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滄南：天坑專業一時爽，秋招火葬場_風聞

25歲的宋志清，意識到自己的人生陷入某種循環。

四年前，本科畢業時，他沒找到工作，果斷決定考研。如今，相似的情景再次出現，一段曲折而失敗的求職經歷之後，擺在他面前的選擇，似乎只有一個——讀博吧？

宋志清畢業於一個不太好找工作的專業——古典文獻學。當然，這還不是最難找工作的專業。

求職，從來只是個人能力的體現。但高等教育背後另一個問題也值得深思，從精英教育轉向大眾教育過程中，高等教育的社會身份產出，與社會結構的實際狀況是否已經失衡？此外，高等教育是否缺失了自身專業結構與市場需求的調整能力？

2020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藍皮書發佈，化學、法學、應用心理學、繪畫、音樂表演等專業被標註為紅牌專業，這類專業不僅失業量大，就業率持續走低，而且薪資較低。

這類專業已蟬聯紅牌三屆（圖源：麥可思研究院）

紅牌專業背後，很可能意味着一種專業結構性的失業。而在此中的個體，又該如何自處？

1. 與社會脱節

宋志清説，畢業季的所有悲歡，都與自己無關。

去年6月底，室友吃散夥飯，大家高聲討論着各自前程，笑聲迴盪，滿面紅光，只有他喝着悶酒，不知道如何插嘴。

《創業時代》劇照

當時，室友們忙於三方協議、報到證、檔案去向等煩瑣事務，宋志清卻格外“清閒”，他已經把所有東西一股腦寄回家，他沒有報到證，學校只好把他的檔案寄回生源地，“大有遣返之意”。

6月28日那天早上，父親打來電話，問他有什麼打算。他愣了五秒鐘，有些無言以對。末了，他聽見電話那頭母親叨了一句：“當初送他讀個研究生，有什麼用？還不是找不到工作⋯⋯”

父親噓了一下，趕緊掛了電話。

學校逐漸空曠起來，他用看書來掩蓋自己的慌亂，手邊是一本《柳如是別傳》，讀得心裏一陣淒涼。他不知道該不該回家，或去哪裏躲一段時間。

畢業即失業，是不少同學面臨的命運，對宋志清來説，箇中滋味，莫可名狀，“是一種莫大的恥辱，讀了二十多年的書，連一份謀生之道都捉摸不出來”。

宋志清，廣西人，1996年出生，北京某高校的碩士研究生。宋志清本科讀歷史，因熱愛文學，找了一個折中的專業讀研—古典文獻學。

“這是個很尷尬的專業，沒有什麼公司和社會機構需要職員擅長考鏡源流，唯一的出路，是進高校或者研究機構，但更尷尬的是，一個碩士研究生，連門檻都夠不着。”

2020屆本科生畢業半年後在十大行業的就業質量（圖源：麥可思研究院）

最對口的崗位，是圖書館。他翻了很多高校和公立圖書館的招聘啓事，符合學歷和專業要求的，許多都是服務崗，但備註顯示要女性。而一些高校圖書館只要博士生。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在去年5月份，他應聘北京某高校圖書館的古籍研究部門，工作是負責文獻整理，要求碩士以上學歷，進入最終環節後，他一看公告，原來就他一人是碩士。

不出所料，他被淘汰了。

事實上，同學們很少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大多人選擇考公務員，只有文秘勉強算得上對口，但競爭力要弱於秘書學或者文學專業。

宋志清平時也寫寫詩詞，對自己文學素養還有些自信，他在北京和廣州的兩家媒體實習過。去年5月到6月，他一直在等廣州某媒體的體檢通知，等了近一個月，等來的是另一個實習生入職的消息。

領導後來坦白告訴他，“你的思想深度和文字功底比其他人都好，但現在是新媒體的輕閲讀時代。我們這裏可能還是不太適合你。”

《親愛的自己》劇照

他笑着對南風窗記者自嘲道，新聞，每天在追熱點，要快，不要細，但他接受的是另一種訓練，考據、訓詁，一種極致的慢。

那是他求職一年裏的第12次希望落空，他喝了酒，但怎麼也喝不醉。

他意識到，他的問題不僅在於專業沒有市場，更多是一種從中學時代延續下來的思維惰性，他大學生涯被學習、考試、故紙堆所佔據，忽視了社會實踐，他覺得自己一直困在象牙塔裏，與時代和社會脱節了。

2. 專業過剩

專業與就業之間，關聯有那麼大嗎？並非如此。

上海某高校的數學系學生陳義武不信這個邪，他之所以讀這個專業，“得益”於父親當年那一頓痛罵，脅迫他把志願從數媒（數字媒體技術）改成了數學。按照父親的意志，他以後會成為一名數學老師。

但他自己想做動畫導演。

那是2014年，他剛得知，數學，其實是媒體在前一年公佈的紅牌專業。所謂紅牌專業，不僅失業量較大，就業率持續走低，且薪資較低。

每次跟父親吵架，他就拿這個事出來揶揄，説：“我找不到工作，你負全責。”

讀了四年，陳義武最大的感觸是：“數學這個領域的機會很少，只留給拔尖的天才學生，普通學生，只能被拋棄。”

《親愛的自己》

他熱愛的動畫也好不到哪去，2014年，動畫成為當年8個被亮紅牌的專業之一。

但私心裏，陳義武其實不以為然，“只有麻瓜才被專業限制”。他眼看着幹不成動畫，就買了台攝影機，大二的時候，就開始學習拍紀錄片，他去浙江某電視台實習，因業務能力不及編導專業學生，他在面試階段就被刷了下來。

但他還是堅定了這條路。

2018年，陳義武畢業，他在北京、上海、廣州來回飄蕩，父親叫他回去考數學老師，他反駁説，“我掛科掛到差點沒能畢業，教學生不是誤人子弟？”

如此過了一年，2019年，他參加廣州紀錄片節時，終於等來了一個契機，一位北京來的紀錄片導演把他招為攝影助理。

廣州某高校招生就業處老師向南風窗記者介紹道，個體層面來看，專業與工作之間，關聯並不是人們想象中的那麼大，找工作還是跟個人能力有關。“森林保護專業的學生，畢業去賣房子也很正常。”

今天，就業市場是多元的、複合的，比如新聞機構對新聞專業的需求明顯降低，但經濟學、法學，甚至一些冷門專業如環境科學、食品科學，進入媒體反而成為優勢。

我國高校2020屆畢業生薪酬排名（圖源：艾媒數據中心）

“但環境的影響也是巨大的，高失業率的專業經常會比較集中於某幾個，造成一種專業結構性失業的經濟學現象。”

這些找工作很難的專業，便是紅牌專業。

每年，麥可思公司都會發布《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藍皮書，列出當年的紅牌專業，比如，最新的報告是2020年，繪畫、音樂表演、化學、法學、應用心理學就被標了紅牌。

這家公司的數據，還被教育部所引用，也可能會影響各地教育部門的決策。隨着藍皮書發佈，各省也會發出專業預警，高校對預警專業進行調整，縮減招生計劃，甚至撤銷專業。

“生化環材”，號稱四大天坑的專業，常年入榜。背後由龐大藝考羣體支撐的音樂表演、動畫、美術專業，也始終維持着一個虛空的泡沫。

法學、歷史學，同樣是紅牌專業的常客。

早些年，會計、市場營銷、計算機乃至英語，都是公眾爭相追捧的專業，也一度導致了專業過剩的現象，前些年，這幾個專業相繼亮了紅牌，或者瀕臨預警的邊緣。 

3. 法考獨木橋

“勸人學法，千刀萬剮。”張易山剛進入大學校門時，師兄師姐們就跟他説了這句話。

法學之所以常年紅牌，在張易山的口中，它有一套更形象的演繹：“在一線城市，3000元請不起助理、請不起司機、請不起保潔，但可以僱一個本科畢業的法學生，還是帶證的。”

不管是在檢察院、法院，還是在律所，何時能熬出頭，這個也看個人造化。張易山認識一位師姐，已經在某個省會城市的基層法院當了7年的法官助理，工資不到5000元，“沒有員額空缺，助理就得當一輩子”。

只不過，眼下的張易山，還沒有資格談這些，他正在為法考而廢寢忘食，埋首於成山的資料堆裏，每天瘋狂掉髮。每隔幾天，他就得清理一次地漏，“桌上，地板上，到處都是頭髮，你説我這裏是理髮店，可能也有人信”。

《喬家的兒女》劇照

張易山是2020年畢業的，他的學校，不是五院四系（法律教育界9所頂尖的學院），只是西南一個普通的211大學，專業也不算強。

他原本在考研，複試被刷了，原本準備二戰。但是，家裏的生意因疫情付諸東流，父親還欠了一筆鉅款。他也不忍心再向家裏討生活費，讀研深造的念頭瞬間掐滅，他一邊做零工，一邊準備法考。

法學生的就業率很低，更別説他這樣的普通學校畢業生。張易山發現，同班被評上優秀學生的同學，一年後也落得跟他同樣的命運，還是失業中。

對於法學本科生來説，問題是很純粹的，考不了證，考不了研究生，幾乎等於失業，“除非你徹底轉行”。

在這背後，法學專業經歷了一種典型的極速擴張。

2001年，全國開設法律專業的高校，是292所，僅僅四年後，數字翻了一倍。如今，全國有600多所高校開設法學專業，畢業生規模超過8萬人。

早在十多年前，法學專業的過剩與飽和，就引起過討論。2007年，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還特意縮減了招生規模，其名額攔腰斬半。

但擴張並沒有停止，這些年來，家長、學生和公眾對法學的熱情持續不減，造就了一種“人才”過於飽和的現象。

廣西某高校的一位法學專業講師告訴南風窗記者，法學專業開辦要求很低，師資力量也很弱，大家一哄而上地辦學，培養出來的學生，並沒有什麼競爭力。另一邊，人力資源市場對法學人才的需求，始終就那麼一點，儘管學生很多，但真正的人才依然緊缺。

2020年浙江省公務員招錄中法學類人才需求量最大（圖源：明生新聞網）

如此一來，難免出現專業結構性失業的現象。法學常年紅牌，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更糟的是，法學生的選擇範圍在2018年瞬間緊縮，讓形勢更加嚴峻起來。這一年，國家司法考試變國家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原本只涵蓋律師、法官、檢察官、公證員。現在，從事行政處罰決定審核、行政複議、行政裁決、法律顧問、法律類仲裁員也需要通過法考。

也就是説，如果你被擋在法考之外，基本就與法律無緣了。

張易山今年的法考依然沒過，他只好進了廣州一家律所實習。這份工作很忙，經常加班到12點，但他依然在見縫插針地學習，準備着今年年底的考研。

4. 繼續讀博

早在2004年，教育部就明確表示，對於連續3年就業率達不到30%的專業，要減少招生或者停止招生。而從高校反饋的就業數據來看，幾乎所有專業的就業率，始終穩居95%以上。

高校就業率的虛假，早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它很容易掩蓋了一個非常明確的問題，高校專業結構的設置，跟社會需求可能是脱節的，自然而然，其調整也是滯後的。

對於學生來説，避免這種專業結構性失業的唯一辦法，就是升學。

2016-2021我國研究生報考人數持續走高（圖源：艾媒數據中心）

對於宋志清而言，他的心路歷程就非常清晰：找不到工作？——那就讀研吧。還是找不到？——那就只好讀博了。

終歸到底，這是在逃避現實，當中有怯懦，也有無奈。

他們希望藉助讀研這一過渡形式，來緩解就業的壓力。另一方面，就業競爭如此激烈，自感於落入下風的學生，只好尋求深造，來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不久前，武漢東湖高新區公佈一份應聘者名單，有5名博士、14名碩士赫然在列，而他們要競爭的，是 4 個社區幹事崗位。一時之間，引起了公眾的廣泛議論。

仔細一看會發現，博士們的專業，有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環境科學、行星地質與比較行星學等，妥妥的天坑專業。按道理來説，攻讀博士，大多是為進入科研領域，沒想到如此“大材小用”。

一位歷史學在讀博士告訴南風窗記者：“本碩期間，大家都找不到工作，只好繼續讀博，目的是很功利化的，並不是有多熱愛學術科研。至於工作是什麼，並不重要。”

如今，宋志清對這種以退為進的策略感到有些幻滅。他查了一些數據發現，研究生的就業率，並不比本科要高，甚至還要低一些。比如，2019年廣東教育廳公佈的一項數據顯示，當年，研究生就業率為91.26%，本科生是93.44%。

《創業時代》

好在，宋志清不是一個“決定論者”，此後一年，他當過培訓老師，經歷過失業，又去了一家新媒體公司當編輯，做他曾經討厭的事情—寫蹩腳段子。

他説，“我得學會接受自己，走出象牙塔，看見現實。”

（文中採訪對象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