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多民族視角考察古代“中國”觀_風聞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趙永春  

　　雖然國內學術界對中國古代的“中國”觀已多有研究，但美國“新清史”一派學者仍然主張以華夏漢族和非華夏漢族作為區分“中國”和“非中國”的標準，認為只有華夏漢族才是中國，不承認少數民族是“中國”。眾所周知，古代“中國”一詞的涵義很多，不僅具有指稱華夏漢族的涵義，而且具有指稱京師、中原、文化、國家政權和“繼承性中國”等多種涵義。實際上，古代的“中國”一詞並非以指稱華夏漢族的“華夏中國”“漢族中國”為主要內容，而是以指稱王朝國家（即政治學意義上的國家政權）為主要內容。古代使用“中國”一詞指稱王朝國家時，不僅指稱華夏漢族建立的王朝國家，而且指稱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國家。無論是以華夏漢族為統治者的王朝國家，還是以少數民族為統治者的王朝國家，都不是單一民族國家，而是多民族國家。大量事實證明，中國古代用以指稱王朝國家的“中國”，都不是單一民族的“中國”，而是多民族的“中國”。綜合來看，古代“中國”觀的發展經歷了六個時期。

　　“中國”觀念逐漸萌芽並形成

　　先秦是“中國”觀念萌芽與形成的時期。學界普遍認為，記載西周初年史事的《何尊銘文》中的“宅茲中國”和《尚書·周書·梓材》中的“皇天既付中國民”，是目前最早見諸文字記載的“中國”一詞。文中所説的“中國”，已經具有指稱天下中心的洛陽地區（即後來所説的中原地區）、一國之中心的京師以及政治學意義上的國家政權等多重涵義，而以指稱國家政權為主要內容。

　　最早見諸西周初年文字記載的“中國”一詞，應是在社會上流傳一段時期之後才會用文字記錄下來。這説明“中國”觀念的產生，應該在西周初年以前。一些考古工作者根據“中”和“地中”（也稱“土中”，指地之中心）等觀念的出現，認為最早的“中國”或出現於陶寺文化時期，或出現於廟底溝文化時期，或出現於二里頭文化時期，等等。如果我們藉助文獻對“中國”的追述，將“中國”觀念最早出現的時間確定在夏王朝時期，應該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最早見諸西周文字記載的“中國”一詞和最早出現於夏代的“中國”觀念，當時還沒有用來指稱華夏和華夏文化，並非是一個僅僅指稱華夏族的種族概念，也不是一個指稱華夏文化的文化概念，而是主要用來指稱國家政權的概念。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一詞在原來用以指稱天下中心的中原、一國中心的京師和國家政權的基礎上，出現了用以指稱華夏族的種族涵義和指稱華夏文化的文化涵義，並在其基礎之上產生了“貴中國（華夏）、賤夷狄”“內中國（華夏）、外夷狄”等思想觀念。同時，又產生了不以地域和華夏種族區分中國與夷狄而以“禮”區分中國與夷狄的思想觀念，認為“中國（華夏）”和“四夷”並非是固定不變的，而是處在不斷發展變化之中。其中，尤以“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華夷可以互相轉化的觀念影響最大。

　　春秋戰國時期的“華夷互化”，雖然對華夏和夷狄來説是平等的，只要懂“禮”就是中國華夏，不懂“禮”就是夷狄，但時人所強調的“禮”主要是指稱華夏文化之禮，亦即周公制禮作樂時所構建的“禮”，並以此“禮”泛指華夏文化而不包括夷狄文化，實質上仍然是“貴華夏、賤夷狄”的思想觀念在其中起到支配作用。受其觀念影響，春秋戰國時期形成了重視中國華夏文化、崇拜中國華夏文化、嚮往中國華夏文化的風氣，“中國”認同觀念隨之而萌生。

　　“中國”觀念初步發展

　　秦漢是“中國”觀念初步發展和“中國”認同觀念形成的時期。秦漢時期，“中國”一詞雖然也具有指稱天下之中心的中原地區、一國之中心的京師、秦朝以前的華夏族和兩漢形成的漢族、華夏和漢族文化等內涵，但仍然主要用來指稱秦、西漢、東漢以及歷史上的王朝國家。

　　秦朝將春秋戰國時期的秦、楚、吳、越等戎蠻統一整合為秦朝一國統治之下的臣民，在稱其國為“秦”的同時，也稱之為“中國”，並獲得少數民族的認同。宋末元初，胡三省為《資治通鑑》作注時就稱“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謂中國人為秦人”，等等。這就使從西戎發展而來的秦朝“中國”與華夏“中國”呈現出很大不同。由西戎發展而來的秦朝“中國”，不僅包括華夏和中原地區各族人，也包括受秦朝管轄的黔中、閩中、南海、桂林、象郡等邊郡的少數民族，初步建立起一個多民族的“中國”。

　　西漢和東漢時期使用的“中國”一詞，也以指稱兩漢王朝國家以及歷史上的王朝國家為主要內容。兩漢雖然是以漢族為統治者建立的“中國”，但與僅指稱“漢族”和“中原”的“中國”仍然存在很大差異。兩漢時期的“中國”，不僅包括漢族人、中原地區各族人，還包括邊地的少數民族，即受漢王朝管轄的犍為、牂柯、越巂、沈黎、汶山、益州、南海、蒼梧、鬱林、和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樂浪、玄菟、臨屯、真番等邊郡的少數民族，也是一個多民族的“中國”。

　　兩漢時期，不僅稱呼兩漢王朝國家為“中國”，而且在先秦時期出現的“華夷同祖”和“九州中國”等觀念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華夷都是炎黃子孫以及用“中國”一詞指稱“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內”的觀念，又構建了一個比兩漢王朝國家管轄範圍還大的“中國”，更是一個包括少數民族並體現“中國”共同體意識的“中國”。

　　秦漢時期，在先秦時期“貴華夏（中國）、賤夷狄”思想的影響下，形成了“中國”的優越感，並以其巨大魅力增強了中原和邊地各族的向心力與凝聚力，“中國”認同觀念正式形成。

　　“中國”觀念多樣化發展和演變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觀念多樣化發展和演變的時期。三國時期，受“中原中國”觀念的影響，人們僅稱以漢族為統治者的據有中原地區的魏國為“中國”，而沒有把同樣以漢族為統治者的蜀國和吳國稱為“中國”，蜀漢和孫吳兩個王朝國家甚至被魏國稱為“二虜”“二賊”等。這不僅使原來的“華夏中國”“漢族中國”觀念遇到了新挑戰，也使原來的“中國”觀念進一步複雜化。

　　受三國時期“中原中國”觀念的影響，雖然東晉也稱“中原”為“中國”，卻沒有自稱“中國”的強烈願望，甚至出現了東晉離開中原就是“自棄中華”（《資治通鑑》卷100《晉紀》）的説法。東晉以後，宋、齊、梁、陳出現了斷斷續續自稱“中國”的現象，而且次數逐漸增多。由此可見，南朝時期又出現了由“中原中國”向“漢族中國”轉化的趨勢。無論是由“中原中國”還是由“漢族中國”指稱的王朝國家，都不是單一民族國家，而是多民族國家。

　　與東晉和南朝並立的十六國和北朝，雖然多數是由少數民族為統治者的王朝國家，但他們進入中原以後，也拾取“中原中國”和“禮別華夷”的“文化中國”等觀念，自稱“中國”和“中國正統”。例如，匈奴人劉淵和劉曜建立的漢趙政權、羯族人石勒建立的後趙政權、慕容鮮卑建立的五燕政權、氐人苻堅建立的前秦政權等，都以“中國”自居。十六國時期，還出現了一些不在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也自稱“中國”的現象。例如，匈奴人赫連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權並未控制中原，卻以炎黃子孫自居，聲稱自己建立大夏政權是“復大禹之業”，明確標榜自己是夏王朝“中國”的繼承者；西涼並未控制中原，也曾自稱“中國”；巴氐李壽建立的“成漢”政權，也沒有控制中原，同樣以兩漢和蜀漢“中國”的繼承者自居。十六國時期，少數民族政權紛紛自稱“中國”，“華夏中國”“漢族中國”的傳統觀念受到了少數民族政權的挑戰。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族爭相自稱“中國”。雖然存在南朝和北朝互不認同的情況，但華夷都是“炎黃子孫”的“華夷同祖”觀念得到了進一步張揚，併成為後來南北統一的思想基礎。當時，偏安一隅的漢族政權自稱“中國”的願望並不強烈，而少數民族則爭先恐後地宣稱自己是“中國”，在“中原中國”“漢族中國”觀念中夾雜着崇尚華夏漢族文化的“文化中國”觀念，促使古代“中國”觀念進一步多樣化。

　　“中國”觀念逐漸升華

　　隋唐五代是“中國”觀念進一步昇華的時期。隋唐時期，“漢族中國”觀念雖然再次迴歸，但隋唐使用的“中國”一詞仍然以指稱隋唐王朝國家為主要內容。隋唐是在繼承北朝和南朝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因此，他們很注意對北朝和南朝多民族及其文化的整合，對他們直接繼承的鮮卑等各個民族有着深入的瞭解和寬容大度的包容，並視那些少數民族官員以及列入隋唐户籍的少數民族（化內人）為隋唐“中國”的一員。可見，隋唐用以指稱王朝國家的“中國”，並非單一民族的“中國”，而是多民族的“中國”。

　　隋唐時期，在對各個民族充分理解與“愛之如一”思想觀念和施政方針的指導下，對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禮別華夷”和“華夷互化”的“中國”觀念作了進一步闡釋和發揮。韓愈將孔子作《春秋》的主要思想概括為“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韓昌黎全集·原道》）。皇甫湜提出了“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以為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皇甫持正集·東晉元魏正閏論》）的觀點。陳黯著《華心》，稱“苟以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亦有華夷乎……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於夷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程晏作《內夷檄》，也主張“雖身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倔強王化，忘棄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認為少數民族懂禮即是“中國”，而“中國”之民如果忘棄仁義忠信就是夷狄。因此，古代的“中國”觀念得到了進一步昇華。

　　隋人和唐人在論述歷史上的“中國”時，不僅用“中國”指稱華夏漢族建立的政權，也用來指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形成了為隋唐所繼承的各個政權都是“中國”（即“繼承性中國”）的思想觀念，並遵循其思想觀念，以為高句麗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玄菟郡耳”（《舊唐書·高麗傳》），也在隋唐繼承中國歷史遺產的範圍之內。隋唐提出的這種“繼承性中國”的思想觀念，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可見，隋唐時期使用的王朝國家的“中國”觀念、“禮別華夷”的“中國”觀念和“繼承性中國”的觀念，都不是單一民族和國家的觀念，而是多民族“中國”的觀念。

　　“中國”觀念多元一體化

　　遼、宋、西夏、金是“中國”觀念由多元向一體化發展的時期。遼、宋、西夏、金政權並立時期，所使用的“中國”一詞也以指稱王朝國家為主要內容。這一時期，不僅漢族統治者建立的兩宋王朝自稱“中國”和“中國正統”，契丹、党項、女真族統治者建立的遼、西夏、金也自稱“中國”和“中國正統”，“華夏中國”“漢族中國”觀念繼續受到少數民族政權的挑戰。

　　遼、西夏、金在自我認同為“中國”的同時，也認同宋朝是“中國”，但在是否認同宋朝為“正統”的問題上則存在不同認識。遼人認同宋朝為“中國”，但不認同宋朝為“正統”；西夏既認同宋朝為“中國”，又認同宋朝為“正統”；金人認同宋朝為“中國”,但只認同北宋為“正統”，不認同南宋為“正統”，後來也有人從多統實際出發，在認同金朝為“正統”的同時，也認同南宋為“正統”。

　　宋人既不認同遼、西夏、金為“中國”，也不認同遼、西夏、金為“正統”。宋金後期，金人中出現一部分人認同遼、宋、金都是“中國”和“正統”的思想觀念，宋人中也出現了個別人依據金人據有中原地區這一歷史實際而稱金朝為“中國”的思想觀念。

　　遼、宋、西夏、金分屬於不同的王朝國家，具有多元性質，但他們都自稱“中國”，都具有“中國”認同意識，在對“中國”的認同意識方面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在這一時期，“中國”觀念呈現出由多元走向一體的發展趨勢。

　　“中國”觀念走向定型

　　元、明、清是“中國”觀念走向定型的時期。元、明、清使用的“中國”一詞，雖然仍有多重涵義，但都以指稱元、明、清以及歷史上的王朝國家為主要內容，同樣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概念。

　　元朝時期，不僅漢族稱元朝國家為“中國”，蒙古等少數民族也稱元朝國家為“中國”。例如，蒙古人完澤和蒙古化的西域康里人不忽木在元世祖欲發兵征伐安南時説“蠻夷小邦，不足以勞中國”（《元史·張立道傳》）；成宗時期的蒙古人哈剌哈孫在有人主張出兵征服八百媳婦國時説“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元史·哈剌哈孫傳》）。完澤、哈剌哈孫等人所説的“中國”，都指元王朝國家。這説明元朝時期，蒙古人和色目人也認同元朝為“中國”。

　　元人用“中國”一詞指稱的元朝國家，主要指元朝本部的國家，即元朝所承襲的遼、宋、西夏、金以及吐蕃的國家，並不包括蒙古西征建立的伊利汗國（又稱伊兒汗國、伊爾汗國）和金帳汗國（又稱欽察汗國）。

　　元人還按照遼、宋、金“各與正統”的思想觀念，確立了三史修史方案，修成了中國正史《遼史》《宋史》和《金史》，表明元人具有認同遼、宋、金等政權都是中國歷史發展譜系成員的思想觀念，意欲在承襲遼、宋、金的基礎上將元王朝納入中國歷史發展譜系。

　　明人雖然聲稱重建漢族國家，但用以指稱明朝國家政權的“中國”，也不是僅僅指稱漢族一個民族的國家，而是包括明朝境內各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與明朝並立的北元政權，也聲稱自己是大元“中國”的繼承人，甚至以手握元朝傳國璽而炫耀自己是比明朝更具正統性的正統政權。

　　清朝是由滿族統治者建立的王朝，也主要用“中國”一詞指稱清王朝國家政權和歷史上的王朝國家。乾隆皇帝不準人們稱清朝國家為“漢”，但允許人們稱清朝國家為“中國”，對“中國”與“漢”的概念進行了明確區分，認為“漢”僅僅是漢民族、漢文化的稱謂，而“中國”一詞作為清朝國家的代名詞，則成了多民族國家即“中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稱謂。因此，“中國”與“漢族中國”的概念最終完成了分離，古代的“中國”觀念最後走向定型。

　　明清王朝都非常重視“繼承性中國”觀念的應用。朱元璋在與高麗和安南進行領土交涉時，均按照“繼承性中國”原則，以繼承中國歷史上各個王朝領土的史實而據理力爭。清朝更是按照“繼承性中國”的原則，不允許自己所繼承的各個政權的領土分離出去，也不強行將原來不屬於自己所繼承的各個政權的領土納入進來。清朝按照歷史中國的領土管轄情況，將周邊非漢民族劃分為“內藩”和“外藩”兩大部分，視“內藩”為“中國”之內屬，視“外藩”為“中國”之外圍，明確了“中”“外”的劃分，完成了從複數“中國”向單數“中國”的轉化，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國”（中華民族共同體）及其疆域最終形成並確立下來。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各個民族所形成的“中國”認同意識，在中華民族和中國疆域形成過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正由於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及其所建政權均有自稱“炎黃子孫”、自稱“中國”的中國認同意識，他們才不願意走上與“中國”分離的道路。例如，屬於北元的漠北喀爾喀蒙古遭遇噶爾丹攻擊時，不投俄羅斯而舉族內遷；漠西蒙古中的土爾扈特部不遠萬里，歷盡艱辛，從俄國額濟勒河（伏爾加河）下游迴歸中國，就充分體現了這些民族的“中國”認同意識。正由於中國古代各個民族都有“中國”認同意識，才使各個民族逐漸凝聚到“中國”這一共同旗幟之下，形成了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國”（中華民族共同體）及其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