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唐宋八大家”與“魯郭茅巴老曹”_風聞
虎落平阳-2021-10-15 19:47
“唐宋八大家”與“魯郭茅巴老曹”
金新

最早把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這唐宋八大家排列在一起的是明朝文學家朱右。他試圖創造一種新的風格來取代元朝詩文創作上纖弱的文風,親自選編韓、柳等人的散文為《八先生文集》。

“魯郭茅巴老曹”是民國時期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六位作家的合稱。通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科書,將他們尊為大師級的現代作家。追溯這一命名歷史,可以看出新中國確立思想文化秩序的努力。
前者風格不一:韓之奇、柳之峻、歐陽之粹、蘇之博、王之潔、曾之嚴。“唐宋八大家”之名實始於此。其許人乃主持唐宋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他們提倡散文,反對駢文,給予當時和後世的文壇以深遠的影響。
後者的共同點為“聽將令”。1922年12月,魯迅在《吶喊》出版時為這部小説集寫了一篇《自序》,中雲:“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委婉了一點,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敍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但他又在《南腔北調集》裏説:“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嗜好個性的“唐宋八大家”與注重共性的“魯郭茅巴老曹”各以其特色進入中國文學史。
作家的個性與“格調”有關。所謂“格調 ”,是指不同作家或不同作品的藝術特點的綜合表現。説其“綜合”,意為不同類別之特徵之組合。
美國作家福塞爾之《格調》有語:“它常常不是你的職業,不是你的住宅,不是你的餐桌舉止,也不是你能掙多少錢或擁有多少財產,而是一系列細微的,你在自覺不自覺中所呈現出來的行為特徵的混合。”文章是人寫的,“文如其人”,人之廣義之行為特徵之混合或曰綜合,所形成的格調,必然影響文章的格調——
人有氣質,文以氣貫,氣盛才雄。唐白居易之《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有語:“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物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居多。蓋是氣,凝為性,發為志,散為文。”
人有性情,文因人異,得性所遷。明湯顯祖之《序丘毛伯稿》有語:“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氣者,全在奇士。士奇則心靈,心靈則能飛動,能飛動則下上天地,來去古今,可以屈伸長短生滅如意。如意則可以無所不如。彼言天地古今之義而不能如者,不能自如其意者也。不能如意者,意有所滯,常人也。”
人有心聲,聞聲曉性,披文窺心。明屠隆之《詹炎》有語:“ 讀《中庸》之文,知其人之造理而深;讀《孟子》之文,知其人之特立而峭;讀道德之文,知其人之混茫而大;讀《莊》《列》之文,知其人之奇詭而玄; 讀《左》《國》之文,知其人之煉達而莊;讀《戰國策》之文,知其人之機權而慄;讀《離騷》之文,知其人之哀思而怨;讀《史記》之文,知其人之雄雋而豪;讀賈誼之文,知其人之悲壯而夭;讀楊雄之文,知其人之譎怪而災;讀謝靈運之文,知其人之抗浪而兇;讀陶潛之文,知其人之閒曠而適;讀《文 選》之文,知其人之綺縟而靡。故人不盡於文而不可以知人。”
人有修養,兀然象外,清心寡慾。明王文祿之《文脈》有語:“為文須有文心,始可與言文,蓋識見高明,不染利慾。若莊周、屈平及李太白,超然塵外,百代無繼之。非文難,文心難也。心或夾雜,本失矣。詞華曷生哉?且為文如蠶口抽絲作繭,一聞響則口停而絲腸斷矣,使亂乃心,文焉得妙?”
人有才思,或速或遲,各得其所。明謝榛之《四溟詩話》有語:“夫才有遲速,作有難易,非謂能與不能爾。含毫改削而工,走筆天成而妙;其速也暗合古人,其遲也再創出新意。遲則苦其心,速則縱其筆:若能處於遲速之間,有時妙而純,工而渾,則無適不可也。”
人有才俊,天生文曲,自然絕人。清袁枚之《隨園詩話》有語:“ 詩文自須學力,然用筆構思,全憑天分。……趙雲松《論詩》雲:‘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人有才力,才富力健,骨勁氣猛。清葉燮之《原詩·內篇》有語:“ 吾嘗觀古之才人,合詩與文而論之, 如左丘明、司馬遷、賈誼、李白、杜甫、韓愈、蘇軾之徒,天地萬物遞開闢於其筆端,無有不可舉,無有不能 勝,前不必有所承,後不必有所繼,,而各有其愉快。如是之才,必有其力以載之;唯力大而才能堅,古至堅而不可摧也。歷千百代而不朽者以此。”
人有別才,才情益彰,文必生輝。清李漁之《梁冶湄明府西湖垂釣圖贊》有語:“ 才情者,人心之山水; 山水者,天地之才情。使山水與才情判然無涉,則司馬子長何所取名山大川,而能廣其文思,雄其史筆哉!……然才情所萃之地,必得一才人主之,斯為得所。”
人有學識,學問淵搏,遂能盡才。清袁枚之《隨園詩話補遺》有語:“劉知幾雲:‘有才無學,如巧匠無木, 不能運斤;有學無才,如愚賈操金,不能屯貨。’餘以為詩文作意用筆,如美人之髮膚巧笑,先天也;詩文之徵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飾,後天也。至於腔調塗澤,則又是美人之裹足穿耳,其功更後矣。”
人有品格,襟懷脱俗,文則超羣。清劉熙載之《藝概·文概》有語:“ 陶淵明為文不多,且若未嘗經意。然其文不可以學而能,非文之難,有其胸次為難也。”
學者們從文史之汪洋大海中尋覓出那麼多體現格調者,其實亦只是格調的局部表現形態。
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魯郭茅巴老曹”中最作為“民族脊樑”的魯迅從寂寞中決然奮起,用他那如椽巨筆寫下了許多逸響偉辭而卓絕一世的篇章,從而成為中國新文學的重要奠基人;併為推動這場最終使中國歷史發生重大轉折的運動的深入做出了貢獻。對於這個時期的創作緣由,魯迅曾先後自述或評價從"聽將令"到"遵命文學",這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思想史上人們言説不盡而各執一詞的話題。
據説:“對照1949年以前的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評論,王瑤、張畢來、丁易和劉綬松等的文學史研究曾顯示了明顯的變動與進展。而且,由這麼多優秀的文學史家參與這一工程,也説明了現代知識分子羣體的迅速分化與重新組合,他們是在告別舊時代的過程中重新確認自我_對文學大師的命名,實際也包括了對他們自己的‘命名’。”
匆匆於2021年10曰15日19時19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