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江｜由跨學科到去學科，“新文科”必須從“清理門户”開始_風聞

孫江｜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院長、教授

從20世紀末開始，不斷有人文社會科學危機的聲音。2012年，法國《年鑑：歷史、社會科學》第3期卷頭語在回顧過去二十年“歷史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危機”（la cris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sociales）時認為，通過對後現代挑戰的切實回應，歷史學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克服了“歷史的危機”（crise de l’histoire）。所謂危機，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個是學科的自律性出現了問題，以往的概念、理論、方法難以自圓其説。與此互為因果的另一層意思是，固有的學科知識無法應對所要研究的對象。危機話語中的學科如鐘擺，在這雙重張力關係中不斷地自我調適。而如今，人們談論“新文科”似乎有了新的期冀，不止於在固守既有的學科體系下開疆拓土，進行跨學科實踐，還要打破現有的學科窠臼，尋求一方新的天地。畢竟，現代學科是建諸印刷文化基礎上的，隨着知識生產和傳播方式的變化，知識的消費方式也在變化。但真要實行起來，談何容易。

我在政治學和歷史學兩個學科教書，日常不僅要面對兩個學科的差異，有時還要應付同一學科內部的差異。有一年，跟我攻讀歷史學的博士生和政治學的碩士生分別參加各自專業的論文中期考核，結果都得了“緩通過”的結果。兩個學生分別打電話給我，我安慰説選題很好，論證充分，可能是沒有表達清楚。放下電話，我心裏犯起了嘀咕：論文從題目到研究計劃都經過我的認可，我還幫着修改了一些內容，“緩通過”不就是説我的指導不合格嗎？茲事體大，不可不究。

政治學碩士論文中期考核沒有通過的理由是，看起來“不像政治學論文”。該學生研究的問題是，二戰後日本為何在政治上走不出戰敗的怪圈。細瞧日本政壇，有一個悖反現象：幾乎永霸政壇的自民黨嚷着改憲，被稱為“萬年野黨”的共產黨拼力護憲。青年學者白井聰在《永遠敗戰論》一書中尖鋭地指出：“這個國家的統治權力因為不能公開承認戰敗（因為這會危害其正統性），根本上沒有合理地解決領土（爭端）的能力。”確實，2012年7月16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在一次抗議“3·11”核泄漏事故的集會上喊道：我們生活在屈辱中。我近距離觀察日本政治多年，把我的經驗知識傳遞給學生，讓其給出一個政治學的解釋，這是選題的初衷。在我，還有另一個期待，即約翰·達爾（John Dower）的《擁抱戰敗》無疑是一部成功之作，但對二戰後日本政治轉型的描述過於直線和明亮，缺少複線的和晦暗的內容，我希望學生的論文能補其之短。

歷史學博士論文中期考核“緩通過”的理由與政治學碩士論文差不多：看起來“不像歷史學論文”。這篇論文的選題是因人而設的。該生本科、碩士皆讀文學，從中學起就發表小説，我量體裁衣，和她商量通過文學文本來解讀時代思潮。記得中華書局版《新史學》第1卷刊行後，收錄其中的海青的《自殺時代》一文得到了神户大學濱田麻矢教授的高度評價，濱田撰文感嘆，閲讀以往的中國近代史著述，找不到與文學對應的歷史事項。我指導學生寫這個題目是有參照的，即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和作家伊凡·雅布隆卡（Ivan Jablonka）的研究。這位學者一手著歷史、一手寫小説，在《我不曾經歷的祖父母的故事》中根據死於奧斯威辛的祖父母留下的照片和身份證，開始了尋找歷史之旅，得到的“歷史”也許難以完全證實，尋找的過程卻是透明的，如此，作者讓“分居”一個多世紀的歷史和文學重續舊緣。這位博士生的論文選題還涉及在經歷了“語言學的轉向”（linguistic turn）之後歷史學往哪裏去的問題，以往人們的關注點多停留在文本上，而實際上超越後現代的足音業已響起——呼喚主體的復歸。主體的復歸必然帶來敍事的復歸。

無論是政治學，還是歷史學，抑或是其他學科，任何研究首先要從梳理事項及事項之間的因果關係開始，之後方可談用什麼方法來進行詮釋，而不是倒過來。在強調跨學科的時代，為什麼會出現“不像”的説法呢？反躬自省，我們通常目為有理論取向的論文，無論是堅持本土的，還是面向外部的，都有一個沉默的前提：西方。於是，不僅論文緒論部分多有涉及“西方”的討論，文中“西方”的影子亦或隱或顯，似乎不這樣做，就達不到“象”的目的。竊以為，正確的做法是根據問題意識和實際需要來加以引用。我舉上面的例子，無意於批評我的同僚，他們都是從專業角度為學生考慮的。換言之，如果按照我的指導方針寫論文的話，也許論文在“外審”階段就通不過。然而，由此也留下了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學科的條條框框原本是護持學科自我同一性的手段，為何成為思考和探究的掣肘了呢？

在“西學東漸”前，中國有自己的學科知識分類。19世紀中葉以降，隨着西學和東學（日本化的西學）的移入和學校制度的形成，近代學科體系規模初現。在西方，非自然科學的學科有兩個“共名——一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人文科學”（humanity science）一語出現在文藝復興時期，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一語出現在啓蒙運動中。在近代學科導入中國後，中國出現了一個很特別的術語——“哲學社會科學”。前蘇聯，有“社會科學”（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和“哲學科學”（философская наука）兩個術語。20世紀二、三十年代，“哲學”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並列，有時置於後二者之上，強調哲學對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指導作用，但沒有“哲學社會科學”這一固定的説法。

在中國，自“經學”衰落後，哲學被另眼高看。檢索民國時代的報刊，散見“哲學社會科學”字樣。如，“某君留美多年，最近歸國，對於哲學社會科學均頗有研究”。“社會科學院裁撤後，原有哲學社會科學兩系”，“劃歸文學院辦理”。《中國農村》雜誌在紀念創刊週年時稱，許多讀者來信要求經常發表關於“哲學社會科學”的論文。這裏的“哲學”和“社會科學”是並列的。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出現了將“哲學”置於“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上的用法。1942年，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裏講過一段話：“什麼是知識？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於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毛澤東講的“哲學”既是指導人們認識自然和社會的方法，更是指導革命實踐的“政治”，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作為學科知識的哲學。

每一個學科都有其不可替代的自律性，論者如果拘泥於學科教條，必會將手段和目的倒置，從而影響探究真問題。“語言學的轉向”不僅倡導回到文本，還反映了在認識論上擺脱形而上學束縛的訴求。“語言學的轉向”又被稱為“弱思考”（weak thinking），弱思考不是不思考，而是要求回到問題的本原上進行思考。伯克在《歷史學與社會理論》中寫過一句話：歷史學和社會學猶如兩個耳聾者之間的對話。現在，這種各説各話的情形已經大為改觀。值得三思的是，回顧這些年的跨學科實踐，無論是歷史社會學、歷史人類學，還是近來頗受關注的“歷史政治學”“非虛構寫作”——姑且稱為“歷史文學”，等等，“風”似乎不是從歷史學科吹起來的，而是來自於“歷史”這一前綴後的其他學科。當歷史學失去了其大部分傳統領地、僅剩下可以抱殘守缺的文獻編纂後，反而可以從“去學科”的角度思考自身的近代來路，將學科視為一種可以進行知識考古的“現象”來審視，於此，概念史研究的意義便凸顯出來了。

概念史專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有言道：“沒有共同的概念就不可能有社會，更不可能有行動的政治領域。”一個集合體（unity），無論是政治的，還是社會的，抑或是學科的，都是通過概念來界定自他關係的。一個集合體要想在命令或同意、契約或宣傳、人為或自然等基礎上謀求發展，就需要有概念來支撐。在概念中，羣體可以確認自身是否在正常運作中；概念不僅指涉集合體，還創造了集合體。

“去學科”不是要拋棄學科，是要回到構成學科的基本概念上進行研究。概念史不單單研究一個個詞語的來歷，更要解讀凝聚社會政治意藴的詞語的歷史，因此，“語義場”（Semantic field）是其“固有領土”。通過語義場，論者對此概念與彼概念可以進行比較，確認其內涵。同一個概念在不同學科裏有微妙的差異，比如nation（民族、國民），歷史學和民族學不可規避其複數性，而政治學則執著於集合單數。此外，恰如男人與女人、公開與秘密、寬容與不容忍等，反概念（counter-concepts）的研究對深化理解概念是有必要的。

每一個民族或文化都有屬於自己的概念史，反過來説，人們可以通過凝聚歷史的概念反觀一個民族或文化的經驗。研究中國概念史，不止要研究西方概念的翻譯和傳播，更要研究這些概念的衍義和衍生化（derivatization）。衍義是翻譯活動的伴生物，積澱了該當時代的經驗。回看四百年間的中西知識移轉，這是不待多言的事實。與概念的衍義相比，衍生化概念是我要特別強調的，它是歷史主體的創造物，有特色的中國概念。在全球化時代，概念史研究既執著於自身過往的經驗，還期待與他者的互動，就此而言，**“去學科”的概念史研究應該成為邁向“新文科”的第一步。**站在這一起跑線上的“新文科”必然要從“清理門户”開始。在政治學領域，以問題為導向的政治研究可以對學科固有的框架進行解構與建構共在的“二義性”侵犯；在歷史學領域，亟待打破“中國史”與“世界史”二分的老死不相往來的格局，“世界史”無論叫Universal History，還是稱World History，都是一個應該被淘汰的陳腐的概念，與“中國史”相對的不是有着揮之不去的西方中心影子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而是區域/國別史，或跨區域/跨國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