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時期不少農民在犁田犁到田角時就偷懶,不犁,導致方田逐漸的越種越圓!_風聞

   在改革開放以前的時期，生產隊的社員、農民耕種的原本應該是四四方方的農田的四個角卻往往很圓，原因是社員犁地犁到每塊田的四個角時往往就會偷懶，角上不犁；結果是慢慢的一塊塊的方田越種越圓，越種 面積越小！比如**《南方週末》報2018年7月12日那一期**上的文章《<人民日報>老報人追憶農村改革》的“陽關道和獨木橋”小節中有一個段落就這樣寫道：

    1977年9月、10月間，農業部召開各省市農委主任會議。參會的姚力文記得清楚，與會者説當時方地都種成了圓地，因為幹多幹少一個樣，所以犁地犁到地頭，邊角就不走了，地越種越小，越種越圓。(樓主説明：原文的其它段落中説了姚力文是當時人民日報報社農村部的副主任) 安徽省的一位幹部説，安徽老百姓都講，現在全省只有“三個人”會種地：省委書記、縣委書記、公社書記，什麼時候種，種什麼，什麼時候收，都得聽他們的。

    現將原文完整的全文粘貼在下面：

推動變革的成就感是“名和利不能代替的”  《人民日報》老報人追憶農村改革

這篇文章在《南方週末》的官網中的具體地址是：http://www.infzm.com/contents/137400

（本文首發於2018年7月12日《南方週末》）

  農村改革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聲，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對農村改革做出了獨特貢獻。幾代新聞工作者切實參與和推動農村改革，或前往一線調研，或組織稿件爭鳴真問題，促進全社會對改革的思考和實踐。在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南方週末採訪幾位人民日報老報人，請他們回顧農村改革初期的往事，呈現改革的艱辛與昂揚。

    提起1980年代，吳長生笑了，稱之為“白頭宮女説玄宗”，眼睛卻亮起來。1983年，他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所畢業，到人民日報農村部工作。

    “能與李克林、姚力文、劉衡這樣的人民日報老前輩們共事，得到他們的‘燻蒸’，真是一種幸運，雖然時間不長，但終生受益。”吳長生曾經在人民日報社離退休幹部局主辦的微信公號撰文回憶。

    而李克林、姚力文，曾經擔任他的領導，農村部正、副主任。這些老報人不僅是中國農村改革的親歷者，更是推動者，他們的回顧和見證，對農村改革初期的艱辛和突破，提供了更為豐富的歷史細節。

    當時，農村部可能是人民日報社最活躍的部門，讀者來信以麻袋計。

   “動不動傳達室就説：你們來拿信。我們兩個小夥子，推個車，有時候一推就是兩三個麻袋。”1974年，何加正分配到人民日報經濟部農村組，“翻麻袋”是入職後的重要功課。

   1978年，“農村組”升級為“農村部”，主任是人稱“李老太”的李克林。“文革”結束時，李克林已經六十多歲了；兩位副主任季音和姚力文，分別比她年輕七歲和十歲。三人的新聞生涯都始自抗戰時期的根據地。

   李克林編過《平漢線報》，華北中央局機關報《人民日報》；季音編過《新華日報》華中版；姚力文在創刊時期就進入了《人民日報》。三人並無私交，默契卻彷彿早已形成：李克林退休後季音繼任，季音調到其他部門後姚力文接棒。

   今人遙想改革年代，會以為“窮則變，變則通”，水到渠成，事實上，在改革成為共識的年代，改革仍需要勇氣、智慧和擔當。百舸爭流，仍然會有激流險灘。

“一切秋後看”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該穩定》。文章見報前，農村部主任李克林並不知情。多年後，她在《幾乎中斷“包產到户”的張浩事件》一文中回顧了當時情景。

   當年的七省三縣農村工作座談會上，安徽省的“包產到組”政策引發激烈討論。會議還沒結束，中央農口的領導同志轉給《人民日報》一封署名張浩的來信，內容是“包產到組”在洛陽農村引起的混亂，並另寫一封信表明態度。3月15日，張浩來信在《人民日報》刊登，即前述文章，配發的編者按是根據指示信改編的，其中的關鍵信息是：人民公社要繼續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包產到組”錯誤做法的地方，應堅決糾正。

   正值春耕，張浩來信立刻引起巨大爭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規定，農村勞動組織“可以按定額記工分，可以按時記工加評議，也可以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聯繫產量計算勞動報酬，實行超產獎勵”。

   堅決糾正“包產到組”的錯誤做法，使已經“包產到組”的地區一時亂了方寸。李克林相當震驚，按慣例，此類讀者來信應交由相關部門處理。

   當時，很多領導幹部對“包產到户”都持保留態度。1978年，季音到江蘇採訪，想參加省委的農村工作會議，遭到婉拒。該省提出“堅決堵住西大門”，目的就是抵制鄰省安徽“包產到户”的“歪風”。

    依據官方統計數據，1956年到1978年，22年間，中國農業總產值從1033.8億元增長到1794.5億元，平均每年以2.5%的速度緩慢遞增。農民的具體情形可能更為嚴峻，據南方週末記者對親歷者的採訪，一工分兩分錢的勞動價格在山東、北京等多地農村常年不變。窮則變，安徽的巨大示範效應使全國出現眾多效仿者。因此，張浩來信及配發的編者按引起軒然大波。

    讀者來信雪片般湧向人民日報，正在北京參加農業會議的代表不斷接到家鄉電話，詢問是否中央政策變化。震盪最強烈的，是張浩批評的洛陽地區和“包產到組”走在前列的安徽省。為此。新華社河南分社寫了兩份“內參”：《洛陽地委對人民日報讀者來信反應強烈》《一封不真實的來信》。據報道，張浩在外省工作，家中勞力少，分組時不順利，心中有怨氣，所以寫了那封信。

   安徽省委書記萬里則寬慰地方幹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嘛！我們實行的責任制，不論是包到組、包到户的，哪種形式都不能隨便動，亂了，地荒了，就沒飯吃，一切秋後看。

   1979年3月30日，《人民日報》頭版刊出署名安徽農委辛生、盧家豐的來信《正確看待聯繫產量的責任制》，回應張浩來信及編者按對“包產到組”的指責。同時編髮的河南蘭考縣一位公社書記的來信卻重申，“生產隊這個基礎不能動搖”。

“陽關道”和“獨木橋”

   “在‘聯產承包’這件事上，當時五省——安徽、四川、內蒙、貴州、遼寧是‘第一梯隊’，衝在最前面。第二梯隊屬於‘觀望型’，包括河北、山西。抵制得最厲害的是江蘇、黑龍江。江蘇比較富庶，魚米之鄉，底子厚，集體經濟相對發達；黑龍江過去是國營農場，後來是兵團，大面積機械化走在全國前面，所以堅決反對‘包產到户’。”吳長生説。

   一個廣為人知的典故是，1980年9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黑龍江省委書記講話時，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插話：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我們貧困區就是獨木橋也得過。其實，“陽關道”和“獨木橋”並不是池必卿的原創，而是此前一年萬里回敬陳永貴的話。

   1977年6月，萬里主政安徽，用三個月時間制定出後被稱為“安徽六條”的《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吳長生概括其核心為三條：給生產隊以自主權，按勞分配，鼓勵農民種好自留地。

**1977年9月、10月間，農業部召開各省市農委主任會議。參會的姚力文記得清楚，與會者説當時方地都種成了圓地，因為幹多幹少一個樣，所以犁地犁到地頭，邊角就不走了，地越種越小，越種越圓。安徽省的一位幹部説，**安徽老百姓都講，現在全省只有“三個人”會種地：省委書記、縣委書記、公社書記，什麼時候種，種什麼，什麼時候收，都得聽他們的。

   會後不久，姚力文采訪“安徽六條”的出台過程，其間聽説分管農業的副總理陳永貴對安徽做法頗多微詞。1978年2月3日，田文喜和姚力文合寫的報道《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在《人民日報》頭版刊出。

   “三中全會以後，開始‘批左’，萬里一馬當先，明確地提出，‘批左’農業才能迅速發展。這是一個轉折：不僅三中全會定調了，底下也開始行動起來了。”吳長生回憶。

   那時，大寨仍是中國農業的一面旗幟。1976年，人民日報記者何加正到無錫參加南方水稻生產現場會，會議由陳永貴親自召集。無錫歷史上種植兩季稻，1949年之後改種三季，確實增產，但農民太辛苦。李克林收到農民來信，派何加正借“水稻會”之機去調查。“農民太苦了，一年到頭沒有一點休息時間，也沒有一點自由，還是學大寨那一套。”何加正回憶。不久，中央同意取消種植三季稻。

   在《大轉折的瞬間——目擊中國農村改革》一書中，新華社記者李錦記述了他於1978年夏季參加的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會議召集者也是陳永貴，與會者包括全國各省負責農業的省委副書記，地、縣委書記等共計1200人。正式開會之前，與會者先在山東濟寧、泰安參觀農田基本建設“大會戰”。

   在平陰縣，一位施工營營長告訴李錦，他從“大躍進”開始年年上河工，把他們村拉的土方堆起來能連到北京城。另一個工程指揮部推薦的“花木蘭”拒絕受訪，也不同意拍照。她父親連續十幾年當河工，累出一身病，哥哥在此前的“大會戰”中放炮被炸死，弟弟還在上高中。按規定，每家必須出一個人，她為此連續兩年推遲婚期。話到傷心處，姑娘哭了起來，扔下工具就跑了。

   農民用這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態度。

爭鳴是八十年代特有的氛圍

   1981年，人民日報農村部編輯黃彩忠接到一封讀者來信，反映廣東農民陳志雄承包魚塘豐產豐收，集體個人都受益，卻因僱工引起爭議。按照教條理解，僱工八個及以上就是剝削。陳志雄的僱工數量遠遠超過“紅線”。

   黃彩忠把讀者來信拿給農村部副主任季音看，季音猶豫再三：登報，關於僱工問題還沒有紅頭文件；不登，僱工問題不解決，始終是農村改革的一隻攔路虎。他最終決定：“既然沒結論，那咱們就討論。”“當時的氣氛還是很好的，拿不準的，允許大家討論。”季音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

   這次討論在《人民日報》持續三個月。季音在回憶文章《經歷農村改革的幾場風雨》中對此有詳細記錄。

   廣東省委責成農委到陳志雄所在地調查。農委的調查報告中列舉的事實與那篇“材料”如出一轍，結論卻完全相反：“陳志雄這種以僱傭勞動為主的大面積承包帶有一些資本主義因素，但不能和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完全畫等號。因為在陳的經營收入中，大部分作為承包金交給了集體。這種經營方式就其經濟效果來説，比原來吃‘大鍋飯’要先進得多。”

   “後來，僱工問題實際上是突破了，但中央始終沒有表態，沒有正式的紅頭文件。誰都不吭氣，但實際上是突破了，突破以後，鄉鎮企業就發展起來了。這個攔路虎不解決，沒法發展。”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這段往事時，95歲高齡的季音思路仍相當清晰。

   爭鳴是1980年代特有的氛圍，是理性的體現，也是自由的體現。兩個當時流傳甚廣的説法——“先生孩子後起名”“先上車再打票”，精準概括了那個時代的務實氣質。

   1990年前後，吳長生在一份研究刊物上讀到，社科院一位研究人員認為，華北水資源被過度開採，在地下形成一個巨大的漏斗，清潔可用的水越來越少。文章大膽設想：華北平原不應盲目發展水澆地，華北大平原應逐步變成華北大森林，農民以林果業為主，獲得收益的同時涵養水源，改善氣候。

   “我看了這篇文章，知道這個人的想法短期肯定不可行，但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就約他把文章壓縮到兩千字，在《人民日報》經濟版上發表了。”吳長生回憶。文章見報第二天，田紀雲辦公室打來電話（注：田紀雲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影響糧食生產怎麼辦？

   吳長生解釋：這是拋磚引玉，想借此讓大家討論如何既不放鬆糧食生產，又重視水資源合理利用，可以讓其他學者寫文章批駁，展開討論。“領導也有雅量，後來我們真的發了若干篇持不同意見的稿子。那時候好多政策都處在模糊階段，所以討論特別多。當時有一個流行的説法，叫‘先生孩子後起名’，就是説先不要着急定性，先讓人做，看看到底有沒有好效果，有好效果再來總結，看怎麼進一步完善。別一開始看不順眼就馬上槍斃。”

   突破口不是“聯產承包”，而是鄉鎮企業

   在季音的記憶裏，農村改革的突破口並不是“聯產承包”，而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過去叫社隊企業，因為它是集體經濟，不觸及體制，所以遇到的阻力比‘聯產承包’小。”季音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1970年代中期，從社隊企業轉制而來的鄉鎮企業一誕生，就處於羣起而攻之的處境：計劃部門指責它“以小擠大”；商業系統指責它“破壞社會主義流通渠道”；國營工廠指責它“挖社會主義牆角”；農業系統幾十年“以糧為綱”，視社隊企業“不務正業”。

**人多地少的江蘇無錫鄉鎮企業展最快，承受批評也最多。**1978年4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和調查報道，為無錫縣的鄉鎮企業鼓與呼，用的卻仍然是“社隊企業”的老稱呼（注：社論題為《社隊企業要有一個大發展》，調查報告題為《農業高速度發展的途徑》）。多年後，兩文執筆人季音回憶：“鄉鎮企業的崛起是我國農村走向市場經濟的第一步，也是向計劃經濟體制發起的第一次衝擊。這次衝擊中，射出第一槍的是無錫縣農民。”

   其實，鄉鎮企業的路走得也並不順遂。

   1982年4月，河北涿縣松林店農民自辦的農機具綜合修理廠被停電停產。這家修理廠已經脱離社隊企業的模式，完全由幾户農民集資、貸款自辦。“各户就是廠房，露天就是車間”，原料來自北京的廢品公司和成品積壓門市部，小零件自造。條件簡陋，工廠卻像滾雪球那樣一點點壯大：除生產小農具，修理農機，也開始為縣農機公司生產配件，進而生產完整的農用水泵。附近各縣農民紛紛去訂貨，1982年春季就訂出1600台。生意越做越大，爭議隨之而來：農民集資辦廠，屬個體經濟還是集體經濟？違法嗎？符合政策嗎？

   爭議之中，何加正到涿縣採訪，在不大的篇幅中，清晰勾勒出該廠的資金、原料來源、管理方式、發展過程。稿件結尾借廠長的觀點表明了人民日報的態度：“馬德山認為他們辦廠支農的方向沒有錯。他希望上級指明方向，也願意和有關部門聯合或歸附某一部門領導，總之希望恢復生產。他説：‘不説貸款利息每月600元，光是農民迫切需要水泵，就夠我們急的。’”

   這次採訪，令何加正成為鄉鎮企業的關注者和同情者。“鄉鎮企業是面向市場的，原料來自市場，東西賣到市場去。它的生存非常艱難。中國真正的工業化，我覺得從鄉鎮企業開始。從1950年代開始，國家主導的工業化只是打下了基礎，有工業不等於‘工業化’，真正‘化’了，是另一個概念。”何加正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跟現代化大工業比較，鄉鎮企業的產品很粗糙，但它為什麼能生存和發展？就是因為物資匱乏的中國社會需要它們。它們看到老百姓需要什麼，就生產什麼，完全市場化。”

提   起鄉鎮企業，文質彬彬的何加正變得滔滔不絕：“珠三角也好，長三角也好，經濟發展的源頭都是鄉鎮企業。浙江蕭山的魯冠球，一開始修自行車，後來種苗木，最後生產汽車用的萬向節，從小工廠一步一步做，最後在美國設廠，幾百億產值，就是鄉鎮企業。雅戈爾原本是鎮上的一家襯衫廠。我家鄉的森達皮鞋，原本是村裏的企業，後來成為全國最大的皮鞋供應商，也成為我們那一帶民營企業家的‘黃埔軍校’。”

億萬草根，億萬機會

   1980年代，鄉鎮企業野蠻生長，關於它的爭議從未停息。1985年年底，吳長生隨當時的人民日報農村部主任姚力文一起參加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會議期間，他們聽説一位國務院領導對鄉鎮企業不以為然：農民不種地辦工廠是不務正業，以工擠農，是與國營企業爭市場、爭資源、爭人才；農民為了推銷自己的產品，請客送禮助長了不正之風……當時主管農村工作的副總理萬里，卻在會議報告中，明確贊同“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

   1986年春天，吳長生與幾家中央媒體的同行到蘇州參觀鄉鎮企業，“每天都要參觀七八個廠，聽十來場介紹，握上百次手”，包括絲綢加工印染、旅遊鞋生產、農產品加工儲藏，機械零部件加工，從幾十人的小作坊，到大型水泥廠、玻璃廠。

   “人在密集海量信息中，一開始是‘懵’的，看兩天才慢慢理出頭緒。”吳長生回憶，“老百姓搞鄉鎮企業並不是説不想種地了。他沒地可種，一家才幾分地，都種到房檐底下了。光靠種那點地，根本富不起來。這種情況下，總得找出路。有剩餘的勞動力，剩餘的資金，怎麼辦？辦廠子！如果説‘大包乾’是沒飯吃逼出來的，那鄉鎮企業就是吃不飽、富不起來，擠出來的。”

   1986年4月28日，《人民日報》二版頭條刊出吳長生根據在蘇州見聞所寫的新聞述評《“擠”出來的新格局——蘇州農村經濟發展巡禮》。二版夜班編輯準備第二天用“巡禮”的下篇。總編輯譚文瑞看到這篇稿件後，認為應當上一版，拍板把“巡禮”下篇《興工促農 開拓新路》刊登在次日頭版下部。

   “當時之所以農村部能夠演出一些精彩的劇目，和報社主要領導的思想開放很有關係。擱在二版和擱在一版的效果不一樣。這組報道出來之前，上上下下對鄉鎮企業的爭議很激烈。到底是以工擠農，還是興工穩農？之所以做這個標題，就是為了正面回答爭議。”吳長生回憶。

   1986年，人民日報農村部和工商部合併成經濟部，農村部變成經濟部農村組。1987年10月，農村組推出農村改革系列報道，第一篇《億萬農民，億萬機會——中國農村經濟變革大趨勢之一》載於頭版頭條，提出農村改革的實質是在農村實現了經濟民主。

   吳長生和凌志軍採寫的《倔強的“草根”》是系列報道第二篇。兩人獲知，每年約5%鄉鎮企業“關停並轉”。1986年全國約有鄉鎮企業1400萬家，這意味有約70萬家倒閉。他聯想到，此前一年，《人民日報》報道國內第一家宣佈破產的城市“大集體”企業，將其看做城市深化改革的重大突破。

   “一個城市工廠破產引起舉國關注的同一年裏，中國農村竟有70萬鄉鎮企業靜悄悄地消失了！沒人報道，也沒人留意！”吳長生在《倔強的“草根”》中追問：是否正是因為“後退無路”，完全由市場決定生死，才“逼”出了鄉鎮企業的頑強活力？

   時勢造英雄，“農民企業家”是1980年代的絕對熱詞，他們引發的爭議也從未中斷。吳長生與當時的“全國十佳農民企業家”均有交往，熟悉他們的人生軌跡：有人因得意忘形而折翅；有人歷經磨難穩立不倒；多數在引領風騷數年後歸於平靜，從公眾視野中消失。

   “鄉鎮企業家興起時，中國是短缺經濟，他們生產出的東西不愁賣。後來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大規模商戰開始之後，少部分成功轉型，大部分明顯不適應，逐步退出。”吳長生總結。

   1987年夏天，吳長生去膠東半島回訪蓬萊“新八仙”。他們是蓬萊縣的八位農民企業家，此前一年人民日報記者採寫了系列報道。喝酒時豪爽依然，但企業發展前景已開始“迷茫”。山東半島的成山頭有“天盡頭”之稱，吳長生曾不無悵惘地想到：“成山頭的星空繁星點點，得益於它偏於一隅，得益於鄉鎮企業的滯後；而那些沾了靠近大城市之光的地方，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但空氣、土壤、水質污染問題也相伴而來。孰是孰非？只能放到特定的時空中去評價。”

   “固然有一批鄉鎮企業歸於沉寂，也有一批完成了華麗轉身，至今活躍在中國的經濟舞台上。”何加正説。他的記憶比吳長生樂觀。

怎麼流通，經濟學家不知道，領導也不知道

   何加正和吳長生都採訪過“賣豬難”。吳長生記得，1980年代初、中期糧食連年大增產之後，“賣糧難”“賣棉難”相繼出現，緊隨其後的是“賣豬難”。糧食多了，農村養豬業迅猛發展，一些曾長期缺油少肉的地區，幾年內出現“賣豬難”“賣肉難”問題，政府不得不出面號召多吃“愛國肉”。

   “農村改革的第一階段是‘放’。放開之後，農民生產積極性出來了。一下子生產出大量東西，但當時我們沒有市場觀念，現實生活中也沒有全國規模的大市場，怎麼流通，經濟學家不知道，領導也不知道。”何加正回憶。

1984年，人民日報農村部和工商部的四位記者到美國採訪三週後，又到日本採訪兩週，重點觀察兩國農產品流通。在東京，四人半夜起牀到當地最大的魚類市場築地市場取經。“慢慢才知道，東京的海產品有一個總的批發市場，只有少數人有資格進入這個市場，等於一級批發商。他們把魚類批給二級批發商，二級批發商批給小販，小販迅速在城市角角落落鋪開。後來，北京的新發地市場就是按照這個模式建立起來的。”

“山東的農產品怎麼會流到北京來？在計劃經濟時代，都是國家調配，突然計劃沒有了，很亂。那時候我們農村部的年輕人，就把農產品的市場流通當做自己的研究課題。”何加正説。1986年10月4日，《人民日報》刊出了他針對湖南生豬問題的調查報告《放開與封鎖之間》。

1985年，國務院放開生豬購銷價格，湖南在價格放開幾個月後出現全面“肉荒”，原因是對外開放給廣東農民提供了更多機會，相比而言，養豬收益大大下降。價格放開前，廣東人吃豬肉由國家調配；價格放開後只能自己想辦法，豬販子把目光投向鄰近的湖南省。大量生豬出省，造成湖南豬肉價格上漲。有關部門先限制生豬出境，後向出省生豬徵收“培殖費”。變相封鎖下，廣東轉向川、豫、蘇等省，湖南大批生豬賣不出去。

“市場已經形成，但人們還不習慣市場的波動。”何加正回憶，“那時候人民日報從讀者來信、來稿中挖掘了一批農產品流通的案例，配上我們的言論，引導大家：波動是必然的，堵是堵不住的，各級幹部應該在波動中學會駕馭市場。”

1950年代，農民因經商獲罪的消息經常見諸《人民日報》。1957年初，名為《怎樣正確對待農民的商業活動》的評論，就羅列了許多事例：“四川安嶽龍台供銷社將該鄉第十三農業社社員梅崇光販運的原值三元七角七分的四十七件竹器強迫以二元八角九分的價格收購了去。廣東南海羅崗圩一個農民因套購三千斤肥料，而被判處一年半的徒刑；鶴山、番禺等縣曾出動民兵逮捕私宰生豬的農民。”

1980年代，農民長途販運成為了鼓勵對象：《農民長途販運一舉三得》《打破單一渠道 加快商品流通 長途販運豐富了城市農副產品市場》……一件往事令人津津樂道：農民把人民日報對長途販運的報道貼在扁擔上，外面纏上塑料布，被圍追堵截時指給對方看，報紙相當於紅頭文件。

“那個時期寫評論，‘上邊’指定的題目很少。我們整天琢磨，農村改革應該怎麼發展，我們自己出題目。”何加正説。“作為媒體，你參與其中，推動變革，作用實實在在。那種成就感，是名和利不能代替的。”吳長生告訴南方週末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