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團34億罰單底下, 躲着一條更隱蔽的利益鴻溝 | 文化縱橫_風聞

✪ 沙燁 | 復旦大學

【導讀】2021年10月8日，經過長達半年的查辦，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依據《反壟斷法》對美團作出行政處罰決定。這無疑是平台反壟斷進程中的又一標誌性事件。輿論追問：平台壟斷是如何形成的？又對社會造成哪些負面效應，以至於國家必須出手治理平台壟斷？

本文深刻解析新技術與新商業模式，揭示平台壟斷衝擊實體經濟、加劇勞動剝削的深層原理。作者指出，平台企業利用技術創新，重塑了價值生產過程，其高度依賴於無數匿名個人的分佈式價值創造活動；另一方面，平台改變了傳統的價值分配機制，從中獲取超額剩餘價值。由於平台巨頭們只提供渠道和“連接”，而不直接提供商品和服務，這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過程税（如營業税），只要繳納少量結果税即可（如利潤税）。即便是這部分利潤税，還可通過提高內部報酬收入，進而抵扣最終利潤等方式，來加以規避。此外，平台企業還通過數字控制，加劇了對勞動者的控制——“數字技術這種新生產力不但沒有解放勞動者，反而編織了一套更繁複的枷鎖，將勞動者束縛得幾乎喘不過氣”。而通過監管套利，平台企業產生的負外部性則轉嫁給了社會與勞動者個人。巨頭們甚至不再需要給勞動者提供基本的福利，勞動者保護措施和勞動法在高科技面前似乎就要讓位。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優步和美團。

作者指出，技術並不是中立的技術，不管如何飛躍，本質上依然服務於資本。面對平台壟斷對傳統市場規則和國家法規的挑戰，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領跑者之一，中國有責任探索對互聯網經濟的合理監管之道，找到縮小貧富差距的方法。這不僅關乎中國，也關乎世界。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10月新刊，原題為《數字財富鴻溝：數字控制與資本控制的疊加效應》，**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數字財富鴻溝：

數字控制與資本控制的疊加效應

新自由主義體系下成長起來的數字巨頭，在“創新”的光環下，一度承載着人們對科技的樂觀主義想象。其快速崛起，也創造了越來越多不可思議的造富神話。當人們終於警覺起來，才發現這些已經成長起來的巨頭，正利用技術疊加資本，在某些方面發展出超越國家的能力，並試圖改寫傳統市場的規則。數字巨頭主導下的平台型壟斷，展現了與以往任何壟斷形式都不同的特徵，其對傳統價值分配機制的結構性扭曲，加劇了不平等程度，造成了新的財富鴻溝。這一切因何而起，又當止於何處？

（2021年10月8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發佈的行政處罰決定書）

**▍**數字造富神話

隨着人類社會加速進入數字時代，財富的創造也呈現出明顯的加速趨勢。根據2021年3月發佈的“胡潤全球富豪榜”，2020年，全球新增412位10億美元級別的富豪。互聯網平台更是顯示出超乎尋常的造富能力，排名前十的富豪有一半出自互聯網平台型巨頭。歐盟的研究指出，與傳統的商業模式相比，2020年，在線平台繼續以無與倫比的速度在增長，從1月至10月，短短十個月，互聯網企業平台的市值就增加了接近一半。異軍突起的互聯網平台，猶如一趟又一趟“造富高鐵”，滿載着一批又一批企業創始人邁向“鉅富”的“下一站”。

回望平台崛起的歷史，2016年是一個標誌性的年份。過去，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長期被製造業、資源採掘業和金融業的企業佔據。但2016年8月，全球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第一次全部變為互聯網平台型巨頭，其排名從高到低，依次為：谷歌、蘋果、微軟、亞馬遜和臉書。這標誌全球進入平台經濟時代。

**與傳統經濟發展不同，依託數字技術，新興科技巨頭不再是產品的生產者，也不是消費服務的提供者，而是利用技術優勢構建起獨立的平台系統，並直接控制全球經濟體系的一部分。**從這一點來看，具備全球性質的科技巨頭們通過數據平台獲得了遠遠超過普通企業的影響力和造富能力，以至許多老牌工業巨頭上百年的積累竟比不過新興科技公司數年的財富增長。以特斯拉公司為例，其創立於2003年7月，主要業務為新能源汽車製造。作為一個成立不到20年的新興汽車製造商，其2021年6月4日的最新市值超過了5770億美元，約為老牌傳統汽車製造商豐田的2倍以上，戴姆勒公司的5倍以上，更是福特汽車公司市值的10倍以上。也就是説，特斯拉單日市值波動就可以超過擁有百年曆史的福特汽車全部市值的水平。

如果將視角拉長，對比歷次工業革命的創富週期，我們會看到，互聯網平台企業造富的加速趨勢愈加明顯。從15世紀歐洲資產階級誕生的最初階段至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經營紡織業從發跡到成為億萬富豪，需要經過二代至三代人的不懈努力，例如富格爾家族；到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成為億萬富豪也需要至少一代人的長期奮鬥，例如卡內基家族、福特家族；到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如英特爾等半導體企業的崛起，造富週期縮短到20至30年；而如今的數字時代，互聯網平台企業已經將造富週期縮短到2至10年。

生活在數字經濟時代的中國人，也目睹了大量造富神話。2012年胡潤首次發佈全球富豪榜時，大中華區進入榜單前50名的富豪只有4人，而且都是香港房地產商。到了2021年，進入全球富豪榜前50名的大中華區富豪人數猛增到17人，其中7位來自互聯網平台型巨頭，佔比超過了40%。

2011年，原網景公司創始人馬克·安德里森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為什麼軟件正在吞噬世界”。安德里森認為，目前成長最快、利潤最高的公司，無一不是軟件公司。面對軟件公司的競爭和衝擊，諸如製造業、電信業、電影業、石油和天然氣業、金融業等傳統企業要麼轉型，要麼死亡，只有那些將自己變成軟件公司的傳統企業才能存活下來。他據此預測，在未來，軟件將顛覆和重塑更多行業，軟件會滲入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

十年過去了，我們不妨説，互聯網平台正在吞噬世界。正如亞歷克斯·莫塞德與尼古拉斯·L.約翰遜在他們合著的《平台壟斷：主導21世紀經濟的力量》中所言：“如果説軟件是這一經濟大變革的開啓者的話，那麼今天吞噬世界的就是平台。平台主導了互聯網和我們的經濟。”**互聯網宇宙改變、侵蝕、分解着物理宇宙，**如同用巨大的觸手在一個活體上源源不斷地吸取能量。阿里巴巴和亞馬遜是最好的例子，它們成功地轉變和“吞噬”了很多傳統的零售業。物理宇宙裏的實體除了配合和改變外，別無他法。抵抗是無效的，如果不合作，就只能等着慢慢消亡。

互聯網平台為什麼具有如此強大的造富能力？互聯網平台深刻地改變着世界，它創造的財富惠及普通民眾了嗎？它到底是緩解還是加劇了貧富分化？

**▍**平台“吞噬”世界

信息技術革命極大改善了人類的生活質量，提高了經濟生產效率，也不出意料地帶來了新的難題。互聯網極快的信息交流速度，使參與互聯網的用户天然傾向於將大型平台作為交流媒介，以最大程度地同他人建立聯繫。而一旦建立聯繫，用户必然對平台產生“黏性”，擁有優勢的平台會不斷壯大，直至“吞噬”某一部分互聯網或數字領域，佔據壟斷地位。

在傳統工業時代，資本增值的方法是進行實體生產活動，獲取勞動者勞動的剩餘價值。因此，資本完成一個增值週期，必須經歷研發、投資建設廠房、僱傭勞動力、購買設備、生產、宣傳銷售等環節。這首先意味着，企業必須佔有大量實體資產，擴大規模的成本比較高，增加投資的邊際收益卻有限。其次，由於每個環節都要分走一部分收益，所以收益率相對有限。對工人，必須支付工資；對研發人員，要支付專利費、技術性入股的分紅或者發明獎勵等；對企業的管理者，要支付較高的經理工資，即管理成本；而市場營銷者則通過營銷費用和流通費用獲得報酬。而且，企業的生產過程還享受了國家提供的正外部性，需要支付税費。除去以上各個環節，剩下的才是資本的增值收益，增值速度相對有限。

相比之下，平台企業具有明顯的“輕資產”的特點，它們並不投資內部資源，比如員工、工廠、生產設備或者倉庫。用漢威士傳媒集團高級副總裁湯姆·古德温的話説：“世界最大的出租車公司優步，不曾擁有一輛車。世界最流行的社交網站臉書，沒有生產過任何內容。最有價值的零售商阿里巴巴，沒有一件商品庫存。還有世界上最大的民宿網站愛彼迎，旗下沒有一處房源。”加拿大學者尼克·斯爾尼塞克將這種儘可能降低資產所有權的平台稱為“精益平台”，此類平台採取“超外包”運作模式，試圖將幾乎所有可能產生的成本都外包出去，包括員工、固定資本、維護成本、培訓等，剩下的只是提取最小值——控制平台，就可以獲得壟斷租金。

換言之，**平台企業重塑了價值創造的過程，它們“連接”而不“擁有”，自己並不生產價值卻開闢了生產價值的新源泉，無數匿名個體的分佈式價值創造活動，取代了以往線性企業的內部生產活動。**平台聲稱自己只是中立的技術平台，僅僅提供中介服務，提供平台的接入，撮合用户之間的交易，自己並不參與交易。平台之所以成為主導，不是因為它們擁有什麼，而是因為它們連接足夠數量的用户。它們不像傳統工業壟斷企業那樣擁有生產資料，擴大規模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而且，由於自身並不參與交易，不進行實體生產，互聯網平台省略了傳統工業時代的研發、投資建設廠房、僱傭勞動力、購買設備、生產、宣傳銷售等中間環節，大大減少了資本增值過程中的分利環節，相應增加了剩餘收益。

平台既然是一個“連接”用户的網絡，就必然遵循“網絡效應”的規律。網絡效應是指，使用某種產品或服務的消費者會形成一個網絡，當其他消費者購買這種產品或服務、加入這個網絡時，就會產生額外的價值。消費同種商品和服務的消費者越多，這些商品和服務就越有價值。在過去，傳統的線性企業對接用户數量與其所獲得的價值之間的關係僅限於企業與用户雙方，其效果類似“加減乘除”的基礎影響，即單向性的生產、銷售與消費，用户對企業很難產生價值回饋，用户和用户之間更不會有價值上的聯繫。而在數字經濟時代，“網絡效應”所帶來的關係要比線性企業複雜許多。根據梅特卡夫定律：“網絡的價值與系統中連接的用户數量的平方成正比（網絡價值=kn2)。”（編者注：此處的數字2，應為右上角小標字體，代表“平方”）這意味着，網絡效應所帶來的是平台對用户、用户對平台、用户對用户等全方位立體式的交互影響，其產生的價值效益遠超線性企業的增長水平。

極低的擴張成本和極高的收益，使互聯網平台擁有很強的動力去開疆拓土，連接更多的用户、更多的領域，把自己的經營模式擴展到實體經濟，如傳統的餐飲、出租車、住宿酒店，甚至線下菜市場等行業。

快速擴張的網絡效應，帶來了數字時代平台經濟的一個突出特點，即贏家通吃，“壟斷的趨勢是建立在平台的DNA上的”。相比於傳統產業，互聯網產業的集中度通常要高很多。在傳統產業中，一般都會存在多家實力相當的頭部企業，整個行業通常會呈現出多寡頭競爭或者壟斷競爭的結構；而在互聯網產業，則有“數一數二，不三不四”的説法，即同一個領域只會有一到兩家份額巨大的企業，排名靠後的企業在市場上的份額可以忽略不計。

由於平台企業增長更快、邊際利潤和投資回報率都更高，自然更能贏得資本市場的青睞。用《平台資本主義》的話説：“在一個超低利率和投資機會的時代，精益平台經濟最終會成為盈餘資本的一個出口。與傳統工業經濟勞動者與消費者之間劃分明確不同，數字經濟時代的用户既是消費者，也是平台數據和內容的生產者。數據平台將信息交流的公共服務轉化為商品的生產與消費，並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持續商品化。”

數字時代的新技術疊加金融資本之後，以新興科技巨頭為核心的各類數字平台，通過對互聯網某一領域的壟斷，獲得了超高額的利潤。在技術的支持下，數字平台對財富形成“虹吸效應”，大大加快了社會財富的集中度，並放大了當前財富分配機制的缺陷，使各階層之間的財富鴻溝越來越深。

**▍**加速擴大的“鴻溝”

在數字時代，網絡平台企業極大地加強了對一線勞動者的生產管理和束縛。可這些勞動者創造出來的價值，並沒有被更有效地分散到更多的企業利益相關者手中，而是進一步被聚集在資本方或者企業實際控制人的手中。同時，數字經濟模式又通過職務發明制度和改造開源代碼，壓縮了發明者的權益，佔有了大部分發明者創造的價值。對於數字時代網絡平台資本的超額剩餘價值，有學者稱之為“數字剩餘價值”，獲取了超額數字剩餘價值的平台巨頭成長的效率和速度遠超傳統工業時代的企業。

超額“數字剩餘價值”造就了一個又一個億萬富翁，也創造了深不見底的數字財富鴻溝。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佈的《數字經濟報告2019》指出，數字技術創造的巨大財富並沒有惠及所有人，相反，數字技術加劇了國與國之間以及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換言之，數字技術和平台經濟也是一種“破壞性創新”，它成就了贏家，也製造了輸家。一方面，新技術的應用導致大量中低技能的工作崗位流失，掏空了中產階級；另一方面，面對平台巨頭，勞動者即使暫時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其議價能力也會越來越弱。

平台型巨頭崛起之後，其影響力不斷“破圈”。平台作為一種私人主體，卻逐漸具備了公共基礎設施的屬性。任何生活在數字時代的人，都能感受到互聯網平台的巨大力量。試想，當絕大多數人都接入一個或幾個平台時，平台的重要性和基礎性絲毫不亞於電力公司和自來水公司。所以馬雲曾説：“我們認為未來阿里巴巴提供的服務會是企業繼水、電、土地以外的第四種不可缺失的商務基礎設施資源。”

隨着網絡規模的不斷擴大，互聯網平台對超額利潤的壟斷不斷增強。一方面，平台依託數據汲取、資源調配和規則制定能力，在數字社會的分工結構中日益佔據優勢地位。平台藉此壓縮了支付給勞動者、平台內商家等的回報。另一方面，平台企業逃避了很多本應承擔的責任，突出表現即平台企業的税負成本遠低於傳統企業。由於平台巨頭只提供渠道和“連接”，而不直接提供商品和服務，這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過程税，比如營業税，只要繳納少量結果税即可，比如利潤税。即便是這部分利潤税，還可以通過增加企業成本，比如提高內部控制人報酬收入、將企業家個人消費轉嫁為企業支出，從而抵扣最終利潤等方式來規避。

換言之，在數字時代，新技術和新商業模式不但沒有緩解，反而在相當程度上加劇了價值錯配和貧富分化。馬克思提出“異化”這一概念時，他大概想不到170多年後，數字技術這種新的生產力不但沒有解放勞動者，反而編織了一套更繁複的枷鎖，將勞動者束縛得幾乎喘不過氣。

**平台控制勞動者、重塑勞動關係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優步和美團。**優步和美團都自稱是中立的平台，並不擁有出租車、餐廳等實體資產，只提供信息，撮合乘客與司機、用户與外賣員之間達成交易，是典型的“連接”，而非“擁有”。

美國學者亞歷克斯·羅森布拉特用了5年時間，穿越了25個城市，乘車行程超過8000千米，採訪、觀察了500多名網約車和出租車司機後，寫下了《優步：算法重新定義工作》，揭示了優步等平台巨頭如何打着“共享、科技與技術中立”的旗號，在制度的縫隙中游走套利。

羅森布拉特認為，優步就像變色龍，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採取不同的策略。當成千上萬的司機受到吸引加入優步時，卻發現實際情況與其宣傳的美好圖景存在天壤之別，一位司機甚至説，為優步工作是“現代奴隸制”。藉助智能手機這個無時不在的傳感器，優步對司機勞動過程的控制，甚至比傳統僱主更為精細嚴格，一切都由平台和“算法老闆”決定。優步決定什麼樣的車型符合平台的規定，有時候它還會隨心所欲地修改適配車型的清單。它可以按自己的意願設置和變更費率，控制着派單系統，用補貼和獎勵政策來區別和篩選司機，甚至保留了無理由終止或辭退一名司機的全部權力。優步根據自己的利益來協調和解決衝突，不論是乘客糾紛還是剋扣司機報酬的投訴，都是由公司仲裁的。優步制定政策，處罰不符合優步行為標準的司機，刺激司機在特定時間和特定地點接單工作。

司機們甚至無法決定自己接哪些訂單，因為優步會故意隱藏乘客的上車地點、目的地、是否有酗酒吸毒犯罪前科等信息，防止司機因為覺得無利可圖或者有危險拒絕接單。而且，優步會在不告知司機和乘客的情況下提高自己的抽成收入，剋扣乘客付給司機的小費。當乘客在手機上支付費用後，優步會將乘客給的小費部分折算成服務費，這樣司機的手機上就不會顯示小費，而只顯示服務費。優步還會監控司機的接單率和訂單取消率。如果司機的接單率低而取消率高，他們就會面臨被平台暫停服務甚至辭退的風險。如果他們試圖反抗算法的指令，就會受到公司的處罰。

**在這種情況下，司機們很快發現，自己好像一個提線木偶，無時無刻都得接受算法的擺佈，工作時間越來越長，收入卻越來越少。**2015年，優步在廣告中聲稱，司機每小時可以掙15美元，聯邦貿易委員會調查後發現只有30%的司機可以賺到這麼多錢。司機似乎成了優步棋盤上的一顆數字化的棋子、算法機器上的一枚螺絲釘，疲於奔命、無法喘息。因此，大多數人發現優步並不是通往中產階級生活的康莊大道之後會選擇退出，這導致優步司機具有超高的流動性。而當司機選擇對抗優步時，才發現優步話術中隱藏的陷阱。**優步將司機定義為“創業者”“自己的老闆”，這意味着他們不是優步的員工。優步給司機安上了很多頭銜，但就是不承認司機是自己的員工，不承認司機與自己之間存在僱傭勞動關係。**有時候，司機是“獨立合約人”，有時候又變成了“消費者”或者“終端用户”。用優步律師的話説，“這些司機或交通運輸服務的提供者與優步之間的商業關係是：優步公司授權他們使用優步軟件，並從中收取授權使用費。”

這樣一來，優步就不用對司機承擔傳統勞動法規定的各項義務。在美國，平台企業否認員工與自己存在僱傭勞動關係，可以削減某些方面的成本，如福利、加班費、病假補貼以及其他成本，節省大約30%的勞動力成本。難怪馬克思寫道：“計件工資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相稱的工資形式。”

優步從來不承認自己是一家出租車公司，堅持宣稱自己是一家科技公司，從而規避了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法律規則，不必承擔傳統出租車企業對勞動者的責任。例如，優步聲稱，由於自己不是傳統運輸公司，就不應該受到《美國殘疾人法》的管轄，沒有義務為殘疾人乘客提供無障礙設施等服務，而傳統運輸業的競爭對手則必須提供這項服務。

在羅森布拉特看來，優步的行為是一種監管套利。**優步並不是孤例，優步的話術及其商業模式的邏輯已經遠遠超過優步公司本身，它是硅谷公司“科技例外論”的產物。**在創新成為政治正確的當下，硅谷公司喜歡標榜科技和創新，主張傳統的法律、行業規則和監管政策對它們並不適用，從而有組織、系統性地逃避監管。

優步司機的遭遇，在中國也並不陌生。人們曾經驚訝地發現外賣員“月入過萬”，但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鄭廣懷教授的團隊調查認為，外賣員收入過萬只不過是平台初創階段的特殊存在。隨着平台補貼的結束和越來越多騎手的加入，“月入過萬”正在變成一個虛幻的夢想。鄭廣懷教授團隊發佈的研究報告顯示，2019年，武漢市外賣騎手的月平均工資為5882元，低於武漢市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月平均工資6730元。只有7.49%的人表示當前收入滿足日常支出，而有53.18%的受訪者反映，目前的收入並不足夠支付家庭開支。而外賣員每天的工作時間集中在8—12小時，以10小時佔比最高。

另一項研究發現，大部分騎手的收入集中在5000元至8000元，真正能“月入過萬”的不足10%，高收入只是絕對少數。而與高收入的絕對少數形成對比的是騎手普遍的超時工作，88.12%的受訪騎手每天工作8小時以上，甚至有22.77%的受訪騎手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過長的勞動時間不僅損害着騎手的身體健康，也加劇了送餐過程中的危險性。

所有外送平台都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把風險轉嫁給最沒有議價能力的騎手。平台關心的是“把每一個騎手的潛能和速度挖掘到最大限度”，至於騎手自身的福利、健康和安危，那不是平台關心的事。

外賣員這個行業的特殊之處在於，越是人們不想出門的時候，越是訂單量大的時候，如大雨、颱風、寒冷天氣和新冠疫情襲來時。他們頂風冒雨穿梭在大街小巷，不顧自己的安危，將自己的勞動、青春奉獻給了一個沒有多少個人成長空間的行業。當他們心灰意冷，或者受傷病困擾而不得不退出時，他們的價值已經被榨取殆盡，可所有的附加成本卻要由他們自己和社會來承擔。收益留在了企業，成本扔給了社會。

在這個時代，平台巨頭們可以輕鬆賺到幾十億上百億利潤，而為其成功辛苦付出的司機、外賣員們只能拿到微薄的收入，他們不僅要承受超長的工作時間，還缺乏必要的福利保障。**互聯網被用來打破或者繞過原來社會約定的勞動關係，巨頭們甚至不再需要給勞動者提供基本的福利，勞動者保護措施和勞動法在高科技面前似乎就要讓位了。**企業家能讓外賣員參加上市儀式，卻不會給他們的福利增加毫釐。外賣小哥可以登上《時代》雜誌封面，卻不能擁有五險一金。

巨頭們喜歡説，科技改變世界。如果簡單通過形式上的外包就可以規避勞動關係中企業的責任，那同樣的形式是否可以推廣到所有的員工？每個企業對所有員工，不論工種，是否都可以如此？還是因為這些外賣員別無選擇，只能承受？在生產線工作發生事故尚且算工傷，外賣員被算法逼出交通事故就要自己負責？在高科技企業家們仰望星空的同時，能否也留意一下身邊的民生疾苦？在社會對“創新”極其寬容的時代，他們用什麼回報這種寬容？

誠然，企業通過新的商業模式創造需求無可厚非。但無約束的市場經濟使個體勞動者在平台企業面前毫無談判能力。在冷冰冰的算法面前，傳統勞資關係的最後一點温情都被剝奪。在傳統企業中，每個勞動者至少是企業中的一個成員，而在優步和美團這樣的平台企業中，勞動者變成了系統中的一個編號。他為企業服務，卻從不和這家企業發生所提供服務外的任何關係。

企業產生的負外部性由社會承擔，本質上也反映了監管的缺失。如果每個外賣員違反交通規則都算在其服務的企業頭上，並由此評定該企業的安全服務水平，如果每個外賣員的傷亡都計為工傷並享有職工工傷的福利和賠償，外賣企業們的系統規則自然會調整到合理範圍。資本逐利，當企業不用為其產生的負外部性買單時，企業自然不會考慮這些社會成本有多大。要改變企業系統的規則，我們也需要合理的外部監管。

**面對平台巨頭的挑戰，傳統國家組織在監管理念、監管策略和監管工具及支撐性等方面，還存在許多弱項、短板。**優步司機究竟是員工，還是獨立合約人、消費者、終端用户？各國官方的政策並不一致。在澳大利亞，一名司機投訴自己被優步公司辭退是不公正的，而公平工作委員會裁定，這名司機的身份是獨立合約人，因此不受相關勞動法規的保護。好消息是，越來越多國家的監管部門認定，優步司機應該算優步的員工。當地時間2021年2月19日，英國最高法院駁回優步公司的上訴，認定優步司機是優步公司的僱員，而不是承包商或自僱人員，有權享有最低工資、帶薪休假等權利。反觀那些監管能力較弱的國家，甚至還授予技術公司強大的特權，典型案例就是印度尼西亞政府基本上將營業税收入外包給了技術巨頭。這表明大型科技公司儼然具有某些類似本國一級地方政府的權力。令人欣慰的是，外賣平台騎手的勞動權益保護受到中國政府的監管重視。2021年7月26日，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網信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商務部、中華全國總工會七部委聯合印發文件，要求平台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機制，不得將“最嚴算法”作為騎手考核要求，並明確平台和第三方為建立勞動關係的外賣騎手參加社會保險，要切實保障外賣騎手的權益。

今天的中國，已經與美國並駕齊驅站到了數字經濟的最前沿，前方已經沒有現成的坦途。美國正在經歷的由大數據經濟與算法驅動的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同樣也衝擊着中國的社會。**技術並不是中立的技術，不管如何飛躍，本質上依然服務於資本。而對技術神話的盲目推崇，時常讓我們放鬆對幕後操作的警惕。**我們應該看到，平台系統並非客觀中立的“管理者”，“數字控制”的背後存在着資本操縱的身影。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領跑者之一，中國有責任探索規制互聯網平台這種新型的經濟現象，找到縮小貧富差距的方法。這不僅關乎中國，也關乎世界。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10月刊，原題為《數字財富鴻溝：數字控制與資本控制的疊加效應》，**註釋請參見原文。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