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大家”的“屁話”_風聞

余英時於2006年獲克魯格獎，應約接受《鳳凰週刊》電話採訪。

有問曰：“台灣地區的成功政治轉型代價很小是否意味着中國文化和西方的民主自由相兼容？”

餘答曰：“一點不錯，我認為台灣自從1895年被割讓給日本之後，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一直沒有受到暴力革命的影響，使得中國傳統文化得以很好地留存，台灣保存的是相當原始的中國文化，儒家在台灣的影響力很大，這也是台灣後來以極小的代價實現政治轉型的重要精神資源。”

呵呵，這就是所謂“史學大家”的“屁話”——斥其放屁，不算侮辱他吧。

余英時的父親餘協中讀大學時不是就對歐洲史和美國史頗感興趣了嗎？不是從燕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就去美國 Colgate College讀了兩年美國史並取得碩士學位了嗎？不是曾編有一部幾十萬字的《西洋通史》嗎？難道他對西洋歷史如此熟稔，竟然對1500年以來的殖民主義罪惡絲毫不曉？

就算餘協中殖民主義相關知識缺乏——因為畢竟人家的主業是研究美國史與國家關係，但是余英時無論如何不該在知識結構上有此缺陷啊！

聯合國大會一九六О年十二月十四日第1514（XV）號決議宣佈通過了《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當時這可是引起世界震動的一個大事件。即使余英時那時正在哈佛忙於撰寫博士論文，也不應該對此毫無所聞，聞後無動於衷啊。

《宣言》明確宣告：“殖民主義的繼續存在阻礙了國際經濟合作的發展，妨礙了附屬國人民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並妨礙了聯合國的世界和平的理想的實現。”

顯然，對殖民主義罪惡本質的認識在全世界已經公認為一條不爭的常識。

然而，“史學大家”余英時竟然會認為，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由於“一直沒有受到暴力革命的影響”，使得中國傳統文化“得以很好地留存”。難道在他心裏，日本殖民台灣的歷史不是壓榨、剝奪、暴力統治的歷史，而竟是保台灣免於暴力革命影響、進而可保中國傳統文化很好地留存的歷史？

還是讓我們稍微翻翻書吧。

隨便檢索之下，即見到一本日本人矢內原忠雄於1929年撰寫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後由周憲文譯出，台北：帕米爾書店民國74年版）。其第三章專講“教育問題”。

這位日本人坦承：“台灣教育的現狀，歸根到底，是在確保日本人的支配地位。”（第153頁）“教育的中心是日本語（國語）。這不但是教育的工具，又為其主要的內容。”（第150頁）實際上，日本殖民當局公開把推行日語教育作為推行同化的方針。“台灣總督府，從公學校時代起，即以日本語為教授用語，漢文（台灣語）僅作隨意科，每週可以教授二小時；至於中等程度以上的學校，則對漢文，亦依日本式的讀法教授。……這種日本語強迫政策的最大目的，自然為謀同化。”（第150-151頁）

即使是日本語教育，日本殖民當局也根本不在乎推行。“國語教育”的“普及程度僅為台灣人人口千分之二八點六而已。”（第151頁）“這種台灣人教育的忽視……只有一個目的，是完全達到的：那就是日本人獨佔了政府及企業內的地位。”

這本書還保存了當時台灣人對這種愚民政策的抗議。有位名叫蔡培火的，著有《給日本國民》，其中寫道：

“對於我們，不許有個性的存在。我們的語言終於無所用之。我們除了勞動之外，一切活動的機會盡被剝奪；但我們受到獎勵，以服從阿諛為我們應守的美德；對於氣骨正義，主張節操的，徹底遭受壓制。”

“這些不是很有效的能力榨取教育麼？這些不是露骨的愚民教育麼？官僚們則稱此為根據‘一視同仁’的聖旨，使能享受與日本人同樣生活的同化主義教育法。噫！同化！假汝之名的日本語中心主義，真是拘束並抑制我們心靈的活動，使從來的人物一無所能，使一切政治的社會的地位都為日本人所獨佔。又凡受此新型教育的青少年，除了特別的天才以外，都被低能化，失去新時代建設者的資格。”

“及日本佔領台灣，……官僚為了建立日本語中心主義，對於舊時代所養成的人物，視如糞土，抑制其雄飛，多致苦悶而死。此後三十餘年間，由於上述殺人的教育，使人材無由產生。”（第152-153頁）

用以上這些文字來打余英時的臉，是不是啪啪作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