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疫苗到疫情，基層是怎麼內捲起來的？_風聞

　　文 | 劉夢龍

　　隨着國慶長假的到來，之前緊張的疫情也逐漸緩解了，雖然許多人還奮戰在抗擊疫情的第一線，但更多忙碌了幾個月的人們也難得鬆了一口氣。也正是這樣的時候，正該回顧一下不久前我們剛經歷的一段艱難時光，有成績，也暴露出問題。

　　一年多來來，我們舉國奮戰，抗疫成績有目共睹，但也確實暴露了很多問題。特別是基層一線，日久生疲，疲而生弊，就像浸泡洪水洪水太久的大堤，看似堅固，實則難堪，許多原來薄弱的地方沒有加強，一些痼疾反而愈演愈烈。這種情形，在不久前的新冠疫苗接種和局部疫情防控中都表現的頗為明顯，無論羣眾和幹部都有切身感受。對問題的指出不是對成績的否定，古人説聞過則喜，問題的提出與解決才是我們的進步之源。

　　我們不妨就先從推廣新冠疫苗的連串風波説起，相信很多人對推廣過程中的一系列亂象還記憶猶新。在現在疫情常態化的情況下，疫苗注射應該説本身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但整個工作一波三折，特別是一些人口外流的地方，原本就存在常住人口數據較實際偏高，注射任務指標又盲目攀比，前期宣傳既不到位，事到臨頭又迫不得已，最後靠運動式，指令式的方式強推硬攤，給幹部羣眾都帶來了很大困擾。

　　其實見微知著，疫苗早期推廣過程中出現各地不斷提高價碼，用收買手段招攬羣眾的新聞就説明情況並不樂觀。疫苗注射雖然是自願，但確實必須達到一定的較高接種率才能實現羣體免疫，這就給疫苗推廣帶來了壓力。

　　一方面我們要看到，各地基層疫情以來工作確實忙碌，人員緊張，特別是財政較為寬裕的大城市，用一點小利小惠就能實現的事情，惠而不費，本身就何樂而不為；另一方面，也確實在大城市和人口集中流入地，大量的外來人口也存在管理上的困難，不好動員，難以掌握，用物質刺激使其主動配合，確實也更便於工作。

　　但後來發展到不同地區之間相互攀比，甚至互挖牆角，乃至搞出一地在另一地偷設接種點，使當地出動警力搗毀，彼此犬牙交錯，手段百出，宛如暗戰的情形就充分顯示了當前各地基層普遍各自為政，過度競爭以致浪費資源的情形。

　　針對這種情況，後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都不斷行文強調疫苗統計應以户籍為主，不應以收買的方式推廣疫苗，要切實減少不必要的內耗。但總的説，大城市和人口流入地，本地人口在位率高，而且確實存在大量外動人口，哪怕十個外地人頂一個當地羣眾，接種人數也是實實在在的。在切實完成的大量數據面前，上級也勢必會網開一面，總體上説是比較有餘裕的。

　　而對很多人口流出較為嚴重的地區情形就越發嚴峻起來，本身動員晚，在鄉人口少，更拿不出資源給討好羣眾，只能靠強推硬派，就成了一個格外令人頭疼的局面。疫苗風波的最緊張時刻無疑是八月之後，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由於九月一號是學生開學的時間節點，實際上就成了最後期限。

　　應該説，從疫情開始到現在，數據溝通不暢，各地各自為政，始終沒有一個大數據共享系統是很讓人困擾的事情。以疫苗為例，各地普遍不瞭解外出人口的接種情況，一省之內，甚至同一個地級市各縣之間都沒有數據共享，其實是很不應該的。即使在一個縣之內，往往計生口徑和公安口徑不一致，不同鄉鎮，部門互不通氣，只能各顯神通。有的用衞健的數據，有的用公安的數據，一開始上級也還能糊弄過去，最後只能強行統一，既要調整底冊，上級又不斷增加條目，表冊格式朝令夕改，使幹部忙於補缺補漏，反而耽誤正事的情形。

　　數據既不完善，一切只能靠鄉村兩級幹部自行摸排，難免錯漏，也無法及時更新。而對羣眾來説又往往面臨無休無止的電話騷擾。外出羣眾可能上午本地街道摸排過了，下午農村老家村幹部和鄉幹部又來摸排，晚上老家縣城居住的街道又來摸排。而且這些摸排不是一次就到位，由於不斷的政策變動，可能三四次，五六次，這邊大城市疫苗緊張，在排隊等待接種，老家卻每天催命符一樣要求接種憑證，甚至一要再要。

　　對具體經辦的鄉鎮幹部來説，一個人掛幾百上千個村民，不可能一一熟知情形，上級不同階段對在外人員要求的情況又往往不斷改變，朝令夕改，更經常存在上報的表冊如泥牛入海，得不到有效處理。説到底，疫情至今基層也沒有常態化的防疫力量，上級部門那些辦事的幾位年輕人也是臨時抽調為主，一樣忙不過來，摸不着頭腦，只能搞分包，至於基層幹部就只能在極度疲勞中搞大量重複工作。

　　在疫苗的一系列風波中，有幾個問題的非常突出的。首先是對羣眾工作的方式方法，直接影響了幹羣關係和人民羣眾對基層政府的看法。我們當前的基層工作，日常工作繁瑣，忙於上級考核，招商引資，以經濟增長為核心，以項目為中心，這就難免對羣眾工作簡單粗暴，糊弄了事。具體到羣眾工作中就必然是運動式的，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事到臨頭一窩蜂式的。

　　就像疫苗注射，本身是好事，但一開始基層就有畏難情形，明知本地人口外流多，在鄉老多弱，注射熱情低，風險大，今年又恰逢換屆年，很多地方年初抓一抓，等到年中人員交接變動，稍微磨合完成，已經到了七八月了。事到臨頭，再搞限期執行，很多地方又提供不了充足的醫療資源，只能讓羣眾排大隊，搶名額，羣眾肯定是不滿意的。

　　**這一點，富裕地區和落後地區的對比是就非常明顯了，**一樣是縣城，沿海富裕的縣城可以同時在所有鄉鎮和城區開通幾十個注射點，現場能保障點心飲水，每天提供服務，而山區落後的縣城可能只能在鄉鎮每週輪流接種，縣城保持一兩個注射點提供服務，起大早，排大隊。所提供的服務不同，工作中受到的壓力不同，無論是幹部和羣眾的感受也都肯定不同的。當代人員流動又如此密集，長此以往，肯定是越窮的地方，對比下基層的觀感越差，幹羣關係也越差。

　　從某種程度上説，對那些人口外流的地方來説，疫苗接種工作很像是一個極限測試，而結果是所有人都很不滿意。特別突出的就是到工作末期，三多現象格外明顯，也格外讓幹部糟心。所謂的三多，會議多，要求多，責任多。

　　很多幹部都注意到，接種工作越緊張，各級通報也越多，各級會議就越多，甚至出現整個白天都在開會，上午開完下午開，只能晚上加班來完成實際工作的情形。

　　特別是到了後期，幹部已經被表冊壓到喘不過來了，明明更需要進村入户的時間，卻被強行拉去開會，不但無效果，還完全耽誤了正常工作。這樣的會議和通報肯定已經超過了實際的需要範疇，不僅是單純的加壓表達重視，更帶有一種形式主義的無能狂怒與官僚主義的推諉卸責在其中。

　　所謂要求多，具體到工作中，不斷的任務細化是應該的，但工作明明遇到困境，標準越來越高，要求的任務數不減反增，就很不合理了。層層加碼，最終把任務要求拉到一個不切實際的水平上，是基層工作中一個常出現的情形。上級要求百分之八十，中層加到九十，落到基層可能就是百分百，各層都打了埋伏，留了餘量，但在疫苗注射這樣一個應該講求實事求，基層本就萬分困難的事情上，還這樣搞，就極不應該了。

　　所謂責任多，則是指一線幹部很快就注意到，任務期限越來越短，一開始可能一天一報，後期可能任務時間都是按小時計算了。隨着壓力越大，本身一線幹部就疲於奔命。具體責任人也不斷落到鄉村兩級，到真正一線工作的基層幹部頭上，這顯然就讓本身已經非常疲勞懊惱的幹部隊伍格外不滿。

　　尤其是在疫苗推廣後期，在人口流出比較嚴重的地方，重點工作都在老弱病殘上，各類重症，超高齡老人這些人羣都是重點對象，很多地方都出現了推着輪椅，抬着擔架去注射的情形，相應可能出問題的幾率也越大。這種情況，各級想方設法把具體責任壓到實際辦事的一線基層上，各種督導多，追責的威脅多，但真正敢於擔責任，拍案的領導卻極少，使一線幹部的壓力大，底氣低，士氣更談不上。

　　到八月底，迫於任務壓力，各地都先後出了一些強制性的措施。尤其一些土措施確實不太合理了，比如威脅搞連坐，一人不打，全家受罰，父母不打，孩子不讓上學之類的。説到底也是基層過去常見的做法。但今天時代不同了，幹部可能上午還以此要挾老百姓，下午在羣眾投訴中就消失了。

　　而真正到了所謂落實的九月一號，普遍存在出現限制性政策落空，各級工作癱瘓的情形。期限一到，壓力一撤，所有人馬上停手，任務其實已經完成了，之前玩命的加壓毫無意義，不過是玩種上種，求下果的把戲，幹部隊伍一下子也鬆懈下來，追也不追了，嚇也不嚇了。這時候，羣眾也看清了這套把戲唬人的實質，這種前倨後恭的態度，虎頭蛇尾的運動，其造成的影響是極壞的。

　　到了九月，東南地區的疫情緊張起來的時候，實際上，整個基層隊伍是帶着疲勞，失望投入到抗疫工作中去的。這種情形下，上級再怎麼加碼恐嚇，下級的主動性也是提不上去的。而在實際上操作中，之前的問題也在不斷出現。比如外地回鄉人員居家監測是基層管控的一項重要任務，但在具體管控中問題就不少。

　　比如一個人雖然居住在縣城街道，但户籍在鄉鎮，當他回到老家的時候，自然一開始由所在街道管理。而等到衞健部門把他回家的情形通報給所在户籍的鄉鎮，這個監管任務就轉給鄉鎮的。這種時候，其實應該落實二重監督，以街道為主體，鄉鎮配合，但一些地方就完全是推給鄉鎮了，因為街道人員既管不過來，更不想擔責任。

　　我們實事求是的説，這種情形下，鄉鎮幹部靠什麼監管？他要在鄉鎮上班，可能一個人還要管幾十上百人，這樣就完全只能靠羣眾自覺。其實屬地管理是一個基層行政管理中很常見的原則，疫情已經長達一年多，在不少地方，這種情形還能存在，這就完全不是以防疫為出發點，而是以卸責為出發點了，這是很不應該的。

　　在這次疫情防控中，居家監控又可以分出富裕地區和落後地區的差別。比如在省會，疫情緊張的時候，居家監控的對象不但定時有鄉村幹部上門訪查送菜，前後門都裝好臨時監控，通知單書貼門口，而在閩中山區，可能只剩下鄉鎮幹部每天發一條微信，三天兩頭打一個電話來走個形式，完全靠羣眾自覺。這又回到前面提到的，基層服務在這種情況下表現出馬太效應的問題了。

　　當然，疫情防控終究還是很快就控制住了，沒有影響國慶假期。這主要得益於我們國家一年多來，確實已經形成了強大的動員機制，疫情發生後，中央和各地的支援很快到位，有經驗的專家隊伍很快就控制住了局面。但我們實事求是的看，在管控住之前，疫情會變得陡然嚴峻，各地如臨大敵，既有病毒的狡猾，也反應了地方管控上本身存在一些不足。不少地方最後沒有被疫情波及，也還是有運氣成分在其中的。

　　我們今天所以簡單回顧一下從疫苗推廣到近期疫情，説到底還是希望鑑往知來，能進一步改進我們的工作。在如今當代這樣治理要求迅速提高的情況下，變本加厲是今天很多基層領導的妙法。主席上個世紀有一段話，説的痛切。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社會進步下，監督責任細化，專業化，使原來那種應付打馬虎眼的生存方式難以為計。紅線越來越多，越來明確，過去基層是那種萬金油的存在，但現在不斷強調專崗專責，偏偏基層又根本無力滿足。整個治理體系確實是向這個方向轉變的，而作為被動接受的主體，基層沒能力改變任何什麼，只能強打精神，擠出一點點潛力強行應付，得過且過。作為具體執行者，很多幹部自然覺得，事情越來越多，責任越來越重，做不下去了。

　　就好像之前相對落後的地方，把常住人口率報的稍微高些是很常見的做法，常住人口的數量關係到經濟發展水平，和上級的配套政策傾斜。但在監督細化，專業化，責任越來越清晰，長效的情況下，模糊地帶在消失，這就讓很多基層幹部沒辦法適應，不敢做，又不能不做，輾轉騰挪的空間越來越小。比如基層長期搞報一套做一套的辦法來充政績。但經過疫苗的風波，到疫情管控後期，搞核酸登記，無論上級怎麼暗示，希望把外地人口壓一部分到常住人口裏，提高登記率，許多基層幹部也不願意再擔這個責任，最多代填，絕不敢假登。誰都不笨，疫情之下，誰都知道今時不如往日，不會為了上級的顏面，下級再去主動背鍋。

　　應該承認，當代基層確實在管理和服務兩頭上存在兩頭抓兔子，兩頭抓不住的問題。應該服務羣眾吧，可工作考核的重心分明在發展產業上，一心搞發展吧，可各種服務項目，任務也越來越多，不能不去解決，就不免臨時抱佛腳。

　　更核心的問題，還是基層的資源貧乏，而越這樣，就內卷的越厲害。比如大量基層幹部在疫情期間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表冊編寫中，這有必要嗎？有錢的地方可以靠僱傭專門的臨時工來專人專責，而落後的地區只能靠自己的幹部既要入户，又要搞表冊，手忙腳亂。尤其是疫情屬於臨時工作，現在的幹部平時工作都忙不過來，臨時工作和平時工作一衝突，肯定手忙腳亂。馬太效應太明顯，既然是這樣，無論是領導還是幹部，誰不想點辦法出點成績，脱離基層，到條件好點的地方，就只能一級級壓榨，內卷，乃至弄虛作假。

　　**説到底，天底下什麼病都可以有，唯獨不能有窮病。**富裕的地區，基層都有辦法解決問題，落後的地區，基層才更加困難。但落後的地區，基層在面對大勢的碾壓時就不追求進步，不搞自救嗎？那不就只能內卷，有些上級可能還覺得這是一種使功不如使過，讓下級自己發力的手段，但説到底，有必要內捲到這個樣子嗎？**政府還是不應該搞成公司，不能一切都搞馬太效應，**而具體工作中，權力就應該和責任匹配，官本主義更要不得。

　　治病要治末病，因為病症困難就裝作沒事發生，去掩飾它，這樣的後果古人早就已經講過了。我們的時代如今正處在一個格外困難又格外重要的時期，面臨的考驗還很多。這種考驗不僅在外部，更是在內部，而基層是第一道防波堤，也是具體的執行者。基層的問題到了必須要得到有效改變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