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戰略科學家_風聞

經濟學家圈 5天前

**我國著名地球物理學家****黃大年，**資料圖

來源**：綜合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科技日報、新聞聯播、《學習時報》等編輯：**德勤

  9月27日至28日，中央人才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大力培養使用戰略科學家，有意識地發現和培養更多具有戰略科學家潛質的高層次複合型人才，形成戰略科學家成長梯隊。何為戰略科學家？

戰略科學家屬於“領袖型科學家”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簡單説，**戰略科學家既是戰略家，也是科學家，是科技人才中的“帥才”，**在跨學科研究、大兵團作戰組織等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是擔綱“國之重器”、突破“卡脖子”技術難題的領軍人物。

與一般科學家乃至科技領軍人才不同的是，戰略科學家的重要性更多地在於“戰略性”而非“科學性”。

就與大家熟知的科技領軍人才比較而言，在概念上，科技領軍人才僅限於“科學”層面，是掌握最新科學技術、最前沿領域知識、具有代表性科學話語權的科學家。而戰略科學家，形象地説就是科學領軍人才中的“領軍人才”，屬於“領袖型科學家”範疇。

我國著名地球物理學家黃大年就是戰略科學家。

2009年底，黃大年從英國返回故土。在他的推動下，中國的深探事業用5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20年的路。他帶領400多名科學家創造了多項“中國第一”，填補了多項國內技術空白，使中國正式進入“深地時代”。

資料圖

黃大年**關注未來幾十年在航空地球物理領域要達到的目標——巡天探地潛海，向深地深海深空進軍。**不僅如此，回國僅半年多，黃大年就統籌各方力量，説服大批海外科研專家回國工作，繪就了一幅宏大的新興交叉學科藍圖。

在黃大年的倡議下，2016年9月，吉林大學新興交叉學科學部籌備初期工作宣告完成，一個輻射地學部、醫學部、物理學院、汽車學院、機械學院、計算機學院、國際政治系等專業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區”初步形成。

黃大年的這個戰略設想涉及衞星通訊、汽車設計、大數據交流、機器人研發等領域的科研，可在傳統學科基礎上衍生出新的方向，帶動的是上千億元的產業。

歸國科學家 | 王大珩：提出“863計劃”的戰略科學家

文/顧超

編者按：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新中國成立前後，一大批旅居海外、學業有成的科學家放棄優厚待遇和學術聲譽，毅然踏上歸國旅程，把智慧和生命獻給了祖國的科學事業。為弘揚歸國科學家精神，學習時報即日起開設“歸國科學家”欄目，陸續介紹歸國科學家的先進事蹟。

資料圖

我們四位科學院學部委員（王淦昌、陳芳允、楊嘉墀、王大珩）關心到美國“戰略防禦倡議”（即“星球大戰”計劃）對世界各國引起的反應和採取的對策，認為我國也應採取適當的對策，為此，提出了《關於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現經我們簽名呈上。敬懇察閲裁奪。王大珩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

這可以説是一封改變了中國當代科技面貌的信。這封信不是一份簡單的建議書，而是一份戰略報告，為中國未來數十年的高科技發展指明瞭方向。這封信的主要起草者——王大珩，就是一位站在全局高度為國家重大決策提供科學思維的戰略科學家。

當時，面對美國提出的“星球大戰”計劃和歐洲的“尤里卡”計劃等高技術計劃，平時儒雅温和的王大珩難抑自己激動的情緒：不能再拖延了，中國必須有所行動！正如信中所指出的：“高科技問題事關國際上的國力競爭，中國不能置之不理。”“在關係到國力的高技術方面，首先要爭取一個‘有’字，有與沒有，大不一樣。真正的高技術是花錢買不來的。”在30多年後的今天看來，這兩個戰略判斷不僅驚人的準確，而且仍然振聾發聵。花錢買不來的，不就是如今仍然深深困擾我們的“卡脖子”技術嗎？除了強調時間的緊迫性，信中還根據我國當時的經濟、社會、科技發展水平提出了“突出重點，有限目標”“積極跟蹤國際先進水平”“發揮現有高技術骨幹的作用，通過實踐，培養人才”等可操作的建議。

這封信如何送達決策層，也是煞費苦心。王大珩心裏很清楚，科學家的戰略思考要靠政治家的高瞻遠矚才能得以實現。如果走正常途徑，這封信不知要經多少人批示轉送，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送到最高層的案頭。王大珩考慮良久，想到了他熟悉的張宏，他還有一個特殊身份——鄧小平的女婿。從不走後門的王大珩走了他此生最大的一個後門，他請張宏把這封信儘快送到鄧小平那裏。

3月5日，也就是收到信的第二天，鄧小平在信上批示：“這個建議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不久，國務院以這個建議為依據，組織制定了我國高技術發展規劃，也就是著名的“863計劃”。“863計劃”對中國科技的長遠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終於站到了世界高科技競爭的起跑線上。

（一）

“有與沒有，大不一樣。真正的高技術是花錢買不來的。”這是科學思維，也是戰略眼光。王大珩説，應該把“863計劃”看成是戰略意義的。世界科技競爭激烈，日新月異，每時每刻都在發展變化，我們必須以動態的滾動的觀點來看待它，稍有懈怠便會滯後於人，受制於人。因此“863計劃”的總體精神應是積極跟蹤，迎頭趕路。王大珩能夠根據對科技與社會發展趨勢的預判，着眼於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將科技創新與國家戰略結合起來，對關鍵領域的科學問題和“卡脖子”技術進行前瞻性的研究佈局，用科技進步引領國家和社會發展。他是具有戰略眼光的科學家，也是科學家中的戰略家。

戰略科學家是如何成長起來的？考察王大珩早年的學習和工作經歷可以發現，戰略科學傢俱備兩個至關重要的特點：科學家的本色、愛國者的底色。

1936年，王大珩從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1938年，考取中英庚款第六屆留英公費生，赴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攻讀應用光學。1941年轉入雪菲爾大學，在世界著名玻璃學家特納教授的指導下進行有關光學玻璃的研究。1942年受聘於伯明翰昌司玻璃公司，專攻光學玻璃的研究，直至1948年回國。

今天對歷史淡漠的人讀到這段簡歷，已經很難想象王大珩所經歷的曲折，更難以理解他的選擇，比如：1942年，他為何放棄攻讀博士學位而去一個玻璃公司工作？

事情要從頭説起。1937年，七七事變的當天，王大珩還在清華大學的實驗室做實驗。然而，此時華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王大珩只能跟隨周培源先生南下避亂。到南方後，周培源問王大珩接下來有何打算。王大珩脱口就説：“我要去兵工廠！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現在正值國難當頭的時刻，我應該為國家做點什麼。想來想去，可能我能做到的，也只有用我所學的那點東西在兵工方面盡點力了。”可惜的是，當王大珩帶着周培源的推薦信來到南京彈道研究所工作僅僅一個月後，日軍就逼近了南京。王大珩只好撤退到武漢。正是在武漢，報國無門的王大珩懷揣着科學救國的夢想考取了英國庚款留學生。在當時，光學玻璃是世界性的尖端產品，也是戰爭中的關鍵部件，製造技術高度保密。而中國在這個領域不僅是落後，更是完全空白。王大珩轉到雪菲爾大學，就是因為只有那裏設有玻璃製造專業。而他在研究工作非常順利之時，毅然放棄博士學位，也是因為，只有去昌司公司，才能掌握研製光學玻璃的最先進技術。

中國原子能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錢三強曾經這樣評價王大珩的這次選擇：“大珩不是不知道沒有博士學位對個人的不利影響，但他為了國家將來需要，做了與眾不同的選擇，在那個時候真是難得。”王大珩自己也説過：“我們這代人是習慣了把做事放在第一位的，個人生活其次。我們做起事情來，從來不會從個人生活的角度去考慮問題，都是從國家考慮，從事業考慮。”王大珩的每一次選擇，都只考慮兩件事：國家需求、科學追求。他始終不失一位科學家的本色，山河破碎時，他想到的首先是科學報國；他始終懷着一顆愛國者的赤子之心，為了祖國，他甘願放棄近在咫尺的學位。王大珩是一位追光者，他追求的是光學的璀璨奪目，更是祖國的光明未來。

（二）

戰略科學家還是在極為艱苦的環境中淬鍊出來的。

1948年，王大珩先到上海，後輾轉由香港經朝鮮到了剛解放不久的大連，參加創建大連大學並主持創建應用物理系。1951年，經錢三強推薦，中科院任命王大珩為儀器館籌備委員會副主任，負責儀器館的籌備工作。

當時偌大一箇中國，做不出一塊光學玻璃，造不出一台真正的精密光學儀器。籌建儀器館，是從蓋房頂、填炮彈坑、清除破坦克開始的。王大珩帶着第一批28個人，在長春這片千瘡百孔的土地上一鍬一鍬地挖，硬是挖出了一片地方。王大珩後來回憶説：“我就是衝着‘沒有’這兩個字來的。如果中國‘有’，從前，我也許就不會那麼孜孜以求了。無論如何，我是絕不會因為‘沒有’而退卻的。從此，我開始了一生的追求——發展祖國的應用光學事業。”1953年12月，中國科學院儀器館熔鍊出我國第一堝光學玻璃，結束了我國沒有光學玻璃的歷史，為新中國光學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王大珩曾動情地回憶説：“責任，是可以使一個人在瞬間完成某種轉變的巨大砝碼。當我接下儀器館的工作，開始用中國科學院儀器館館長的眼光看問題的時候，當我意識到發展中國光學事業、精密儀器事業的重擔已經壓在我的肩頭的時候，我就已不再是昨天的我了。”在王大珩的領導下，長春光機所（中國科學院儀器館更名而來）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就：著名的“八大件，一個湯”，我國第一台紅寶石激光器，基於核爆試驗需要的高速攝影機，以“150工程”為主的一系列國防科研項目……由於在“兩彈一星”事業中的突出貢獻，王大珩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他有一顆誠摯的愛國之心。只要是對國家民族有利的事情，他就一定要傾盡自己全力去做，而且無怨無悔。這又何嘗不是對王大珩自己的最好寫照！

（三）

“光陰流逝，歲月崢嶸七十。多少事，有志願參馳，為祖國振興。光學老又新，前程端似錦。搞這般專業很稱心！”1985年，王大珩70歲生日時填了這首詞，作為對自己人生的小結。

王大珩是光學家，是中國現代光學技術及光學工程事業的開拓者和領導者。他也是非常難得的戰略科學家，在光學專業之外承擔了更多社會責任，對我國科技進步乃至經濟、社會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83年，中央決定改變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大會及主席團的性質和職能，要求學部作為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諮詢機構，努力研究我國現代化問題，積極參與國家科技決策工作。王大珩在擔任中科院技術科學部主任時，據此提出了一個觀念上的重要轉變，就是由等待交付任務轉變為積極主動提出諮詢。他説：“要發揮學部委員的積極性，只有主動行事，用事實説明效果，來提高一些領導及社會對諮詢建議的作用的認識，對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必要性的認識，從而促使決策部門進一步自覺地下達諮詢任務形成制度。這樣，才能使學部名副其實地成為國家科技重大決策的諮詢機構。” 

1989年，王大珩與王淦昌、于敏共同向國家提出了《開展我國激光核聚變研究的建議》，得到有關方面批准後實施。

1992年，王大珩和其他5位學部委員聯名向中央提出了《關於早日建立中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的建議》，得到中央和國務院的批准，1994年，中國工程院正式成立。

2001年，王大珩與20多位院士向中央上書，希望國家重視大型飛機的研製。2003年春天，他再次就此問題親筆上書温家寶總理，提出中國要發展自己的大飛機，要以大飛機的研製發展帶動眾多領域的高技術產業和諸多基礎學科的發展，大幅提高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

……

王大珩説：“諮詢建議應該或必須注意到：（1）全局性，高屋建瓴；（2）超脱性，跨越部門；（3）科學性，以調研為依據；（4）現實性，符合我國國情；（5）典型性，從一個側面反映全局；（6）緊迫性，注意後果；（7）持重性，對建議決策的責任感。”時至今日，這7條準則不僅對科技諮詢，更對各種智庫的建設有着極強的指導意義！

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將17693號星命名為“王大珩星”，這顆承載着王大珩科學精神與戰略思想的天體將永遠遨遊環宇，光耀蒼穹。

文章刊載於《學習時報》2021年4月14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