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假結束，聊聊旅遊業背後的資本與分配_風聞

　　文 | 飛劍客

　　國慶小長假，已經結束了。有關數據顯示，1日至7日，全國國內旅遊出遊5.15億人次，按可比口徑恢復至疫前同期的70%，比最初預計的八成要低一店。實現國內旅遊收入約3890億元，同比減少4.7%，考慮到新中產們的出境旅遊的需求被疫情扼住了咽喉，很難實現，境內旅遊業績沒有恢復到以往，説明疫情的影響猶在。

　　儘管如此，假期出行，我們看到的仍然可能是：

　　人人人人人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狗從從眾眾眾眾眾眾眾眾眾眾眾眾眾眾眾眾眾眾……

　　不管是疫情前還是疫情後，選擇黃金週去旅遊的讀者朋友們，不説是直面內卷的勇士吧，也肯定有一定意義上相似的階層特徵，比如，都是勞動階層——要知道，除了自由職業者，那些真正的有閒的剝削階層，是可以全年任意擇時出行的，所以黃金週旅遊領域統計的幾乎是兩種人：要麼是有點小錢但平時沒時間的，只能在節假日出遊；要麼是沒錢但希望趁節假日領着一家老小出遊，且都會在這個寶貴的時間段面臨相似的窘境：熱點城市、熱點景區的人滿為患，吃住行成本的水漲船高——不説澆滅一個普通收入人羣的旅遊熱情吧，也夠憋屈的。

　　今天的話題有吐槽成分，也是借旅遊，聊分配問題。

　　旅遊的本義是擁抱自然、增長見聞，看到更廣闊的世界，可惜的是，並不是人人都有這樣的體悟，因此在這統一量化的世界裏，姑且説，旅遊是一項消費活動，是要花錢的，但是在政治經濟學的審視下，就如馬克思所説的“消費直接也是生產”，就這個意義上，旅遊這種消費活動——被認為是勞動力的再生產的方式之一，因為社畜已經非常辛苦了，利用假期時間，坐上火車飛機去看看這個世界，是一個不錯的解壓方式。

　　雖然筆者推崇能夠“看到廣闊世界”的旅遊，不過老話又説，你只是從自己活膩的地方到別人活膩的地方而已。這話聽着低情商，但在市場經濟社會里，是有其道理的。因為一切對生產力的評判、價值規律，都籠罩在你私人的閒暇生活裏，你只是逃到別人輸出商品的地方，逃不掉啊。

　　作為一個評判生產力的事件，勞動者能出去旅遊，其實是非常晚近的事。哪怕是上世紀初的各種工業資本主義國家裏，旅遊還僅僅是富裕的有閒階級才消費得起的生活方式，用老歐洲人的説法就是那些從美國來的沒見過世面的暴發户。但今天旅遊被普遍接受，納入產業規模計算裏，一則離不開交通業的發展，二則是勞動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長。

　　但不能忽視的，是十月革命後，社會主義國家上馬了療養院制度，工人階級有了二十多天休養期的福利，反過來影響了歐美，隨着二戰後西歐各國經濟恢復，階級鬥爭也愈演愈烈，為了緩和這一形勢，國家出來承擔了部分滿足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功能，使得歐洲各國逐漸建立具有社民主義色彩的福利體系，民眾不需要為自己退休的生活有過多的擔憂。同時，這些國家的福利體系建立在高税收的基礎上，儲蓄也得交税，那麼存錢的必要性降低了，還不如把錢花在愛琴海沙灘的日光浴上呢。

　　接下來資本都開始發展旅遊業，開發旅遊景點，包裝為商品，培養專業人才，讓旅遊和酒店業、房地產、金融以及色情業等沆瀣在一起，稱之為第三產……這些於當代人都是熟悉的配方。重點講講中國的業態。

　　咱們國家以前的旅遊業形態是什麼樣子呢？可以回家去問工人和其他體制內的長輩，有條件的可以翻翻長輩相冊，應該能找到很多“XX地留念”的照片，當時沒有什麼“開發商”，也看不到過度商品化的“旅遊產品”， 看不到現在的人山人海，那會主要就是單位組織的長程團隊遊。有的單位把節假日旅遊當成福利，很多單位的工會一年到頭也就組織幾次，只不過他們可能並不把自己的行為稱為“旅遊”，在他們看來，那只是到處走走而已。那是計劃經濟時代的餘留，各地政府組織開發的旅遊資源，還是比較實在地選擇自然風光或者人文歷史，沒有那麼多花哨，另一方面來看，是體制的福利，被視作是第三產業停留在低水平。

　　由八九十年代的開發模式形成了我國第一批的旅遊城市，存下了口碑。九十年代以後，又有了雙休和黃金週。在這些條件下，旅遊也是分配調節，讓第二產業發達地區對這些地區進行轉移支付，藉着外地人來不斷消費，這些城市自己的第三產業開始蓬勃發展，在大概十五年前左右的樣子，形成了一定的優勢地位。同時，由於全國公路網建設達到了一個嶄新高度，各種旅行團整車往裏運，快進快出，周邊就滋潤了起來。

　　兩千年後，因為旅遊業增量迅猛，稍有嗅覺的資本都會撲上去一頓猛啃。旅遊業迎來了——美其名曰大眾旅遊的時代。傳統的開發模式是門口修個遊客中心、停車場和一個小道，到了旅遊爆發性季節就承載不住。

　　所以現在很多的景區都不是由政府主導的了，而是引進上市公司進入，例如黃山景區；有很多存粹是旅遊開發商直接包攬，同質化、重複建設化嚴重。景區和旅行社合作，彷彿能降低遊客的旅遊門檻和成本，實際上最後都會走向購物。從導遊到景區的和尚道士，能出錢就眉開眼笑。

　　前些年，旅遊開發商往往圈個山頭，劃個田地，從義烏進貨特產，起名xx風景區，門口設一個售票處，就開始收錢，人多了就考慮漲價。當然，很多標準的景區的門票價格是由政府限制，然而實際上自然景觀類景區尤其是山嶽類存在相當多的隱性門票或者二次門票的收費現象，比如讓旅遊車票比門票貴。很多新晉的A級景區，會在距離幾十公里外的地方修一個接待中心，所有人須從這裏開始坐當地的旅遊車，當然你可以選擇走進去，對於那些千里迢迢趕來的遊客，幾乎等於沒有選擇。

　　存在着這樣劣化的旅遊生態，底氣在於龐大的再生產需求又不錯峯，試想中國十四億人，哪怕十分之一有旅遊的需求，一個景點每人去一次，一年接待百萬，都要上百年才能接待完，根本不用指望回頭客。

　　宰了再説。

　　近幾年還有一種資本運作模式，就是把旅遊業當房地產來搞，打造古鎮以及度假村，往往是大手筆投入，動輒上百億，集精品酒店、會所、購物、餐飲、娛樂、五金為一體的業態，實際上我們在大理麗江的古城就能看到，它們已經變成酒託的天堂。現在則是砸錢迅速打造一個網紅旅遊地，不過醉翁之意不在酒，後續的地產項目才是壓軸。這種套路雖説對窮人消費者沒啥影響，但對於當地來説，士紳化的過程中破壞性是十足的，會導致大量本地社區的消失。高房價讓本地人生活愈發艱難。

　　同時，像前面提到了八九十年代名聲鵲起的那批旅遊中小城市，15年後也逐漸面臨了危機，疫情更讓其雪上加霜。按理來説，高鐵的全國建設會提升這些旅遊城市的競爭力，但實際上也會不成比例地增強省會城市和核心城市的競爭力，使其吸收相當的人才和資本，在營銷上創造的眾多網紅打卡地，湧現出眾多抖音網紅城市，雖説多數的體驗都是消費主義的浮華，但是符合年輕人的胃口，也説明大城市有着遠超其他城市能提供的娛樂服務，還有低廉的物流以及完善的基礎設施。

　　那些娛樂業發達，還是著名的女性友好的城市，成都、長沙等，就在此輪營銷中崛起。年輕人發現，即使這些城市的景點同樣太擁擠，也能當酒店專業户，受罪程度低於那些“來都來了”的自然景區；像疫情前，有點錢的小資和新中產們索性熱衷於境外旅遊，以此構建階層逼格。

　　而老旅遊城市其實優勢不如以往，在高競爭烈度下，本地商家竭澤而漁，致使社交媒體曝光的不良事件多了起來，名氣就越來越不佳。這些城市，接下來的日子不會好過，實際上它們已經被第三產業改造過了，典型的例子像桂林，以前風光海外的那會，搞個體商店或者民宿，雖説掙錢，但同時製造業基礎基本上已經自廢。很多旅遊城市本身資本投資第二產業的渠道不足，就投資到房產和消費上，這裏點名海口三亞等諸多城市，導致這些旅遊城市的房價、物價都比同等規模的其他城市要高。

　　**於是我們看到，過去的發達工業地區往旅遊城市轉移支付的分配途徑就不靈了，**後者相對衰落，完全依靠旅遊業甚至養不活本地人，加劇人口流失。而身居中東部的多數年輕勞動力，但凡遭過罪的，大抵不會有興致擠黃金週的景區了，同時相對來説，亦不像父輩們那樣熱衷於自然景觀（雖説這和沒錢也有關係），就像過去很多的旅遊節目，其實發源於上世紀的反思現代性，迴歸自然，靈脩的白左思潮，節目從喜歡拍攝雪山、森林、峽谷風光，逐漸讓位於紅男綠女，都市生活的便利和享樂。這一點也要歸功小紅書、抖音之類的對年輕人閒暇觀與審美的塑造。

　　怎麼辦？

　　如今迴歸了社畜生活，相信還是有人會悵然於沒有好好的放鬆，以後也未必有機會。這裏分享筆者多年來規避人潮和消費主義的經驗：可以考慮去胡煥庸線的西邊，因為國人大多堆在胡煥庸線東邊，不過這意味着要放棄幾天對吃喝住的物質要求；亦可反向考慮，以公共交通系統所達的現代化地區的人文風土為審美對象，但別去什麼網紅城市，要去就去假日旅遊人口輸出城市去深度遊，因為這裏待膩的市民中產們大多跑出去旅遊了，比如筆者十一去過湖南某市容建設相當不錯的城市，坐擁中國城市第一湖，人比平時少很多，馬路寬敞，公園奇多，旅遊體驗絕佳。

　　受疫情衝擊，境內旅遊的數據很難回到巔峯時期——這還是在出境遊大幅度減少的背景下的結論。筆者前面舉西歐這些例子，也是想説，與其在供給端，整出五花八門又和旅遊本義毫無關係的收錢項目，不如從勞動力再生產的角度去考慮旅遊問題吧，比如嚴格要求企業執行勞動法，保證好雙休、年假，能讓勞動者能錯峯出行。雙休就近，年假長途。

　　筆者忽然想到，中東部季風區的三、四月初的春季、十月中下旬的秋季，正是氣候適宜的旅遊季節。廣西自治區三月三放假，那會廣西人出行旅遊，不用人擠人，住宿價格也美麗。其實每個省都應該像廣西一樣設立一個本省的專有節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