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霍格沃茨”思考麻瓜的一生_風聞

牛津Keble學院

在我每週和導師的會見中，約一半的時間可能都是我在説，而導師在聽，最後他會和我探討並給出他的意見。

敲下這個標題的時候，我坐在牛津Pembroke學院的圖書館裏。

1624年，詹姆士六世及一世國王建成這個學院，迄今已近400年。學院地處牛津市中心，卻鬧中取靜，中世紀風格的四角方院裏的古老閣樓，十八九世紀的雕刻品和藏書，還有仲夏傍晚被透過狹小門洞的餘暉點亮的草坪，盡顯這所古老學院濃厚的人文氣息。

和牛津其他學院一樣，Pembroke學院也不乏知名校友，如現任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美國歷史上任職最久的參議院外委會主席富布賴特。

Pembroke學院的一角

這是一個尋常的週五下午，我望着窗外美妙的景色，再轉頭看着電腦桌面上密密麻麻的文獻和遠未完成的論文，不免有些悵惘。這是我到牛津半年來常會遇到的尷尬。每到這時，我開始哲學三問：我為什麼要讀博士？我是否真的適合做學術？我到底想要過怎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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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學術的緣分

坦白説，年少時的我從未想過有一天，會開啓學術人生。

從小到大，我熱衷於參與各種公共事務以及一切與人打交道的工作。讀研時，選擇學習國際關係，主要是希望以後能從事兒時夢想的外交官職業；念碩士期間，我遇到了業界極其優秀的老師，但當時依然沒有選擇直接讀博。

後因未能如願通過公務員考試變身外交官，我進入媒體成為一名國際新聞記者。幾年的耳濡目染，累積成對學術的憧憬和嚮往，而真正讓我下定決心邁出這一步的是2017年的中東之行。

當時，我和《財經》雜誌國際新聞主編郝洲商量策劃中東之行，最開始打算去伊朗看看，後來機緣巧合又聯繫到《文匯報》駐伊朗首席記者朱寧，他熟悉那邊情況且願意為我們聯繫當地採訪機構。

作者在牛津

臨行前一個月，又有了意外之喜：北大camel項目的負責同學聯繫到我，他們計劃在當年7月赴約旦和土耳其採訪難民，問我是否感興趣同行。剛好，原計劃的伊朗之行和這個行程能銜接上。我果斷退掉了北京飛德黑蘭的機票，決定完成約、土行程後，從安曼經迪拜飛德黑蘭，與郝洲、朱寧會合。

於是，我輾轉土耳其、約旦和伊朗三個國家，人生第一次在中東度過半個月時間。這段旅程，打開了我對中東探索的大門。

在安曼北部，距離敍利亞車程不到半小時的約土邊境的難民營裏，成千上萬的敍利亞、伊拉克人，因為內戰顛沛流離，逃難到這裏。我第一次真正近距離和他們對話，瞭解他們的過去，被每一個難民的故事感染。也是這段旅程，讓我發現大部分中國人都不瞭解真正的中東，而這個區域需要更多人去鑽研和研究。我決定穿過媒體的邊界，向學術邁進。

2

學問的冒險

2018年，我順利通過了博士入學資格考試，成為北大中東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遇到第一個攔路虎，就是語言。

我的導師吳冰冰教授是一位治學極其嚴謹的老師，並且非常重視歷史和基礎研究。

他主張學術研究應該是基於對客觀現實的把握，尤其是對研究對象國一手資料信息的瞭解和獲取。想要成為一箇中東問題專家，首先就要掌握當地語言。但我工作多年後，再次進入課堂學習基礎語言，尤其是被視為全世界最難懂的阿語，實在是難上加難。

作者和教授

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第一節阿語課上，北大外院副院長付志明教授親自給初級學習者授課。我和一羣大一或研一的同學坐在教室裏，看着付老師在黑板上畫了一節課的鴨子。那些奇形怪狀、發音奇特的阿語字母，真的讓人哭笑不得。

一個學期過去，我僅僅掌握了阿語的基礎字母。這時我突然想起入學前，一個阿語專業畢業的學弟和我説的當時我以為是笑話的段子。他説：“當北大大三印尼語專業的同學都能去隔壁頤和園帶印尼遊客時，阿語專業的同學還在背單詞，話都説不太利索。”

第一學年結束，我也只是勉強會背誦《古蘭經》的開篇章。從小，我就被父母和親友認為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在做學問之事上，我依然還在“冒險”。

另一樁“冒險”，是在疫情之下毅然決然來到牛津訪問交流。

2020年6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張力奮教授《牛津筆記》出版，新浪文化主編文娟邀請我主持和力奮老師的對話。當時，我已經拿到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正式的訪學邀請函，就等着辦簽證手續。

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

按照北大的培養方案，博三一整年都應該在海外學習。但因為疫情和中美關係的緣故，我一直未能成行，10月份才和導師商量決定更換留學國家。我思考了很久，決定給牛津大學中東中心主任尤金·羅根教授寫信，瞭解去牛津訪學的可能。

尤金教授是著名的中東歷史學家，其所著《阿拉伯人：一段歷史》和《奧斯曼帝國的衰落》被翻譯為18種語言，並且在中國知識界反響極好。2018年冬天，他曾帶領牛津中東研究代表團來北大訪問，當時我只是作為一名學生參加會見。但那年聖誕節，我出於禮貌和尊重給尤金教授發了郵件，他也很友好地回覆了。

距離上次見面已經兩年多時間了，我不確定他是否還記得我。我現在還記得，給尤金教授發完郵件的時候，內心極其忐忑。讓我驚喜的是，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了尤金的回信，他在信裏説，非常歡迎我去牛津訪學並且也很願意做我的導師，但是牛津的訪學申請有非常嚴格的申請流程，我需要按照要求準備申請材料。

於是，整個申請審批手續走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12月左右，我拿到牛津全球與區域研究院中東中心的offer時，很是興奮和激動。但這還只是開始，之後我又面臨簽證等各項繁雜的出國審批手續。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2022世界前10名大學

首先是學校層面，由於疫情的原因，北大當時基本停掉了國際人員交流。我先和導師商量徵得系裏支持，再報送學院，最後遞交學校國際合作部和校長辦公室。我現在還記得，那時已經快到寒假了，國際合作部的老師惆悵地看着我，問“孩子，你一定要出國嗎”，然後又給我家人打電話，再三確定他們知情；最後看我去意已決，才在出國審批表上蓋了章。

拿到這張審批表，我以為終於快要成行了。但沒想到，12月底英國突然暴發德爾塔毒株疫情，每日新增病例暴增，中英航班斷航了。父母看到鋪天蓋地的新聞報道，嚴厲呵斥不允許我出發。當時已經快要過春節了，我只能暫時緩緩，回湖南老家過完春節再視情況決定。

元宵節過後，我向人在英國的同學又細緻地打聽了一些情況，瞭解到形勢似乎稍有緩解，但直航航班一直沒有恢復。

我決定冒險了，訂了3月初海航經停布魯塞爾的航班出發。到牛津後，再看力奮老師的《牛津筆記》，我有種人從書裏穿越到現實的感覺。誠然，當時我完全沒想到會來牛津，也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3

牛津的滋養

牛津作為英語世界最古老的大學，連續六年蟬聯《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榜首。最近約翰遜政府內閣大換血，一半以上的內閣成員都畢業於牛津/劍橋。我聽約翰遜所畢業的Balliol學院的同學説起約翰遜在牛津的兩樁軼事：一是約翰遜當時沒有競選成功牛津辯論會的主席；二是約翰遜大學時代就是Social King，沉迷於各種社交活動，學業成績並不拔尖。

在牛津不缺國際政要的各類軼事，比如英國前首相特蕾莎·梅和巴基斯坦前總理貝·布托曾是牛津的同學，當時梅姨還是貝·布托的小跟班。1976年，貝·布托被選為牛津大學學生會主席，成為首位擔任這一職務的亞洲女性—據説能拿下這個職位，是得益於包下了牛津一個著名學院的大草坪，宴請了上千名同學。而現在牛津辯論社的禮堂裏，唯一掛着的女性畫像就是貝·布托。

貝·布托

粗淺來看，似乎大人物們在牛津都忙於社交、荒於學術。張力奮教授在 《牛津筆記》裏説道：“大學，與其説是知識，不如説是眼界與趣味。”套用流行語説，“懂的都懂”；牛劍兩所名校確實彙集了英國乃至全世界的精英，他們要麼出身顯赫，要麼天賦異稟。

牛津的學術培養有其獨特的體系。每個學生都有所屬的學院，比如大家熟知的Christ Church College（基督教堂學院）、Trinity college（三一學院）、All  Soul College（萬靈學院）。牛津30多個學院，就像是大學校園裏各自獨立的社區，主要負責學生的吃喝住行。簡而言之，學院負責的是學生的基本生活，每個學院的學生專業背景可能不一樣，在學院這個層面就打破專業壁壘，可以和不同背景的同學交流。

此外，每個同學還會有所屬的系。在系裏面，基本都是同一個專業背景的同學，可能各自有不同的研究方向。指導研究的導師，更多是以同事而不是老師的站位，來和你探討學術問題，更強調的是討論而不是教。在我每週和導師的會見中，約一半的時間可能都是我在説，而導師在聽，最後他會和我探討並給出他的意見。

牛津balliol學院裏的教堂

而從教學安排和課程設置來看，牛津每學年有三個學期，每個學期只有8周時間，除掉復活節、聖誕節和7-9月的漫長暑假，正式學期的時間非常短。第一、二學期本碩學生有部分課程可選，第三學期基本都是自己複習。而博士生則幾乎沒有課程安排，純靠自己研究和思考。所以在這樣的教學體系裏，更多教會學生的不是知識，而是獲取知識的方法和思考創造的能力。

設想一下，當你坐在教室裏，等着教授們講課，而他們常會問你“what is your argument”，如果沒有批判性的思維，可能就難以和教授交流下去。這和我們從小填鴨式的教育方式迥然不同。

而我也是在這樣的訓練中，學會了對自我進行靈魂三問：我是誰？我從哪兒來？要到哪裏去？

（作者系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牛津大學全球與區域研究院訪問學者）

作者 | 文晶

編輯 | 姜雯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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