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老”頻發,台灣咋了_風聞
已注销用户-中国政经第一刊2021-10-06 15:03

作者 | 温棠
“下流老人”“老人漂流”“老後破產”,甚至是“老後兩代破產”……日本NHK推出的系列節目《老人漂流社會》記錄那些有房產、積蓄、退休金的老人仍舊陷入經濟困境,這種困境不僅出現在獨居老人身上,也同樣出現在與子女同住的老人身上。
日本在1970年初,便步入老齡社會,2006年更是進入“超高齡社會”(即一個國家65歲以上老人超過20%)。
就在去年,中國台灣人口首度負增長,預計也將於2025年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
人口老齡化不僅會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諸多影響,還考驗着一個社會的支持系統,包括社會福利、住宅正義、長期照顧等。
“他們會把手伸進尿布裏掏屎,然後丟在牆上,丟得滿屋子都是。我們也不能講什麼,就清啊,最多説‘下次會告訴你家人哦’,明知是沒有用的。”近期在台灣長照機構裏看護過老人的朋友,幾句話給我描繪出一幅“慘烈”的工作圖景。
朋友的經歷看來是普遍情況。“阿公會把粘着大便的尿布扔到我臉上,他不開心的時候就一邊打我一邊説‘我想死,我想死’。”這是一名在台灣工作的外籍看護工曾告訴我的故事。
照顧一個卧牀的老人太難了,於是就會發生很多悲慘的故事。

紀錄片《老人漂流社會》中卧牀的老人仍希望延續生命
一個清晨,一名奶奶推着自己的先生來到一條水溝邊,先把他推下去,然後自己再跳下去——這是作家、接體員“大師兄”給我講的故事。“我接到這種工作就覺得很不忍,照顧人照顧太久的那種絕望和疲憊,只有自己本身經歷過,才能體會。”
台灣島內媒體報道,今年6月24日,一名葉姓男子不堪長年照顧行動不便且已經失智的奶奶,持菜刀砍死奶奶後主動報警,哭着説:“我殺了奶奶。”此外,類似的新聞還有:70歲男子悶死卧牀十年的老伴;78歲老父悶死照顧了50年的腦性麻痹女兒;55歲男子勒死85歲父親後再在鐵橋上輕生……
敢不敢老?怎麼老?老了之後呢?
這些問題,要如何想象。
1
被排除在租屋市場之外
台北市某處公寓,一樓隔成12間不到兩坪的小房間,一個月租金5000元新台幣,租客大多都是75歲以上的老人。
門與門之間暗仄的走廊上,還放着輪椅;房內是簡單的陳設,滿是雜物,沒有對外窗。面對媒體鏡頭,老人説:“我們住得安定,能夠吃得飽飯,睡得着覺,我們自己覺得很滿意了。”
在台灣,老年人租房一直都是個難題。原因不外乎:擔心老人繳不出房租、擔心老人在房子裏過世、擔心沒人幫忙處理老人身後事。於是,很多老人只能蝸居在條件糟糕的租屋裏。

蝸居的老人
盧致宏是一名特殊現場清潔人員,主要從事孤獨死的清理工作,也是台灣第一位“命案”現場清潔師,著有《命案現場清潔師》,清潔過很多老年人孤獨死後的住宅。
盧致宏告訴我,對很多房東來説,老年人就是風險,所以租屋市場對老人很不友善。有些老人明明有繳房租的能力,但只能租到一些地下室、頂樓加蓋、破敗的老社區,而這對房東來説,能賺一點是一點,而且發生狀況的話,也在可承受範圍。
盧致宏説,有些房子在出租數年後,會進行簡易的修繕,因此會請房客暫時離開。但有的老人就是要守着破舊的房子,因為怕房東藉此趕人。
他也遇到過一位老人家,一個約莫兩坪大的小雅房(無獨立衞浴), 一住30、40年,年輕的房東直到這位老人家住到臨終,但也沒辦法讓他離開。原來,這是房東的奶奶的遺願——讓他過完這一生。“住那麼久,也是孤身一人,趕走住哪邊?”
我曾去過幾次“命案現場”,其中一處,往生者是獨居老人,上廁所時跌倒,撞在洗衣機上,鄰居聞到味道才發現老人已經走了。屋子是個一人公寓,公寓內的陳設極其簡單,一快布胡亂掛着當窗簾,也沒遮住多少陽光,桌子上是發黴的食物和藥物。
還有一次,小小的屋子簡直沒有落腳處,各種各樣的垃圾、雜物堆在牀上、桌子上、地上,我説我無法理解人怎麼能夠住在這種環境裏,盧致宏説,“這算什麼,我見過更糟的”。

為了落實“居住正義”,台北市社會住宅入住弱勢住户(老人、身心障礙者、單親家庭等弱勢族羣)的比例為35%。
雖然“社會局”一直強調這個數據“遠高於其他縣市”,但社會住宅的存量本身就極低(截至2021年9月只有0.2%),卻有7成是分配給一般民眾,這樣分配本身就是弔詭的。而且,台灣社宅的最高居住年限為12年,難道12年以後要把老人推回到租屋市場去?
我也接觸過一些住進社會住宅的獨居老人,他們都表示,隨着年紀的增長,在外面租房子越來越難,希望可以在社宅過完一生。
高齡化社會是台灣亟需面對的重要課題,社會住宅會是解決老人租屋困難的一條路徑嗎?
2
長期照顧:轉嫁“悲歌”
前面提到的老人,都還是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又要面對另一個更加嚴峻的問題——長期照顧。
一直到2007年,台灣當局通過了“長照十年計劃”,計劃在10年內建立一個完善的長照系統來因應人口老齡化問題。但事實上,台灣在1993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但是當時只有地方當局對照地方需求所開設的一些小規模、小範圍政策。
“長照十年計劃”通過後,當局提出了三種照顧模型:機構服務、社區服務、居家服務。機構服務就是最常見的安養中心,社區服務是在老人所在的社區提供相關服務,居家服務則是派一個居家服務員去老人家裏照顧。

然而,雖然有了長照計劃,但卻沒有足夠的資源和預算,如同一張開給台灣老人的空頭支票。以最被需要的“居家服務”為例,對中重度失能者來説,所能申請到的照顧時數遠遠不夠,那不夠的時間就只有兩個選擇:家人照顧、額外請人看護。
在台灣,最好用的,便是外籍看護工。而且,若是聘請外籍看護工的家庭,就無法再申請“居家服務”,於是照顧的重擔就全部落在外籍看護工身上。
而且事實上,台灣從1992年開始就大量引入外籍勞工,而且引入的人數是逐年遞增的。如今,台灣總共有22萬的外籍看護工。
對比數據就會發現,台灣當局一方面在建立自己的長照系統,另一方面卻卻同時大量引入外籍看護工。由此可見,台灣的長照服務資源其實是相當匱乏的。
但是,這種建立在全球發展不平衡上的、由一個人24小時看護另一個人的長照模式,真的好嗎?
廉價好用的勞動機器,當然好用,至少對當局和部分僱主是如此。但這樣就真的解決前文所述的長照悲歌了嗎?——這只是把一羣人的“悲歌”轉嫁到另一羣人身上而已。
類似的“悲歌”根本數不完:沒有休假、24小時待命、看護老人的同時還要做額外的家務、虐待、性侵、罹患精神疾病等等。那反過來呢?看護工因為過勞而有可能照顧不當,也可能虐待老人。其實“長照悲劇”也是類似的,無力照顧失能親人只好殺死對方。

今年1月,英國一護工虐待老人被判入獄6個月,圖為該護工虐待老人時監控拍下的畫面(圖源:環球網)
一切到最後,都會變成人與人之間的弱弱相殘。但不是明明有長照系統?為何沒有接住有需要的人?外籍看護工就不需要被接住嗎?再往後退一步,請不起外籍看護工的弱勢家庭怎麼辦?
今年7月31日,島內媒體有這樣一則報道:母親名下有一間房子,但是存款所剩無幾,女兒只能用自己的存款去照顧失智母親。長期照顧是經年累月的消耗,存款逐漸見底,再不去工作就無法再負荷了。當局針對重度失能者所給予的照顧時數根本不夠,但受限於經濟狀況他們也聘不起外籍看護工。女兒想要賣掉母親的房子,但兩個哥哥卻不願意,最後鬧上法庭。
這樣的困境,很難有解。
3
來自未來的“隱憂”
很多社會問題,都是環環相扣的。
高房價、低收入等經濟問題,讓年輕人無力結婚、買房、生子,80、9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正面臨着這樣的問題。而他們之上,父母正在老邁,他們未來也需要面對父母的照顧責任。
即使一個普通家庭,也存在着很多隱形焦慮。
38歲的阿青(化名)正在幫父母籌劃賣房子,父親想退休,家裏的房子還沒還完貸款,他們打算賣掉房子後買一棟便宜的房子。阿青是家裏的獨女,因為身體不好不得不辭掉工作在家休養,如今還要面對家裏的問題。“每次講家裏的事情就會心情不好。”
一方面,父母的經濟出現危機,另一方面,她自己也需要處理自己的問題。在經濟上,這樣的一個家庭小單元,無法共同幫助。而阿青本來也是不婚族。“我沒辦法想到未來那麼遠。”她無奈地説。


經濟的拮据讓部分老人不得不開始擔憂後續生活問題(圖源:紀錄片《團塊世代 悄然迫近的老年破產》)
如果父母健康還好,但若未來父母需要被照顧,那麼照顧責任便是落在阿青一人身上。“就花錢請人啊,自己來真的很容易大家一起自殺,最後真的是錢的問題。”
但是,一個人老後,究竟需要多少錢?又或者,一個人要有多少錢,才敢變老?
那麼來談談錢的問題——台灣的“年金改革”。2018年,台灣確定修改“軍公教年金”,簡單來説,就是當局當初承諾的老年給付現在變少了。對於當年領低薪、勤勤懇懇工作的公務員來説,這是不公平的;但對年輕世代來説,這些人領的退休給付比自己的薪資還多,自己未來還不一定領得到退休金,這也是不公平的。
繼軍公教人員的“年金改革”後,台灣勞保仍是面臨“破產危機”,當局希望比較軍公教的改革方案,採取“多繳、少領、晚退”的方向研議,引起社會廣泛討論。

2018年6月,台灣民眾集結抗議當局“年金改革”
這些年,市場上出現了很多關於如何理財、如何投資、如何買保險、如何規劃老年生活的各類教學、理論、書籍。然而,在這個看似人人自危的時代,我們是否反而應該思考:
這是不是一個可以依靠個人努力的途徑而能得到解決的問題?還是應該透過公共政策、社會福利或其他方式,來面對我們這個時代共同的問題?
又或者換個角度説,如果前述的老後住房和長照問題能被保障,我們是不是就不需要如此焦慮於老後經濟的多寡?
少子化、高齡化,我國台灣面臨的問題和日本社會相似,到底要如何不漂流、不下流、不破產地安然老去,是一個需要被繼續深入、細緻、持續討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