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一談政治合法性_風聞

前言

應大家的要求，我來對個線，説實話我是不大喜歡對線的，因為對線開始之前，分歧只是一個觀點問題，但對線開始之後，往往就變成了面子問題，在報紙時代，志同道合之人因為報紙罵戰越説越烈，最後反目成仇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布黨，當年布黨圍繞報紙對城市居民搞動員，內部成員互有觀點分歧，這很正常，但是當他們把這種分歧以報紙形式發表之後，觀點問題就上升為了面子問題，面子問題最後變成了政治問題，政治問題變成了死活問題，最後鬧到冰鎬決勝負的地步。

布黨當年慘烈的政治內鬥，與其説是他們相互之間的政治觀點有多少不可調和之處，不如説是對線對出來的，因為當觀點分歧被公之於眾之後，對錯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非得壓對面一頭不可。

從來就沒有什麼真理越辯越明，只有共同體越辯越小。

但是這個線又非對不可，因為對方先出手了，我也是人，我也要面子，我不能免俗，如果對方把分歧公之於眾，還洋洋灑灑長篇鉅著，我不回嘴，一來不好看，大家都喜歡看人吵架，一人開腔而另一人沉默，沒有比這更敗興的事情，我回嘴便是為了成人之美。二來很多話在以往，要麼限於篇幅（想法字數限2000，換行還算一個字），此前我是沒有去説的，正好藉着這次機會直抒胸臆。

同時，我又認為這種對線其實是沒有意義的，很簡單，因為當關於合法性的討論開始之後，合法性本身就已經被動搖了，因為真正不可辯駁，不言而喻，不證自明的東西，你是看不到有關討論的，比如太陽東昇西落，你見過有人討論這事嗎？一件事情可被討論，本身就説明它已經不是那麼的不可辯駁，不是那麼的不言而喻，不是那麼的不證自明瞭，而對於政治合法性這種剛度極大的政治概念而言，裂痕只分有無，無關大小。

廢話説了一籮筐，説到這裏還沒有退出不看的話，那就説明你願意聽，那我就接着往下説。

什麼是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嚴格來説是一個不可被精確化描述的政治概念，它可被感知而不可被認知，對它的精確化描述會導致概念本身失準，這裏多説兩句，很多涉及到羣體的政治概念都存在這種奇特的量子特徵，即，對政治概念本身的精確化描述反而會導致概念本身失準，亞當斯密對市場的敍述可能是正確的，但是當他説出來之後，市場這個概念就失準了，馬克思對階級的敍述可能是正確的，但是當他説出來之後，階級這個概念就失準了。

政治合法性也一樣，它的不可被精確描述性很早便被注意到，亨廷頓就説過“合法性是一個政治評論家避免使用的措辭，因為它總是難以把握的”。

但我們仍然可以針對這個概念的一些可被觀測到的特徵進行一定的敍述，目前已知的政治合法性所具備的特徵有以下幾點：

1.一個政權的政治合法性與該政權的運行狀態好壞無關

政權是否能夠有效運行，是一個政治能力的問題，而不是一個政治合法性的問題，歷史上正常運轉乃至高效運轉的非法政權多如牛毛，低效運轉乃至無法運轉的合法政權同樣多如牛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晉，司馬家當街刃出於背之後，不會有任何還懷有起碼的政治道德的人會認為司馬家還具有任何程度的政治合法性，這一點就連司馬家自己都一清二楚，以至於只能以孝治天下，但司馬家政權的運行狀況顯然是良好的，西晉統一了全國，徹底結束了漢末三國亂世，司馬炎在位期間經濟社會復甦，社會總體平穩，出現了太康之治的局面，但運行的再良好也難掩其非法政權的特徵，以至於我們後世談論大一統王朝的時候，常會下意識的忽略掉西晉。同樣的，低效運轉乃至無法運轉的合法政權也有很多例子，比如元弘之亂髮生時的後醍醐天皇，他是合法天皇，號召天下倒幕，最後卻被鎌倉幕府於笠置城擊敗，最後甚至在逃亡赤坂城的途中被幕府軍俘虜，很顯然，一個被俘的天皇已經無法正常行使權力了，但毫無疑問他依然是合法天皇，鎌倉幕府也不敢加害於他，只是廢黜他之後把他流放到隱歧島。

説的再簡單點，合法而無效的最佳例子就是阿連德，他是完全合法的民選總統，但他連軍隊都控制不住，所以顯然不能稱其為有效。

政治合法性就像一個人的道德品行，政權的運行狀態就像一個人的健康狀況，我們不能説一個人身體健康，所以他道德高尚，也不能説一個人身體有恙，所以道德敗壞，對不對？這是兩碼事。

這也是壽公文章缺乏意義之處，他通篇都在高強度論證政權運轉的穩健高效，他説的對，每一個字都對，確實穩健高效，然而這與合法性有什麼關係嗎？

這幾十年來，政論界每言及政治合法性必拿績效説事，國外一些人也特別喜歡聲稱績效才是最大的政治合法性來源，壽公在激烈反駁此類“公知話術”的同時，又舉出了大量政治實績為“高合法性”進行辯護，兩者看似不同，但底層邏輯實際上是一致的。這種政治運轉狀態和政治合法性的混淆不清，實際上體現出的是這幾十年來人類宏觀政治能力的總體退化，

2.有沒有合法性與是否能維持統治並無直接關聯

合法性本身並不能給政權帶來可維持性，政權的可維持性取決於政治能力，歷史上合法性極低但仍然能夠長期維持的政權並不少見，最典型的就是滿清，滿清合法性非常之差，但基本走完了歷史週期律，皇室成員在政權垮台後也沒有受到太多清算報復，依然得到優待，這反映出來的其實是滿清優秀的政治能力，只要政治能力及格，一個政權維持自身存在便是可能的，低合法性只是導致維持手段變得複雜，維持成本變得高昂。

一個政權的壽命和這個政權是否合法從來就沒有什麼直接關聯，歷史上能夠長期維持運轉但低合法性的政權實在是太多了，以至於此類政權有一個專用名詞“僭主”，

壽公如此激動反駁我，高強度論證“高合法性”，這實際上體現出他把政治合法性看的太重了，我雖然日常把低合法性這四個字掛在嘴邊上，但我個人其實是不太在乎合不合法的，我更看重有沒有效，合法如何？非法又如何？能拔膿的就是好膏藥。在我看來，低合法性恰恰帶來了更廣闊的政策空間，一些別人不方便去做的事，你可以去做，一些別人説不了的話，你可以去説，高合法性往往導致極其容易被政治正確綁架，一些事情是沒法做也沒法説的，低合法性反而可以放手去做去説，因為在外人看來你本就非法，那無論你做什麼，也只是在罪行清單上多添一條而已，多這一條不多，少這一條不少，蝨子多了反而不咬。行動更加自由，做事百無禁忌，這在大爭之世尤為有用，我稱之為低合法性優勢，是一種極其寶貴的戰略資源。一個低合法性卻能高效運轉的政權只能説明該政權的政治能力出色而已，畢竟高明的罪人總好過合法的飯桶。

3.合法性是會變遷的

世上沒有一錘子買賣，長期維持的結構性事物更是如此，政治合法性從來沒有一勞永逸或者萬世不變之説，過往的合法從不意味着當下的合法，當下的非法也並不意味着今後的非法，命由天定，但事在人為。

西晉是非法政權，這一點沒有問題，但東晉的合法性就很微妙了，因為八王之亂，五胡亂華，北方糜爛，衣冠南渡之後，社會的主要矛盾從權柄之爭變成了文明衝突，君臣之別讓位於夷夏大防，擊退胡族，收復淪陷的北地成了最高政治正確，在這種情況下，司馬家上位不正的問題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晉祚作為一個正兒八經的漢人政權這一文明屬性被突出強調，奉正朔而攘四夷作為基本政治倫理的情況下，東晉通過佔據正朔這一生態位合法性不降反升，因為不論司馬家是怎麼上位的，眼下只有他一家可用，再非法也沒比他更合法的了。

後世的南宋也有這個情況，趙匡胤欺負柴氏孤兒寡母上位，得國不正，趙宋對文人的極大寬容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為了對沖這種合法性問題，但是靖康之變後，抵禦金兵，收復北地成了最高政治正確，上位問題讓位於夷夏之辯，於是南宋本不合法也得合法了，因為大家總不能承認金國合法吧？當然，臣構言那是後話。

從這個角度來説，壽公所謂不收土有利於合法性的説法是有道理的，因為北地一日不復，則晉祚一日可延，幽燕一日不收，則趙宋一日合法，通過讓合法性問題讓位於夷夏之辯確實可以有效提升合法性，畢竟只要確保大家為了抵禦蠻夷而只能團結在你身邊，你當然可以高枕無憂，不給你面子也得給山河面子。

這也確實是一種合法性。

但是這種合法性你不覺得有點噁心嗎？

另一方面，開國時的高合法性也並不意味着永世的高合法性，朱元璋開局時，明朝得國為天下之至正，但是到了奉天靖難之後，事情就變得微妙了，明成祖朱棣究竟合法還是非法，這是一個可以被討論的問題，而合法性可以被討論，本身就意味着合法性出了問題。

4.合法性和正統性不是一回事

還是以明成祖為例，明成祖的合法性至少是可以被討論的，但他的正統性沒有任何問題，他是朱元璋的嫡子（雖然不是馬皇后親出，但從小被馬皇后帶大，認馬皇后為母親），宗室，燕王，論輩分建文帝得叫他一聲四叔，他承襲大統之後，明朝還是明朝，沒有問題。

但這是正統性，不是合法性，按合法性來説，建文帝才是完全合法的，朱棣是推翻了建文帝這個合法皇帝上位的，當然他推翻建文帝事出有因，但還是那句話，合法性作為一個問題被討論，本身就意味着合法性出了問題。

明成祖就是典型的正統但不合法（至少是低合法或者合法性可被討論）。

震旦的正統性是沒有任何問題的，是太陽東昇西落式的無需討論，起於教改新文化運動，興於大革命時期，官方明確承接歷代王朝道統，官方語言為漢語，國家元首為漢人，正統性穩如泰山。

壽公所言“本族人掌控的有效運行的政權”是命中了正統性（本族人掌控），命中了政治能力（有效運行），卻偏偏漏掉了合法性，這究竟是有意偷換概念，還是對這個問題缺乏系統性瞭解以致指東打西，我不得而知，我更願意善意的理解為，壽公並沒有系統性的瞭解過究竟何為合法性。

5.政治合法性的作用

政治合法性本身並沒有直接作用，因為政治合法性換一種説法就是是否遵守了政治法律，政治規矩，換用到個人身上就是道德品行。

一個人道德敗壞，但只要身強體健，他照樣可以活下去，一個政權不合法，但只要收得上税，辦得了事，日子也還能湊合過下去，政治合法性對於一個政權的生存並不直接造成影響，壽公對低合法性政權之説如此激動，我姑且揣測一下，他可能是下意識的認為低合法性政權沒法維持存在，所以作為一個“擁共自媒體”（這是他自己的説法），他激烈的為“高合法性”辯護，他如此的在乎政治合法性，是因為在他看來只有具備“高合法性”才意味着生存權，因此他實際上並不是在給“高合法性”辯護，而是在給生存權辯護，他之所以反覆強調政權運行穩健有效，就是為了強調生存權沒有問題，所以他犯了把政治能力和政治合法性混淆的錯誤……

可我從來也沒有説過低合法性政權就不該活着啊？

政權合法性高，並不意味着它就天然應該活的好好的，歷史的墓地裏埋滿了高合法性的可憐蟲，從建文帝到阿連德莫不如是，同時史書上也擠滿了那些低合法性卻能壽終正寢的政權，比如滿清，滿清直接打破了“胡虜無百年之運”的歷史魔咒，熬到了近代的尾聲才體體面面風光大葬，世界就是這麼不講道理。

政治合法性最大的作用，是它可以極大降低政治運行成本，提高政策效率執行，改善歷史評價，優化共同體構建，並在歷史週期律結束的萬年之後，給後來人留下足夠豐厚的遺產，給自己所棲身的文明添磚加瓦，正如當代距離貞觀年間雖然已經有一千多年，但是海外華人依然把自己的聚居地稱為“唐人街”。

這是歷史授予那些高合法性政權的榮譽，它意味着無上榮光，它意味着這個政權與文明同休，而歷史是中國人的信仰，在信仰中謀求一席之地，理應成為每一代政權的最高追求。

當然，你也可以放棄追求來自歷史的認可，我死之後不管洪水滔天，這也是一種活法。

但有些事情終究還是會不同的，而那是世間最大的不同。

6.政治合法性的論述方式

政治合法性有兩種論述方式，一種是來源論述，一種是功利論述，來源論述指的是權力如何形成，源自何處，如何保障是否符合政治倫理的討論，例如“君權神授”“代天牧民”就是一種來源論述，功利論述指的是權力行使的結果，和對權力行使結果的預期是否符合政治倫理的討論，例如“治隆唐宋”“萬邦來朝”就是一種功利論述。但要注意，來源論述是功利論述的前置條件，對政治合法性的論述必須先完成來源論述再進行功利論述，即，權力本身必須先合法，然後才能討論行使權力的結果是否合法，這叫程序正義。

合法的權力以非法形式行使招致非法後果，這會損害權力本身的合法性，但非法的權力即使以合法形式行使並帶來合法後果，也並不能使非法權力合法化，這是一條單行線。

例如冰與火中的瘋王作為合法國王，卻以瘋狂舉動損害了自身的合法性，讓谷地、北境、風暴地，河間地諸侯有了起事的大義名分，但他依然是合法國王，詹姆刺殺瘋王雖然拯救了君臨人民，卻必須就此背上“弒君者”的名頭。

關於政治合法性的問題

我們活在世界上，我們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的行為應該遵循世界通行的基本規律，這一點，我相信我們大多數人是沒有爭議的。

在目前這個世界上，基本的政治倫理和政治規矩是由世人制定，我們應當遵守，不是説不遵守就活不下去，可以活下去，但活法不同，人應該追求一個更體面的活法，作為個體，我們可以超脱於政治倫理之外，就比如我個人，我個人並不在乎合法不合法，但作為一個整體，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是必須在乎的，我們沒法以整體身份實現超脱。

當然，合法性標準不是萬世不易的，但它的每一次變遷都伴隨着巨大的社會變動，成本之高輕易不可接受，就比如上一次合法性標準的變遷發生於法國人把他們國王的頭給砍了，自那以後，君權神授就變成了政權民授，但是這種事，千百年也就遇到那麼一回，我建議輕易不要嘗試，因為你沒法確定自己這一刀下去究竟屬於開天闢地還是刃出於背。

吾有三德，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

合法性的構成本身是高度多樣化的，很難進行精細化界定，但一些粗糙的宏觀規律依然是可以被觀測出來的，這裏做一個簡單的歸納，目前世界上對合法性的賦予基於以下準則：

1.受神學/經學的話語權掌控羣體的認可。

2.維護、鞏固、發展或者至少是不公開違反基本社會共識。

3.不破壞統治階級的內部底線。

目前世界上神學/經學羣體基本都在歐洲，歐洲是天下文脈根本，我們今日所日用而不覺的絕大多數政治概念，政治術語，政治理論，政治哲學基本都來自歐陸，歐陸具備目前人類文明最強大的社會解釋能力，即，歐陸可以任意解讀、認知並定性社會，其他人基本上都是跟着歐洲人的邏輯轉，歐洲人説你不清真，那你就是不清真，別説其它國家，國內都有相當一部分人會踴躍認同，你反駁歐洲都只能用歐洲人的話語體系，並在歐洲人的邏輯範式內反駁。

這就是文化向心力的作用，就像當年遼國在戰場上雖然可以痛打宋朝，但上至皇帝下至臣民，人人都效仿宋朝文章衣冠為榮，遼國皇帝甚至痛罵自己的大臣不清真，自古以來，文明中心始終對文明邊緣具有極為強烈的輻射效應，文明邊緣很難擺脱文明中心的這種輻射效應和對定義權的把持，這種輻射效應甚至可以脱離一般政治關係而獨立存在，遼宋互相敵對並不妨礙遼國對宋的文化敬仰。

歐洲的文化向心力連美國都難以免俗，美國雖然在對付英國中出力最多，功勞最大，但這不妨礙美國社會對英國有着強烈的文化仰視，美國尚且如此，震旦的人文社科水平連給美國提鞋都不配，更是沒法避免了。

而現代傳媒的發達和國內學術主權長期不設防的狀態事實上加重了這一問題，這就是目前人類社會的基本現狀。

我不是説這種現狀就是合理的，但它是現狀，在你有本事拿槍頂着歐洲大儒的腦門，強迫他們把經書上的每一頁都寫滿震旦偉大光榮正確之前，你得先學會接受現狀，個人我們可以超脱，但社會整體不能。

目前的情況是，歐洲的經學家/神學家普遍性的不待見震旦，不分流派全都是。

詳述過程已經沒有意義了，記住結論就好，目前震旦在歐洲神學體系內屬於修專苦偽，四大皆空，前不着村後不着店上不粘天下不挨地，尷尬的一塌糊塗。俄羅斯在歐洲是有教派支持的，雖然支持俄國的教派屬於小型民族主義教派，但確實有人支持，俄國在“士林”中是説得上話的，這些年就連伊朗都有人幫忙發聲了。

震旦是目前唯一一個在士林説不上話，而且非常不受待見的主要政治實體。

震旦實際上是非常渴望得到歐洲士林的普遍認可的，你只要看看歐洲議會某個議員對震旦説了兩句好話，馬上就會被國內滿世界拿着轉載，三天兩頭邀請各種歐洲學者到震旦搞學術會議，倒貼錢請人來家裏罵自己，如果某個歐洲學者説了震旦幾句正面評價，那不得了，這人一下子就會被宣傳為某某大儒，某某宗師，儘管他可能在歐洲只是個非常邊緣化的三流秀才，歐洲學術機構的領導人哪怕人家赤裸裸對震旦滿懷惡意，這邊也不敢多有得罪，最多捂上耳朵裝聽不見罷了，像極了契丹人整天看宋朝罵自己是蠻夷的經書。

震旦自己的學者模仿歐洲大儒搞辯經沙龍時，無不以cosplay歐洲大儒的穿着打扮，照搬歐洲大儒的理論範式，説話引歐洲經據西洋典為能事，十五個字的句子恨不得夾三種語言十六個洋詞在裏面，歐洲大儒精密繁複的形式邏輯和概念設置的本事沒學會，濫交嗑藥倒是學的一套一套的。歐洲大儒濫交嗑藥，那是思考之後的放鬆，震旦窮酸秀才濫交嗑藥，是船貨崇拜下的宗教儀式，儀式的完備是虔誠的一環，所以他們非常上心並以此為榮。

凡談人文必自康德起，以尼采承，借休謨轉，用洛克合，駢四文六，八股制藝，裝神弄鬼，臭不可聞。

社會解釋能力屬於士林，而士林產生於經院，中國自新文化運動搞教改之後事實上就沒有屬於自己的經院體系了，國內對經學的研究基本上依附、從屬於西方經學體系，這種依附不是機構上的，而是理論上和體系上的，與震旦對領土主權和產業主權的高度敏感不同，震旦對學術主權基本上處於不設防狀態，這也與震旦教團起源於西洋經學有關，這種起源天然便決定了這種體系上的依附性，因為不同流派的西洋經學看似南轅北轍，相互間斗的你死我活，三教九流五花八門各顯神通，但實際上它們是一個有機的共同體，相互之間打斷骨頭連着筋，有血濃於水的關係，一部分的存在基礎往往是對另一部分的批判/繼承/批判性繼承/繼承性批判，你取其一為本，必得其三為源，它們都是相輔相成的一個完整結構，不可能只拿其中一部分。要麼不拿，要拿就得拿全套，震旦人文社科學界人均緩則，學術主權的半殖民地狀態自以西洋經學為綱的那一刻起就已經註定了，具體選其中哪一流派為綱這一結果都不會改變。

另一方面，西洋經學在形式邏輯上的精密繁複確實令人讚歎，凡不是受過成體系訓練的人或者鐵桿咖啡樂很容易被那些彎彎繞給套進去，論辯經，德意志人稱歐洲小印度。

我經常説不要輕視伊斯蘭世界和印度，因為他們是保留了自己的經院體系進而保留了自己的社會解釋能力的，你別管他們解釋的對不對，細究起來其實全世界所有人都是在扯犢子，社會要能被解釋那還能有社會？但他們是有能力獨立自主的界定並解釋自己的社會的，不僅可以自保並維護學術主權，甚至還能做到對外輸出，不考慮影響力單純論形式邏輯的複雜精密的話，印度甚至比歐洲還要強大許多，所謂天下經學共一石，印度獨佔八斗，歐洲一斗，其餘人共分一斗，歐洲經學在印度落不下地生不了根，不是印度人頑固保守，而是歐洲還嫩了點，伊斯蘭世界形式邏輯雖不如歐洲印度那樣繁複精密，但勝在體系完備，邏輯閉環穩健，把經學理論、宗教社區、神職人員三者結合起來實現了整個宗教體系內的最大限度動員，自保綽綽有餘，甚至還能輸出。

另一方面，震旦在公開破壞社會共識領域實在是一把好手，大的部分不方便説，説點小的，比如以文網治天下。

震旦文網問題已無需贅言，否則我也沒必要稱之為震旦而不能直呼其名，當我們在網遊對話框裏打一行十五個字的句子，其中有6個是星號時，很多事情就已經沒有再討論的必要了。

我很認同任衝昊的一句話，現代國家，公民應該有被明正典刑的權力，哪怕再怎麼十惡不赦，哪怕再怎麼罪大惡極，犯了哪條，怎麼犯的也請明示，不是怕死，就怕死的不明不白。哪些該説，哪些不該説應該有個章法，形成過程至少應該徵求意見，壽公嘴上説不願意公開辯論是因為認為這會導致政治退化，但我們都知道這是託詞，他害怕的根本不是什麼政治退化，他真正害怕的是什麼，那不計其數的“賬號已停用”“已註銷”頁面已經告訴我們了。

這不讓説那不讓播，瞻前顧後如履薄冰，網文不能寫脖子以下，電視劇剪成大頭貼，你要説這證明了震旦的“高合法性”，那我無話可説。

維民所止嘛。

迪迦奧特曼的事情我就不説了，特攝片我也基本不看，拿這個説事有碰瓷之嫌，那就説點與我切身相關的。

最近有個4X回合制策略遊戲被封殺了，這個遊戲一些朋友應該聽説過，叫《人類》，這個遊戲受到的封殺是全平台的，我本人是4X回合制策略遊戲的愛好者，文明系列，無盡系列，奇蹟時代系列都是忠實玩家，因此《人類》發售之後我第一時間購買，我可以這麼説，這個遊戲裏震旦的形象極為正面。

這個遊戲裏震旦是唯一一個自古傳承至今不曾斷絕的文明，在遠古時代可選周朝，近代早期可選明朝，現代可選震旦，尤其值得一説的是，這個遊戲在跨越時代的時候會有過場動畫，而在跨越近代早期時以大航海時代到來為主題的過場動畫中，動畫主角不是以往慣常的西班牙或者荷蘭，而是鄭和率領的寶船艦隊迎着新升的朝陽破浪前行，進入現代（也是這遊戲最後一個時代）後，現代震旦成了最後的代表性文明之一，且是唯一一個商業特性的文明，特殊兵種在周朝時是戰車，在明朝時是一窩蜂，在現代震旦居然是國人最喜歡的超遠程火箭炮，文明的屬性加成也很強力，可以增加所有崗位的人數，數錢數到手軟，這篇文章的版頭就是人類裏的中國。

就這麼一個正面表現震旦的遊戲，説禁就禁，你説投共，人家來投了，然後呢？就這下場？

誰還敢投？誰還能投？

文網問題，我只能舉這麼一些無關痛癢的小例子，那些真正鬧出大事來的我就不説了，説了就沒了，反正“闈中墨牘必經詞臣造訂，禮臣校閲，方許刊行，其餘房社雜稿概行禁止”你要認為這屬於正面歷史評價，那我無話可説。

再説一説破壞統治階級內部底線問題。

震旦歷史上有一段時期誅戮太重，政治鬥爭大搞肉體消滅，做事不留線，這導致震旦被認為甚至連統治階級的利益都無法代表，影響之惡劣遍及海內外，恐怕還能延續兩代人。

你們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再是罪大惡極的貪官，只要手上沒有人命官司，都是死緩？

為什麼改開之初稍微有點錢的人想盡辦法都要出國？

一句話，搞怕了，現在貪官只要手上沒有叛國情狀，沒有人命官司，一律徒刑或者死緩，這就是以前肉體消滅搞的太多，名聲實在是太差，現在瘋狂找補。

同樣，政策朝令夕改，一日三變也是嚴重破壞基本政治倫理的，由於政策史上多次出現朝令夕改的狀況，比如當年某一時期，全國性大變動政策從推開到改回去前後僅三個月，這導致改開之初誰也不敢相信改開會是一項長期政策，都害怕前一秒賺的錢在後一秒成了罪狀，安徽鳳陽小崗村搞包產到户的時候是按了手印，做好了殺頭的準備，改開之初相當一部分人瘋狂賺錢，賺夠了就出國刷盤子，再不回來，富人稍一有錢馬上移民。

儘管現在已經不這樣了，但社會潛意識已經形成，老一輩人一提起XX出國了，眼神裏的羨慕和渴望那是擋都擋不住，甚至出現了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一箇中國一個外國。

不要抱怨那些公知，那些公知沒那麼大的本事，他們能茁壯成長是有社會土壤的，這社會土壤是歷史上一些事情培育出來的，你要不要猜猜現在是投共的擁躉多還是出國的擁躉多？現在每逢開會都要提一嘴堅持改開，堅持市場經濟，就是為了寬社會的心，因為經歷過那段時期的人還都活着，我們現在很多政治活動中廢話連篇的例行公事，輕易不敢變動的政策模式，都是被當年給搞怕了只好瘋狂找補，你們大概不知道，那些每年都要念一遍的廢話寬了多少上一輩人的心，措辭上哪怕是最輕微的調整，都能讓很多上一輩人心驚膽戰，因為他們切實經歷過家裏養幾隻鴨子都算資本主義尾巴，被押到曬穀場上挨鬥的事情，他們是真實經歷過分產隊拿着棍棒進家門看見什麼拿什麼，連鹽罐子都不放過，“共”各種“產”的時代，他們是真實經歷過山東和河南的工人到雲南修路支援越南戰爭，結果捲入當地武鬥被圍困，隨後派人去接回被圍困人員直接被扣上“滇西挺進縱隊”的帽子的時代，他們是真實經歷過一平二調三收款的時代，他們是真實經歷過改開之初跑長途賺錢只敢接短活不敢接長活，就怕接了長活半路上政策又變了的時代。

驚弓之鳥是他們的集體歷史記憶。

把整整一代人培養成驚弓之鳥，這都能關起門來喊“高合法性”，説實話我挺驚訝的。

特別是“大多數民眾相信政府在為了某個偉大願景而努力”，上一代人已經被各種花色的偉大願景給搞怕了，上一代人那才叫格局打開，人家是時刻準備解救生活在水深火熱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西方國家人民的，人家是堅信食堂賽天堂，肥豬賽大象，準備解救世界上四分之三受苦受難的人民的一代人好吧？現在這些算啥啊，格局小了好吧。

中國什麼都缺，缺現金流，缺工業投資，缺先進製造業，缺利潤率，缺半導體，缺崗位，缺煤，缺電，缺預留建設用地，缺地下水。

唯獨不缺宏大願景。

震旦政治合法性現狀

震旦的立國政治合法性很高，典型如土改，這是一次巨大的政治合法性來源，因為土改本身塑造了一個橫跨全國的億級人口自耕農羣體，這一羣體經濟和社會活動的制度保障來自於教團的政治背書，導致這一自耕農羣體和教團一體化了，由此形成“政權民授”的權力來源，這是最穩固的政治合法性，就像拿破崙，他在共和國裏當皇帝，但他是民選皇帝，所以完全合法，這也是震旦最根本最原初也是最龐大的政治合法性來源。

然後後來搞集體化把這一波砸乾淨了，當年集體化的時候就有這麼一種説法，説是“以前是分田分地真忙，現在是收田收地真忙”，“把土改分下來的地又收回去了”，當然，集體化有其歷史背景和政治動機，一切為了工業化是正確的，但問題在於，你可以有一萬種理由來合理化這一行為，但在當時的人看來，這就是在破壞土改後的局面，是把分給他們的地又拿了回去，教團對社會共識的破壞莫過於此。因為這一行為這導致了自耕農羣體的消失，進而導致了全國億級規模人口與教團的解綁，“政權民授”的“民”部分事實上消失了，當年反對三風的時候有一條就是“反對單幹風”，搞《農業六十條》的時候全國調研，從廣西到湖南到華北，反饋上來的意見都要求單幹，同時反對開辦食堂（食堂這東西是真的引發眾怒了，當年東北地區就有“燒兩把火”的説法），現在很多宅左不明白為什麼改開之後要搞包產到户，他們説這是向小農經濟倒退，這可真是把我整樂了，民眾願意倒退，你管得着嗎？民眾只要願意，可以在共和國裏選拿破崙當皇帝，這叫民主。

改開包產到户，實際上是重新把自耕農羣體又製造了出來，依然是橫跨全國的億級人口，依然是社會經濟活動的制度保障來自於教團的政治背書，通過包產到户，自耕農羣體與教團再次一體化了，“政權民授”的局面再次形成，於是震旦的政治合法性又一次高了起來，這實際上是一次通過王政復古恢復政治合法性的行為，同時改開之後，一些早年被破壞掉的政治規矩和內部底線被重新恢復了起來，肉體消滅徹底退出歷史舞台，每年都要復讀一邊政策不變一切照舊，這都是政治合法性的恢復，但是後來這一波恢復又因為90年代到2000年初的村提留鄉統籌而受到嚴重衝擊，後來2006取消農業税之後情況才又好了起來。

然而2010年，中國發生了一件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性質的事情，在這一年，中國的農業人口首次少於非農業人口，從這一年開始，農民不再是中國社會的多數，中國不再是一個農業社會了，換言之，教團和自耕農羣體的一體化不再能給教團提供全局合法性了，因為農民成了少數派，教團要獲得合法性，除了繼續爭取士林的支持，堅持內部政治底線不動搖外（這兩條做的再多也只是找補），還應該設法實現自身於非農業社會環境下的“政權民授”，換言之，應設法實現教團和城鎮居民的一體化，也就是讓城鎮居民的經濟社會活動的制度保障來自於自身的政治背書。

那麼教團目前做的怎麼樣呢？你們覺得做的很好嗎？

實際上教團是非常缺乏城鎮環境下的社會管理能力的，舉個例子，以印鈔而言，全世界都印鈔，印鈔印出來的流動性在經歷社會生產經營循環後，大致上是進三個地方，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先發金融國家是進股市，以日本歐洲為代表的工業化社會是進債市，以印度香港為代表的英國前殖民地地區是進樓市，這三種辦法各有優劣，不好一概而論，但有一點，進樓市會導致城鎮化成本極高從而導致城鎮化進程被嚴重遲滯，進而導致城鎮經濟社會活動的運行成本長期處於高位（看看鋪面房租佔店鋪經營成本比例就明白了），是最不利於城鎮環境下的社會治理的一種方式，港式捂盤就是這麼來的，而最悲哀的是，震旦偏偏學的是香港模式，也就是英國前殖民地模式，這導致震旦在進入城鎮化進程快車道的時候，偏偏選了過路費最貴的一條路，當年還作為先進經驗滿世界推廣，這就是典型的缺乏城鎮環境下社會治理能力的表現，房價鬧出來的民憤怕是不比當年的食堂小，銀彈開路搞拆遷就是這麼來的。

另一方面，從小冊子時代之後一直到互聯網到來前，城鎮都是核心信息節點（直到互聯網時代之後，城鎮的信息節點特徵才開始消散，土嗨在短視頻環境下廣受傳播，李子柒和手工耿這種農村氣質的文化符號能夠廣為傳播就是城鎮信息節點特徵消散的典型案例，但問題是震旦進入互聯網時代的時候，城鎮已經成了社會的大多數，農村成了少數，所以城鎮的信息節點性質實際上被保留下來了），因此在一個城鎮社會，輿論治理的重要性遠超農業社會，農業社會是不太需要輿論治理的，謠言儘管傳，只要有飯吃，農村能鬧得起來算我輸，就像法國大革命時期，法國廣大農村地區根本就不知道巴黎整天在鬧什麼，只是隱隱約約得到傳言説國王被砍頭了，還覺得這八成是謠傳。在農業社會只要有績效就行了，因為社羣規模太小，信息無法匯聚，謠言大不過天去。但城鎮化社會下，光有績效就不行了，輿論變的極其重要，因為輿論本身已經可以影響乃至干涉到城鎮環境下的現實社會經濟活動了，貨拉拉案之後我想沒人會説輿論與現實無關了吧？

甚至可以説，對輿論的有效治理在城鎮環境下是具有與土改同等的性質的，因為農業社會下輿論和現實分離度較高，有飯吃就不會造反，但是城鎮環境下，輿論和現實已經高度重合乃至一體化了，巴黎刁民造反可不是因為沒飯吃，而是路易十六企圖出逃，誰能夠在城鎮化環境下有效實行輿論治理，誰就能夠把自身和城鎮居民的社會經濟活動捆綁起來，進而實現城鎮環境下的“政權民授”，從而獲得極高的合法性，美國在電視機時代的無上權威就是這麼來的，因為它能夠把自己的合法性和電視機環境下的輿論捆綁起來。

震旦的輿論治理，你們覺得怎麼樣？

請不要昧着良心跟我説很好，很“高合法性”，是挨女拳的打不夠狠，還是禁吃狗肉的地方不夠多？

震旦的輿論治理如果只是無能也就罷了，少做少錯也是一種方法，偏偏還掂不清自己幾斤幾兩，居然企圖在互聯網這種碎片化環境下去“引導價值觀”，説句難聽點的，這就是在自耕農環境下開食堂的行為。

趣緣環境下堅定不移的和社會趣味作對，是一種疏離民意的行為，是在阻擋人民把權杖授予教團，放古代是上帝賜你王冠你卻把王冠扔地上的行為，由於教團本身不是鐵板一塊（沒有任何羣體是真正的鐵板一塊，人又不是蟲子），教團內部各部分之間的合法性水平良莠不齊，教團的軍事部門在社會享有極高的合法性，因為軍事部門總是能夠準確滿足社會的趣緣需求，人民希望看到天軍行陣，他們便踏步前行，人民希望看到大槍大炮大軍艦，他們便展示大槍大炮大軍艦，人民希望看到震旦騎在福爾摩沙和扶桑頭上拉屎，他們便日夜巡行，人民希望看到災難出現時軍團也能出現，他們便總是成為阻擋洪潮的堤壩，教團的軍事部門不只是單純展示成績，而是意識到了人民想看什麼，比如空軍招新的土嗨廣告，女兵開坦克少女與戰車，各種沙雕而富有互聯網氣質的文化產品層出不窮，軍事部門居然成了教團內部最理解趣緣環境下人民需求和輿論治理的部門，也因此成了合法性最高昂的部門。

當人民授予權杖的時候，他們不只是接受，而是擁抱。

作為一個反例，教團的文化部門極其熱衷於阻止人民玩梗，阻止人民娛樂，甚至搞出搶小孩子玩具這種鬼把戲，高強度在自耕農環境下辦食堂，孜孜不倦和政治合法性作對。

當人民授予權杖的時候，他們把權杖扔地上，還吐口水，並把這種行為稱之為“引導價值觀”。

萬分遺憾的是，教團內部類似軍事部門這樣的妙人實在太少，類似文化部門這樣的貴物太多，總體來看處於合法性赤字狀態，軍事部門帶來的巨大合法性收益幾乎已經無法對沖文化部門滿地亂開的食堂。

就説經濟部門，港式房地產鬧出來的民憤還少嗎？

在這種環境下關起門來喊“高合法性”，實在是讓人有點忍俊不禁。

結語

人有合理化現狀的需要，有拔高自己所處環境的傾向，這是心理需求，但與事實無關，宋朝人也覺得自己結束了唐末藩鎮之亂，把中土從混戰的泥潭中拯救了出來，有再造天下之功，與什麼後梁、後唐、後晉、後漢相比簡直是地上天國。

但問題是後人只會把它和唐朝比較，沒人會在乎什麼後梁、後唐、後晉、後漢，至於把中土從混戰中救出來，那是你應該做的，是本分，宋朝要是沒做到這一點，那它的地位就和什麼後梁、後唐、後晉、後漢是一路貨色了，大家甚至不會去黑它，只會忽略它，請問你會浪費時間去黑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嗎？

肯黑，就説明至少被人給記住了，這就有了無限的可能性，有了更進一步的的機會。

怕就怕掂不清自己幾斤幾兩，幽燕未復就泰山封禪，那隻會被天下恥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