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重啓的基礎：拜登的旗艦政策，基建和應對氣候變化，需要中國的合作_風聞

2015年12月通過的《巴黎協定》規定到本世紀末把地球氣温上升控制在2℃之內，並儘可能實現1.5℃的目標，《巴黎協定》提出 在本世紀下半葉全球實現碳中和。

奧巴馬對巴黎協定態度積極，宣稱他領導下的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行動中擔任領導作用。但2016年６月１日，剛上任不久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宣佈退出《巴黎協定》。然而僅僅四年後，上任伊始的拜登總統代表美國再次簽署了《巴黎協定》。

為什麼同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拜登在氣候變化議題上態度如此南轅北轍，針鋒相對，這和美國社會的高度分裂相關。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極右勢力利用民粹高調宣稱美國第一，反對全球化，反對巴黎協定，認為巴黎協定只會給美國帶來苛刻的財政和經濟負擔。

相對美國的右翼，美國政治的左翼對全球化以來社會的貧富差別拉大和環境的惡化極為不滿。爭取社會平等和環境保護是這一派的強烈要求。在過去四年中，認為加強環保應該是政府政策重中之重的美國人從 38% 增加到 52%。 在民主黨人和傾向於民主黨的人士中這種觀點佔比高達78%，自 2016 年以來上升了 22 個百分點。

拜登民主黨的氣候變化政策顯然呼應了這種要求，換言之，應對氣候變化成為拜登競選和執政的基礎。然而拜登的目標不僅僅在環保，拜登希望成為羅斯福第二，既通過投資新能源和基礎設施達到重新構建美國經濟，恢復製造業，把美國拉出頹勢的目的。拜登的1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和3.5萬億美元的社會福利和應對氣候變化投資計劃，關係到拜登執政的成敗。拜登提出在2030年之前將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50%到52%，到2035年實現100%的清潔電力，確保美國在 2050 年之前實現碳中和。

拜登的投資計劃能否通過？美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否支撐拜登的計劃？美國的通貨膨脹是否會失控從而使拜登的計劃夭折？這些都是未知數。但拜登政府一定會使出渾身解數推動投資計劃獲得國會通過。目前美國民主黨可能會消減3.5萬億美元的社會福利和應對氣候變化投資的規模，以爭取國會批准。一旦拜登的計劃獲得國會批准，即便是規模縮小的計劃，美國有可能出現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和新能源投資，大量建設風電，太陽能設施，製造電動和氫能源汽車，翻修公路網，機場和港口等等。

為了實施基建和氣候變化投資，拜登政府需要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拜登需要的外部環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與中國在以下兩個方向上達成一定程度上的合作：第一個方向就是中美貿易。

如果拜登的投資計劃獲得國會批准，美國需要大量進口太陽能板，風力發電機組，動力電池，電動汽車和部件，鋼鐵和建築材料，電纜等等。以上產品中國是世界上主要的供應方，美國為了更實惠的進口這些產品，亟需修改特朗普對中國產品設定的高達20%的關税，目前美國公司和消費者承擔了很大一部分這種關税的負擔，是美國通貨膨脹的原因之一。同時美國也會要求中國購買更多的美國農產品，天然氣和飛機以減少貿易逆差。

困擾拜登投資計劃的基礎因素是貿易逆差，財政赤字，高企的國債以及通貨膨脹。要應對這些基本面的結構性難題，美國急需調整因特朗普挑起的貿易戰而打亂的美中貿易。這解釋了為何這段時間美國上到總統，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下到貿易部長和貿易代表頻繁地和中方對話，會談和發表講話，表示“不追求與中國脱鈎”，而是要在不同的基礎上與中國“重新連接”，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軌。

中美第二個合作方向是如何在今年11月在英國格拉斯哥召開的世界氣候大會上達成新的協定。

既然拜登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他執政的基礎，他必然把在英國格拉斯哥達成新的氣候變化協定作為一個重大的目標。這樣的協定一方面可以倒逼美國國內的各種力量支持或通過他的氣候政策，另一方面又可以作為他執政的政治遺產。

格拉斯哥氣候大會必定會形成一些硬性的投資和貿易條款來支持到本世紀末把氣温上升控制在攝氏2度，爭取1.5度這樣一個目標。歐盟已經提出碳排放關税慨念，對不能達標的國家的產品徵收額外的環境税。美國和一些發達國家開始討論立法限制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向高污染企業投資，一些大型的跨國公司也表態對上下游配套企業提出節能減排的要求。美國等發達國家還會向碳排放達標的企業以及率先使用清潔能源的公司提供減税優惠，包括使用電動車的各種優惠，對碳排放超標的企業可能處以經濟處罰。

顯然應對氣候變化，世界各國的經濟都要做出相應調整。這種調整需要付出很大代價，這種代價並不只限於開發新能源的巨大成本，還在於新舊能源體系轉化對現行生產體系的衝擊。鑑於新舊能源的轉化必須要全球基本同步進行，這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國家之間對温室氣體形成的責任認定問題，以及國與國之間分攤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本問題。

1992年5月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 ，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具有憲法意義的綱領性文件，公約明確規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不同責任，發達國家要率先減排，同時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減排所需的資金和技術。這個立場是客觀公正的，是基於温室氣體的形成主要是由於發達國家工業化造成的，以及發達國家人均碳排放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人均碳排放這樣一個基本事實。

在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減排所需的資金和技術方面。發達國家常常口惠而不至。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發達國家承諾最遲在2020年之前建立一個基金，這個基金應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但10多年來發達國家遲遲未能履行這一承諾，第一筆1000億美元的資金至今還有200億的缺口。

另外一個方面，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明顯加速，中國在人均碳排放量上正在接近德國。美國智庫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估計，2019年，中國佔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7% ， 遠超排名第二的美國的11%。另外，印度首次以6.6%的比例升至全球第三位。

所以在11月分的格拉斯哥氣候大會上，中美必將迎來又一輪的爭鬥。首先是對中國是否屬於發展中國家的認定問題，美國和歐洲一定會極力把中國排除出發展中國家，要中國承擔和美歐一樣的責任。同時美國和歐盟也會聯合對中國碳排放施壓。

在格拉斯哥氣候大會上，發達國家一定會制定各種碳排放法規限制發展中國家的高能耗高污染產業，並利用技術優勢獲得全球經濟發展的主導權。但在氣候議題上發展中國家歷來都很強硬和抱團，不可能被北美和西歐牽着鼻子走。發展中國家會強烈要求發達國家提供真金白銀的資金和技術援助。

格拉斯哥氣候大會的結果必然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意願的相互折衷。美國和歐盟將代表發達國家一方，中國，印度，印尼，越南，馬來西亞等將代表發展中國家的一方。然而中美的爭鬥不會是朝着徹底翻臉的方向走。拜登需要一個體面的格拉斯哥協議，美國需要中國的合作達成一個各方面都過得去的氣候協議。

在應對氣候變化和開發使用新能源上，中美都在下一盤大棋。美國期望通過綠色新政緩解國內矛盾，再執世界發展的牛耳。碳達峯，碳中和對中國也是一大挑戰。中國當前的缺電與其關係重大，這標誌中國不想再延續以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模式，格拉斯哥氣候大會上與美國的爭鬥只會堅定中國政府追求低碳高效的發展模式，逼迫中國放棄低端製造業，修改貿易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