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歲楊振寧：東方的天就要大亮了_風聞

加鹽注：最近在研究海爾的張瑞敏，預計還要幾天才能寫完。今天先發一篇寫楊老的，以慰大家期待之情。

本文是我和同事楊朔合寫的，楊朔是第一作者，何加鹽是第二作者。我們希望新同事的加入，能在保持原來的風格和深度的同時，給大家帶來一些新鮮的東西。

楊振寧/圖源：百度百科

1922年的10月，世界發生了一些大事：英國人成立了BBC，蘇聯紅軍重佔了海參崴，意大利人選出了墨索里尼，丹麥足球隊門將波爾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但沒有哪件事情，比得上一件事重要：

一箇中國小孩，出生在中國安徽合肥。

中華民國十一年八月十一，即公元1922年10月1日，合肥縣城西大街四古巷楊家大院，一位名叫楊武之的中學老師喜得長子。

按照家譜“家、邦、克、振”的排名，孩子當屬“振”字輩。由於楊武之當時在懷寧（今名安慶）一所中學教書，便取地名“寧”字為小孩之名。

日後，這個名字將永載人類史冊：楊振寧。

1

此子似有異稟

楊武之出身於一個秀才之家，年幼時父母雙亡，由叔父養大。1915年，他考入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先在母校安徽省立第二中學任教，1918年轉入安慶中學，擔任數學老師。次年與當年父母指腹為婚的未婚妻羅孟華結婚，1922年生下長子楊振寧。

楊振寧出生沒多久，楊武之就考取了赴美公費留學生。1923年8月，楊武之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數學博士，此時楊振寧10個月大，還不會説話；他要到5年之後，才能再次見到自己的父親，那時他都已經會背整本的《龍文鞭影》了。

楊母羅孟華是一位舊式婦女，只念過一兩年私塾，但是她對楊振寧的影響非常大。楊武之留學期間，羅孟華肩負起教育長子的重任。據楊振寧回憶：

“我四歲的時候，母親開始教我認方塊字，花了一年多的時間，一共教了我三千多字。現在，我所認得的字加起來，估計不超過那個數目的兩倍。”（見《楊振寧文錄》，楊建鄴選編，海南出版社，2002年）

“我本人的個性和作風，受到父母親都很大，也許可以説，明顯的影響（如學術知識）是來自父親，而不明顯的影響（如精神氣質）是來自母親。”（見《楊振寧文集》，張宙選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

五年後，羅孟華收到丈夫即將回國的電報，要她帶孩子前往上海團聚，這讓羅孟華喜出望外，眼淚盈眶。

要知道，當時很多人留學回來，就拋棄了原來的妻子，另娶新歡。羅孟華也曾擔心自己也會遭遇被拋棄的噩運。但幸好，楊武之並不是這樣的人。

作為芝加哥大學數學博士，楊武之回國後，即被廈門大學聘為教授，一家人前往廈門生活。幼小的楊振寧，也跟隨父母到了廈門。

在這裏，楊振寧第一次用上了電，第一次用上了抽水馬桶，開始接受比較現代化的教育，而不是像原來那樣整天背書。

楊振寧的學習成績很不錯，國文和算術尤其好，但是手工卻做得很差。有一次，老師讓同學們用泥巴捏只雞，父母看完後卻稱讚説，這隻藕捏的真不錯。這個特點，日後也決定了楊振寧科研道路的走向。

也是在廈門，父親開始發現了楊振寧的過人之處：家人在海邊散步時，楊振寧挑選的貝殼總是極小卻很精緻，楊武之認為兒子有着異於常人的觀察力。他在楊振寧的一張照片背後寫下評語：此子似有異稟。

1929年秋，楊武之由廈門改往清華大學任教，楊振寧隨父北上。此後在清華園中度過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或許是小時候的記憶太深刻、太美好，若干年後楊振寧落葉歸根，選擇的最後落腳點也是清華大學，終生再未離開。此是後話。

2

清華園的楊大頭

小時候，楊振寧是清華園中的孩子王，外號“楊大頭”。他的花樣最多，騎着自行車，從土坡上疾馳而下，在清華生物系一排一排的魚缸間狹窄的縫隙裏大秀車技。

當年的小夥伴回憶説，楊振寧兄弟和幾個孩子整天都在樹上，“幾乎每一棵樹我們都曾經爬過，每一顆草我們都曾經研究過”。

這羣小夥伴裏，有後來的雕塑家熊秉明，陳省身的妻子鄭士寧，還有一個小他兩歲的同鄉，外號“老憨”。

老憨這娃每天跟在楊振寧屁股後面玩。他們小學就同一個學校，到中學之後，楊振寧又是學長，碰到有人欺負老憨，楊振寧就會挺身而出幫助他。後來上了大學，又是同一個學校；等楊振寧到美國留學，過兩年老憨也跟着來了。楊振寧還特地幫他選了一個離自己就讀的學校很近的大學。在自己讀博的後兩年，他倆住同一間宿舍。

可以看出，這位老憨，稱得上是楊振寧年輕時最好的朋友。後來，他們雖然遠隔重洋，但是友誼始終不渝，成為一段必將永遠流傳的佳話。

“老憨”的大名，叫鄧稼先。

上學時，楊振寧不僅會玩，而且功課非常優異，在清華園小有名氣。楊武之發現兒子數學能力優異，卻並沒有加強這方面的培養，更沒有送兒子去學“奧數”。甚至當兒子問起一些艱深的數學知識時，楊武之卻總是説，“慢慢來，不要着急”。

楊振寧初一暑假時，楊武之請來歷史系的高材生給楊振寧講解《孟子》。這暗含一種通識教育的理念——即要培養學生對不同學科有所認識，進而將不同知識融會貫通，培養出完整的人格。

這種教育理念也深刻影響了楊振寧的教育思想。1990年，一位華人學者致信楊振寧，希望把自己12歲的天才兒子送往大學深造。楊振寧在回信中説道：

“在我11歲和12歲時的暑假，他從大學裏請了一位歷史系的大學生來給我補習中國古文——《孟子）。他曉得人的一生是多方面的，他知道他兒子的數學不需要過早地去催促。我深切地感激他的明智……

……在他的面前有一個漫長的人生旅途，尤其重要的是，像他這樣的年紀，在心理上和學習上要保持全面、均衡的發展”。（見《楊振寧傳》，楊建鄴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3

聯大七年

1937年7月，楊振寧即將升入高二，平靜的校園生活卻被日寇的槍炮聲打破。

9月份，楊家為逃離戰亂，撤離到合肥，楊振寧也前往合肥的瀘州中學學習。但日軍飛機又在合肥不斷轟炸，學業再次中斷。1938年3月，楊武之舉家遷往昆明。到昆明後，楊振寧進入昆華中學繼續學業。

在父親的鼓勵和支持下，楊振寧在高二16歲的時候，就報考了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併而成的西南聯合大學，以第二名的成績被錄取。

西南聯大當時肩負着“國難當頭保文脈”的作用，這所臨時性高等大學後來造就的學術高度，彙集的英才數量在中國教育史上都極為罕見，從這裏走出了8位“兩彈一星”元勳， 170多位兩院院士和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楊振寧剛開始報考的是化學專業，但後來對核物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就轉到了物理系。

當時給楊振寧他們上課的，文學有聞一多、朱自清，數學有華羅庚、陳省身，物理學也是羣星璀璨，趙忠堯、張文裕、吳有訓、周培源、葉企孫、饒毓泰、王竹溪、吳大猷等大師匯聚一堂，讓楊振寧和他的師弟李政道、鄧稼先等人如魚得水。

聯大當時的辦學條件相當艱苦，教室屋頂是鐵皮做的，下起雨來叮咚作響，聽不清老師講課聲，窗户沒有玻璃，起風時紙張迎風飛舞，甚至學校財政緊張時，這鐵皮屋頂最後也只能賣掉換成茅草頂。

不僅條件艱苦，學生還得提防敵機轟炸，隨時準備跑警報。楊振寧的家就曾被夷為平地，幸好人及時撤離到防空洞，沒有出事，但是很多從北平帶回來的珍貴書籍都被埋在了塵土之下。

楊振寧大四時，他的兒時夥伴鄧稼先也考入了聯大物理系。此後，楊振寧每次跑警報，都會拉上鄧稼先一起。有一次敵機來襲，楊振寧跑到了防空洞，怎麼都找不到鄧稼先，便不顧危險地返回去找，看到鄧稼先看書入了迷，連警報聲都沒聽見。楊振寧把鄧稼先拉到防空洞沒多久，鄧原來看書的地方就被敵機炸平了。

儘管生活艱苦，但楊振寧在這裏汲取到了充沛的學術滋養。他在西南聯大讀完本科又讀碩士，然後又在聯大附中任教，一共呆了七年。日後他説，這七年“對於我一生的學術事業有決定性的影響”。（見《大先生楊振寧》，中央電視台紀錄片《國家記憶》系列）

1944年楊振寧考取了第六屆留美公費生。當年考試委員會規定，各考生應在原機關服務，等待進一步通知。因此楊振寧前往西南聯大附中教了一年數學，第二年八月才正式赴美求學。

在附中的日子雖然只有短短一年，但是卻給楊振寧的未來埋下了一個伏筆。當時班上有一位女學生，是抗日將領杜聿明的千金，名叫杜致禮。22歲的楊振寧和17歲的杜致禮，還不知道日後命運將會把他們牽到一起。

4

從芝加哥到普林斯頓

1946年1月，楊振寧來到23年前父親曾經求學的芝加哥大學，成為該校物理系的一名研究生。他的指導老師是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費米。

費米是在理論和實驗兩方面都已經做到頂尖的科學家，而楊振寧由於從小動手能力差，而讀書時代又由於戰亂而條件缺乏，所以他認為自己急需補上做實驗的短板。於是，費米就介紹楊振寧到同事艾裏遜教授的實驗室去做研究。楊振寧高興地去了，他雄心勃勃，想要成為一名實驗高手。

不久，艾裏遜實驗室就流傳開了一句話：“哪裏炸得乒乓作晌，那裏準有楊振寧在場。”（Where there is a bang there is Yang）（見Chen Ning Yang， Oral History Interviews，AIP）

當實驗儀器漏氣時，楊振寧花了幾個小時找不到漏洞，同學卻一眼能看出問題所在，幾分鐘把儀器修好，讓楊振寧倍感神秘，百思不得其解。最後，他只好放棄走實驗物理的道理，專心搞理論研究。

日後有人評價説：這是實驗物理界的幸運。

於是，費米又介紹楊振寧去自己的另一位同事那裏學習理論物理。這位同事就是鼎鼎大名的“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從此之後，楊振寧如魚得水，很快就在世界物理學界嶄露頭角。   

1948年6月，楊振寧博士畢業，先是留校任教，擔任費米的助手。後來因為被“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的研究所吸引，到普林斯頓去工作了一段時間。原本他和費米約定，在普林斯頓只待一年，然後就回芝加哥大學。

但不料，這一去，就是十七年。

楊振寧的普林斯頓之旅之所以從原定的一年變成了後來的十七年，倒不僅僅是因為奧本海默的挽留，而是遇到了一個特殊的人。

1949年聖誕節假期，楊振寧和同事在普林斯頓威瑟斯彭街御茶園餐廳吃飯時，一位長相標緻，舉止端莊優雅的姑娘走過來向他問好。楊振寧驚喜地脱口而出：“你怎麼會在這兒？”這位姑娘就是他曾經的學生：杜致禮。

此時，她已經從17歲的花季少女，成長為22歲的成熟姑娘。她在美國紐約的一個女子學院上學，假期到普林斯頓去看望讀高中的弟弟，因此得以與楊振寧邂逅。

當時，楊振寧已經27歲。對那個年代的中國人而言，父母已經很着急他的婚事。楊武之甚至還專門委託身在紐約的胡適幫楊振寧介紹對象。胡適對楊振寧笑言，你們這輩人比我們能幹多了，哪兒用得着我來幫忙。

當時楊振寧也有其他的交往對象，不過見到杜致禮之後，基本上就確定了杜才是他的心中所愛。楊振寧開始頻繁坐着火車來往於普林斯頓和北紐約之間，後來為了方便見面，乾脆買了一輛車，每到週末就開車一個半小時，去杜致禮所在的聖文森特山學院找她。

8個月後，他們在普林斯頓舉行了婚禮。

圖源：百度百科

由於杜致禮此時還在上學，如果楊振寧回到芝加哥大學，那麼他們就要相隔一千多公里兩地分居。因為這個原因，楊振寧就留在了普林斯頓。後來各方面工作和生活都已安定，就沒有再回芝加哥了。

5

楊-米爾斯規範場和宇稱不守恆

成家之後，楊振寧事業也迎來了黃金髮展期。

在1956年之前，物理學家認為宇稱守恆，和能量守恆定律、質量守恆定律一樣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金科玉律。

什麼是宇稱守恆？簡單解釋就是，自然界中有四種基本力量：強力量、電磁力量、弱力量和萬有引力，“這四種力量每一種都左右對稱，就像每一事物都和它鏡中的對影是一模一樣”。

但是上個世紀50年代，出現了一個“θ-τ之謎”：當時物理學家發現“θ粒子”會衰變成兩個π介子，而“τ粒子”會衰變成3個π介子。但令人奇怪的是，θ和τ粒子除了衰變方式不同之外，其他方面的性質幾乎完全一樣，並且θ的宇稱為偶，τ的宇稱為奇。

這將物理學家逼入了兩難困境，如果堅持宇稱定律不可動搖，那就得承認θ和π是兩種不同的粒子，反之就得否認宇稱守恆定律。

在解決這個謎題時，楊振寧與李政道開始合作。

1956年6月中旬，他們向《物理評論》提交了一篇論文，後來10月份刊發了他們的文章《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恆的問題》，指出宇稱並不是永遠守恆，並提出需要新的實驗檢驗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稱是否守恆。

這一觀點引來了物理學家們的羣嘲，“我不相信上帝是一個沒用的左撇子，我願意打一個大賭，實驗一定會給出一個守恆的結果”，“如果宇稱真的不守恆了，我把我的帽子吃掉”，“質疑它，要不是極聰明，就是極蠢”。（見《楊振寧傳》，楊建鄴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儘管質疑聲音很大，但楊李二人還是決心用實驗證明這個結論，他們找到了一位華人女科學家：吳健雄。10個月後，實驗結果證明，楊振寧和李政道是對的，在弱力作用下，宇稱確實不守恆。

1957年10月，在論文發佈一年之後，楊振寧和李政道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這創造了一個驚人的記錄。它表明，楊李二人的發現，從一開始就被公認為改變了整個物理學的前沿。要知道，在諾貝爾獎113年的歷史中，從發表成果到獲獎，物理學家平均要等待漫長的18年。

而對楊振寧而言，35歲拿諾獎，還不是他的巔峯。

現在的物理學界普遍認為，楊振寧最高成就並不是宇稱不守恆，而是1954年和米爾斯創立的規範場理論。美國富蘭克林學會為楊振寧頒發“鮑爾獎”時的評價是，“這個理論模型，已經排列在牛頓、麥克斯韋和愛因斯的工作之列”。（見《楊振寧傳》，楊建鄴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我們換一個具體的統計數字，或許會有更加直觀的感受：除了楊振寧自己獲得的諾貝爾獎外，先後還有7個諾貝爾獎，是直接利用楊振寧提出的“楊-米爾斯方程”拿到的；有幾十個諾貝爾獎，是和楊振寧提出的理論有關；此外還有6個“數學界的諾貝爾獎”，也就是菲爾茲獎研究的對象，是楊振寧提出的“楊米爾斯方程”和“楊-巴克斯特方程”。

1957年12月，瑞典斯德哥爾摩音樂廳鮮花擁簇，香氣襲人，35歲的楊振寧和31歲的李政道在這裏出席了諾獎頒獎典禮，並發表了感言。

兩人獲獎消息傳回國內，激勵了一代中國青年學者，提升了他們在科學上的信心。

後來在楊振寧看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貢獻並非獲得了諾貝爾獎，而是“幫助改變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在科學工作的成就幫助中國人的自信心增加了，這個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貢獻。”

6

分道揚鑣

楊李二人因卓越的學術成就，榮譽讚美紛至沓來，但令人遺憾的是，二人嫌隙漸生，在1962年最終決裂。

他們曾經有過珠聯璧合的黃金時代。奧本海默説，看到楊李兩人走在校園裏，他就會感到滿心驕傲，總算看到研究所裏有愉快合作的最佳典範。

人們有時看到兩人激烈的討論，甚至大喊大叫，他們經常用中文交流，偶然夾雜英文單詞，甚至觀看或者聆聽他們的工作進展，都是讓人興奮又疲憊的體驗。楊振寧曾説，“我們兩人的關係，有的時候比我們和我們的太太之間的關係還要密切。”

但兩人關係最終破裂，主要是源於兩個分歧：一是論文署名的矛盾，二是諾獎貢獻之爭。

據李政道説，兩人合作完成論文後，楊振寧希望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李政道第一次勉為其難的答應了，但第二次李政道希望按照國際慣例，即姓氏字母順序排列。

不過，雖然兩人在署名問題存在分歧，但合作並未受到影響。真正的矛盾來源於諾獎之爭。

1962年，著名的媒體《紐約客》發表長文《宇稱的問題》，作者暗示，諾貝爾獎其實是李政道提出的思路，楊振寧只是參與了計算。

楊振寧起初對這些傳言並不理會，但是1979年，當他在歐洲核子中心的圖書館看到李政道的《弱相互作用的歷史》，發現李政道本人在書中也持這種説法時，再也坐不住了。兩人的爭議不斷升級，唇槍舌劍，你來我往。

甚至獲得諾獎的論文是誰主筆，兩人也有分歧。

楊振寧在1983年説，自己當時得了嚴重的腰痛病，不得已卧榻數天，論文是由自己口授，妻子杜致禮一句一句記錄下來，後來把稿子拿給李政道，他作了幾處修改。

但2003年李政道卻稱，當時楊因為腰痛，打電話説他不能來紐約拜訪我，我在電話中告訴他，自己不僅完成了論文，而且請助理將手寫的全部論文打印出來。

一直到2010年3月，楊振寧宣佈不再就這件事發表任何言論，這段歷時半個世紀的爭論才告一段落。

曾經親密合作的夥伴，最後以這種方式結局，不能不説是一種巨大的遺憾。兩人共同的恩師吳大猷教授曾説，“整件事是一極不幸的事，我想真相是不能永遠掩蓋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再在世人前爭，而讓真相慢慢的展現出來。”

現在，離吳大猷説這段話已經過去了35年，這個事件仍然還是一個羅生門。也許，真相如何，已經不再重要。時間留給我們的，只是一聲沉重的嘆息。

7

千里共同途

2017年，95歲楊振寧改回中國國籍，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這消息在網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這本是一件大好事，卻有很多人給與了負面的評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種聲音認為，中國一窮二白的時候沒見他回國報效國家，反而扭頭加入了美國國籍，並將他與鄧稼先進行比較，認為他現在憑着諾獎身份回國安度晚年。這些網友認為這是典型的投機行為，是精明的選擇。

但是當我們真正去了解一個真實的楊振寧，就會發現這種言論不僅刻薄，而且無知。且不説楊振寧以在科學上的卓越成就為中華民族揚眉吐氣，使我們擺脱了中國人才智低人一等的印象，並鼓舞了一批又一批中國學子，就説他的愛國之心，就並不輸於任何人。

1957年6月，楊武之在周總理的安排下，得以赴日內瓦與當時在那短暫工作的楊振寧會面。臨別時，楊武之寫下一幅字給兒子：“每飯勿忘親愛永，有生應感國恩宏”。

圖源：《晨曦集》：從楊振寧的幾幅照片談起，李昕，澎湃新聞

1957年12月，在諾獎頒獎典禮上，楊振寧向全世界説：我以自己的中國血統和背景而感到驕傲。

1971年，中美尚未建交，但兩國關係開始有緩和跡象，基辛格秘密訪華，幾天後，楊振寧也回到了闊別多年的中國。

楊振寧此次歸國，不是一時頭腦發熱，而是已經為此謀劃許久。早在多年以前，他就選擇絕不接觸與核武器有關的研究，避免日後美國人以涉及安全機密為由，阻撓他回國。

在周總理的親自過問和安排下，楊振寧回國探望的申請很快得到了批准。1971年7月15日，他終於踏上了回國的飛機。若干年後的回憶錄中，楊振寧如此寫道：當駕駛員説，我們已進入中國領空，當時我的激動的心情是無法描述的。

回到中國後，他前後前往上海，合肥，見到了很多自己的同窗好友和老師，在北京如願以償見到了周恩來總理，前後會談接近五個小時。總理説，

“楊博士在海外的成就説明了中國人並不比別人笨，中國目前在許多方面還很落後，但在不久的將來一定能夠迎頭趕上去……我們希望楊博士和許多有識之士ー道，在中美兩國人民之間架設一座交流科學、增進友誼的橋樑”。（見《楊振寧傳》，楊建鄴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圖源：《晨曦集》：從楊振寧的幾幅照片談起，李昕，澎湃新聞

歷時一個多月考察結束後，楊振寧回到了美國，在美國他多次公開演講，介紹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引起轟動，甚至他的舉動讓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多次找他“談話”，有調查員去了他的辦公室，語帶威脅。不僅有美國人的壓力，蘇聯當局也攻擊污衊楊是中國派去美國的第五縱隊之首。

不過這些攻擊並沒有改變他的內心。得益於楊振寧的大力宣傳，大批華裔學子開始消除顧慮，前往中國探親訪問。

周培源教授説：“楊振寧是美籍華裔科學家訪問中國的第一人，也是架設起中美之間科學家友誼和交流橋樑的第一人。光是這方面的貢獻，楊振寧的成就就是無人能及的。（見《楊振寧傳》，楊建鄴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除了上面這些顯性的成果，還有一些大家當時並未覺察但影響深遠的意義。

楊振寧在70年代多次回國，每次會被要求列一份“親友會見名單”。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那個名單上很多都是正在勞改的科學家，只要會見後，這些人就不再被關押，可以繼續從事和科學相關的工作。

1971年首次回國時，楊振寧會見名單上列的第一個名字，是鄧稼先。

據鄧老的妻子許鹿希若干年後回憶：當時正處於特殊年代，鄧稼先和十幾位科學家的正常科研工作受到干擾，被軟禁於青海的“221基地”某學習班，並很有可能會被進一步迫害。正是由於楊振寧希望會見這位老友，在總理的過問下，鄧稼先回到北京，陪同總理一道參與和楊振寧的會面。

那個所謂的“學習班”也因此而被解散，十幾位科學家得以順利回到工作崗位。除了鄧稼先以外，這十幾個人裏面，還有一些當時隱姓埋名，但日後將被全國傳頌的名字，如於敏、陳能寬。

楊振寧與鄧稼先分別22年後再次相聚於北京時，感慨萬分。當時他心頭一直有個問題在縈繞：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後，美國媒體説，中國人根本就沒能力造原子彈，是因為有個叫“寒春”的美籍物理學家幫助中國，這才造出了原子彈。

從楊振寧內心來講，他很希望這個消息是假的，他説：

“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輕人懂不懂，在我長大的時候，在我父親他們這一輩長大的時候，是中國被外國人欺負得不得了，因為中國沒有近代的（先進）武器，所以希望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只是中國人自己做出來的。”（見《大先生楊振寧》，中央電視台紀錄片《國家記憶》系列）

有一天，楊振寧忍不住把疑慮拋給了鄧稼先，鄧稼先回答説，我覺得沒有，不過我需要向組織上驗證這件事情。

第二天晚上的宴席上，有一個工作人員專程給楊振寧送來了一封鄧稼先寫的信，信中説：

關於你要打聽的事，我已向組織上了解，寒春確實沒有參加過我國任何有關製造核武器的事，我特地寫這封信告訴你。

楊振寧看信之後，當即離席，躲進洗手間，淚如泉湧。

在那封信中，鄧稼先還寫道：

“這次送你走後，心裏自然有些惜別之感。和你見面幾次，心裏總覺得缺點什麼東西似的，細想起來心裏總是有"友行千里心擔憂"的感覺。因此心裏總是盼望着"但願人長久，幹裏共同途”。

當時楊振寧並不理解好友為什麼要把“千里共嬋娟”改為“千里共同途”，而五十年後，楊振寧已經完全懂了。他在百歲生日感懷中説：

“稼先，我懂你的‘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你説，我是以後50年是合了你‘共同途’的途，我相信你也會滿意。”

2003年底，楊振寧回到中國任教，定居於他小時候留下最美好記憶的清華園，並把自己的居所命名為“歸根居”。

對於這一次闊別將近一甲子的迴歸，楊振寧專門寫了一首《歸根》詩以記述自己的心情：

昔負千尋質，

高臨九仞峯。

深究對稱意，

膽識雲霄衝。

神州新天換，

故園使命重。

學子凌雲志，

我當指路松。

千古三旋律，

循循談笑中。

耄耋新事業，

東籬歸根翁。

8

花好駐春風

楊振寧“東籬歸根”的時候，是一個人回來的，如同他1945年乘船東渡時，是一個人去的一樣。

在他回來的兩個月前，陪伴了他53年的髮妻杜致禮，不幸病逝。所以，在回到清華後參加的老同學聚會時，其他同學都是成雙成對，只有楊振寧是孤零零的一人。

不過，這樣的狀態沒有持續多久。2004年底，在歸國正好一週年的當天，82歲的楊振寧在廣東汕頭領取了人生第二張結婚證。新婚的妻子，名叫翁帆時年28歲。

這一門年齡差距54歲的婚姻，引起輿論一片譁然。網上充滿了質疑和嘲諷的聲音。男方被認為是為老不尊，甚至道德淪喪，女的則是有所企圖，居心叵測。

事實上，翁帆和楊振寧早在1995年就認識了，當時汕頭大學舉行了一場海外華人物理學大會，19歲的大一學生翁帆負責接待楊振寧夫婦，給楊振寧和杜致禮夫婦倆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那次會議後，倆人雖然交往不多，但是偶爾還會通信。

大學畢業後，翁帆有過一段婚姻，但感情不和，短短兩年就草草結束。後來，她考入了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習翻譯。

杜致禮離開後，楊振寧倍感傷懷。我們不知道他度過了怎樣的一段時光，只知道後來他曾經説過：“一個老年人的孤獨，我是很怕的”。

在這種孤獨之中，他偶然接到翁帆的一封來信，或許內心泛起了一些漣漪，兩個人又開始慢慢聯繫起來，並在不久之後，正式開始“談朋友”。後來楊振寧在電話中求婚成功，於是，在重新相遇的9個月後，他們給雙方的好友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宣佈了他們訂婚的消息。

聽聞楊振寧的喜訊後，老友許淵衝教授還特地送了他們一首詩：

“振寧不老松，揚帆為小翁。歲寒情更熱，花好駐春風”。（見《楊振寧傳》，楊建鄴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2005年2月，楊振寧和翁帆在廣州。圖源：《晨曦集》：從楊振寧的幾幅照片談起，李昕，澎湃新聞

對於楊振寧來説，這樁婚姻並不是一時興起，他曾坦誠，如果沒有與翁帆結婚，也可能和別的女士結婚，因為他不想過那種老年孤獨的日子，甚至像“英國數學家哈密頓在太太去世後，過了相當漫長的孤獨日子，甚至書頁上都有飲食的污漬”。

這樁婚姻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當事人卻表現得非常平靜。消息傳開的那天，有很多記者給翁帆打電話，她關掉手機，睡了一個好覺。

儘管外界認為這樣年齡大的差距，婚姻一定不能成功，但楊振寧卻認為“他們對彼此有一些認識，對彼此處理事情的辦法有一些認識”，他將翁帆稱作上帝送給自己的最後一個禮物。

在翁帆看來，一個女人崇拜一個男人，這個男人又喜歡她或愛她，女人會在不知不覺中喜歡這個男人，她把楊振寧視作自己的領路人。

2017年鳳凰衞視3月2日的《鏘鏘三人行》的節目中，有人説楊振寧放棄美籍是為人很“精”，一向低調的翁帆在《中華讀書報》上撰文批駁這種説法，維護楊振寧的聲譽，説“我看到的楊先生不是很‘精’，而是非常地‘傻’”。

而楊振寧則堅信，以後回過頭去看待這段婚姻時，這一定是一段羅曼史。

他説：

“跟一個年紀很輕的人結婚，很深刻的感受是，這個婚煙把自己的生命在某種方式上做了延長。假如我沒有和翁帆結婚，我會覺得三四十年後的事跟我沒關係；現在我知道，三四十年後的事，透過翁帆的生命，與我有密切的關係。”。（見《曙光集》，楊振寧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

9

從曙光到晨曦

楊振寧已經走入他人生的第一百個年頭。

他曾有無比的輝煌，也有無窮的爭議。但近年來，我們欣然看到：他對世界的貢獻及在科學界的地位，越來越被國人所認識；他對愛情與婚姻的選擇，越來越被國人所理解；他多年來為國家所做的事情和他的拳拳愛國之心，越來越被國人所感知。

2008年，在楊振寧著，翁帆編譯的《曙光集》前言中，楊振寧寫道：

“魯迅，王國維和陳寅恪的時代是中華民族史上一個長夜。我和聯大同學們就成長於此似無止盡的長夜中。幸運地，中華民族終於走完了這個長夜，看見了曙光。我今年八十五歲，看不到天大亮了……”

而十年後的2018年，在楊振寧和翁帆合作編著的《晨曦集》前言中，楊振寧卻説：

“沒想到以後10年間，國內和世界都起了驚人鉅變。今天雖然天還沒有大亮，但曙光已轉為晨曦，所以這本新書取名為《晨曦集》。而且，看樣子如果運氣好的話，我自己都可能看到天大亮！”

其實，這一片天，豈非正是因為有楊振寧先生，他的父親楊武之、摯友鄧稼先，以及千千萬萬如他們一樣熱愛科學、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熱血之士，不斷拼搏奮鬥，奉獻智慧和力量，才變得越來越亮的嗎？

這一片天，也將會因為在振寧先生身後，還將有無數熱血青年，受老一輩科學家的感召和啓發，投身於探索科學的邊界，奉獻於祖國與人民，而變得更加明亮。

我相信，楊振寧先生，一定會看到天大亮。

我們，也一定會看到天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