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的一些觀點有問題_風聞

本文原本是打算回覆林教授的文章《中國經濟能否維持快速增長，實現知識分子和李約瑟關心的中國復興？》（https://www.guancha.cn/LinYiFu/2021_10_12_610415_s.shtml），因字數超過限制，不得已單獨寫。

　　我認為，林教授這個文章的一些觀點是存在問題的。但在我表述觀點之前需要先作個聲明，我是經濟外行，不可能有資格從經濟專業角度去評論，我説林教授的觀點有問題，是從哲理和邏輯角度説的。

　　林教授的有問題觀點是：

　　１、解釋中國之前沒有工業革命，認識深度不足。

　　林教授的思考到科舉制這樣具體層面就中止了，沒有繼續深入到哲學深度上去，對問題的解釋就有些表面化。

　　我認為，中國沒有出現工業革命，根本原因是古代中國人在哲學上的一個被自然地理因素所賦予的原初錯誤：我們在理論與實踐之間採取了一種不均衡的態度，過於偏重直接具體實踐，同時又偏廢遠離具體的理論思維。不管我的認識怎樣，林教授的認識沒有深入到這一層次上去總是有問題的。

　　中國與西方競爭敗北的起點，至少是古希臘思想的誕生，而不是工業革命。雙方給予認識（特別是理論思維產生的認識）地位的不同，是不同道路的分水嶺。我們沒有西方人（其實那不是西方，而只是硬被西方認作祖宗的被西方毀滅的古文明）那樣重視認識，儘管西方人的哲學觀念裏也是另一極端的不均衡。西方反超我們花費的時間太長，是因為他們的起點低得多，追趕效率也十分糟糕（至少，他們曾用黑暗白白折騰掉了中世紀一千年以上）。工業革命不是起點，而只是重要的中間節點，在這個節點之後，表面化的差異和分化更清晰，但背後的根源早就存在和發酵很久了。

　　把我們的失敗歸咎於科舉，哲學上是把成敗完全歸於偶然，而掩蓋或無視背後真正的必然性。我們至少該問，為什麼我們能始終接受科舉，為什麼別人不這樣，這背後的必然因素有哪些。

　　這種深度不足的認識之下，不僅解釋不好歷史，也導致認識不清現實中的問題。我們現在給予認識（特別是基礎理論性的認識）的地位已經正常了嗎？我們接受了西方認識中的正確部分，也掌握了用現代科學的思維去處理實際問題的辦法，但我們依舊沒有給認識以應有地位，依舊在理論與實踐之間不夠均衡，只不過我們有整體上更高效的組織能力，也更有規模，這些我們的對手們恰恰是弱點，我們可以仰仗這些戰勝對手，但未必能應對未來對手間競爭之外的危機與挑戰。

　　２、對文明最根本的發展方向認識有問題，有迷戀“市場正確性”傾向。

　　文明的最根本發展方向是反自然的，或者説，無論我們任何階段多麼依賴某些外在的東西或機制，比如市場，我們的文明始終是進化發展中的有序系統，這個系統的構建，雖然也離不開那些東西的暫時支撐，但真正構建好我們的系統的，最終只能是我們長期堅持不懈的自主創造積累——我們不僅要自主創造具體的一切，也要創造和設計我們系統的所有運轉機制。而這種自主創造，就是在做反自然的事。倘若有序系統不走反自然的方向，物理規律決定了這最終總是死路一條。

　　計劃經濟是基於錯誤認識的產物，它當然不是正確的反自然創新，因而應該一去不返，這不需要討論。但市場，卻是個自然產生的外在機制，這個機制至今為止都有極高利用價值，但也有難以接受的負面後果，這後果可不僅是林教授所説的“為經濟快速增長付出的代價”，我們過於迷信市場的錯誤還可能把我們引入歧途。

　　林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在我看來有個先決條件，那就是市場才是正道，總是正道，我們只需要負責應對處理市場失靈的領域和時刻。

　　但在我個人看來，市場只是我們現在必須依靠，但最終肯定會是被征服的對象，我們從未搞過市場經濟，而一直是在踐行下一代經濟模式的創建，這個新模式的起點很像市場經濟，但未來肯定會與市場經濟漸行漸遠並最終分道揚鑣，我們絕不能只解決市場失靈問題，或者在出問題時再監管、調控，而是要始終抱着主動創新的態度去不斷改造現有運行機制，發現、研究、解決問題還不夠，還必須預判、預防問題。

　　我們現在説我們“是市場經濟”，但其實，我們和西方的“市場經濟”是有重大差別的，這個差別，讓我們從落後、貧弱走向先進和強盛，而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無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即使在他們依舊擁有霸權的時候。如果認為市場總是正確的或總是主導性的，這種實實在在的中西差別對比，就很難解釋通。

　　對此，我的解釋是，西方是，但中國卻不是市場經濟，中國的經濟模式是以有序系統的構建和進化為根本目標的，西方的則不是，這是根本性地差別，而這種根本不同導致了雙方具體的調控、監管的差異和及命運的差別。

３、一些具體問題的認識錯誤。

　　所謂“後來者優勢”，肯定是個錯誤概念。我們是後來者，但難道印度、穆斯林世界、拉美、美國保留地裏的印第安人等等，他們都不是？倘若承認他們也是後來者，但所謂的“後來者優勢”還遠不足以保證他們能成本不是很高地發揮出來，那麼這就不是什麼真正的優勢。我認為這裏產生決定性作用的不是所謂後來者，而是一個文明構建有序系統的能力，這個能力是個綜合性的東西，黨組織建設、長期的教育發展、工業基礎建設、文化、民族的認同等等都包含在內。這些因素裏，中國有優勢的，不但其他“後來者”沒有，甚至西方國家自己也可能沒有，這是我們快速發展和反超對手的真正關鍵的東西。倘若我們只有後來者身份，或者我們對西方沒有足夠多優勢，那麼我們再怎麼努力，最好結局就是我們無限趨近但永遠落後於我們所追趕的對手。

　　對於前三十年，林教授的認識顯然有問題。工業體系建設的意義在林教授眼裏應該不那麼重要，但卻是我們後來改革開放快速發展的基礎，這種基礎性的建設，尤其是在國家沒錢的時候，是必須依靠市場之外因素完成的，“比較優勢”和“後來者優勢”都不可以去解釋。中國前三十年，林教授所認為的尚未“走上正確的軌道”，恰恰是那時我們做對的事——我們做對了，而別人，比如印度，恰恰沒有。不僅如此，包括後四十年及未來在內，都始終會有必須用非“比較優勢”眼光去看待的事要做，這些事更需要我前面所説的“自主創造”。當然，林教授的看法，自然少不了和早年的經歷有關，這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是否還有快速增長的潛力，這也絕不能只取決於“中國與高收入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差距大，有現成的平路可走，這可以導致高速增長；認識上有重大突破，也一樣可能引發高速增長，就像西方歷史上曾經歷過的一樣，而這一事實恰恰也是被林教授自己在本文中所明確表述過。林教授結尾處的相關表述，是把未來綁定在了歷史的延長線上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