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丨真正的“第一學歷”，其實可能早在本科之前_風聞

本文節選自梁晨等《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49—2002）》第五章，標題系編者所加

計算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兩校學生來源中學後發現，精英大學生源高度集中於少數重點中學，特別是省級重點中學。所謂重點中學，可以理解為各地方政府與教育部門優先發展、大力扶持建設的學校。中共自延安時期就有各類重點校的設置，1949年以後，除了“文革”期間，重點學校始終以不同形式存在並得到了發展壯大。重點中學在經費、師資配置和招生權限上都享受着政府給予的遠優於普通中學的政策，而他們自身也總以向大學特別是重點大學或精英大學輸送更高比例的畢業生為己任。由此，他們常常能夠壟斷某一地區大學升學名額。如下文將展示的，北大、蘇大兩校學生絕大部分來自重點中學，北大的絕大多數學生更是來自省級重點中學。這合乎社會大眾的一般認知，即大學越精英，學生來源中學也越精英。因此，儘管看起來精英大學是實現社會流動或再生產的重要機制，實際上精英中學的作用絲毫不遜色於大學，尤其在地方社會，精英中學才是整個社會階層能否流動的關鍵。重點中學在一個地區內部的數量、分佈和開放程度將直接決定整個地區人口獲取精英教育的水平和走向;而對於學生個人來説，能否進入重點中學，尤其是省重點中學，也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能夠進入怎樣的精英大學。

精英大學學生來源中學的集中化

從分年的情況看，全國每年只有極少數的中學能夠有幸成為國家精英級大學的新生來源校。表5-1表明，1980年以後能夠為北大輸送學生的中學規模相對固定，佔全國中學的比例很低。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全國中學數量很少，儘管北大每年學生的來源中學數目僅在400-500所之間，但卻可以佔到全國普通中學總數的三分之一甚至接近一半，能為北大輸送學生的中學在全國中學中的比例還較高。經歷了高考恢復初期的急遽上升之後，北大每年來源中學數目基本保持在1000所左右，比較穩定。1977年恢復高考，恢復了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收高校新生的辦法。1977—1979年，北大生源中應屆高中畢業生所佔比例直線上升。1977年，北大從總計235所普通中學招收了272名應屆高中畢業生，佔全部生源人數的24%；1978年，從734所普通中學招收了1064名應屆高中畢業生，佔全部生源人數的56%；1979年，從1329所普通中學招收了超過98%的生源。從北大來源中學佔全國比例看，恢復高考後這一比例大約經過了1977—1981、1982—1991、1992—1999三個發展階段，從佔全國中學的3%左右，逐步提升到了8%左右。但這種轉變主要並不來自輸送中學的增加，而是“文革”後，全國中學佈局調整，很多條件不夠的農村高中、職業中學等被裁撤，中學整體數量下降造成的。因此，總的來説，全國普通高中及完全中學數量中僅有8%左右能向北大輸送學生，即精英大學僅從極少數中學中獲取學生。

從總量看，幾十年裏有眾多中學曾為國家或地方級精英大學輸送過學生，但少數的中學為精英大學輸送了絕大部分的生源，其餘大多數中學只能輸送很少的學生。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的招生範圍有所不同，北京大學作為全國精英大學面向全國各中學招生，蘇州大學作為地方精英大學主要面向江蘇省及周邊省份招生，但是兩所高校的來源中學呈現一個共同特徵：來源中學主要集中於少數學校。表5-2給出了兩所高校的來源中學及其輸送學生比例的情況，可以明顯看出，在向北大輸送學生的約6500所中學之間，和在向蘇大輸送學生的7200多所中學之間，輸送學生的能力和數量存在很大差異，少數中學向兩校輸送了多數學生，其餘大部分中學只是輸送了很少的學生。北大的數據顯示，前50所中學（不到來源中學總數的1%）輸送了超過20%的北大學生，而前15%的中學輸送了超過70%的北大學生。蘇大的情形類似，不到3%的中學輸送了超過50%的蘇大學生。精英大學學生高度集中於很少一部分來源中學，其餘絕大多數中學幾乎沒有機會或能力為其提供生源。不僅總體情況如此，分年分時期的情況同樣如此（也就是説，無論總體情況，還是分年分時期的情況，在輸送生源上佔據優勢地位的基本上都是同一批中學)。這一狀況表明，作為精英大學學生社會來源多樣化程度的一個重要考察指標，學生來源中學的分佈範圍有待進一步擴展。

從分時期的情況看，有能力輸送較多學生的中學比重在恢復高考後也在不斷增加，來源校有更集中的趨勢。圖5-1給出的是北大來源中學按輸送學生人數的分佈，從圖中可以看出，自恢復高考以來，在每年能夠為北大輸送生源的中學中，80%以上的中學只有能力輸送1-2名學生，有能力輸送3名以上學生進入北大的中學相對較少。但是，自1980年代以來，有能力輸送3個以上學生的中學比重呈現增加的趨勢，從1990年的12%增至1999年的21%。上文（參見表5-1)顯示，北大來源中學數目在這一時期基本保持穩定。由此可以推斷，在能夠提供生源的中學中，北大生源日益集中於其中的少部分中學。這一現象的形成應該和“文革”以後全國中學佈局調整和重點中學的大規模建設密切相關。從“大躍進”到“文革”時期，全國各地在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大辦教育，普通中學數量飛速增加，中專、職業技術學校等則大量減少，教育結構呈現單一化。為此，1980年以來，教育部提出了“充實加強小學教育、整頓提高初中、調整改革高中、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努力辦好重點中學”的方針。這以後，首先是各地中學規模開始大幅度降低，1981年全國普通中學同1977年相比，減少了47%，其中高中更是減少了62.3%。此後一直到90年代，中學數量均在不停下降，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學生來源校分散的可能性。同時，“文革”期間被廢止的重點中學制度在此時也被恢復，重點中學的評定和建設也快速推進。1981年全國各地已經確定了4016所各級重點中學，他們逐漸成為精英大學的主要提供者。

從分地區角度看，這種集中的趨勢在地方省區層面也普遍存在，北大來自各省的學生也都集中於少數中學。圖5-2給出了北大分省市的來源中學與輸送生源的洛倫茲曲線，圖中橫軸表示來源中學數的累計百分比，縱軸表示輸送學生數的累積百分比，各條弧線即為洛倫茲曲線，用以反映精英大學在各省市來源中學的集中程度，曲線彎曲程度越大，表示來源中學集中程度越高，也就是説，精英大學生源越集中於少數來源中學。圖中各條曲線彎曲程度均很高，表明在所有省區北大生源都主要集中於少數中學。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北大生源各省區的來源中學集中情況都較高，但北京、天津兩市猶為突出，這兩個直轄市生源數量一直較多，考取的難度相對較小，但他們的來源中學集中程度卻反而明顯高過其他省市，前10%的中學輸送學生比重超過70%，前20%的中學輸送學生比重超過80%(北京市甚至接近90%)。這主要是因為一般只有省級重點中學有較多可能向北大輸送學生。北京、天津的市級重點中學通常在30所上下，與一般省內近百所省重點中學相比，本身就要集中很多。西藏、海南、寧夏、青海等省份則呈現出自身特點：第一，人口數量不多，且囿於各方面條件，所辦的普通中學數量不多，有能力為北大輸送學生的中學數目更少；第二，與此相關，北大在本省的生源往往集中於本地一兩所中學。以西藏為例，截至1999年，在共計97所普通中學中，11所學校先後共向北大輸送了39名學生，其中26名學生來自拉薩中學和拉薩一中。在海南，僅海南中學這一所學校為北大輸送的學生就佔了海南生源的近一半(48%)。

蘇大這樣的地方精英大學的來源中學也比較集中，尤其集中於蘇大所在地的蘇州地區。圖5-3顯示，蘇州大學江蘇學生的來源中學呈現出同樣的集中化情況，在江蘇省各市縣，蘇州大學生源都集中於少數中學。我們從圖中可以看到，蘇大在學校所在地——蘇州的來源中學集中化程度高過其他地區，這與北大在北京的來源中學集中化程度最高是一致的。考慮到大學名額的分配形式，這種狀況反映的不僅是本地學生對本地學校的青睞，更是大學對駐地政府的妥協或契合，以便更好地獲得當地支持。例如南京與徐州，一方面城市中有許多有實力的重點中學，另一方面自身或周邊也有些實力甚至超過蘇州大學的高校，“因此蘇州大學並不是他們高考時的主要選擇，從而造成他們的集中性比較低。近些年來，為了爭取辦學資源，蘇州大學先後與所在地的蘇州市政府、江蘇省財政廳、司法廳以及周邊的錫山、通州、崑山、太倉等縣市進行過合作辦學，而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響着學生來源。可見，不論是教育部直屬的大學，還是省管的地方大學，在招生時都有向駐地傾斜的情況。

因此，地方社會是否擁有及擁有多少優質中學，將直接決定該地區在“無聲革命”中的表現和位置。由於精英大學生源主要集中於少數優質中學，優質中學在各地區之間以及地區之內的分佈存在很大差異，這些中學的所在地就相應地成為精英大學的主要生源地，從而使精英大學生源呈現出地域上的差異與集中。我們以北大的北京生源與蘇大的江蘇生源為例，對此進行了簡要考察。北大數據顯示，北京市生源佔據北大全部生源的四分之一，幾乎在所有年份，北大在北京市的招生人數都遠遠超出其他省份。而且，在向北大輸送學生較多的來源中學中，北京市的中學佔據了前10所中的100%、前50所中的50%、前100所中的35%、前200所中的25%。圖5-4給出了北大的北京市生源在各區縣的分佈（依據各區縣內來源中學輸送的學生多少劃分)，總體而言，由於優質中學主要集中在市區，所以北大的北京市生源也主要集中於市區，“城八區”(西城、東城、宣武、崇文、海淀、朝陽、豐台、石景山)的中學輸送的學生比重高達全部人數的95%以上。其中匯聚了多所中學名校的西城區與海淀區更是佔據絕對優勢，兩區中學輸送的生源人數佔到了全部北京生源的60%。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北京優質中學的佈局。比如1981年北京市確立的首批25所市級重點中學中，海淀最多，達到了6所。西城區與東城區緊隨其後，各有5所。其餘為宣武區2所，崇文、朝陽、豐台、石景山、通州、順義、密雲、門頭溝各1所，而平谷、房山、大興、懷柔、昌平和延慶沒有中學入選。這種佈局基本與北大北京生源來源中學區域分佈一致，表明了優質或重點中學對於當地學生進入精英大學的重要性。

某些經濟並不非常發達的地區，只要能夠在中學建設上積極投入，就有可能在“無聲革命”中佔據較重要的地位，這也是“無聲革命”的特點和成績。圖5-5是蘇大江蘇學生來源中學的地區分佈。從總體看，與北大北京市生源的區縣分佈類似，蘇大江蘇省生源同樣出現向部分市縣的集中。蘇大所在地蘇州市的中學輸送了全部四分之一的蘇大學生，蘇南地區生源數量遠多於蘇北地區。而地處江北、在上世紀長期經濟發展處於中游的南通和鹽城，兩地儘管社會經濟發展並不如蘇南地區，但兩地政府與社會都非常重視教育，不僅努力發展條件較好的城市中學，即便是縣鎮的縣中、鎮中，都以教師要求嚴格、學生學習勤奮著稱，他們在創造了“南通現象”、“縣中模式”的同時，也有足夠的能力將較多的學生輸入蘇大甚至北大這樣的精英大學。兩地中學在蘇大所佔據的名額比例，不僅與無錫接近，甚至還要高於蘇南經濟較發達的常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南通更是創造了連續10年高考錄取率在江蘇排名第一的奇蹟，民間更有“全國高考看江蘇，江蘇高考看南通”的説法。“這也是從來源中學上表現出的“無聲革命”的一個重要成就，即它賦予了地方社會一定的機會，哪怕是經濟不夠富裕的地區，通過努力也都有可能在高考中取得好的成績。

重點中學是精英大學生源的主要提供者

這些比較有條件為各級精英大學輸送學生的中學，絕大部分都是教育行政部門評定的各級重點中學，也就是説，重點中學是兩校生源的主要提供者。同時，大學的層次越高，其來源中學的重點層次通常也會越高。輸送北大生源較多的中學，幾乎清一色是省重點中學，許多更是本省甚至全國最好的中學。根據國家教育部1981年底統計數據，全國共有重點中學4016所，其中首批辦好的重點中學696所。我們將統計後的各年份北大學生來源中學情況與1981年的評定結果相比較，發現向北大輸送生源最多的前500所中學，幾乎都是重點中學;除去“文革”時期推薦的工農兵學員外，北大學生中有54%來自首批辦好的696所重點中學，首批辦好的中學也基本是各省區最為著名或精英的中學。根據表5-2數據，我們可以大膽推測，來自4016所重點中學的學生，以及來自各地市縣教育行政部門劃定的重點中學的學生，應該是佔到全部北大本科學生（除去“文革”時期)的90%以上。表5-3給出了為北大輸送學生最多的全部前十所來源中學以及京外前十所來源中學，它們全部出現在1981年首批辦好的重點中學名單上。北京的十所中學，許多都是全國領先的著名中學，如北大附中、北京四中、人大附中、北京師大附中以及101中學等。這些中學均位於北京市區，沒有遠郊區縣的。而外省十所中學，也都位於城市中，且均為當地省市最著名的中學。第二章已經介紹過，由於北大在北京投放的名額遠高於外省，因此，北京前十來源校輸送學生遠多於京外中學。實際上，北京前十位的學校，也是北大所有中學中輸送學生最多的中學。在京外的十校中，前六所中學有三所位於天津市，東北的黑、吉、遼三省則各有一所，地域性很明顯。後四位的學校則來自中國傳統的高考大省和強省：四川、湖北、江蘇和湖南。比較有意思的是，雖然浙江、山東都是京外為北大輸送學生最多的地區，但前十名中沒有一所位於兩省的中學。其中浙江輸送最多的杭州高級中學，在京外中學中排第32位，山東輸送最多的山東省實驗中學排名34位。這可能是兩地特別優秀的中學相對較多，比較均勻稀釋了最優秀學生的緣故。

蘇大和北大一樣，輸送學生較多的來源中學，也大多屬於江蘇省重點中學（參見表5-4)，但精英化的程度要低於北大。江蘇1981年確定了95所省重點中學，其中26所為首批辦好的重點中學。1990年代，重點中學數量開始增加，到2002年江蘇省決定以“星級中學”評審代替傳統的重點中學評定以前，全省重點中學達到了247所。蘇大統計數據顯示，為蘇大輸送學生最多的前十所來源中學，都屬於江蘇省重點中學，其中有一半屬於1981年首批辦好的重點中學。在全部蘇大學生中，有近30%來自1981年確定的95所省重點中學，近50%來自2002年評定的247所省重點中學。雖然我們沒有對江蘇省的市縣級重點中學進行歸類計算，但顯然，加入這個比例後，蘇州大學學生的重點中學比例當在70%以上。相對於北京大學京內、京外前十位中學，蘇大的前十位中學有全省著名中學（蘇州中學)，但大部分都是巿縣級的優秀中學。同時，儘管大多數都是位於城市的省重點，但也有部分位於縣鎮的“縣中”，如常熟、張家港、崑山以及吳縣（木瀆中學)的縣中。總體來説，由於蘇大招收的是江蘇高考前1/10左右的學生，而北大在京外多數省份招收的是京外前1/1000的學生，這種差距造成了兩所大學來源校的精英程度有所區別，但不論是哪個層次的精英大學，重點中學都是他們的主要生源提供者。

不管是國家級還是地方級的精英大學，其來源中學都有明顯的地方性特點。精英大學所在地最好的重點中學，很可能也是每年為精英大學輸送學生最多的學校，很容易形成“超級中學”。北京大學前十的中學都位於北京，京外前十的中學也多分佈於周邊的天津和東北地區。蘇州大學的前十所中學，竟然也有七所屬於蘇州地區，其中前四所位於蘇州市區，後三所中學則位於蘇州管轄的崑山、張家港和吳縣。輸送學生最多的蘇州市第十中學曾經也是蘇州大學前身江蘇師範學院的附屬中學，這與北京大學附中之於北大非常相似。另外三所中學中常熟、常州兩校均是江蘇省的著名中學，離蘇州非常近。我們進一步提取了兩所大學輸送學生最多的前三所中學每年輸送學生的情況（表5-5)。兩校前三所中學都是當地最優秀的中學，它們每年都輸送了大量學生進入北大或蘇大。有趣的是，北大附中和蘇州第十中學都是或曾經是兩所大學的附屬中學，他們似乎更有優勢進入所屬的大學。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作為北京大學直接附屬管理的學校，在為北大輸送生源上享有優勢和便利，特別是在1980年代，是為北大輸送學生最多的中學，達到了526人，而位列二、三位的人大附中和北京四中兩校在80年代一共輸送了563人，只略多於北大附屬中學一校。北京市第四中學與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則堪稱北京市乃至全國最好的中學。進入1990年代以後，北京四中更是取代了北大附中的地位，成為這十年裏為北大輸送學生最多的中學。

分時期的情況顯示，生源逐漸向少數重點中學集中是一個長期趨勢。圖5-6給出了1981年全國695所首批重點中學為北大輸送生源人數佔全部來源中學輸送人數的比重。從圖中可以看出，自恢復高考以來，695所首批重點中學每年輸送北大的生源大體上保持在北大全部生源的一半左右;進入1990年代，尤其1995年以來，首批重點中學每年輸送生源比重更是呈現上升趨勢，其輸送的學生已經超過了北大學生數的一半。參照各省《教育志》可知，首批辦好的重點中學，基本是所在省最精英的中學，多集中在省會城市及其他少數重要城市;在某些重點中學相對均衡的省區，如江蘇、福建等，也僅能做到各地（市)有一所。因此，這些中學的佈局以及招生方式等都將直接影響該地區社會各階層精英教育的獲得狀況。

教育普及與重點校制度

各級重點學校從定位到學校財政、師資水平和招生範圍等各主要方面都享受着優待和照顧，與新中國成立後國家致力於中小學教育推廣與普及的目標頗有出入，但重點校設置也一直有其現實需要。建國初期的十七年裏，國家和地方都曾經為實現“教育向工農開門”，將推廣和普及基礎教育作為工作重心。1949年9月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就規定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1951年教育部更是明確提出，從1952年到1957年間，要爭取全國平均有80%的學齡兒童人學，爭取用十年時間基本上普及基礎教育。某些省區更是提出了將中學建到鄉、小學建到村的發展目標。國家鼓勵多種形式發展中小學教育，如1956年第三次全國教育行政會議就提出:小學教育的發展必須打破國家包下來的思想，在城市裏，要提倡街道、機關、廠礦企業辦學;在農村，要提倡羣眾集體辦學，允許私人辦學。江西更早在1950年就提出“鄉學鄉辦”、“村學村辦”。1961年進一步提出，根據需要全省各縣、市可按15-20萬人設1所完中，2-3萬人設1所初中。中小學大量建設，適齡青少年的入學比例不斷提高，成為這個時候基礎教育的重要特點。在這個過程中，國家也發現全面、徹底普及基礎教育並不容易。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集中有限力量和資源於少數領域，進行重點建設便成為現實的選擇。反映在教育方面，就是“重點校”制度的實行。

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很快就開始實行重點校制度，重點校被定位成在各方面享受優勢、重點發展成起到表率作用的中學。實際上，在20世紀40年代初的延安時期，中共領導下的延安教育體系經歷了一個短期的旨在提高教育質量和使教學內容標準化的正規化時期。這一時期採取的一個辦法，是將最好的學校確定為“中心”學校，中心校集中了最好的老師和設備以及其他資源，並負責領導臨近的非中心校。這種所謂“中心校”制度實際上就是新中國成立後推行的“重點校”制度的起源。195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教育工作，決定“要辦重點中學”。同年6月的第二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關於有重點地辦好一些中學與師範的意見》，之後確定了各省市應辦好的重點中學數目，總計194所，佔全國中學的4.4%。1962年教育部還曾進一步頒發《關於有重點地辦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學的通知》，強調“幾年來，教育部對這項工作抓得不緊，缺乏有效的措施……為了迅速改變這種情況，要求各省、市、自治區教育廳(局）將選定和切實辦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學校當做今後的一項重要工作任務”。據1963年9月統計，27個省、市、自治區確定的重點中學共487所，佔公辦中學總數的3.1%。“文革”期間重點校制度被暫停，但“文革”結束不久，國家就重新開始重點校的評選和建設。1980年10月《教育部關於分期分批辦好重點中學的決定》指出的：“我國人口多，底子薄，各地發展不平衡，師資、經費、設備又有限，如果平均使用力量，所有中學齊頭並進提高教育水平，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因此，必須首先集中力量辦好一批條件較好的重點中學。”

重點校制度是包括重點小學、重點初中、重點高中、重點大學在內的一整套系統，其實質是將中國各級教育人為地劃分成高低不同的等級，予以區別對待。大學被分成重點大學與非重點大學，中小學不僅有重點與非重點之分，重點中小學又被進一步劃分為不同等級的重點：省重點、市重點、縣重點等等。各層級重點校成了一個在某種程度上上下貫通而封閉的“小寶塔”結構，正如鄧小平1977年在一次談話——正是由於這次談話，重點校制度得以恢復——中指出的那樣：“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辦重點小學、重點中學、重點大學。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中學和大學。”在政策性支持下，被劃定為重點的少數中學在辦學經費、師資力量、生源質量、物質設施等方面擁有極大的優勢。儘管1982年1月21日的教育部《關於當前中小學教育幾個問題的通知》，對重點中學與一般中學的關係做出如下規定：“要正確處理重點學校與非重點學校的關係，努力做到保證重點，兼顧一般。教育部門要注意加強非重點學校以及問題較多、困難較大的學校的領導。重點學校應發揮示範作用，主動幫助非重點學校；非重點學校應積極支持辦重點學校，雙方互相學習、互相促進、共同提高。”但是很顯然，政策的重心始終是對“重點”的“保證”而非對“一般”的“兼顧”。

“文革”之後，成績很快成為錄取的最主要標準，重點校制度便得到恢復並不斷發展。在高等教育方面，國家首先恢復了“文革”以前的統招方式，選拔的標準也從“政治優先”變為了“成績優先”。1977年8月，鄧小平在科教工作座談會上提議改革招生制度。全國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考試製度旋即恢復，“羣眾推薦”制度被予以廢除，並取消了對招生對象必須有兩年以上實踐經驗的限制，恢復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收新生的辦法，同時允許非應屆高中畢業生報考﹔新的招生辦法規定考生必須高中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修改和簡化了政治審查標準，儘管強調貫徹“主要看本人政治思想表現”的原則，但很快基本都以高考成績為主要的錄取標準。新方針強調效率優先，淡化階級路線與政治標準，這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教育向工農開門政策形成鮮明對比。其他考試組織、報名方式方法等也基本與過去相同。在這種背景下，重點校制度很快得以恢復。1978年1月，教育部頒發《關於辦好一批重點中小學試行方案》，列出教育部辦的20所重點中小學名單。1980年7月，教育部召開全國重點中學工作會議，頒佈《關於分期分批辦好重點中學的決定》。據1981年底統計，全國共有重點中學4016所（其中首批辦好的重點中學696所)，佔全部中學的3.8%(參見表5-6)。1983年，教育部在《關於進一步提高普通中學教育質量的幾點意見》中又提出，重點中學“應成為模範地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教育質量較高，具有示範性、實驗性學校”。重點校制度的創建實施，一直伴隨着爭議和質疑的聲音。1980年代以來，隨着社會經濟條件的逐漸改觀和重點校制度的缺陷的日益顯現，學界和社會中質疑的聲音越來越多，取消重點校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近年來，作為重點校制度的替代和變種，陸續出現了示範校、星級校、實驗校、奧林匹克校等。

重點中學的作用與影響不斷提升，這可能成為廣大中學生進入大學的關鍵。1978年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決定集中力量辦好一批重點學校。同年1月，教育部頒發《關於辦好一批重點中小學施行方案》，對辦好重點中小學的目的意義、任務意義、統籌規劃、招生辦法、加強領導等問題作了規定。1980年教育部召開了全國重點中學工作會議。會議進一步明確了重點中學是中學教育骨幹，培養學生的質量要高。與此同時，自1978年開始，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先後開始了在轄區內評選重點中學的工作。多數省區在選取時，注重了重點中學的地區與城鎮分佈。由於重點中學具有行政級別、經費來源、師資力量以及招生範圍等多方面的優先權，使得重點中學的學生更為優秀，學校的學習氛圍更濃厚，學生在高考表現一般也遠優於一般中學，成為大學生源的主要提供者。因此，在這一時期，重點中學的佈局、數量、生源等都將決定某一地區地社會結構以及大學的生源構成。由於重點中學的這種特點以及自小學到大學的整體重點校制度，使得考取重點中學的競爭絲毫不亞於高考。這一時期“片面追求升學率”現象形成高潮，不僅高中升大學，而且連小學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都緊張起來，並業已形成社會問題。

1980年10月《教育部關於分期分批辦好重點中學的決定》明確規定了重點中學享有的政策性照顧，這使得重點中學在物質條件方面具有一般中學難以比擬的優勢。重點中學在行政級別上被定為縣團級，高過一般學校;教師隊伍優先配給，高等師範院校的畢業生要擇優分配給重點中學，重點中學的骨幹教師比一般學校多，調整工資或升級的比例比一般學校大;校園建設、資金撥付、設施配置等優先滿足。袁振國對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三個地區的重點中學與非重點中學進行了實證性比較研究，結果顯示，在經費、師資、設備、校舍等各個方面，三個地區的重點中學都遠遠好過同地區的非重點中學。從政府財政撥款看，重點中學的生均經費普遍比非重點中學高出15-30%，重點中學的人頭經費（主要是教師工資)佔撥款經費的比重在60%左右，而非重點中學的同一指標則在80%以上，即除去教師工資，非重點中學能夠用於改善教學的經費微乎其微。此外，重點中學通常都能獲得數額巨大的基建費、設備費、附加費等非正常性經費，而這對於非重點中學來講往往是難以期盼的。在師資方面，重點中學師資的學歷構成、師生比例、進修與晉升的機會等都遠優於非重點中學。巨大的差距同樣存在於校舍、儀器設備、實驗室與圖書室的配置等方面。

更廣的招生範圍與更優的學生來源是重點中學享有的另一個重要優勢。1962年12月的《教育部關於有重點地辦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學校的通知》提出，要適當擴大重點中小學的招生範圍，相較於一般學校，重點中小學可以在更大的地區範圍內擇優錄取新生。小學的招生範圍在學生能夠走讀的條件下，可以不受學區的限制;初中可以在市縣的範圍內錄取新生;高中可以再適當擴大招生範圍。為了使農村的優秀學生有機會進入這批中學學習，除有重點的選定和辦好少數農村全日制中學外，各地還可以指定一些有條件的城市中學招收部分住宿生。1980年10月《教育部關於分期分批辦好重點中學的決定》再次提到要擴大重點中學的招生範圍。以北京為例，大體上，市屬重點中學面向全市招生，區縣屬重點中學面向本區縣招生，非重點中學在本區規定範圍內招生。1978年規定市屬重點中學在本區範圍內招生。1979年確定8所市屬重點中學作為實驗，面向全市招生，區縣屬重點中學面向本區縣招生。除此以外，1981—1983年，東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城區非重點中學也面向本區招生。到1984年，四城區非重點中學也和其他區縣非重點中學一樣，在本區規定範圍內招生。由於重點中學各方面條件優異，又可以在更廣闊範圍內招收優秀學生，自然就形成優秀生源向其集中的情況。前面圖5-2顯示北京、天津兩個直轄市的北京大學來源中學集中程度高過其他省市，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兩市的市級重點中學在全市範圍內招生，使得優秀生源高度集中於這些市級重點中學，從而使這些中學在向精英大學輸送生源的競爭中優勢更加明顯。

由於招生範圍廣泛，重點中學經常會採取部分或全部學生住宿的制度，這也有利於重點中學學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績。由於政策允許和為招收更好的生源，許多重點校都會採取擴大範圍，如面向整個區縣、地市甚至全省進行招生。由於遠離居住地，這些中學就必然要為學生提供住宿。學生住宿後，一方面可以更專心於學習，受家庭與社會環境的影響減小。另一方面，集中住宿也便於學校統一開展艱苦的強化訓練，在“題海”戰術的幫助下適應高考的要求。因此，重點中學的住校制有可能比較有效地割斷了家庭背景等對學生個體的影響，不同家庭來源的學生可以更好地在中學階段融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環境對個人成才的影響。

上述重點中學與非重點中學在各方面的巨大差異最終反映在具有標杆意義的升學率上，重點中學的升學率自然遠遠高過非重點中學，在向精英大學輸送生源的競爭中佔盡優勢。重點中學成為進入精英大學的坦途，非重點中學的學生要進人精英大學則面臨重重困難，有研究者指出：“這些差異使得重點中學與非重點中學的校長、教師、學生、學生家長在辦學思想、追求目標、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心理期望、自我感覺等各方面，形成了兩個迥然不同的集團，形成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