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美貿易戰對照國民黨的“中日貿易戰”_風聞

自從特朗普2017年挑起中美貿易戰以來，已有四年多時間，但戰火直到今天還在持續。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明天將在華盛頓的智庫“戰略研究中心”發表講話，公佈拜登政府的美中貿易關係戰略。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稱，戴琪將談及其對美中貿易政策的評估。

戴琪之前一些講話很強硬，7月份甚至還公開支持澳大利亞跟中國進行貿易對抗。美國媒體對她明天演講的內容也是眾説紛紜，有的説她將延續上屆政府的加徵關税政策，理由是所謂的中國沒有完成中美第一階段協議；有的説她取消上屆政府加徵的一些關税，以換取中國降低對美國產品的關税；還有的説她個人想繼續加徵關税，但擔心違背拜登的意願……

其實，她明天演講的關鍵就是美國關税政策走向，其它繞來繞去的套話只是為了掩飾美國目前的困境。

在疫情重壓之下，美國民眾急需價廉物美的消費品，還有美國經濟通脹危機，難道美國還指望依靠台灣地區的市場來緩解經濟困境？拜登是非常清楚這一點的，看戴琪有沒有膽量繼續強硬關税政策的膽量。她就屬於那種用極端對抗中國的態度來討好白宮的“皈依者”。

中美貿易戰是否要再打下去？由美國做決定好了，但勝利一定屬於中國。

當年，國民黨當局曾經跟日本人打過一場貿易戰，結果是一敗塗地，很少被人提及。

關税與主權

國與國之間所謂的貿易戰，主要表現為互築關税壁壘。

關税，對於一個國家的基本作用至今沒有變過：

一、政府財政的主要來源之一；

二、保護國內某種產業的生存和發展。

清朝政府在1842年簽下《南京條約》之後，首次制定了近代國際貿易體系意義上的關税税則---“百抽五”。

這是單一關税，不管進口何種商品，都用這個比例套死，按貿易價值收取5%金額。

但由於物價跌漲、銀價波動、消費能力起伏等因素，單一關税無法持續，清朝在1858年、1902年兩次修改税則。民國在1918年、1922年、1923年也修改過。

這幾次修改税則，主動權並不在中國手裏，説白了就是懇請列強稍微鬆一鬆扼住中國經濟咽喉的大手。

列強之間又因利益衝突而勾心鬥角，為了維持均勢，避免矛盾激化，便允許中國“自定”關税。

主權關税從來沒有真正為大清或民國政府所擁有，中國的關税收入不僅是對外賠款的來源（外國有權直接扣除），還要擔保各種貸款，連中國海關大樓的負責人都得聘請洋人，不然，洋人不放心。

到了1925年11月，列強終於允許中國關税由“自定變成自主”，1928年美國率先與中國簽定關税協議，因為美國作為後來者，它要改變它與列強競爭的不利地位。

接着，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也與中國簽定關税協議，南京政府於1928年12月7日，公佈新税則為七級税率（從7.5%-27.5%），於1929年2月1日起正式生效。

當時歐美面臨經濟大蕭條，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列強互打貿易戰，因此基本上都不反對中國關税新政策，而且新税則對美歐是有利的（等下再説）

但在這羣惡狼之中，日本是最壞最毒的一個。

日本無論如何也不同意中國新税則，日本不同意，新税則就無法生效。日本認為新税則給日本商品出口中國製造了障礙。

這樣西方列強聯手對日本施壓，日本提出了條件：中國要給予日本商品三年特別最惠國待遇。

然後列強又向中國施壓，南京只好同意，1930年日本得到了特惠國待遇，30多種日本商品可以繞過關税壁壘進入中國市場傾銷。

國民黨政府表面上已經獲得關税自主權，實際上卻沒有發揮真正作用。進一步説，舊中國連主權都相當薄弱，又談何關税自主？

1930年12月29日，由於全球關税壁壘過高，南京再次修改税則，改為十二級制（5%-50%），儘管仍遠低於全球平均關税水平，但這還是日本人同意之後才頒佈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 中國人民自發抵制日貨聲浪在民間迅速高漲，而這時，蔣介石仍然堅持對日本的特惠國待遇。

主管經濟的宋子文則認為必須在税則上做出新的調整。1933年5月16日，日本三年特惠期滿，宋子文作為財政部長在一週不到時間內就立刻推出了新税則。

5月22日，日本對中國新税則大為震怒，被加徵關税的全是日本商品，而降低的則是美歐產品關税。

南京並沒有説是針對某國，只是説哪些商品需要徵加關税，比如棉紡類增加800%、毛織品類增加200%、紙張提高8%-280%、魚蝦、煙草、酒類、人造絲等均大幅提高。

降低關税的有機牀設備、車輛、汽車零部件等中國急需的工業製品。

宋子文的用意：

一、利用關税調整，令美英在華利益比重增加，當中日衝突激化時，美英會出於利益考慮，向日本施壓；

二、利用關税保護中國輕工業，併為其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在資金引進方面，宋子文拋棄了1920年成立的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銀行團，重新發起一個“國際諮詢委員會”，成員為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的銀行，如美國摩根、英國滙豐等。

有了資金池，宋子文再跑到日內瓦，請求國聯出面組建代表團，幫助中國引進工業生產技術。

作為親美派，宋子文依靠西方發展經濟的藍圖看起來還算美妙。

但是，宋子文所依賴的美英，本質上跟日本是一丘之貉。日本駐美國大使館參事竹富內彥得知宋子文的海外活動後，馬上警告美國國務院，這將損害美日關係，一切後果由美國負責。

原銀行團的日本組組長野原大輔則警告摩根公司總裁拉蒙特：請你考慮摩根公司在日本的生意，對英國、法國的銀行，日本人也這麼説。

紐約、倫敦、巴黎的金融機構與日本人勾結在了一起，因為它們認為在中國得到的回報遠遠抵不過在日本的損失。

1933年8月，宋子文在回國路上時，日本宣佈他為“不受歡迎的人”，拒絕他的輪船在橫濱靠岸，中國國內的親日分子也指責宋子文破壞大東亞共榮。

除了經濟、金融手段，日本還對中國施加了輿論和政治壓力，日本報紙要求宋子文為中國人的抵制日貨運動負責。

日本駐南京公使有吉明警告蔣介石，如果宋子文一日不離開內閣，中日關係就一日得不到好轉。

前國聯副秘書長杉村楊太郎則找到汪精衞，唆使他出力將宋子文踢出內閣。

宋子文回到南京，蔣介石立刻請他到牯嶺見面。宋子文計劃還沒彙報完，蔣介石便以政府公債發行不利為由，暗示宋子文自行辭職，以滿足日本人要求，避免中日關係進一步惡化。

1933年10月25日，宋子文以身體健康為由宣佈辭去財政部長以及行政院副院長職務，由孔祥熙接任。孔祥熙與納粹德國關係較好，但德國除了以軍事上能提供一些幫助外，經濟上無能為力。

宋子文一走，國民黨政府內的反日骨幹基本走光，外交部長羅文幹也被調離，汪派的唐有壬接掌外交部。

蔣介石和汪精衞在宋子文離職後，馬上商量如何進一步向日本妥協？

日本在短短幾個月時間便從各條戰線向南京發起進攻，成功地將宋子文趕出內閣。效率如此之高，根本原因是南京的恐日、親日心理在起作用。

日本達到這一目標後，下一步就是要中國廢除新税則，以便在貿易上獲得絕對優勢。

1934年1月，日本公使有吉明當面向蔣介石提出抗議，反對新税則。

同時，日軍進攻察哈爾地區，對華北虎視眈眈，東京要求中國立刻償還西原借款……

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多重壓力下，蔣介石下令財政部於1934年7月3日，發佈最新税則（等於廢除了宋子文的關税税則），將與日本息息相關的棉紡、毛織品、海鮮、紙張等關税大幅下調到了10%左右。為了進一步討好日本，南京還提高了對歐美工業品的關税。

雖然這是日本受益，歐美受損的局面，但日本人相當狡猾，它們貿易問題上向歐美擴大市場，平息了歐美的憤怒。實際上只有一個受害者，就是中國。

就宋子文個人來説，雖然暫時官場失意，但作為四大家族裏的重要成員，他個人並沒有多少損失，過陣子，再轉個彎，照樣還能回到官場上。

1933年這場對日貿易戰以南京的無原則讓步告終，但國民黨以優惠關税滿足日本後，日本人就真的滿足了嗎？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證明了國民黨無原則讓步只能增加侵略者的胃口和野心。

直到1949年之後，中國人民才牢牢掌握了國家主權，將命運握在自己手中。

我們不用再求着什麼銀行團恩賜貸款，也不用再看誰家臉色做事，幾艘軍艦在南海裝神弄鬼也嚇唬不了誰……

因為中國不再是任人欺負的舊中國。在那一代人的艱苦奮鬥下，打造了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擁有了絕對自主的關税權，中國人有底氣和實力跟任何國家打貿易戰。

明天戴琪講什麼暫且不管她。還是那句話：打，奉陪到底！談，大門敞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