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加班表”悄悄瘋傳, 真正加班最重的羣體卻無處傾訴 | 文化縱橫_風聞

✪ 孫中偉| 華南師範大學

✪ 黃婧瑋| 華東理工大學

【導讀】近日，一份以各大互聯網公司為主的“公司作息表”在網上流傳。發起者稱，希望通過這一活動，促進社會重視加班問題，推進工作機制的真正變革。事實上，長期以來，並不只有互聯網“大廠”存在加班情況，在公眾聚焦之外，還有更多人被動陷入“加班依賴體制”，卻缺乏公開表達訴求的渠道和能力。本文基於廣東地區的青年農民工數據，揭示了青年農民工過度加班的成因和機制，為分析我國當前勞動法執行問題提供了更廣闊的視角。

文章指出，製造業依靠勞動力大量投入的總體格局並未真正改變，加班依賴體制反而蔓延至全社會各行業，但其中農民工仍是加班最嚴重的人羣。許多企業設置”低基本工資+高加班工資“的薪酬結構，讓許多外來人員和低學歷、無背景青年，不得不選擇加班。在僱主面前，越年輕、越缺乏學歷，談判和議價的能力越低，工作時間也就越嚴重超出法定工作時長。同時，一旦陷入”加班模式“，無論學歷高低，都會越加班、加班時間越長。作者認為，”加班“這一普遍現象，已成為一種竭澤而漁的做法，不僅會嚴重損害職工的身心健康，也會導致員工大量流失以及招工困難，反過來破壞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用工環境，阻礙中國產業的健康發展。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21年第8期，原題為《加班依賴體制：再探青年農民工過度加班問題》，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髮，供讀者思考。

加班依賴體制：再探青年農民工過度加班問題

近年來連續發生多起互聯網行業員工在工作過程中猝死案件，“996”“007”“打工人”“碼農”等詞語頻頻登上熱搜，以互聯網企業為代表的平台用工或職業白領“過度加班”問題引發學術界的熱切關注，而傳統製造業、建築業和服務業的一線青年農民工的勞動狀況受到的關注越來越少。不可否認，在21世紀前20年，農民工基本勞動權益保護取得巨大成就，僅以我們在珠三角地區的調查為例，2020年下半年，珠三角大專以下學歷農民工月平均工資4294.8元，周工作時間52.8小時，養老保險參保率為89.8%，而2010年三項指標則分別為1848.6元、56.3小時和35.5%。

**儘管一線農民工的勞動權益明顯好轉，但由於存在低學歷、外地人和農業户籍等身份特徵，就業能力和談判能力均較弱，超時加班、疲勞作業、職業傷害等問題仍比互聯網從業者更嚴重。只是青年農民工已經習以為常，他們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也缺乏在互聯網表達抗議的渠道和能力，這就更加需要學術界的“底層關懷”。**本文重新回到青年農民工過度加班這一主題下，利用一項來自廣東地區的最新調查數據探究薪酬制度對青年農民工過度加班的影響。

**▍**研究視角

超時加班是一個世界性問題，但中國勞動者尤甚。國際勞工組織在2019年4月28日發佈的題為《安全和健康處於未來工作的中心：構建在百年經驗之上》的文章中稱世界上大約36%的勞動力人口工作時間過長，即每週超過48小時。根據北京師範大學《2014中國勞動力市場報告》，中國勞動者年工作時間約2200小時，相當於英美德法等國家20世紀20—50年代的水平，遠高於OECD國家的平均時間，屬全球勞動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中山大學《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2015年報告》顯示，60%的勞動者每週或者上週工作時間超過50小時，70%左右的勞動力每個月的工作時間或上個月的工作時間超過28天。從人口特徵來看，存在過度勞動的勞動者主要特徵表現為男性、教育程度較低、低技能、從事資源與勞動密集行業與外資合資企業的工作。

**企業薪酬結構是塑造勞動者加班行為的重要制度機制。從薪酬結構上看，一線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存在一種“低基本工資和高加班工資”的薪酬組合，而且過去十餘年呈現基本工資佔比不斷下降、加班工資佔比不斷上升的趨勢。**在基本工資較低且長期與最低工資標準掛鈎的情況下，農民工只有通過不斷加班獲得更高的收入，這就形成了一種結構性“加班依賴體制”，主要表現為“長白班”與“兩班倒”工時制，勞動時間長、加班嚴重，勞動者的工資收入中加班工資佔比過高。“加班依賴體制”是中國次級勞動力市場的典型特徵之一。勞動力市場存在初級勞動力市場和次級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分割。其中，我國次級勞動力市場以農民工為主，具有工資低、工作環境差、就業不穩定、晉升空間小等特點，一級勞動力市場則與之相反，以受過高等教育的白領為主。在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全日制受僱傭的製造業或者服務業屬於初級勞動力市場的範疇，以8小時工作制、完善的社會保險、穩定的工資收入、較大的職業發展空間等為特徵，在中國一線生產或服務員工雖然擁有社會保險和穩定的工資收入，但卻是低收入、低質量的就業，而且長期犧牲休息休假時間，往往被納入次級勞動力市場的範疇。

(近期網上流傳的“公司作息表”部分內容)

與城市白領相比，農民工之所以會陷入“加班依賴體制”，其根本原因是他們在學歷、外來身份、户籍上的“三重身份弱勢”。學歷低是農民工進入次級勞動力市場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由於外來者身份導致求職過程中存在信息不對稱以及沒有經過充分時間，更難找到相對優質的就業崗位。在户籍方面，儘管近年來户籍改革不斷深化，勞動力市場上的直接户籍排斥已經基本消失，但是户籍仍然通過教育、公共服務等多種方式在間接影響着就業市場。簡言之，本文的基本觀點是：青年農民工由於自身人力資本偏低以及外來身份、農業户口這“三重身份弱勢”導致較低的就業能力和薪酬談判能力，在求職過程中處於被動局面，更容易陷入到“加班依賴體制”，即不得不依靠超時加班來獲取更高的工資收入。

**▍**調查數據與樣本

本文所用的數據是一項最新的社會調查，即2021年廣東企業-員工匹配調查數據(GDEES2021)。2021年調查於1月至3月在廣東全省展開，覆蓋製造業、服務業和建築業等行業，主要調查企業和員工在2020年的生產經營與工作生活狀況。調查根據廣東各地經濟總量和用工規模採取配額抽樣方法，先選擇樣本企業，然後每家企業填寫5份員工問卷。在樣本分配上，廣州、深圳，每個城市配額200家企業，1000名員工；東莞、惠州、中山和珠海，每個城市120家企業，600名員工；其他地級市為80~100家企業，400~500名員工。問卷填答採用的是自填式郵寄返回的方法，最終回收企業問卷2053份，有效員工問卷9917份。由於我們研究對象為青年員工，因此根據《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本文所指青年年齡範圍是15~35週歲。由於個別變量存在填答缺失，經過數據清理，納入到本項研究的青年樣本為4505份，佔總樣本的45.43%；其中，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高等學歷者佔59.59%，沒有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中低學歷者佔40.41%。本文所研究的青年員工的樣本分佈情況見表1。

▍青年員工加班類型與羣體特徵

（一） 青年員工加班類型分佈

根據我國《勞動法》第36、38和41條規定，勞動者平均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每週至少休息1日，且用人單位組織加班一般每日不得超過1小時，出於特殊需要，需在保障勞動者身體健康的條件下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3小時，但是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以往研究主要是根據日工作時間或者周工作時間來衡量青年員工是否存在過度勞動情況，但是用人單位計薪週期是月，因此採用月工時來計算員工工作時間更能夠全面反映員工的勞動投入和勞動強度的狀況。根據8小時標準工時的相關規定，勞動者每月工作時間低於或等於174小時不存在加班；加班在36小時以內，每月工作不超過210個小時，屬於“合法加班”；每月工作時間超過210個小時但不超過260個小時，則屬於“輕度違法加班”。此外，還有一種情況就是近來屢次登上熱搜的“996工作制”，每天工作10個小時，每週工作6天，月工作時間在260個小時及以上，這意味着勞動者每月加班86個小時以上，即平時加班46個小時，週末加班40個小時，這屬於嚴重違法加班。

調查表明廣東地區青年員工月平均工作時長為197.22小時，超過標準工時23個小時，其中男性203個小時，女性192個小時；管理人員190.77個小時，普工202.62個小時，技術人員195.94個小時。進一步，我們統計了各羣組工作時間和存在加班以及違法加班的樣本分佈。從每月工作時長看，工作時間最長的是未受過高等教育的外地農業户口者，即“外來民工”，平均每月達到225個小時，85%的樣本存在加班行為，約47.2%處於違法加班的狀態，還有21.27%屬於嚴重違法加班即“996”模式。而在受過高等教育樣本中，存在“996”的僅為3.22%，其中外地人為5.5%，本地人的比例不到2%。

通過多羣組的對比分析發現，工作時間最長的仍然是外來青年農民工，他們同時具有低學歷、外地人口和農業户籍的三重身份，即本文所提到的“三重身份弱勢”。其中學歷差異是各組差異中最大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員工儘管也存在户籍、來源地等身份差異，但是平均工作時間均不超過190個小時，且內部分化較小；而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者，則更多地存在違法加班或者嚴重違法加班。

（一） 加班類型的迴歸分析

我們進一步採用迴歸模型來分析哪些青年員工更可能陷入違法加班的情形。結果見表2。

迴歸結果顯示，**在控制各變量的情況下，青年男性較女性更加容易超時加班，成為嚴重違法加班的受害者;年齡越高者出現加班和嚴重違法加班的可能性越低。**這表明，同樣是青年員工也存在內部年齡差異，30歲以上者進入到嚴重違法加班的相對發生比(odds ratio)是25歲以下者的0.648倍(e-0.433)。

就學歷、來源地和户籍三大主要特徵而言，**學歷對於加班類型羣體產生的差異要大於來源地和户籍，**未上過大學者存在輕度違法加班和嚴重違法加班的相對發生比是大學學歷者的4.05(e1.4)倍和5.42(e1.69)倍。農業户籍的青年員工加班的可能性高於非農業户籍者，外來者則更加可能存在違法加班和嚴重違法加班的現象。此外，一線生產或者服務的普工存在加班和違法加班的可能性高於以行政、管理或者文字處理為主的白領羣體。最後，在企業層面，製造業加班嚴重程度高於服務業，港台、民營企業員工存在加班的風險更高，但外資企業更加遵守中國法律，存在嚴重違法加班的員工比例更低。

迴歸模型與描述性統計的發現基本一致，那就是**在民營或港台製造企業、未受過高等教育、從事一線生產或服務的外來農民工陷入違法加班或者嚴重違法加班的可能性更高。**因此，在青年農民工工作時間方面，存在一種基於學歷、來源地和户籍身份的“三重弱勢”效應，其中學歷是決定性因素。

**▍**加班依賴體制與工作時間

（一） 加班依賴的羣體差異分析

根據本文的研究框架，“三重弱勢”是導致農民工進入“加班依賴”的根本原因，下面通過Logistic迴歸模型來檢驗這一論斷。本模型的因變量為“加班依賴”，是指勞動者工資收入中加班工資佔總工資收入的比例，等於或超過10%即存在“加班依賴”，計為“1”，低於10%則表示基本不存在加班依賴，計為“0”。2020年下半年青年員工平均每月到手工資為4259.47元，加班工資為482.13元，加班工資平均佔總工資的10.91%。其中，中低學歷者平均工資為3860.9元，加班工資為717.7元，佔總工資的比例為16.67%元;高等學歷者月平均工資為4524.14元，加班工資僅為325.51元，佔比為7.19%。對八個子羣體的比較分析發現，中低學歷的外地農民工加班工資平均超過1000元，佔總工資的比例超過22%。如果將加班工資在總工資佔比超過10%的定義為存在加班依賴模式，那麼中低學歷的外來農民工則可以佔到58.44%，受過高等學歷者僅為21%。

表3的迴歸結果顯示，**未上過大學、外來身份、農業户籍的青年員工進入到加班依賴體制的可能性更大。**其中中低學歷者的發生比是高等學歷者的2.52(e0.926)倍；外來員工是本地身份的1.50(e0.404)倍;農業户口是非農户口的1.32(e0.28)倍。在模型2中，我們做了各個羣組的對比分析，與大學本地非農人羣相比，中等外地農業户籍的羣體進入到加班依賴體制的可能性更大，其次是中等本地農業，這兩組均是傳統的農民工。

與前述發現基本一致，學歷是形成羣體差異的最主要原因，其次為是否屬於外來人口。如果是外來人口的話，工作時間會更長，即便受過高等教育，陷入到加班依賴體制的可能性也更大。

原因有三:

第一，外地人在本地社會交往較為簡單，工作是他們打發時間的方式；

第二，外地人在求職過程中由於信息不對稱，做出決策的過程缺乏全面、長期的綜合對比分析；

第三，一些外來者急於找到合適的崗位，挑選工作的時間較短。

因此，對於青年農民工來説，正是由於學歷較低、外來身份以及農村户籍三個特點導致他們就業能力更弱，在求職過程中薪酬談判能力也更低，難以找到工資水平較高而且加班較少的工作，要想獲得較高的收入，必須依靠延長加班時間，從而陷入到一種“加班依賴體制”中。除了青年農民工的羣體特徵，加班依賴體制的分佈也存在明顯組織特徵差異。**港台、外資、製造尤其是勞動密集型製造企業等存在超時加班和加班依賴體制的現象更為普遍。**這反映了中國製造業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仍然處於中低端，產品附加值低，尚未改變依靠勞動無限投入達到降低成本和獲得產品競爭力的尷尬局面，產業轉型升級之路道阻且長。這種情況下企業利潤單薄，必須通過巧妙的薪酬結構設計來達到既延長工作又控制人工成本的目標，加班依賴體制就成為了這類企業的優選模式。

（二）加班依賴與工作時間

根據本文的理論視角，我們認為加班依賴體制是導致青年員工超時加班的結構性機制，因此下面採用多元迴歸分析方法來評估加班依賴體制對員工工作時間的影響，模型的因變量為每月工作時間。表4模型1顯示，加班依賴體制對員工工作時間有顯著影響，員工一旦陷進加班依賴體制中，平均每月工作時間增加19.82個小時，相當於每個工作日延長1小時左右。當然存在一種可能，即因為工資收入較高，加班時間更長，為此我們進一步控制“月工資收入”這一變量，模型2顯示，在控制月工資收入的情況下，加班依賴仍然顯著影響勞動者的工作時間，也就是説即便兩個員工總工資收入相當，存在加班依賴者要投入更長的工作時間。同時，在控制人口、企業等變量的情況下，農業户籍比非農户籍者每個月顯著高6.57個小時，外來者比本地人顯著高7.13個小時，低學歷者比高學歷者每月顯著高14個小時。

模型3、模型4和模型5分別納入加班依賴體制與學歷、來源和户籍三個變量的交互項，結果顯示，對農業户籍、外來者來説，一旦落入到加班依賴體制，工作時間會顯著延長，尤其是外來者，一旦落入到加班依賴體制，與本地人的工作時間差距顯著擴大。在非加班體制中，二者工作時間差距不到5小時，但一旦進入到加班體制，外來者比本地人的工作時間將提高20個小時以上。加班依賴與學歷的交互項並不顯著，其意味着雖然中低學歷與高等學歷的工時時間長度差異很大，但是無論中低學歷還是高等學歷，一旦陷入加班依賴模式，工作時間都會被顯著延長。

**▍**結論與討論

改革開放後，依靠勞動力數量和勞動時間的無限供給，中國逐漸成為世界製造中心，以農民工為代表的一線勞動者為此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巨大的犧牲。早在2010年，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就在一次會議上強調“要引導企業加快轉型升級，改變依賴加班、低薪獲得低端製造業競爭力的格局。工人有積極性的勞動所創造的效率，絕不亞於加班所帶來的增長”。遺憾的是，十年已過去，中國製造業依靠勞動力大量投入的總體格局並未真正改變，加班依賴體制反而蔓延至全社會各行業，但其中農民工仍然是加班最為嚴重的人羣。

本文利用2021年廣東企業-員工匹配調查數據，從薪酬結構的視角分析了青年員工尤其青年農民工的工作時間和超時加班問題。與以往研究多通過周工作時間、日工作時間或主觀認定來劃分勞動者加班事實或加班類型不同，本文采用月工作時間來判斷勞動者的加班狀況，結果顯示僅有36.6%青年員工不加班，42.17%屬於合法加班(每月加班不超過36小時)，13.68%存在輕度違法加班(每月加班36小時以上但不超過86小時)，7.56%屬於嚴重違法加班(每月加班超過86小時，即“996”工作制)。就各羣體對比來看，工作時間最長的是未受過高等教育的外來農民工，平均每月達到225個小時，85%存在加班行為，有47.2%處於違法加班的狀態，有21.27%屬於嚴重違法加班的“996”模式；而在受過高等教育樣本中，存在“996”的僅為3.22%。因此，青年農民工無論工作時間還是加班強度均遠高於受過高等教育的白領員工。需要説明的是，由於本項調查數據並未覆蓋到大量的靈活就業、平台就業青年，因此該數據可能會低估青年農民工過度勞動問題，實際情況可能比本文數據更為嚴重。

**為解釋青年農民工超時加班的原因，本文提出了“加班依賴體制”的分析性概念。質言之，由於青年農民工自身學歷偏低以及農業户口、外來身份導致他們在求職過程和合同簽訂談判過程中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這種“三重弱勢”使得青年農民工更加容易進入到基本工資很低被迫通過超時加班來提高工資收入的模式中，即本文所謂“加班依賴體制”。**由於基本工資很低，為獲得更高的工資收入，陷入加班依賴體制的員工就不得不大量依靠加班來獲取工資收入，這是青年農民工超時加班和嚴重超時加班的結構性根源。從企業角度來看，採用加班依賴薪酬模式，設置較低的基本工資，在生產或銷售淡季可以減少勞動報酬支出，在銷售旺季則通過延長工作時間來減少對增加勞動力的需求也同時減少增加勞動力帶來的社保支出。因此，加班依賴薪酬制度同時滿足了企業提高用工靈活性和降低人工成本的需要，也就成為大量的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尤其勞動密集型企業採用的主流薪酬模式。**這種薪酬制度具有特定產業特徵和時代背景，一旦形成就會迅速在企業間蔓延併產生很強制度慣性，沒有外力作用很難改變。**這也迫使農民工不斷尋找加班機會，甚至經常出現工人因企業不安排加班或加班太少而離職、抗議的現象，表面看是為了加班，其實是希望賺取更多的工資收入的無奈之舉。因此，本文的政策意義是，要消除或減少農民工超時加班現象，必須要消解“加班依賴體制”賴以存在的薪酬結構，鼓勵和引導企業設置更加公平合理的薪酬制度，通過提高8小時正常工作時間的工資水平或提高加班費的計算基數，降低加班工資佔總工資收入之比，擴大超時加班的用工成本，迫使企業主動通過優化勞動定額和薪酬管理制度來降低勞動者加班時間；同時，也要賦予員工推動企業薪酬制度轉型和優化的談判權力和通道，通過工資集體協商來督促企業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薪酬制度。

**隨着新業態新經濟的興起，大量年輕員工因為傳統製造業或服務業工作環境差、勞動強度大而選擇逃離成為靈活就業、平台就業或臨時務工人員。**標準工時制度是保障僱傭勞動者身體健康和安全生產的重要制度，不管是用人單位還是勞動者都必須嚴格遵守。企業不能為降低用工成本，以勞動者自願加班為由而默許、引導或鼓勵勞動者嚴重超時加班，這種無視職工休息休假權、竭澤而漁的做法，不僅會嚴重損害職工的身心健康，也會導致製造業員工大量流失以及招工困難，嚴重破壞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私營企業的用工環境，阻礙了中國產業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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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21年第8期，原題為《加班依賴體制：再探青年農民工過度加班問題》，註釋從略。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