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戰略，究竟有何不同？_風聞

在我看來，所謂東西方戰略的對比，其實有點像中醫和西醫的對比。

作者 | 王志綱，智綱智庫創始人、中國著名戰略諮詢專家

來源 | 身邊的經濟學（ID：jjchangshi）

01

東西方戰略：中醫VS西醫？

人們往往談到中西醫之爭，總的看來中醫處在下風，吃了一些虧，受了一些窩囊氣。在我看來，中西醫最起碼有以下幾方面的區別：

第一，西醫講究科學和邏輯，以解剖學、生理學和病理學為基礎，先對病症進行客觀分析，然後再做針對性治療，但難免存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傾向。

中醫把人當作一個整體，考慮其陰陽是否平衡、血脈經絡是否通暢，因此，只要具有豐富的臨牀經驗，然後望、聞、問、切，把握問題的根本所在，辨證施治，運用疏通經絡、滋補調和等方式解除病情。

在中醫看來，人體內外部環境的變化都會引起失衡，只要不是器質性的病變，都可以從調理陰陽、重建平衡來入手，所以中醫擅長治“未病”和慢性病。

但如果一旦發生了器質性病變，或者嚴重的急性病變，需要立刻搶救，就還是乖乖找西醫做手術。

這同樣也是西方戰略與東方戰略的差異。

西方諮詢公司試圖用一套工具和方法解決所有的問題。剛從大學校園走進諮詢公司的年輕人，就可以用幾個模型、幾個數據給中國大企業做戰略，指點中國企業幾十年打下的血汗江山。

他們往往發現了一個小問題，就以為找到了萬能鑰匙。儘管這套工具已經在不斷迭代，但它對問題的深層次原因，特別是人的因素，始終關注得不夠，而關注“人”恰恰是重要的中國特色。

西方戰略更多的是“立即變革”“馬上到位”“一刀切”，因為西方人是為事做事，領導的調整在內部的震盪相對較小。

而中國講究“先做人，後做事”，更喜歡折中方案，喜歡春風化雨潤物無聲。任何破壞組織元氣、損害組織精氣的戰略變革，在東方式戰略中，都會被也應該被非常謹慎地考慮。

第二，經過系統培訓、標準選拔的西醫，但凡能拿起手術刀出現在手術枱前的，水平總不會太差。而在中醫羣體裏，庸醫的比例遠高於西醫，但不排除有極少數藥到病除的神醫。

這種區別的背後，是人才評價體系的不同。

中醫靠的是臨牀經驗，奧妙存乎一心，這也給了騙子可乘之機，他們學個一招半式，搞一套仙風道骨的門面，就可以行走江湖了，很多人還偏偏認這種“大師”。

而西醫有着完備的培養體系，就像流水線一樣批量生產人才，這些剛剛“出廠”的西醫或許還很稚嫩，離不開儀器設備和檢查化驗單，但他們畢竟有標準化的流程、量化的數據和帶可視功能的治療設施作為輔助，治療效果也相對穩定、可預期。

第三，中醫講辨證施治，望聞問切，看起來是一種感覺，但這種感覺第一離不開豐富的知識儲備、大量的時間積累，第二離不開天分，第三離不開獨特的預見能力，這種感覺不是科學能夠解決的，不是教育能培養出來的，也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講清楚的，但它確確實實是存在的，並且能解決問題。

我曾經有一次去中醫院看病，坐堂大夫是一位二十多歲的中醫學博士，我嚇得扭頭就跑，心想，這種小夥子怎麼會看病呢？

經過我強烈要求，換成一位七八十歲、白髮飄飄的老中醫來診斷，我心中才踏實下來，可能這位老中醫根本沒有文憑，也可能學術水平還不如那個年輕小夥子，但在中醫這個領域，相比文憑的力量，我還是更信任時間的力量。

而西醫講文憑，講學歷，講醫療儀器設備和診斷報告，講對症下藥和參考病例。

**西醫擅長解決專業的問題，但不一定能治療中國特殊環境中的疑難雜症；**中醫的方法雖然有效，但缺乏系統的數據和專業的理論支撐。

我相信並非中醫本身不科學，而是我們的認知還達不到那個層面，還沒有深入去做系統的研究和提煉，是“行”走在了“知”之前。

中醫也好，東方式戰略也罷，其真正的精髓是從量變到質變，是一項辨證施治的系統工程，是一個動態、辯證、發散的過程。

這其中一定潛藏着巨大的能量等待着我們去挖掘。

02

文化的博弈

穿越歷史的長河，縱觀全球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科技迅猛進步帶來史無前例的全球化進程，不同種族、不同社會、不同階層、不同職業的融合也將繼續深入到眾人難以想象的地步，但你會發現無論世界呈現出多少張面孔，國家的起伏興衰有多麼波瀾壯闊，當前整個世界的主流仍然是東方和西方的博弈，不僅僅是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博弈，還有最根本的文化之間的博弈。

有人説，讀懂希臘，參透中國，就能瞭解人類和歷史的本源，紛繁複雜的表象之下是兩種文化的本質區別。

這種區別帶來了東西方哲學體系、生死觀念、倫理道德、政治認知、社會運轉邏輯、科學態度的巨大分野，在發展的不同階段，各自都有綻放光芒的高光時刻。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説過，希臘世界從阿喀琉斯開始，由亞歷山大完成。西方文化的源頭以哲人和史詩開啓， 在漫長的古代文明史上，西方文明古希臘的哲學大家與中國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可以説是並駕齊驅，在中世紀結束之前，都是西方長期落後於中國。

然而，文藝復興、科學革命，特別是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使得西方在科學、技術、經濟、文化等方面全面領先，尤其20世紀美國崛起之後，西方文明更具壓倒性優勢。

然而，思維方式上的差異並不代表思維層級上的高下，只要能更好發揮各自的優勢，開創適合自己的戰略理論指導自己的戰略實踐，都是成功的。

這不是東風壓倒西風的問題，而是東西方思維互補、並存、共生的問題。

只是區別在於，自鴉片戰爭以來，我們一直是謙卑好學的好學生，孜孜以求，日夜精進，而西方世界卻昂着高貴的頭顱，對其他文明不屑一顧。

低頭才是上坡人，一俯一仰間，隱藏着中國加速前進的密碼。

回顧中國的歷史，我腦海中時常會浮現出這樣一幅圖景——在三千多年前的渭河平原上，有兩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酋長，一個叫炎，一個叫黃，各自帶着幾百户父老鄉親，長年累月地交戰、議和、會盟、通婚，慢慢走向融合。

從炎黃到堯舜，最終以周克商為標誌，這個融合過程終於徹底完成了。中國不再是若干個部族競爭的戰場，而形成了統一的文化核心。

從此，這個核心像滾雪球一樣，順着黃河流域一路往下，從秦晉、鄭衞、燕趙到齊魯，滾遍了整個黃河流域，形成了華夏文明的雛形。

在這個過程中，向心和離心同時發生，有的地方被吸納進來，有的地方被甩了出去。《史記》裏面説舜“遷三苗於三危”就是這個過程的真實寫照：所謂的百夷、百苗、百越，都是當初被華夏核心圈甩到外圍的部分。隨着雪球越滾越大，從黃河流域滾到泛長江流域，它們又都被一一吸納了進來。

歷史上無數次政權興替、強敵入侵，中華民族不僅沒有面臨亡國亡族的滅頂之災，反而憑藉強大的內生力將各民族融合同化，不斷海納百川，大浪淘沙。

近代以來，伴隨西方列強從海上入侵，中華文明停滯已久的雪球又開始重新翻滾，經歷百年天地翻覆之變，終於滾成了今天的偌大中國。

03

中華文明的內生力：

周禮、秦制、漢習、唐風

如今伴隨着中國的崛起，世界都在探討一個問題。

四大文明古國中的另外三個都已經消失。今天行走在金字塔下的埃及人已經不是法老的後代。兩河流域打得天昏地暗，那些輝煌的歷史同空中花園一樣早已不復存在。印度更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文明，在長達三千年的歷史中，印度曾多次遭受外族入侵。

那為什麼唯獨中國生生不息，一脈相傳，不曾斷絕，而且時至今日，我們的孩子們依舊讀着兩千多年前的《論語》和《詩經》？

關於這個問題的解釋有很多，從地緣政治學角度來看，我國西部的山脈和荒漠屏障，東南部隔絕於世的大洋，成就了中國疆域的相對封閉性，但這不能作為我們文明延續的唯一解釋，更有説服力的理由，是我們文明內在的生命力。

今天的中國有14億人口，比美國、日本、韓國再加上歐洲的人口總和還要多。人口變化的歷程也是文明演進、生成和沉澱的過程。

數千年文脈綿延不絕，千古文明一脈相承，這種全世界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其背後的強大向心力和內生力可以總結為四個詞語——周禮、秦制、漢習、唐風。

此處所説的“周禮”不僅僅指《周禮》這本書，而是周朝對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政治制度、文化理念乃至美學等方面一系列的重大影響。

周禮背後的規矩、紐帶和社會自治傳統，不僅奠定了中國人幾千年的基本道德規範，對當今的社會治理來説，也有很強的借鑑價值。

繼周禮之後，中國文化的另一場重要變革就是秦制。

秦制繁雜，其中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是改分封世襲為以戰功授爵，打破貴族階級對權力的壟斷，二是商鞅實行的田制改革——廢井田，開阡陌，大幅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

從封建分封制到大一統郡縣制，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深刻的一場變革。如果説從商到周，中華民族褪去了青澀，那麼從周到秦的這場“周秦之變”，則徹底讓中華民族走入成熟，在接下來近兩千年內佔據世界文化高峯。

儘管秦僅經歷了二世就亡了，但書同文、車同軌、度量衡統一、郡縣制以及中央集權這些秦制，影響了後世幾千年。爾後數千年的中華文明版圖，或開或合，或統或分，都離不開秦朝建立的大一統框架。

史學界常有“漢承秦制”的説法，秦、漢常統稱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帝國，和歐亞內地另一端的羅馬帝國相提並論。

秦制偉大則偉大矣，但畢竟是“草創者”，漢朝實際上成了秦制的“補鍋匠”，最終把制度改革從嘗試正式確立為慣例，並綿延兩千多年。

歷經四百多年的漢朝，不僅在政治制度上走向成熟，還形成了漢民族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徵。文化、飲食、服裝、建築、音樂等在兼容幷蓄中逐步定型，產生了強大的民族凝聚力。

如今漢朝雖已遠去，但“漢”作為一個民族、一種文字、一種文明的標誌性符號，在世界依舊名聲響亮。

中國文化的另一場重大轉折，就是在唐朝時期。唐朝的夜市、詩歌、音樂、歌舞、繪畫等至今還在世界上傳頌。盛唐，是中國人對大國輝煌最生動的想象。

唐風究竟是什麼？是“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的胸懷，“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格局，以及“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的風流。

這種氣象在中國歷史上再沒出現過，不僅是我，許多稍有文化的中國人，內心都有一種情愫，那就是“夢迴大唐”。

盛唐給我們留下來的遺產，不只是政治制度、生活習俗、文藝作品，更是一種融化在血液裏的氣質。當我行走於全世界，每每撫今追昔，觸景生情，這種感受和精神的愉悦是外國人很難想象的。這是中國人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現代文明日新月異，飛速發展，傳統文化彷彿已經褪色為遙遠的剪影，但實則已經深入每一箇中國人的骨髓，潛移默化地影響着我們。

04

東方戰略思維的復興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這些年我走過很多省市地區，有邁入發達地區行列的東南沿海，也有經濟相對落後的中西部地區。

我每到一個地方，與當地的官員交談，都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中央財政政策的引導下，東部省份每年有成百上千億的財政税收轉移支付給中西部省份，但它們對此卻毫無怨言。

在它們看來，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就像兄長幫扶弟弟一樣自然。

近幾年，全國上下扶貧工作如火如荼，脱貧原本是中國人的千年夙願，歷朝歷代的明君都以消除貧困作為國富民強的千秋功業。

作為社會觀察者，二十多年來我行走中國，也見到了政府消除貧困的強烈意志。許多東部省份對口支援西部時出錢、出力、又出人，這在西方是根本無法想象的，也是西方人所根本無法理解的。

這種大規模的轉移支付，可以從中華文明的傳統中找到線索。鄉土中國里豪紳大户的樂善好施，儒家禮制裏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願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傳統，這些都是傳統社會所極力倡導的準則，是長期大一統和中央集權下產生的集體主義，是來自於漫長曆史積澱下的文明。

文明的力量，在疫情時期也生動地體現了出來。這次抗疫表現較好的中、日、韓，本質上都屬於儒家文化圈。

西方則恰恰相反。啓蒙運動以來的西方文明，建立在對個體自由的解放之上，強調個人主義、人本主義。

個人自由凌駕於集體利益之上，甚至於政府都無權干涉。我們看到美國、英國在面對疫情時手足失措，民眾拒絕戴口罩，理由是其侵犯個人自由；政府表面上宣傳的“羣體免疫”，骨子裏卻是極其殘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病逝者大多是老弱病殘和社會底層的人。

這場疫情的泛濫，正是個人主義走向極端的惡果。而集體主義的匱乏，直接導致了國家和民族意識的淡漠，進而帶來了認同感的缺失。他們寧願信奉物競天擇，也不願犧牲個人利益施手相救。

從這個角度來看，政府防控不力、族羣矛盾凸顯的美國，本質上在文明深處有這樣的弊病。

文明的本質差異，客觀上加劇了中美之間的衝突。在當今黑天鵝頻出的時代背景下，西方的線性思維受到侷限，更加多元、包容、均衡的東方戰略思維將有望展現出新的魅力。

隨着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不斷提升，現在整個亞太地區，圍繞中國，成了全球關注的熱點。不管世界願不願意，在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裏，中國都將成為整個世界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一分子，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中華文明將是全球哲學家、政治家們爭論不休、樂此不疲的話題，東方戰略思維也將越來越被重視。

在大國復興、走向全球化之際，五千年文明古國的文化自信將得到極大地彰顯，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悠久歷史和獨特哲學的東方式戰略，也必將大放異彩。

關於作者：王志綱，中國著名戰略諮詢專家，智綱智庫（王志綱工作室）創始人。中國本土戰略諮詢的開創者和領軍人物，對中國社會經濟有重大影響的民間學者與意見領袖，企業家與地方政府的智囊。

本文經出版方授權“身邊的經濟學（ID：jjchangshi）”原創首發，整理自機械工業出版社《王志綱論戰略:關鍵階段的重大抉擇》。轉載請添加身邊君微信（shenbianjun），並備註“轉載+公號名稱”，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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