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紅旗，我們為你站崗！_風聞

作者：楊冠羣  新中國資深外交官；1950年調入外交部，1951-1954年派往朝鮮，在志願軍停戰談判代表團工作；歷任中國駐阿富汗大使館隨員、國際關係學院和外交學院講師、外交部美大司副處長、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領事、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一秘、中國駐泰國大使館參贊、常駐聯合國亞太經社會常務副代表等職。

“五星紅旗，你是我的驕傲，我為你自豪，我為你歡呼，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歌詞唱出了億萬人民對國旗的崇敬和熱愛，令人激動。中國的外交人員也許沒有站在領獎台上，看五星紅旗升起、聽國歌高奏的感受，但是他們在世界各地，在不同場合，為了捍衞國旗的尊嚴所進行的鬥爭，雖然鮮為人知，但同樣體現了豪情滿懷和奮不顧身的精神。

我只能在五星紅旗下同他談話

從曼谷驅車約45分鐘就可以抵達頗負盛名的亞洲理工學院。理工學院是一個培養實用科技人才的研究生院。它雖設在泰國，卻主要由發達國家出資和管理，學生多來自亞太發展中國家。由於它的國際性質，中國同它的關係歷來由我駐泰國使館的亞太處主管。

亞洲理工學院的校園大門，它是一所設立於曼谷的國際性研究生院，海峽兩岸均有學生就讀於此。

在該學院裏，我海峽兩岸均有學生，長期以來台灣學生居多。台灣學生自組了學生會，公然打出“中華民國學生會”的旗號。每年“雙十節”，台灣“地下大使館”的官員都來舉行升旗儀式，學院領導也出席。學期之初，新生入學歡迎會上，台灣新生也都要手持台旗，招搖過市，到台上亮相。每年校慶，校方組織國際文化節，各國學生各擺具有民族特色的展台，台灣學生不僅在其展台上，甚至把整條馬路都掛上台旗。每個台灣學生的宿舍門上也要貼上台灣的旗子。總之，他們無孔不入，千方百計要在整個校園裏表現它的存在。有人説，它是台灣在東南亞唯一可以公然掛出其旗子的地方。

我到任後便去理工學院多次暗訪。每當內地學生談到以上情況，訴説他們在理工學院受到的“窩囊氣”時，莫不義憤填膺，要求早日結束這種“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不正常狀態。

就在這座標有AIT（亞洲理工學院）字樣的院部大樓裏，作者和院長曾發生了一次有關台灣旗子問題的爭執。事先，作者曾多次到院內暗訪，瞭解兩岸學生情況，但從未進樓。

要解決這個問題有相當的難度。在中國的影響日益擴大、大陸學生不斷增多的情況下，學院當局希望同我建立關係，但又捨不得台灣每年的50萬美元捐款。我們分析了形勢，覺得我方政治上居於十分有利的地位，便決心以進促變。

1988年6月17日，一輛中國大使館的汽車駛進了校園。緩慢地行駛在平坦的柏油路上，只見道路兩旁柳枝低垂，隨風飄曳。近旁，草坪上南國的奇花異卉怒放。遠處，晨霧籠罩的池塘裏碧波漣漪。我在此地多年，漂亮的花園見過不少，但哪一個也沒有如此開闊恬靜。造型優美的建築和田園般的景色融為一體，尤為難得。確是一個讀書的好去處，但今天我公務在身，顧不得觀景了。

大陸學子個個刻苦攻讀，成績優良。圖為畢業典禮後，作者（左四）同我畢業生合影留念。

車子在一座白色的兩層小樓前停下。下了車，一位身穿黑裙白衣的泰國小姐迎上前來，把我們帶進了樓。門內，副院長已守候在那裏，陪我們參觀了一層大廳的校園模型，然後帶領我們上樓。我已來此多次，但今天還是首次踏入這所平時“閒人免進”的院長辦公大樓。

會客室陳設簡樸。一張套着米黃色罩布的長沙發，對着兩張單人小沙發，中間有一個玻璃小茶几。引人注目的是，小茶几上有個旗座，上插兩面旗幟：一面是理工學院的校旗，另一面是中國的五星紅旗。我心裏打鼓，來前説得明明白白，這是一次私人性質的接觸，主要請校方介紹學生的情況，何須如此正式？此前，院長和校董會主席曾多次邀請中國大使參加該校的活動，都被婉拒，也不派代表參加。雙方尚未建立正式關係。

副院長讓我和助手坐在長沙發上，然後前去通報院長。我端坐着，面對輕風飄拂的窗簾，沉思可能發生的一切。

院長大人駕到。六十開外的年齡，滿頭白髮，面色紅潤，是個典型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他微笑着，遠遠就伸出手來，相互握手後，交換名片。他和副院長分別在兩張小沙發上就座，儼然是雙方會談的架勢。

他對我們的到來表示誠摯歡迎，稱我們是中國大使館的代表，表示相信：這次會晤是發展雙方關係的良好開端。我也客氣了一通，順便重申我是以個人身份前來的。院長提議先看一部分介紹該校的錄像，然後回答我們提出的任何問題。

在工作人員架設錄像機的過程，我環視了四牆，忽然看見在我背後的壁爐架上有二十來面小旗緊緊地排成一行。職業的敏感性促使我要看個究竟。我依稀感覺其中有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但不敢肯定。特別需要慎重，因為台旗和緬甸國旗十分相似。我請助手也回頭辨認一下。他的視力是1.2，不幸，結論是：確是台旗。

“院長先生，請原諒我的處境，勞駕把後面的那面台灣旗幟拿下來！”

諾斯院長沒有想到這個突如其來的要求，把臉一沉，問道：“為什麼？”

我也收起了笑容，回答道：“在那面旗幟下，我無法同你繼續談話。”

“我們是學科技、搞教育的，同政治無關。”他的態度生硬。

“在我的面前擺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但背後又放了一面台旗，這就是政治。”我也不含糊。

“這面旗幟長期以來就在這裏。台灣向來對理工學院作出貢獻。我們願意同大陸發展有好來往，但不能在結交新朋友時，把老朋友丟在一旁，把它的旗幟也撤了。”

“理工學院過去同台灣是何關係，是你們之間的問題。如今學院想同大陸建立關係，就應改弦更張。我不能接受兩面旗幟的局面。”

“兩個中國”的問題解決後，國務委員宋健訪問了AIT。宋健（居中）參觀校園後，正同代理院長（聯邦德國籍）親切交談。左起第三人為作者。第二人為菲律賓籍的副院長。

菲律賓籍的副院長看我們刀來槍往，怕最後不好收拾，便出來圓場：“既然楊先生覺得在這裏談話不便，就換一間。隔壁一間蠻好，現在空着。”

我也不願意把關係搞僵了，有違此來的目的，就同意了。搬家時，校方還把小茶几上的兩面小旗子挪了過去。

易地後，雙方都有意把氣氛緩和一下，後面的談話便進行得較順利。會見結束後，院長把我們一直送到樓梯口。

我駐泰使館的亞太處（常駐代表處）同大陸留學生一直保持密切聯繫。圖為作者春節時應邀為留學生題字的情景。

後來我同諾斯又有多次的交往，包括單獨請我吃法餐，進行密談。他承認，那次交鋒使他更加了解中國外交人員在堅持“一箇中國”問題上的堅定態度。

經過了國內外的持續努力和國際朋友的配合，理工學院的校董會終於通過了台灣改稱“中國台北”和接納大陸校董的決議。根據校董會的決定，諾斯又佈告全院師生：除東道國泰國外，以後院內不得懸掛或使用其他國家國旗，學生也不得從事政治活動。從此，那面招風惹雨、顯赫一時的旗子就在理工學院銷聲匿跡了。

五星紅旗豈容玷辱

1988年4月，一架遠航的客機徐徐降落在雅加達國際機場。巨大的機輪摩擦着跑道時，騰起了兩道青煙。飛機繼續向前衝去，然後減速，停在候機大樓前。機上下來了二百多名乘客，其中有三名中國人。他們是中國代表團的先遣人員。已有多年，中國的外交人員未曾踏上這塊土地了。

雅加達市區繁華地段即景。當時中印（尼）兩國處於斷交狀態之中。

先遣隊的任務是落實各項準備工作，以備代表團大隊人馬到來。我們稱得上是“人地生疏，舉目無親”。幸好所住旅館和國際會議的會場是同一座大樓，省卻了許多麻煩。我們把旅館內外整個走了一圈，把哪裏是會議廳、秘書處，哪裏是服務處、餐廳、商店、娛樂場所等都瞭解得一清二楚。然後，又轉到街上，看看周圍環境，包括安全警衞和交通秩序的情況。總的情況令人滿意。尤其是，大門前樹立了四十多根旗杆，四十多面與會國國旗迎風招展，在異國他鄉，特別是在一個同中國斷交多年的國家，能看到代表祖國尊嚴和榮譽的五星紅旗沐浴在朝陽之中，心情格外舒暢。

第三天下午四時許，我正和代表團的同志們議事。突然有人敲門，門開處，國際職員蔣先生跑了進來。他氣喘吁吁，劈頭就説：“不好了，旗杆上的中國國旗不見了。有人看見是一名穿軍服的人扯下來的。”

我聽罷，吃了一驚，連忙帶了一個年輕同志奔下樓去。到了樓前，抬頭一看，果然其他四十多面國旗都在，唯獨五星紅旗不翼而飛。

我把情況如實向比先遣人員遲來兩天的代表團團長作了彙報。他也認為此事非同小可，決定馬上去找主持這次國際會議的聯合國機構領導人基勃里亞。我用電話聯繫，不巧基去印尼外交部了。事不宜遲，我們決定先把事件及時通報對會議負全責的聯合國機構。

1988年，聯合國亞太經社會的第44屆年會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行。從這座五星級酒店下望，可以清楚地看到各與會國的國旗。前排右起第五面正是中國的五星紅旗。

基勃里亞的副手兼大會秘書拉赫曼接見了我們。得知此事後，他也感到十分吃驚。我們分析了情況，一致同意這不是偶發事件，而是有政治背景的。怎麼辦？經驗豐富的拉赫曼認為，僅是對方外交部還不足以處理此案。此事需提到蘇哈托總統那裏。總統兼三軍司令，只有他才能壓得住。根據計劃，當晚十時基勃里亞要會見總統。他答應立即同基勃里亞取得聯繫，請他據理力爭，解決此事。臨走時，團長表示：可以告訴東道國，如問題得不到圓滿解決，中國代表團將不出席明晨總統主持的大會開幕式。

整個晚上，我就守候在電話旁。我們萬里迢迢來到這裏，是否因個別反華分子的破壞而任務未竟，就要看蘇哈托的決斷了。我在房間裏來回踱步，電視機裏咿咿呀呀唱的什麼，一句也沒有聽進。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彷彿比平時要長好幾倍。團長和同志們也來打聽，我只好表示“暫無可奉告”。

12時20分電話鈴響，是拉赫曼打來的。他興高采烈地通知：“見過蘇哈托了。總統對發生的事件表示歉意。保證中國國旗立即恢復原狀。中國代表團可以放心地出席明晨的開幕式。”

我立即報告了團長。全團同志一塊石頭落地。

次晨，太陽剛剛升起，我就跑去看旗。果然，燦爛的五星紅旗又高高地飄揚在旗杆上，迎着金色的朝霞宣告它是不可玷辱的。10時，舉行開幕式。國家宮的廣場上，五星紅旗同各國國旗並列，在疾風中嘩啦啦地招展。中國代表昂首闊步走進了國家宮。

中國國旗被扯事件解決後，中國代表（右一）正昂首挺胸步入會議大廳。

在其後的若干天裏，我們全部精力投入會務工作。中國的聲音迴響於明亮寬敞的會議大廳，搏得陣陣掌聲。招待會也十分成功，來客之踴躍，氣氛之熱烈，飯菜之豐盛，都不在他人之下。

其間，忙裏偷閒，我們也到街上“認認路”。以找中國飯館吃飯為由，謝絕了派車，自然也免去了印尼官方派遣的聯絡員的“陪伴”。走着走着，我們就到了唐人街。世界上的唐人街，我也到過幾個，但沒有一個如此特別——見不到一塊漢字招牌。街上的行人、路邊的小販、屋前遊戲的孩子，大多人的長相與當地人不同，膚色也淺一些，大概他們就是華人了。我們只是默默地看着他們，心裏十分難過，但沒有也不方便和他們交談。每次，這個國家有點什麼風吹草動，他們都會成為替罪羊。

中國和印尼當時還處於斷交狀態之中，但作為東道國，印尼還是按照國際協定平等地對待中國代表團。圖為作者（左）同印尼外長阿拉塔斯（右）在東道國招待會上握手的情況。

最後一天，會議已經閉幕，因未了事宜我又進城一行。我請聯絡員在路過舊市區時給我指點一下中國大使館舊址。汽車在擁擠無序的車馬之間穿行，顯示了駕駛員高超的技術。經過迂迴曲折，我們終於來到一座灰黑色的高大圍牆前面，牆面已陳舊剝落，顯得蒼涼，但它昔日的風采仍依稀可見。汽車沒有停留，風馳而過，經過它的大門時，彷彿傳來20年前暴徒襲擊中國大使館時嘈雜的喊叫聲、敲打聲和爆裂聲。在那次事件中，五星紅旗也被扯了下來。我問聯絡員這個大院現在做什麼用。他笑了笑，冷冷地回答：“長途汽車的停車場！”

飛機在跑道上迅奔，然後拔地而起。幾分鐘後，這個美麗而富饒的國家便消失在雲層之下。回首在這裏的十來天，過得還是比較愉快。只是發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國旗事件，但由於當局的妥善處理而得到較快解決。當時我就相信，籠罩在兩國關係上的陰雲終將過去，傳統友誼將恢復，到時如果還有機會重訪這個“千島之國”，迎接我們的定是一片晴空。

— END —

圖文 |《潮頭戲水三十年》（本書出版於2006年）

作者 | 楊冠羣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