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之未來：在經濟，更在行政改革！_風聞

眾所周知，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是“三駕馬車”：出口、投資和消費。

然而，不管是基於國際競爭也好，還是基於中國的體量也罷，都決定了“出口”不可能成為，實現中國“全民富裕”的主要依靠——如果中國要靠“出口”實現“全民富裕”，可能世界絕大部分國家都得變成資源輸出國才行。

所以，中國現在確立的未來經濟發展方向為“雙循環”，並且要以“內循環”為主。

但是，在現有的“地產經濟”模式下，想要依靠“投資”與“消費”來搞“內循環”，卻是難上加難。

一方面，龐大的地方債已經快要榨乾地方財政的“投資”能力。當前，大部分城市的地方財政收入，都是主要依靠賣地來支撐的，已經是危若累卵。且，即使不危，也絕不可能長久——就算可以敞開了賣地，也終有賣不出去的時候。

另一方面，沉重的房貸壓力已經幾乎抽乾了普通居民的“消費”潛力。房價與居民收入之間的懸殊比例，已經使得普通居民的“消費”能力，越來越向“維持生活”的方向發展——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想要搞消費升級，但現實反饋卻更多的是消費降級。

總而言之，自2015年左右起，中國經濟實際上已經陷入了增長“困局”的新常態——不用看各種數據，只要問問周邊的人，有多少人是覺得現在的生意是不是越來越難幹了，就一切都清楚了。

中國經濟之所以出現這種“困局”，其原因既複雜又簡單。既有“出口”漸頂的問題，也有“地產經濟”的飲鴆止渴問題，更有人類科技發展整體進入“瓶頸期”導致的“缺新產品”增加“財富（享受之利）”的問題。同時，也有社會財富分配兩極分化達到一定水平，產生“經濟僵化”的問題，和人口數量與社會分工崗位需求不匹配而產生的勞動力與產能的“雙過剩”問題。

那麼，中國經濟的這種“困局”該如何破解呢？

在筆者看來，經濟與行政就像一輛車的兩個軲轆，二者必須協調一致才能正常行進。如果，一個軲轆快，而另一個軲轆慢，就會原地轉圈。所以，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的未來，在經濟，更在行政改革：

一在，進一步強化中央管理的“新計劃經濟”；二在，科技發展的“去行政化”改革；三在，行政體系強化中央垂直管理的開源節流與精兵簡政；四在，通過“行政”改革來破解“存量”難題；五在，我們到底要為人民提供什麼樣的幸福生活的“行政規劃”。

一、關於“新計劃經濟”

經常有人討論，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哪個更好。這種討論是一種愚蠢的討論。

因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各有利弊，並不存在誰更好的問題。

同時，計劃與市場也並非是水火不容的絕對對立。計劃之中可以有市場，市場之中也可以有計劃。

計劃也好，市場也罷，都是一種經濟管理模式，並不是意識形態。把經濟管理模式與意識形態劃等號，就相當於是判斷一把刀是善還是惡，純屬無腦。

一個國家選用哪種模式管理自己的經濟，取決於哪種模式更適合你現實的實際情況——不同時間段與發展階段的國內與國際情況，才是決定你採用哪種模式的關鍵。

在筆者看來，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如果想要在國際競爭中取勝，想要實現“全民富裕”，必然要走向加強中央統籌的“新計劃經濟” ——這既是國際競爭與國內民本的主觀需要，也是經濟發展階段的客觀趨勢。

因為，只有加強中央統籌的“新計劃經濟”，才能使內部發展更有序，減少不必要的過多內耗浪費。

因為，只有加強中央統籌的“新計劃經濟”，才能更加有效的整合內部力量，以獲取外部競爭的勝利。

因為，只有加強中央統籌的“新計劃經濟”，才有可能解決財富分配兩極分化所產生的經濟僵化與社會和諧問題，從而保證我們能夠基業長青。

“新計劃經濟”，非舊計劃經濟那樣自上而下的按照國家計劃統籌安排所有供需，而應該是自下而上的根據市場需求統籌安排非個性化的生產供應——個性化需求仍然交由市場進行自我供需調節。

“新計劃經濟”的“計劃”，更多的是供需對接的“計劃”， 是在統計需求的基礎上去“計劃”生產。“舊計劃經濟”的“計劃”，更多的是產銷分配的“計劃”，是在統計生產的基礎上去“計劃”分配。

“新計劃經濟”的實現基礎，是以網絡技術為代表的新科技。舊計劃經濟之所以走不下去，其原因之一就是當產品的供應與需求達到一定的數量規模與品種豐富後，其複雜程度單是依靠人力根本就無法實現“有效計劃”，尤其是對於需求的統計“計劃”。而這些問題，對於網絡技術而言，要想解決則非常簡單。

注：關於“新計劃經濟”的具體闡述，我們後期再安排。

二、關於 “科研改革”

地球人類選擇了科技文明的發展之路。一個國家的科技發展水平，不僅決定着其軍事實力，更決定着其經濟實力。

所以，發展經濟，在某種程度上説，就是發展科技。而和平時期國家間的經濟競爭，在某種程度上説，就是科技競爭。

過去，我們搞改革開放引進外資，其本質並不是我們缺少資本，而是缺乏科技能力——引進外資，真正引進的是科技（設備只是科技的物化而已），而不是資本。

目前，我國的科技發展，走的是國家投入與民間投入各幹各的兩條線道路——雖然，國家也對民間科研給予種種資金與政策支持，但其本質更多的是相當於一種“行政化的補貼”。

在筆者看來，如果我們想要在未來的國家間科技競爭中獲勝，那麼對科技發展進行“去行政化”改革就是非常必要的。

一是，科研管理的“去行政化”。這裏所説的“去行政化”並不是説不要國家管理，而是在強化國家管理的基礎上“去官僚化”。關於這個問題，筆者這裏就不詳細展開了——懂的自然懂，不懂的如果感興趣可以去找搞科研的瞭解。

二是，企業科研投入補貼的“去行政化”。國家對企業研發投入的“行政化補貼”，在某種程度上既不利於公平競爭，也是對納税人的不公。筆者認為，在未來將這種“行政化補貼”改革為“風險投資”將更加有利於科技的發展。

三是，科研投入的“發動羣眾”。既然科技在國家間競爭中如此重要，那麼我們在科研投入上除了國家和企業投入之外，為什麼不能運用我們革命戰爭中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通過行政改革來“發動羣眾”共同參與。比如，設立“科技研發股票市場”，讓普通民眾也可以像買賣股票一樣參與科技研發（關於具體設想，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筆者的文章《西方金融給中國挖了什麼坑》）。

三、關於 “開源節流”

如果，我們把問題扯遠一點，從中國歷史上的王朝週期律來看。一個王朝的滅亡，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財政”出了問題。

財政收支不僅關係着當下的“一次性投資”，更關係着整個國家建設與國民福利不斷提升後的“持續性維持”——比如，修一條路不僅需要投資建設，更需要後期不斷的養護投入。這是一個國家財政開支剛性增長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們光顧着“投資”，而不考慮長期的“收入”來源，可能在未來的某一天，財政就會出問題。

1、從“開源”方面看，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一定會走向增加國家資本收入道路——並且，這種國家資本的管理模式，一定會走向中央垂直管理模式。

靠“賣地”收入，已經基本快到頭了。靠“税收”收入，太高了，即使不會趕走企業，也會抑制企業發展。所以，未來大有文章可做且空間廣闊的，就只有“國家資本”收入——國家資本不等於就是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僵化與貪腐等問題也不是完全無解。

而在“國家資本”的管理上，分散的地方管理是弊大於利的——地方政府的各種投資亂象所導致的損失，早已是屢見不鮮。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的某一天，甚至連地方政府的發展經濟職能，也可能會被分離出來，走向中央垂直管理。

2、從“節流”方面看，中國未來的政府財政支出，一定會走向加強中央統籌管理的道路。

政府財政支出的中央統籌管理，不僅可以更好的發揮規模效益降低成本，還有利於降低貪腐發生的幾率。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的某一天，所有的政府採購一定會走向中央垂直管理。

目前，我們的互聯網技術發展，完全可以支持這種中央垂直管理模式——即使不統採，最起碼也可以通過全國比價來降低不合理高價的發生機會。

四、關於“精兵簡政”

從某種程度上説，“精兵簡政”也是一種“節流”，這裏我們不多做討論。大家只要看看，我們現在有多少縣城是靠公務員來支撐經濟的就知道了。

對於財政開支而言，多一個公務員並不僅僅是多開一份工資的問題，而是還要有其工作開支的問題——閒着如何能體現出存在的必要性！

五、關於“存量問題”

目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存量問題”，主要是地方債、房貸與財富兩極化等問題。

這些問題的解決，單純依靠市場自我調節，肯定是無法解決的，其出路必然是政府要在“行政”上發力才行。

1**、地方債問題**

債務其實並不是什麼大問題，完全可以像當年把銀行不良資產“剝離打包”那樣予以解決。

有問題的是，地方財政如果不依靠“賣地”，拿什麼來“投資”，以及是不是能夠維持現有開支需求。

所以，必須要考慮清楚，未來的地方政府到底該幹什麼事，其財政收入要靠什麼支撐？

所以，這個問題的本質與根源，其實是“行政”問題，而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

在筆者看來，如果將經濟發展職能搞成中央垂直管理，而地方政府只需搞好為地方居民服務即可，未嘗不是一種更優的選擇。

2**、房地產問題**

房地產對於目前的中國而言，既離不了，又還得控制其畸形發展。

如果沒有了房地產的拉動，整個中國的內生經濟拉動將會很困難，根本找不到可替代的產業。並且，中國整個社會的城市化程度的進一步提升是必然的客觀規律，大量的農民進城也需要“居者有其屋”。

如果放任房地產的畸形發展不管，不僅會對實業與消費造成嚴重的擠壓效應，導致瘸腿。最終，也會因泡沫破裂，形成經濟危機。

在筆者看來，房地產問題的解決，除了一般的各種“行政”手段之外，最好是加上對農民進行“行政”改革——農民自願放棄自己的“農民權益”，國家給予其在城市購房的相關補貼（關於具體設想，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筆者的文章《農户承包地退出：該退回集體，還是該轉為國有》）。

3**、財富兩極化問題**

這個問題無法在短期內解決，從長期看，筆者認為最佳的解決辦法是：私人財富去資本化。

因為，財富兩極化的根源，不在個人體力或腦力勞動收入的差別，而在私人財富資本化後的不斷增殖。如果一個人的收入，只能用來消費，而不能用於資本增殖，那麼人和人之間的財富差別再大，也很難出現天壤之別與階層固化。

當然，這種私人財富去資本化，並不是説所有的企業全部都由國家資本來投資。對於像理髮店、便利店、小飯店等個體經濟，及一些小微型企業還是需要個人投資的——私人財富去資本化，其目的是控制私人資本規模太大所產生的弊端，而不是走極端。

六、關於人民幸福生活的“行政規劃”

一個國家發展經濟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

答案，顯而易見。一是，為了在國家間競爭中獲勝，以保護國民利益；二是，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

那麼，對於人民而言，什麼樣的生活才是幸福生活呢？

這，既可以通過國家間的簡單橫向對比，追求更好。也可以，主動的對幸福生活的藍圖進行描繪規劃，然後為之努力奮鬥。

在筆者看來，如果沒有對幸福生活的“行政規劃”，所謂的內循環就變成了沒有目標的為了循環而循環。同時，這種“行政規劃”也更能讓我們從宏觀上理清，科技發展與人口數量和社會分工之間的關係——經濟的本質，其實就是分工與交換，只不過在加入了科技這個變量之後，更具動態性罷了。

如果，我們有了對幸福生活的“行政規劃”。那麼，我們的路徑與方法等，可能也就清晰了。

注：整篇文章羅列了很多具體觀點，雖然這些觀點並不一定正確或可行，但筆者認為大方向應該是符合客觀規律的——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不管是從內部發展的角度看，還是從國際競爭的角度看，單靠經濟改革都已經很難再有大的效果了，已經到了需要行政改革來推動的階段了。並且，這種行政改革的方向，應該是進一步強化中央對國家的管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