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對經濟的衝擊，如何應對？_風聞

氣候變化是一場已經到來的危機

今年7月，河南省遭遇極端強降雨，中西部、西北部地區出現成片大暴雨，部分地區出現特大暴雨。

央視新聞報道，7月18日18時至21日0時，鄭州全市普降大暴雨、特大暴雨，累積平均降水量449毫米。

根據《暴雨年鑑》中的相關定義及標準，日降水量大於等於250mm為特大暴雨，按這個標準，河南此次全省監測到特大暴雨的雨量站超過了600個。

歐洲也同樣遭遇了極為罕見的超級洪水襲擊。報道顯示，當地時間7月21日，西歐極端降雨天氣引發的嚴重洪災，已造成至少有200人遇難，其中德國的遇難人數最多，達156人。

在南美洲，大部分位於熱帶地區的巴西則經歷了猛烈的寒流襲擊，南部多地甚至出現多年來首次降雪。儘管過去10年間，幾乎每年的這個時間都會遭遇冷空氣，但今年自5月份以來就一直持續寒冷，在歷史上還是十分罕見的。

此外，今年七月初，美國也經歷了號稱千年一遇的“熱穹頂”，多個地區進入超高温天氣。加州死亡谷54.5℃的高温打破了美國百年來的記錄，更是追平了地球表面可靠的最高氣温紀錄，異常高温天氣導致近600人死亡，2000多人受到影響。

隨着北極温度上升和熱浪影響，格陵蘭島則遭遇了有記錄以來最嚴重的融水事故。據丹麥氣象研究所計算，7月27日，格陵蘭單日融冰量就達到85億噸。據研究者介紹，這些融化的冰足以使美國佛羅里達州淹沒2英寸（大約5釐米）的水面。

《柳葉刀》發表的“高温與健康專輯（Series on Heat and Health）”也顯示，極端高温對人類健康的影響正在加劇，死亡人數正在不斷增加，隨着全球氣温持續上升，這些影響預計會持續惡化。

異常氣候現象越來越頻繁地發生在我們的真實生活中，帶來了非常現實的衝擊，“氣候變化”早已不是那個只存在於環保口號裏的名詞。

在聯合國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中，氣候變化應對是人類面臨的全球挑戰，也是當今社會最突出的環境問題之一。

在由全世界178個國家和地區共同簽署的《巴黎協定》中，各締約方要將全球平均氣温的恆高幅度控制在工業化前的2℃以內，並在此基礎上再做出升幅小於1.5℃的努力。

數據顯示，2011-2020年是1850年以來最暖的十年。科學研究表明，如果升温幅度超過1.5℃，那麼地球上一系列的自然災害將會變得更加頻繁和嚴重。

而根據最新發布的《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2021）》，在2020年，全球平均氣温就已經較工業化水平高出了1.2℃，也就是説，氣候變化距《巴黎協議》規定的1.5℃升温臨界點僅差0.3℃。

雖然尚未觸及1.5℃的臨界值，但今年全球多地的極端天氣現象，也足以敲響氣候變化的警鐘。

氣候變暖將改變區域水熱資源的分配，隨之而來的是農業、水資源、海洋與海岸帶、人體健康等相關敏感領域和區域的變化。

可以預見的是，氣候變化將會深刻地影響全球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對各國糧食安全、生態安全、國土安全和水資源保障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全球經濟將不可避免地受到負面影響

世界氣象組織發佈的《2020年氣候服務狀況報告》顯示，在過去五十年中，全球發生了超過1.1 萬起氣候相關自然災害，致使 200 萬人喪生，造成經濟損失高達3.6萬億美元。

據聯合國減少災害風險辦公室統計，2020年全年大型自然災害發生數為389起，造成經濟損失1713億美元，超過了2000—2019年的平均水平。其中，約90%的損失是由氣候原因造成的。

氣候變化將直接影響生態環境，作為一種負外部性因素，無論是漸進性的氣候變化，還是突發性的自然災害，都將對全球的經濟增長造成嚴重損害，也極易帶來金融體系的系統性、結構性問題。

顯而易見的一個方面是，氣候變化將帶來公司資產負債表的惡化，給實體經濟帶來巨大沖擊。

例如，今年2月美國德克薩斯州的寒潮，就致使德州最大的電力公司布拉索斯電力合作公司破產，經濟損失高達1950億美元。

而頻發的自然災害，也使保險公司面臨的索賠頻率和金額遠超預期，甚至出現鉅額保險賠付情況。

據統計，2021年上半年，極端天氣讓全球保險公司損失400億美元，是2011年上半年（發生了日本和新西蘭地震）以來最嚴重的同期保險損失，也是有記錄以來的同期第二大損失。

氣候變化也會導致受災地區抵押物受損或貶值，使銀行貸款質量下降：被洪水淹沒的社區房價大幅下降，部分資產折舊加速，相關企業經營中斷，銀行貸款的違約概率和違約損失都會上升。

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受到衝擊，將面臨流動性緊缺、難以在短期內再融資的困境，而市場其他參與者的行為則會強化負面影響，加劇信貸收緊風險。

氣候變化的複雜性也會使各國貨幣政策的決策更加困難。

氣候變化帶來的相關風險及次生災害的持續時間、規模和對通脹預期等方面的影響存在很大不確定性，預判失誤會極大限制貨幣政策作用的發揮，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也會受到更多不確定因素的干擾，產生負面的效果。

而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氣候變化風險也將通過貿易、產業鏈和金融等渠道進行傳導。氣候變化給部分國家帶來的損失，將通過連鎖反應與發酵，波及到與之有經濟聯繫的國家和地區，從而造成系統性、全球性的金融動盪。

即使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實施低碳環保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影響相關行業經營發展，同時帶來相關市場的波動。

比如，對化石能源的限制將導致相關碳密集型企業價值下降，經營困難，信用風險增加。

更高的碳排放標準和環保要求還會增加相關企業經營成本，如更換設備、改用清潔能源、對碳排放徵税等，這也會導致相關企業的利潤下降，償債能力下降、違約風險增加。

而隨着消費者和投資者轉向低碳產品和投資，碳密集型資產被拋售，高碳行業的投資者將蒙受損失，市場也將更加波動。

最優減排：平衡成本與收益

應對氣候變化的思路大致可以分為兩類：減緩（mitigation）和適應（adaptation）。

“減緩”是通過減少碳排放，來穩定大氣中温室氣體的濃度，進而阻止氣温進一步升高，這是一種主動應對氣温升高的方式。

“適應”則是基於氣候變化已經並將持續發生的事實，採取相應的措施來增強人類生存的適應能力和防範能力。

目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思路重心仍然偏向“減緩”。

人類的經濟活動增加了產出，產生了碳排放，進入全球碳循環，引起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變化，進而使得温度升高。温度的升高使得氣候災害的頻率和損失上升，反饋到人類經濟活動上，表現為經濟的損失。

氣候應對政策的收益很明顯，可以緩解全球變暖，降低潛在的氣候變化和氣候災難所造成的經濟損失。

氣候政策的成本則包括直接的低碳轉型投資、以及間接的成本，例如關停高能耗企業造成的產出損失。

然而，氣候變化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減排的收益更多地發生在遙遠的將來，但我們在當下就需要付出相關的成本。

這就涉及到兩個重要的跨期問題：一是貼現，二是代際公平。

學術界公認的對環境經濟學影響最大的學者，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

魏茨曼教授認為，氣候變化經濟學要回答的最重要問題之一是：我們這些活在當下的人類，目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來避免200年後，也許是300年後會發生的氣候變化災難？

簡單理解這個問題，是把今天的代價和300年後的災難後果進行比較，也就是把300年後的後果，貼現到現在。

舉個例子，為了避免氣候變化300年後可能帶來的100元損失，今天的人最多願意付出多少代價？每年1%貼現率，是付出5元；每年2%貼現率，是付出3角。

也就是説，貼現率的大小決定了我們如何比較今日的代價和未來的代價，低貼現率意味着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貼現到今天）會更大，人類將願意在現階段付出更大的代價來避免氣候變化。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威廉·諾德豪斯的研究發現，假設其他條件不變，2.5%和5%的貼現率對應2020年碳排放的社會成本分別為140 美元/噸和22.6 美元/噸。

就我國而言，減排的成本最為直接的表現是各部門向低碳轉型所需要的投資。不同機構估計，我國實現碳中和所需要的投資總規模基本在100萬億以上，平均到每年約為 GDP的1.5%-2%。

據清華大學估算，在2℃和1.5℃的減排路徑下，GDP損失將逐年增長，到 2050年可能分別高達GDP的1.5%和4%。

不同路徑的估算不僅關乎代際公平，還關乎對未來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的預測。

諾德豪斯等經濟學家認為，若技術進步足夠快，未來減排將更便宜，採取 “等等看”（wait and see)的策略將增進社會福利。

因此，當下的我們需要找到氣候應對政策的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平衡，儘快基於“碳中和”的遠景目標制定減排行動方案，明確各時期的減排成本，更好地利用各方面社會資源實現減排和低碳轉型。

氣候變化應對能力與“新藍海”

最早從1990年開始，國際社會就開始了關於應對氣候變化的相關談判。

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到《京都議定書》再到《巴黎協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温室氣體減排義務得以確認。

今年9月21日，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中國承諾，將大力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碳發展，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這份承諾響應了聯合國減排的號召。

當前，隨着世界多國政府陸續出台相關政策，以實現去碳化，全球煤炭供應收緊。

上個季度，煤炭價格的持續上漲，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所——歐洲排放交易系統(ETS)的碳價格在7月份創下新高，接近60歐元/噸。

隨着全球經濟復甦，疫情封鎖措施逐漸取消，工廠產量將增強，煤炭需求也將不斷增加，供需不匹配驅動煤炭價格持續上漲，短期內預期國際煤價仍將保持高位。

而從長期來看，碳中和背景下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和生活方式的變革，將對各國經濟結構帶來長久且深遠的影響，而各國的氣候變化應對能力也將成為未來國際力量對比變化的關鍵因素。

在加速能源轉型的背景下，發展新能源成是核心關注點。

以新能源汽車為例。近幾個月來，全球的電動汽車銷售都有顯著增長，且新能源汽車需求依然強勁。今年迄今為止的新能源汽車的銷售額高於去年同期150%以上。

目前，普通家用車大約佔交通排放總量的一半，約佔全球碳排放總量的11%。因此，市場脱碳將成為實現低碳轉型的關鍵。

對我國而言，通過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與碳排放約束目標的倒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進一步深化，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發展在提高我國經濟總量的同時，也促進了經濟綠色可持續發展。

此外，在各國氣候變化政策推動下，責任投資（ESG）的理念也逐漸盛行，ESG評級機構亦逐步加強了對企業氣候變化表現的關注。

其中，ESG是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責任（Social）、公司治理（Governance）的英文縮寫。

2021年2月，明晟指數發佈了《2021年全球機構投資者調查》，調查覆蓋全球200家資產管理機構，其中有70家來自亞太地區，管理資產總額約18萬億美元。

調查結果顯示，在資產規模超過2000億美元的機構投資者中，近三分之一表示未來三至五年氣候風險是對機構投資方式產生最大影響的因素。

在ESG基金的投資決策過程中，不僅要看財務回報，還要兼顧社會影響，注重環保、踐行社會責任和治理公司的手段這三個非財務因素。

企業的氣候變化管理意識與行動、積極履行減碳義務的能力，成為有效提升ESG評級表現及資本市場認可的新競爭領域。

Wind數據顯示，截至9月25日，我國全市場與“低碳”“環保”“責任投資”相關的ESG投資基金已成立182只，另有8只基金正在發行。

在A股市場持續震盪的行情下，ESG投資基金的整體收益表現不俗，平均收益達14.81%，不僅遠超上證指數、深證成指、滬深300等主要指數漲幅，也跑贏主動權益基金的平均年內收益5.85%。

目前，ESG投資基金在我國尚處於起步階段，有較大的成長空間。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儘管ESG基金成為行業新寵，但ESG基金的投資方法、持倉標準、構建統一的ESG評價體系等方面，還有待達成行業共識。

上下滑動查看參考資料：

安邦諮詢：全球氣候變化的現實衝擊已經到來http://www.anbound.com.cn/ViewArticle.php?ArticleID=F26DAB9BF6A137C3B6782E562794C2F2

中國軍網：習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並發表重要講話http://www.81.cn/xx/2021-09/22/content_10092385.htm

上海證券報：淺談ESG投資http://news.cnstock.com/paper,2021-08-16,1507963.htm

普華永道：《ESG投資方興未艾，企業氣候變化應對能力將決勝“新藍海”》

招商銀行首席觀點：《應對氣候變化，一個經濟分析框架》

中國銀行宏觀觀察2021年第48期：《基於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的視角，全球氣候變化風險帶來的挑戰及應對》

川財證券他山之石·海外精譯第274期：《氣候變化對金融市場有何影響》

吳紹洪,趙東昇.中國氣候變化影響、風險與適應研究新進展[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0,30(06):1-9.

Weitzman ML. Tail-Hedge Discounting and the Social Cost of Carb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3;51 (3) :873-882

文章用圖：圖蟲創意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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