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數字文明造福各國人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_風聞

2021年的世界互聯網大會上，世界市值前十大企業中沒了來自中國大陸的企業，今年烏鎮大會上主要發言的企業家，是以世界首富、特斯拉CEO馬斯克為首的，英特爾、思科、高通這幾位美國科技公司的掌門人。

馬斯克在會上，以及最近一個月時間裏，連續誇讚中國的數字經濟，稱中國是“全球數字化領導者”。這是一種姿態。

但開幕當天最重磅的，是高層在給峯會的致賀信中寫下，“讓數字文明造福各國人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裏，發展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仍將是中國迫切的任務。大會致辭説到，

科技向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在要求，世界各國要共同維護基礎設施的安全可靠，堅持科技倫理，打擊網絡不法行為，真正保護公平競爭和推動創新，合理界定數字產權，克服“鮑莫爾病”和“數字鴻溝”，實現包容性增長。

致辭中兩個關鍵詞，一個是克服“鮑莫爾病”，一個是克服“數字鴻溝”。

鮑莫爾病（Baumol’s Disease）是一種成本病和增長病，由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在1967年提出。他將宏觀經濟分為進步部門和停滯部門，並得出結論：進步部門生產率增長快，將導致停滯部門的單位產品成本相對不斷上升。

這裏的成本，大部分時候指勞動力成本。對停滯部門來説，成本相對上升即會造成價格波動，從而影響需求側和消費側，行業面臨萎縮和危機。但對就業者而言，工資上升反而吸引了他們加速進入停滯部門。

這種矛盾最終會拖垮停滯部門，引發連鎖反應，進而使國家經濟增速趨近零。

在鮑莫爾所處的年代，進步部門是指的製造業，而停滯部門則是教育、餐飲、娛樂、表演藝術等為代表的服務業。這個理論的不斷拓展和深化，從一個角度解釋了在上世紀中後葉發達國家的諸多產業政策變化。

誰是進步部門，取決於生產率的增長快慢。高層在當下的互聯網大會上提出鮑莫爾病，“進步部門”指代的是以互聯網和新技術為代表的數字經濟產業。而所有需要轉型、升級、改造的線下產業和實體經濟則成為另一極。

毫無疑問，過去十幾年互聯網行業的高速發展，成為中國的經濟引擎和造富行業。最早佈局“互聯網+”和數字產業的城市，如杭州和合肥，在今天已經啖到頭湯超越了很多老牌的工業強市。

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史無前例的5.4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美國數字經濟規模13.6萬億美元），規模增速高達9.6%，位居全球第一。數字經濟在中國GDP佔比已超38%。

《光明日報》評論員文章寫到，鮑莫爾病會同時導致“資本流向回報率更高的金融行業和實體經濟空心化，對數字經濟時代而言，就會出現技術與資本合流形成的‘技術利維坦’，不斷向其他相關行業拓展延伸。”

克服鮑莫爾病，是仍然繼續鼓勵和支持互聯網企業創新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的同時，進入強監管、規範化、反壟斷和防止技術資本無序擴張的階段。最終是為了帶動各個經濟社會部門共同增長，造福人民，構建命運同同體。

《資本主義的未來》的卷首寫到，“深刻的裂痕正在撕裂我們社會的肌體。裂痕給我們的民眾帶來新的焦慮與憤怒，給我們的政治帶來新的激情。”

溝壑的加深正在成為當代發達國家的大麻煩。

於是，人均GDP穩定突破1萬美元的中國迅速轉向了共同富裕的實踐。

兩會時，政府工作報告就寫下了要“持續增進民生福祉，紮實推動共同富裕……制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在這之後，各個領域裏治病糾偏的政策陸續出台，給樓市、互聯網、金融、中概股、教培行業等帶來巨大的變化。

從沒有一個國家、如此多的人對“共同富裕”這般執着。

過去四十年，中國講究效率優先，創造了大量財富；未來則轉向公平與效率並重，避免資本主義式的撕裂在中國發生。

今年初，高層用解決城鄉差距、收入差距、地區差距的“三大差距”論做了定調。目前，教育、醫療、住房為代表的產業將持續進行均等化改革。這都是過去依靠市場化和資本沒有解決問題的領域，也就是改革的深水區。

在國際上，往往把“數字鴻溝”列為城鄉二元、工農差別、腦力體力勞動之後的“第四大差別”。

數字技術的應用是又一次革命性的生產效率提升，它最好是普惠性的，而非再次讓鴻溝加深。

如今中國在探索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建構的道路上，比任何國家都走得更遠。

中國從數字化技術落地之處，就特別注意不要讓這個差別，又成為一些人撬動差距的槓桿，而是能隨着時間積澱的紅利。

在當下的大環境下，中國克服數字鴻溝的故事或許更具有時代意義。也許，能夠為世界提供一條完全不同的發展路徑。

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人，他們的差距是被收入水平拉開的。

在國營體制內端着鐵飯碗，但工資只有幾十塊錢，而下海、闖深圳的人很快收入達到了數百塊。社會上出現了開小車、講大哥大、梳大背頭的萬元户羣體。

改革開放後的第二代人，差距就已經是被房子、股票投資等資產拉開的了。

資產性收入對於勞動收入完全碾壓，拆遷户、股民的身家對於大學生、工程師和科學家的全面超越成為常態。

改革開放的第三代人，拉開差距的因素變得越來越可繼承。

代代傳承的財富和資源，逐漸超越了個體通過技能、知識創造財富的邊界。官二代、富二代與廠二代、農二代之間的天塹變得無法逾越。社會垂直流動趨向停滯，將影響之後每代人的命運。

一邊，無處可去的熱錢不惜花上百萬去購買NFT畫作，把股票概念炒得泡沫化；另一邊，雲貴大山裏的留守兒童在憧憬何時才能走出大山。這種極端的對比情況如今常常在各大媒體平台上看見。

改革開放至今，數字技術應該是最接近平民化、平等化、平權化的一次技術普及，讓不同身份、不同學歷的人都能重新找到自己在社會順序中的可能性。

隨着外賣、直播、快遞物流的下沉，很多人能在老家就做一份較高收入的工作。不説比肩一線城市，但也比當地平均薪資和在家務農要活得滋潤很多。

互聯網在中國騰空而起，編程教育的門檻不斷下降，很多以前只能去流水線和建築工地的工人搖身一變成為了白領、程序員和創業者。這樣的故事很多，其意義在於普通人仍然能夠通過自身的奮鬥成為新進生產力的代表，實現收入和身份的改變。

去年火上了熱搜的孫玲，從湖南農村出生，到深圳電池廠當工人，最後自學成為美國谷歌程序員，拿到高薪收入，站上TED講台。這是一條傳奇的“人生逆襲”的模板。

眾多有編程知識的業餘程序員回到家鄉，專門做推動當地數字化的工作來創業。在安徽淮北，就有一個由退伍軍人組成的創業團隊，推廣二維碼支付、智慧停車、小程序服務，在小縣城闖出屬於自己的天地。

互聯網大廠也會將服務中心、數據中心、客服中心等業務向更偏遠的地區轉移。這既是出於成本的考慮，更是得益於中國教育、互聯網的普及。通過吸納當地勞動力參與到數字產業的運營維護中，在十八線城鎮能產生新生代的從業者，不經意間給那些在大城市不如意的年輕人打開了一扇希望的窗。

隨着數字經濟的普及和下沉，越來越多的新就業應運而生。在共同富裕的主旋律下，社會垂直流動的通道正在被拓寬。

高層曾在講話中説，

要着力推動互聯網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以信息流帶動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物資流，促進資源配置優化，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推動創新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節經濟結構發揮積極作用。

核心就是造福於人民。

大約從2017年開始，曾經屬於一二線城市的數字經濟開始大規模下沉，進入到中國的小鎮、農村。

屬於城市的服務紛紛複製到了北京五環外的中國。

從掃碼支付開始，電商網購、外賣點餐、網絡打車……無論是繁華完善的東部都市的小商店，還是偏遠的西部鄉鎮菜市場，使用手機掃碼支付已經成為普遍的交易方式，使用紙幣的場景大大縮減。

無論在一線城市的CBD，還是四五線的老舊居民區，App一開，就能點餐讓黃騎士、藍騎士為飢腸轆轆的你送來可口美味的晚餐。

雖然整體來看，中國既有着比紐約和倫敦還要現代化的城市，但也有才剛剛通電、通水、通路的鄉村。發達國家的生活服務業數字化水平都超過了50%，中國產業數字化轉型還有很大的紅利空間。

如今，中國數字經濟對服務業、工業、農業的滲透率分別達到了40.7%，21%和8.9%。

伴隨鄉鎮與大城市的全面接軌，從生活方式的角度去看，中國各地人民的生活是趨向扁平化的。在一線城市和十八線小縣城，人們都能夠自由選擇和享受到相同質量的商品和服務。

高層曾在講話中指出，“要適應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務普及，降低應用成本，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務，讓億萬人民在共享互聯網發展成果上有更多獲得感。相比城市，農村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是我們的短板。”

現在返鄉創業也開始成為潮流。一些在城市裏打拼過的年輕人，剛畢業的大學生，也在成為鄉鎮農村新技術的推廣先鋒。

最常見的，是利用各大電商平台，盤活當地特色產品的產業鏈，將水果、蔬菜、花卉、肉蛋等農產品，通過電商的供應鏈擺上城市餐桌。

也讓編織、篾具、燒陶等長期在小農經濟、作坊式生產和傳承的技藝，對接進直播電商、數字供應鏈、產業集羣、中國智造的歷史進程中來，獲得新生。

以貴州為例，黃果樹瀑布在十一假期的旅遊人次接近200萬，相隔只有1小時車程的晴隆縣“二十四道拐”全年也只有12.8萬人，這就是宣傳效果的差別。在與互聯網公司合作數字化後，當地線上直播、民宿預約、景區攻略等業務紛紛上線，那些以往不為人知的小眾景點，也能成為一時一地的網紅打卡地。

過去小鎮青年們刻苦讀書、努力打拼，是為了逃離落後的家鄉；現在他們回來了，要領着家鄉一起向前衝。他們帶回來的不僅是產業，也是見識和教育。

更難得的是農業科技在田間地頭的發展，利用人工智能、無人機、機器人管理農田。人工智能不斷學習一塊耕地的所有情況，並監測病蟲害與災情發出警報，使農田單位面積產量大幅上升。

農民能夠使用無人機做噴灑工作，更先進的播種、收割、採摘農業機器，讓規模化農業、一人管理上百畝地成為可能。

能讓少數人掙快錢不算本事，能帶動鄉鎮與大城市接軌，讓人、錢、技術迴流，讓遍地都可成家立業，這才是鄉村振興，才是數字化時代需要的奇蹟。

我們相信奇蹟。

疫情以來，數字經濟對於各行業的改造幾乎是不可逆的。

例如機器人行業，為了更安全、更高效地進行測温、消殺、救災，專業場景機器人大規模使用；在小區和街道里，無人配送使用運輸機器人也得到了充足的實驗。

這些曾經只在實驗室裏做測試，少有應用和試驗機會的技術，都在疫情中成功落地。

因此產生的很多技術和數據，由此打通連接的信息機制，在之後一年多的疫情復發、洪水暴雨、地震等事件中都派上了用場。

在鄭州的暴雨中，共享文檔的使用讓大眾參與到了救援信息分發和核查的作用，各部門信息的打通，讓地圖軟件能實時顯示受災情況、待救援點……互聯網公司的技術人員在短短幾小時內上線了諸多功能，維持了災區的信息流動和聯通。

再比如説，過去技術服務的迭代速度很快，通常沒有顧及一些羣體跟不上技術發展。疫情之中，很多地區實行了封閉式管理，一切信息和溝通基本要靠網絡聯繫。在一些高老齡化城市，發生過老年人被困在家中但無人知道的情況。

疫情之後，針對老年人因為不精通智能手機，導致舉步維艱的問題，防疫健康碼、疫苗登記、物資配送服務等功能都做出了一系列適老化功能。健康碼適老化相關功能已覆蓋全國至少3000萬老年羣體，有效打破了疫情期間老年人的出行窘境，展示了科技的温度。

老年羣體是最難跨越數字鴻溝的。中國現在有9.89億網民，其中50歲及以上的網民羣體佔比達到26.3%。

一位老年人感到不舒服想要去醫院，現在都需要網上預約掛號；去超市和菜市場買菜，都優先使用掃碼支付，因為操作效率更高……現在任何程序，都至少要經歷賬號註冊、設置密碼、身份驗證、綁定銀行卡的步驟，每一步對老年人來説都沒有想象中那麼容易。

今年初，多家網約車公司升級了老年人服務，在多地上線了“一鍵叫車”的功能，可以通過語音便捷叫車；在浙江，市民卡和健康碼深度融合，老年人能刷卡直接就醫、坐公交。

遇到問題解決問題，這是實事求是的精神。不落下任何一個羣體，這才是人權和人情味兒的體現。

縱覽中國經濟發展史，數字技術也許可以被稱為最平民化、最接近平等的一次技術普及。

數字經濟仍然會是中國經濟的新動能和就業的穩定器。企業存在的使命，就是用商業的方法去解決社會問題，這是他們的社會價值所在。

在二戰之後，美國標準成為了全球共同追逐的世界標準。如今，中國既要在成為數字時代的領導者，也要探索一條少有人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