認為“毛澤東與那些他最親近的人都有着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

日本人也有類似的想法。1954年, 日本外務省整理了一份《吉田首相外遊資料》, 對中蘇關係進行了全面分析, 儘管中國在蘇聯的支援下已經與美國在朝鮮半島發生了直接的軍事對抗, 日本外務省仍然認為：“中蘇關係並不密切。蘇聯曾向國民政府要求對滿洲、新疆、外蒙的主權, 蘇聯也會同樣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同樣的要求, 中共從建黨階段開始就沒有接受過蘇聯的任何積極的武力援助。蘇聯給中共的唯一間接援助是出兵東北的蘇聯紅軍把繳獲的日本關東軍的武器給了共產黨（但是, 當時蘇聯為了獲得國民政府支持其佔領北海道, 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的正統政府, 並與國民政府締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在國民政府敗走廣州時, 仍然讓其大使館跟隨到廣州） 。後來, 在朝鮮戰爭中也沒有情報證實蘇聯給予中共大量的武器援助。”毛澤東“決不會在蘇聯人面前低着頭做人, 他必定要與蘇聯人爭取‘平等’地位。這是中共自身力量的問題, 即中共的經濟實力達到與蘇聯平起平坐之時就是中共脱離蘇聯之時。”

朝鮮戰爭前美國從未放棄與中共政權接觸的政策。在國共內戰後期美國實際上已決心拋棄蔣介石政權, 尋求與中共政權建立密切的關係。1948年3月國家安全委員會NSC6文件指出, 美國對華長期目標“是推動建立一個穩定的代議制政府, 以領導一個獨立和統一的、對美友好的、並能夠作為有效防止蘇聯在遠東侵略的中國”。1948年9月7日, 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主任凱南提出了全面轉變對華政策的文件《重新審查和制定美國對華政策》, 指出：中國目前局勢的產生是其內部因素使然。如果全面支持蔣介石, 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要付出難以承受的巨大代價, 美國不應該以自己的信譽和資源去賭博。國際調停也無濟於事。由於民族主義力量的作用, 中共內部會出現“鐵托主義”傾向, 中共可能同南斯拉夫一樣對待蘇聯。因此, 美國的政策應該是“儘可能防止中國變成蘇聯這個政治、軍事大國的附庸”。當美國從朝鮮半島南部撤軍後, 杜魯門總統向國會提出了向韓國、伊朗、希臘、土耳其等國提供3億美元的援助案。為此杜魯門受到了共和黨議員們的反對, 認為中國與韓國一樣, 同樣是亞洲民主主義的象徵, 但杜魯門政府沒有為制止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而做出過什麼。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回答共和黨議員的提問時稱, 對國民黨政府實行軍事援助不切實際, 也不一定有效。艾奇遜曾在1949年2月就中國局勢發表評論説：“森林裏一棵大樹倒下, 需等塵埃落定, 才能看清其造成的後果。”為了表示對新中國的友好, 艾奇遜還表示台灣和朝鮮不在美國的西太平洋防衞圈內。

中國共產黨人也不是一開始就敵視美國的。早在1940年, 即國共合作時期, 周恩來曾經對馬歇爾説：“從意識形態上説, 我們當然要採取接近蘇聯的政策, 但是接近的程度要取決於你們。”1949年4月, 毛澤東在一份內部電報中指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政府的關係, 我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但是世界範圍內的冷戰局面已逐漸形成,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立及衝突越來越激烈, 在這種形勢下美國沒有放棄扶蔣抑共的政策, 迫使中共在外交上對蘇聯“一邊倒”。1949年12月毛澤東的莫斯科之行以及《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 使美國拉攏共產黨中國的企圖遭遇了嚴重挫折。中蘇結盟標誌着社會主義陣營在歐亞大陸連成一片, 冷戰已從歐洲延伸到亞洲東部。

二

1945年8月9日, 蘇聯軍隊向朝鮮半島北部發動進攻, 推進非常迅速, 並越過“三八線”；當美軍抵達朝鮮後, 按照美蘇兩國達成的協議, 蘇軍立即撤離到“三八線”以北。朝鮮出現了兩個性質不同、完全對立的政權。當美蘇軍隊撤出朝鮮半島後, 南北兩個政權為了謀求國家統一, 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當不能以和平方式統一國家時, 行使武力就成為唯一的選擇。從1948年開始, 朝鮮南北雙方開始發生武裝衝突, 從局部性的、間斷性的衝突發展為全局性的、經常性的武裝衝突, 到1949年夏天, 雙方捲入軍事衝突（包括海上軍事衝突）的人員達數千人, 其中數百人死亡, 最終導致了內戰的全面爆發。北方對南方的攻擊, 得到了蘇聯的支持。中國革命的勝利給了蘇聯極大的鼓舞, 以為可以在朝鮮複製中國革命, 而且不會遭遇美國的軍事幹預, 因為美國就沒有直接用武力干預中國內戰。“斯大林及其顧問得出了也許是相當有理性的結論：美國並不關心朝鮮內戰的後果。斯大林曾要求中國共產黨人謹慎行事, 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戰心懷恐懼。中國人沒理他的茬, 他的擔心也未變成現實。與中國相比, 朝鮮對美國就更不重要了, 美國干預的威脅幾乎已消耗殆盡。”

中蘇結盟以後, 美國的亞太戰略發生了很大變化, 把台灣和朝鮮作為遏止共產主義勢力的重要陣地。朝鮮戰爭爆發後, 美國政府認定, 這場戰爭是由“蘇聯發動、支持和慫恿的, 非用武力不能加以制止。如果朝鮮軍隊擔當不了這個任務——這點看來十分可能——只有美國軍事幹預才能做到”；“這是一次公開的、赤裸裸地對我們國際公認的朝鮮保護者的地位的挑戰”, 迴避這一挑戰, 將使美國在台灣、日本、東南亞、西歐乃至西德的威信受到極大損害。原本被認為無足輕重的朝鮮半島, 突然間成為美國必須承擔防務義務的最重要地區之一。1950年7月1日美軍地面部隊在釜山登陸, 9月15日, 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 並迅速向“三八線”以北推進, 把戰火燒向中朝邊境。本來美軍可以停留在“三八線”附近, 見好就收, 但美國政府“向任何勝利者都要面對的最危險的誘惑之一——擴大戰爭目標的誘惑——低下了頭”。

面對斯大林和朝鮮勞動黨要求中國出兵援助朝鮮革命的請求, 中國共產黨決策層克服新中國建立才一年、百廢待興的困難處境, 毅然決定出兵朝鮮, 使朝鮮內戰演變為中美兩國的直接軍事對抗。

美國出兵朝鮮的前提是中國不會對朝鮮實施軍事幹預或即使進行軍事幹預, 美國也能輕易加以應對, 參與朝鮮戰爭的成本是有限的, 美國能夠承受。美國決策層的這一認識有它的邏輯道理。按照美國決策層的思維定式, 中國是一個弱國, “它的一些地區自1931年以來就一直戰亂不斷, 它急需時間和所有的資源用於重建, 然後使這個國家現代化。它幾乎不能指望能贏得一場反對世人曾經知道的最強大國家的戰爭。”正如美國決策者所預料的那樣, 中國領導人確實不希望打仗。但蘇聯共產黨和朝鮮勞動黨卻希望憑藉武力統一朝鮮半島, 進一步驅逐美國在亞洲的勢力, 擴大社會主義陣營的影響, 認為美國對共產黨人的行動除了發表一個外交聲明外, 不會有什麼作為。“因此, 朝鮮戰爭可以説是在兩重誤解之下爆發的：共產黨方面以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利益為分析出發點, 認為大部分的亞洲大陸被共產黨佔了, 美方都默不作聲, 不會在朝鮮半島的一隅有所舉措；美國方面, 則以原則問題來看待這件事, 它比較不關切韓國地緣政治的重要性, 也已公開做出表示, 卻十分重視聽任共產黨侵略行徑不加阻擋的象徵意義。”

早在丘吉爾鐵幕演説的第2年, 即1947年3月12日, 杜魯門在國會發表演説, 拋出了“杜魯門主義”, 形容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兩種生活方式之間的鬥爭：“第一種生活方式的基礎是多數人的意志, 特徵是自由體制、代議政府、自由選舉、保障個人自由、言論與信仰自由, 而且有免於政治壓迫的自由。第二種生活方式的基礎卻是以少數人的意志強加在多數人身上。它依恃的是恐怖和壓制, 控制着報章和電台, 操控選舉, 並且壓制人身自由。”至此, 美國把自己看作是民主和自由的代表, “杜魯門主義象徵着一個分水嶺, 因為美國一旦打出了道德大旗, 斯大林熟諳的現實政治就永遠終結, 討價還價爭取互惠讓步已經不復可能”。美國決策者把朝鮮戰爭的爆發解讀為：充分證明了共產主義毫無饜足, 得寸進尺, 必須基於原則大義予以遏止。“對韓國的攻擊已經不容置疑, 這表現出共產主義已超越軍用顛覆手法以征服獨立國家, 今後將運用武裝侵略和戰爭的手段, 它違背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為保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而頒佈的命令。”也就是説, 美國決策者不是以地緣政治為基礎, 而是以美國的價值觀為基礎去訴求參與朝鮮戰爭, 聲稱美國的介入是為了保衞普遍原則, 而不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

中國決策層也曾從大義名分的角度，看待美國對朝鮮戰爭的干預。1950年10月24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上的報告中指出：“美帝國主義用武力壓迫別國人民, 我們要使它壓不下來, 給它以挫折, 讓它知難而退, 然後可以解決問題。……必須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外國軍隊必須退出朝鮮, 如果解決得好, 美帝國主義受到挫折, 也可以改變台灣海峽的形勢和東方的形勢。我們力爭這種可能, 使國內外人民一致起來, 動員起來。還有一種可能, 敵人愈打愈眼紅, 打入大陸, 戰爭擴大。敵人孤注一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為美帝有瘋狂的一面, 我們應該做這方面的準備。我們並不願意戰爭擴大, 它要擴大, 也沒有辦法。我們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戰, 為了我們的子孫, 只好承擔下來, 讓子孫永享和平。”也就是説, 為了國際和平和社會主義陣營, 中國願意承擔參與朝鮮戰爭所引發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 同美國一樣, 中國也認為自己介入朝鮮戰爭是為了支持朝鮮革命, 援助朝鮮共產黨人, 不是為了本國的狹隘利益。毛澤東認為出兵參戰是必要的, “因為如果讓整個朝鮮被美國人佔去了, 朝鮮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敗, 則美國侵略者將更為猖獗, 於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志願軍入朝參戰, “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而我們不出兵, 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 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 則對各方都不利”, “總之, 我們認為應當參戰, 必須參戰, 參戰利益極大, 不參戰損害極大”。

這樣雙方都強調幹預朝鮮戰爭是為了保衞原則而非利益, “一旦議題被提升到超越權力政治之外, 就難以界定戰爭的實際目標是什麼”。美國參戰的目的是為了懲罰共產黨人, “要讓北朝鮮付出代價, 卻又不至於觸發戰事擴大”, 讓蘇聯和中國相信美國只有有限的目標。“但是, 美國的保證在北京缺乏信用。美國人曾經説過, 朝鮮在他們的防禦圈之外, 但他們仍然派軍隊來保衞它。他們還説, 他們希望擊退侵略, 把北朝鮮人趕過三八線, 而今卻又揮師挺進鴨綠江, 假如不加以阻止, 他們會在那兒罷手嗎?”

毛澤東把美國的一系列行動解讀為：美國開始想採取行動, 扭轉共產主義在中國內戰得勝的局面。於是北京採取了美國最不願意見到的措施：如果北京不在朝鮮阻擋美國, 或許將會在中國領土上和美國交戰。周恩來指出：“中朝是唇齒之邦, 唇亡則齒寒。朝鮮如果被美帝國主義壓倒, 我國東北就無法安定。我國的重工業半數在東北, 東北的工業半數在南部, 都在敵人轟炸威脅的範圍之內。從八月二十七日到昨天這兩個月間, 美帝國主義的飛機已侵入我國十二次。最近不僅在鴨綠江, 而且已飛到寬甸來示威、偵察、掃射和轟炸。如果美帝打到鴨綠江邊, 我們怎麼能安心生產?”“鴨綠江一千多里的防線, 需要多少部隊！而且年復一年, 不知它哪一天打進來。這樣下去怎麼能安心生產建設？況且敵人如果將朝鮮侵佔了, 也不會就此罷手。所以, 從朝鮮在東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展望來説, 我們不能不援助；從唇齒相依的關係來説, 我們也不能不援助。這是敵人把火燒到了我們的大門口, 並非我們惹火燒身。”“朝鮮問題對於我們來説, 不單是朝鮮問題, 連帶的是台灣問題。美帝國主義與我們為敵, 它的國防線放到了台灣海峽, 嘴裏還説不侵略不干涉。它出兵朝鮮, 我們出兵去管, 從我國安全來看, 從和平陣營的安全來看, 我們是有理的, 它是無理的。”

三

中國武力介入朝鮮戰爭極大地震驚了美國人。1950年12月6日中朝軍隊收復了平壤, 翌年1月4日佔領漢城, 把戰線向南推進到三七線。由於戰爭失利和戰爭目標模糊, 一度導致了杜魯門政府的政治危機, 使“杜魯門政府失去對政治目標的掌控”。隨着戰爭的起伏, “美方的政治目標先後被宣示為：制止侵略、統一韓國、維持聯合國部隊的安全、保證沿着三十八度線的停火, 以及不使戰火蔓延”。而以上政治目標的內涵和外延都含糊不清。當朝鮮戰爭處於僵持狀態時, 許多美國人感覺迷茫, 不知道朝鮮戰爭何時結束, 也不明白美國在朝鮮半島的目標是什麼?羅斯福總統承諾：二戰結束後“把子弟帶回國”, 可是, 現在卻有33000多名美國青年死在朝鮮。戰爭是政治的最終程序, 當交戰雙方激烈地糾纏在一起時, 政治領導人的判斷往往受戰場形勢的左右。中國參與朝鮮戰爭的政治目標隨戰爭的暫時勝利被修改為徹底打敗美軍、將美軍趕出朝鮮半島、統一全朝鮮。顯然以中國當時的實力是難以完成這樣的政治目標的。結果, 雙方不得不進行談判, 恢復了朝鮮戰爭前南北政權的分治局面。

朝鮮戰爭的直接後果就是導致了中美之間的長期敵視和對抗。美國人完全改變了對中國人的看法。“中國人的虛弱和温順、對美國樂善好施的感激和渴望基督教、民主制度和自由企業制度的形象一去不復返了。在美國人看來, 數以億計的中國人現在已經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陰謀的工具, 正在遵照斯大林的指令攻擊美國人。”

1951年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巨大變化。美國採取了孤立、包圍中國的政策。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指出：“朝鮮戰爭產生了互相疑懼, 這種疑懼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毒化了中美關係, 開始了長達20年的公開敵對。從某種意義上説, 這兩個國家在這20年中沒有任何關係。不存在正式的外交關係, 沒有貿易關係, 沒有合法的人員往來。……或許現時代從未有兩個大國在和平時期如此長時間地相互隔絕———如果冷戰可以被看作是和平的話。”美國決策層把朝鮮戰爭解讀為蘇聯代理人的戰爭。朝鮮戰爭期間美國國內出現了反共產主義的歇斯底里, 即麥卡錫主義的泛濫。任何人只要與左翼組織有聯繫, 任何人只要與社會上非主流觀念有染, 任何人只要是蔣介石的批評者或者被視為中共行為的辯護者, “他就可能被指控為共產黨。而這種指控和調查足以毀掉一個人的前程。證據並非必不可少”。麥卡錫主義所造成的氣氛使得中美緊張關係的緩解變得異常困難。

中國則在朝鮮戰爭之後把美國視為頭號敵人, 這一外交政策一直延續到1969年中蘇發生邊界衝突為止。

朝鮮戰爭充分展示了中美雙方的政策底線和鬥爭意志, 戰爭造成的損失使交戰雙方都意識到戰爭成本的巨大和昂貴, 特別是美國, 在與中國人的戰爭中居然接連失利, 損兵折將, 迫使美國人重新思考自己的力量界限。佈雷德利在1951年5月15日的遠東軍事形勢聽證會上明確指出：“與紅色中國打有限戰爭, 將會使我們投入過多的力量, 增加我們的風險。”即使把戰爭擴大到中國, 也並不能保證朝鮮戰爭的結束, 使中國屈服, 相反有可能重蹈日本侵華的覆轍。助理國務卿臘斯克更是直截了當地説：“在中國打仗是無法想象的。雖然美國及其盟國可以動用幾十萬軍隊, 但至多佔領一些沿海城市, 卻不能把我們的意志強加給那個人口眾多的國家。”既然不能取得朝鮮戰爭的勝利, 那麼停戰就成為美國的唯一選擇並促使美國人掂量與紅色中國打仗的巨大風險。朝鮮戰爭和被稱為美國歷史上最漫長的越南戰爭對美國的傷害是很深的。

美國著名東亞問題專家費正清指出：“1945年日本戰敗後, 我們拒不承認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內戰中的勝利。1950年6月, 我們在聯合國的旗子下, 為保衞南朝鮮反對北朝鮮的侵略而進行了侵略。每次我們都認為自己是反對專橫的自由保護者。然而朝鮮戰爭變成了中美戰爭, 並且終於僵持不下。在1953年締結了至今仍然有效的《朝鮮停戰協定》後, 我們在1954年同台灣結盟, 並支持法國在印度支那的行動。從1960年起, 我們給予南越以越來越多的援助, 並從1965年起調遣50萬大軍對北越進行了干預。”現在任何美國有識之士想起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就會感到羞愧, “我們就必須設法瞭解在那裏進行干涉的主要原因是什麼”。“首先, 從歷史背景來看, 我們不願讓一個敵對的強國主宰東亞, 不管它是40年代軍國主義日本, 還是冷戰時代所謂‘鐵板一塊’的國際共產主義。這種情緒也是19世紀英國情緒的迴音, 當時它作為海上貿易強國, 反對俄國巨人在歐洲大陸的擴張。”“奇怪的是, 事實證明毛澤東領導的人民共和國並不是擴張成性的。它把部隊從朝鮮撤走, 容忍國民黨在金門設置的‘前線’, 在1962年與印軍作戰只是為了維護邊界的權利, 而且並沒有出兵干涉越南來反對我們。”費正清發出了這樣的疑問：“也可能是我們並不真正理解我們同什麼樣的對象打交道?”“如果要在今天和平共處並繼續生存下去, 我們就必須設法重新理解亞洲的現實和我們自己的侵略性。”

綜上所述, 由於中美之間缺乏瞭解和溝通, 雙方在朝鮮半島發生了直接的軍事衝突, 導致巨大的人員傷亡和物資損失, 給雙方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儘管美國不是一個亞洲國家, 但它在亞洲有着巨大的投資和貿易利益, 它在亞洲的駐軍以及對亞洲盟國安全的持久承諾, 都使美國成為一個亞洲國家。中國作為亞洲最大、也是發展最快的國家, 使美國及其亞洲盟國感到了一種潛在的壓力。為此中美必須加強了解和溝通, 理解對方的文化、傳統、核心利益與思維方式, 只有這樣才能減少矛盾和衝突, 切實擔負起維護亞太乃至世界和平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