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來!韓國教授碰瓷吳京,連校服都不放過_風聞
酷玩实验室-酷玩实验室官方账号-2021-10-12 07:39
我們的運動服也被韓國人盯上了。
10月5日,韓媒《朝鮮日報》報道,韓國誠信女子大學教授徐坰德在ins發文,稱中國服裝抄襲了《魷魚遊戲》的服裝,配圖是吳京身穿“中國”運動裝和《魷魚遊戲》中李政宰的服裝對比。

不過,有記者發現,徐坰德的ins原文並沒有提到抄襲,只是説“在購物應用程序中,擅自利用李政宰的照片銷售因電視劇而出名的綠色運動服,是非常錯誤的行為。”
也就是説,徐坰德説的是電商平台的版權問題,但《朝鮮日報》扣上了“中國”字樣的運動裝抄襲《魷魚遊戲》服裝的帽子。

當然,這個徐坰德也並非善茬,他在社交媒體上打着宣揚韓國文化的旗號,卻是誰火就招惹誰——
今年4月,他向美印太司令部郵件抗議將朝鮮半島東部海域標註為“日本海”。

東京奧運會期間,他又因為奧組委官網侵犯韓國毒島主權,主張抵制東京奧運會。
關於韓國和朝鮮日本的“歷史爭議”問題,這裏不做任何評價,但這位大教授還多次因為“泡菜起源”、“韓服正宗”等碰瓷中國,就讓人忍不住罵一句,臉都不要了。
這樣的跳樑小醜,本不應該過多搭理,但我今天還是想説説那件“中國”運動服。
這件運動服,最早出現在2019年上映的電影《老師·好》,吳京身穿“中國”字樣運動外套的劇照,後來成了萬能的表情包。


《魷魚遊戲》2021年9月上線時,還有網友惡搞了一段《京魚遊戲》,戲稱為“京剛不壞之身”。

一個2019年,一個2021年,誰抄誰還不一定呢。
更嚴格地説,這件“中國”字樣運動服的鼻祖,可以追溯到1947年。
她的名字,叫梅花運動服。
01
百年工業看天津,天津工業看紡織,近代的天津,是一個紡織業非常發達的城市。
這裏既有大型的紡織工廠,如華新紡織、恆源紡織、北洋紗廠、裕大紗廠,也有很多小型的私營紡織企業,如1947年投產的天津織棉公司。
當年的工業普查顯示,天津紡織工業大小工廠共計1158家,佔全市工廠總數的25%,產值佔全市工業共產值的64.74%。

華新紡織有限公司的股票
然而由於國民黨濫發紙幣造成通貨膨脹,工業品價格猛跌,生產極其困難,僅僅一年之後的1948年,天津紡織業便陷入停產、半停產狀態,各廠每週只能維持開工3天,全市8867台織布機,正常運轉的僅有4867台。
直至1949年天津解放,天津的紡織工業才得以恢復生產。
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國家對民族資本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天津織棉公司劃歸國有,並在隨後的合併、合營中,慢慢合併為天津市針織運動衣廠。
天津針織運動衣廠,廠如其名,主要生產運動裝。
1961年,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北京舉行。這是年前的共和國第一次在世界體壇亮相,舉國上下高度重視,賀龍元帥親自出馬,選定了天津針織運動衣廠,負責生產運動員的參賽服裝。

那屆比賽,中國隊戰勝了一直稱霸乒壇的日本隊,全國範圍內掀起“乒乓熱”,就連運動員們身穿的服裝也成為“明星”。
正值國家三年困難時期,天津針織運動衣廠從《卜算子·詠梅》中獲得靈感,將生產的運動服取名“梅花”,以示工人階級“傲骨迎霜,為國爭光”之志。

二手梅花運動服,摘自depop賣家zor1n
1971年3月,第31屆世乒賽,中國隊在日本名古屋奪得四項冠軍,從此開啓了四十餘年對世界乒壇的絕對統治,直至今日。
他們身穿的,正是梅花運動裝。
同年4月,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訪華,梅花更是見證了著名的“乒乓外交”——比賽中場休息時,周總理前去慰問運動員,卻發現因為運動員大量出汗產生的服飾掉色問題,對「梅花」運動衣提出三個要求:大方、耐用、不掉色。

由於經濟和製造能力有限,那時我們穿的衣服,多為老三樣(中山裝、軍便裝、人民裝)、老三色(藍、綠、灰色)。
天津針織運動衣廠高度重視,漂染組的老師傅從小孩子的印花服裝得到靈感,提出用印花工藝進行染色,在保證色牢度的同時,透氣又柔軟。
1972年,天津針織運動衣廠被周總理指定為國家體委及下屬運動隊研發制式運動服,“梅花”成了中國運動員的初代“國服”。
02
改革春風春滿地,中國人民真爭氣。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許海峯穿着臂上五道槓、胸前黃色“中國”字樣的梅花運動服贏得了中國奧運史上的第一塊金牌。

同樣是這屆奧運會,女排姑娘們實現“三連冠”,並在之後創造了五連冠傳奇。

梅花和運動員一起,成了運動場上的“明星”,許海峯在很多年後依然印象深刻:
“所有中國運動員,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領獎的時候,全部是這一套。這套服裝的紅非常好,非常鮮豔的紅,比賽的時候領獎服設計非常講究,一定要有特點、要好看。”

隨後,國家體委專門做出決定,除部分商定外商服裝的運動隊外,國家運動隊出訪、迎訪、參加比賽,都必須穿上帶有五道槓的運動服。

而在國家隊訂單之外,中國競技運動的亮眼成績,也極大地振奮了民族精神,點燃了全民體育熱情,老百姓也想買一套“冠軍服”穿穿。
天津針織運動衣廠在原料緊缺的情況下,設計了兩款“梅花”——**“大梅花”主要供應國家體委各運動隊及各地方運動隊,“小梅花”**主要面向普通市場。
當時,一套梅花運動服售價四五十塊錢,相當於一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即便如此,也擋不住男女老少購買的熱情。

改革開放打開了國門,梅花工廠加足馬力搞生產,引進一整套德國和日本的紡織設備,服裝面料向“輕薄、透氣、耐用”更進一步,年產純棉、化纖、腈綸、交織四大類,680多種,1200多個花色的服裝1200萬件;巔峯時期,梅花還出口歐、美、亞、非洲等15個國家和地區,僅在1987年和1988年兩年就為國家創匯超過1400萬美元。
然而國門的打開,也意味着外來競爭者的攪局。
到80年代後期,耐克和阿迪達斯也看中了中國市場的潛力,兩大體育巨頭在中國設立生產聯絡代表處,並開始贊助在國內舉行的一些國際比賽。
當時,耐克和阿迪達斯都希望與天津針織運動衣廠合作,還派代表去工廠進行實地考察和技術交流,出於對民族品牌的保護,合作最終並未開花結果。
財大氣粗的國際巨頭砸錢贊助各種比賽和隊伍,並在各路媒體投放廣告,不出幾年時間,幾乎所有運動員的訓練和穿着,都變成了阿迪達斯和耐克;年輕人穿一雙喬丹鞋,就是人羣裏最靚的崽。
與此同時,後起之秀也開始湧現。
1988年漢城奧運會之後,李寧退役,計劃找天津運動衣廠代工生產運動服,品牌為**「李寧」**。代工生產照樣沒有談攏,李寧挖走了時任梅花廠長的李紀鐸。
進入90年代,南方運動品牌也不斷冒出來,開始砸錢請明星代言,贊助比賽。

前有國際巨頭的“圍剿”,後有新興品牌的追趕,梅花經歷短暫輝煌,便逐漸沒落。
到1994年,梅花運動服正式停產。
03
也許有人會問,如果梅花當時和耐克、阿迪達斯合作,會不會好一點?
我想未必。
梅花的輝煌,是計劃經濟時代與中國體育事業的興起相伴相生的,國家訂單和體育賽事的曝光讓梅花沒有後顧之憂。但到了市場經濟時代,梅花便面臨着管理制度僵化的問題,一線領導做不了決策,等到更高一級的領導拍板,市場早就變天了。
梅花不合作,只能在巨頭和新秀的前後夾擊之下,節節敗退。
即使梅花合作,恐怕也只能被“雪藏”,然後逐漸消亡——曾經的知名國貨如美加淨、熊貓洗衣粉,都是在被收購之後,從王者變成了小透明。
商業世界的生存法則,從來都是你死我活的,而那些幸運的傢伙,要麼趕上了好時代,要麼便是在好時代裏依然充滿危機感,時刻不忘艱苦奮鬥。
梅花,以及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紅利下成長起來的公司,都屬於前者,但不斷進取的後者,才稱得上真正的巨頭。
到90年代後期,梅花已經毫無聲息,為了給工人發工資,工廠不得已以5塊錢一套的價格清倉,梅花品牌風光不再,市面上的梅花運動服也只是一些老員工在家庭作坊裏生產出來的。

再看看外面的世界,1998年,中國體育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成為中國體育產業發展的里程碑。同年,耐克、阿迪達斯也正式進軍中國市場。
那麼,民族品牌如梅花,就只能寂寂無名了嗎?
也未必。
體育市場的火熱,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側面。
21世紀,隨着中國加入WTO,國家經濟向好,人們口袋裏有錢了,開始轉向娛樂性的消費。
這個娛樂性消費,便是文化、體育方面的“軟”消費。
一開始,這個軟消費是一個西風東漸的過程——好萊塢文化、歐洲的時尚大秀、NBA聯賽……西邊的月亮似乎總是圓的。
但是,當國家經濟實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當民族自信上升到一定程度 ,一切又會不一樣。
這兩年,國漫和國潮的興起和迴歸,就是一種明證。

新世代的年輕人生來就享受到了國家強大帶來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認同,他們愛看國漫,喜歡國樂,也熱衷於穿着漢服表達自我。
如此一來,梅花們又等來了好時代。
2013年,天津紡織集團決定重建“梅花”品牌,原則就是“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不能讓“梅花”這樣的民族名牌消失。

後來的梅花運動服,多次出現在綜藝節目中,也有設計感滿滿的聯名系列。很多與梅花同樣打着情懷的老國貨們,如飛躍、百雀羚等品牌也都在國潮風裏煥發了新生。

但我想僅僅這樣,是不夠的。
國家強大是基礎,而我們的文化時尚、體育娛樂的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如何做好品牌宣傳,如何實現技術創新,如何制定行業標準,都是我們急需要補的課。
商業世界的生存法則,從來都是你死我活,梅花們“梅開二度”,時代的進程很重要,個人的奮鬥也同樣重要。
尾聲
再回到開頭的問題。
每次韓網曝出“泡菜起源”、“漢服正統”這些稍稍懂些歷史就知道答案的弱智問題時,我都覺得,這幫人是想蹭中國熱度吧。
為什麼要蹭熱度,大概是自家實在沒啥拿得出手的了。
所以,中國年輕人穿漢服上街,他們覺得漢服是韓國的,吳京火了,他們又覺得抄襲了魷魚遊戲。
挺不要臉,也挺可憐。
咱也別和他們爭辯了,要是還有人嚷嚷着這也是韓國的,那也是韓國的,你就把郭德綱和于謙的這段相聲放出來——
于謙:一切都是韓國人發明的?那麼中國人發明了什麼?
郭德綱:中國人發明了韓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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