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文科生剛考完試，讓文科生被數學主宰，有必要嗎？_風聞

【本文原標題為“讓文科生被數學主宰，有必要嗎？”，風聞社區進行了修改】

先説結論：對於優秀文科生選拔而言，數學在考試中壓倒性的地位應當有所調整了。

高中文科生聽的最多的教誨就是“要好好學數學”了。無論是老師還是父母，盯着自己的考試成績上面的那一欄數學，總是唉聲嘆氣搖頭晃腦，説到：“要是你數學多個**分，你現在也不至於混成這樣！”

問題在於，數學對於文科生真的有那麼重要嗎？**到底是數學對文科生重要，還是數學考試對文科生重要？**很遺憾，現在的答案是後者。數學成績成為了區分優秀文科生的最關鍵指標，文科生無力談政治歷史，被數學碾壓的記憶折磨着一代又一代人。又有多少對國家大事、經濟社會、歷史人文有着廣泛瞭解、深度理解的優秀文科生被數學狠狠的擊倒，最終在高考中遺憾落榜？

以我所在的學校為例。今年8月開學前，最優秀的兩個文科班進行了一次重組，將成績最好的44個人分到1班，其餘人分到2班。而在這之前，兩個班的成績是基本均等的。結果在分完班之後，語文老師驚訝的發現，新1班和舊1班的語文平均分居然完全沒變，一模一樣！但是數學平均分大幅度增長，折射出這更優秀的44個人，似乎是數學更好而非文科素養更高！

按照一般邏輯來説，暫且不論互聯網上爭論不休的文理科生誰更重要的問題，既然已經在選拔文科生了，就應該想辦法選撥文科素養最優秀的一部分人。但是在現有的考試分數結構下，文科素養的差距被數學所抹平，與原有的選拔目的形成了一種結構性失調。

在上一次的廣東省六校聯考中，我班44人數學平均分為101分，最高分131分，最低分78分，極差高達53分；英語（不含聽説）最高分為104.5分，最低分為88分，極差為16.5分；歷史極差為20分；政治極差為19分。

也就是説，在極端的情況下，數學的差距足以抹平歷史、政治、英語加起來的差距。這還是在文科頂尖班中的情況。在我們這所算是一流的中學的文科普通班之中，數學的權重更大。在同一場考試中，我校一文科平行班的最高分為95分，平均分為72分，拉開的差距更大。

在日常學習中，我們每天一般要花費2~3小時學習數學，與其餘五科加起來的時間相當。想到此處，我不禁悲從中來，仰天長嘆（“少年不識愁滋味……”），想當初選擇文科是希望在政治歷史上面好好有一番學習，無奈最後竟然還是要被數學支配。

在這種考試結構下，選取出來的無疑都是數學較好的人。這讓人不禁發問：文科生如此努力的學習數學的意義在哪裏？難道數學不應該是文科素養相近之時選拔更優秀人才的指標嗎？為什麼“反客為主”變成了選拔文科人才的主要指標？

如此表述，並不是説文科完全不需要數學，而是認為數學在考試結構中有一些失衡的傾向。假如我數學考了140分，但是政治、歷史各自只有60分（這是一個文科素養極低的分數了），我一樣能夠與數學80分、政治歷史各自90分（這是一個普通文科生的天花板了）的人打的旗鼓相當。

文科建設，主要是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兩個大類。在人文學科內，中文系、哲學系等等，基本完全用不到數學。在社會科學內，除經濟學與數學緊密捆綁之外（事實上，經濟學相當一部分生源是對面的理科生），其餘學科內，數學都是一個工具性的存在，諸如歷史學的科目用到數學的地方也是少之又少（當然，近年的確有定量史學的潮流）。對於數學的工具使用只是諸多方法選擇的其中之一，而非關鍵性要素。

以國際關係學（政治學）為例，在該學科內經驗主義和定量研究是兩個研究的主要方法。傳統上來説，經驗主義是研究的主要方法，依靠研究者對事物的主觀認識對研究對象進行闡述；另外早在十幾年前，清華大學的閻學通教授就創制了“中國與大國關係評分表”，對中國外交的定量性研究與預測進入一個新階段。在閲讀清華大學漆海霞教授的論文時，適逢中學有相關評比，於是我萌生出了模仿的念頭（初生牛犢不怕虎，請諸君莫要笑話）。

在閲讀這一篇論文的過程中，我遇到了如下困難：1、對於數學名詞的不熟悉；2、對於使用方法的不理解；3、對於過程複製的難以理解。

於是乎，我去請教了我的數學老師與攻讀經濟學碩士的表姐。數學老師告訴我：這些東西他根本就沒有學過（這意味着文科數學需要的大部分知識，需要在大學中學習而非高中學習，而且與理科生的數學相去甚遠）。但是我正在讀經濟學的姐姐給了我很好的幫助：她讓我買了一本書：《高級計量經濟學與STATA應用》。

作為一名高中生，我當然不可能把這本書吃透。於是我就在請教了姐姐解決具體名詞之後（例如豪斯曼檢驗等等），很簡單的將這本書沿着目錄翻到了漆海霞教授用的方法的那一頁，照着書上的方法導入數據、輸入代碼，最後生成結果，再按照書上告訴我的各項指標的含義撰寫了分析。

於是乎，我就在完全不理解數學運算原理的情況下，完成了對數據的處理。我只弄明白了兩個點：對數據的處理方法、處理結果各項指標的含義。後來我越想越不對勁，我尋思我是怎麼拿到這個雖然千瘡百孔但是至少有所收穫的結果的。我去請教某位教授，他説，運算原理我們也不懂，若要處理數據難道不是只需要知道程序代碼就可以了嗎？

也就是説，在這一個情景內，我完全沒有用到數學素養，但是完成了一次數學的分析。雖然受制於水平，使得結果問題諸多。或許個例代表性不是很強，但是由此折射出來的現象是，在現代的文科研究中，需要數學處理能力（這個很大程度上是技能性的），對於數學素養的要求則沒有那麼大。

另一個問題是，在文科中運用數學近幾年被越來越廣泛地批評了。山東政法大學王政達教授就指出，以簡化概念、減少變量和簡單化變量關係的路徑建構起來的體系理論雖然做到了理論簡約，但卻犧牲了理論的解釋力，違背了科學方法所提倡的科學精神。

量化分析就意味着要把不能量化的指標全部都扔掉。在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領域，這意味着要把中國人的民族精神、黨的強大領導、全民族團結的愛國主義、儒家愛好和平的文化內核等等指標全部排除掉。如此一來，哪裏能得出符合實際的結果呢？西方學者根據中國實力變化參考、忽視中國文化基因得出“中國威脅論”的重要原因之一，不正在對於量化方法的過度依賴上嗎？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如閻學通自己就承認：墨子就是一位運用科學方法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我們為什麼非要讓文科將“數學方法”捧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呢？如此一來，不就是使得文科建設“吃西方吃剩下的飯”，談何中國特色呢？

追求科學的文科建設，不意味着追求數學。國際關係結構現實主義奠基者肯尼思·沃爾茲，被視為科學路徑的開創人，在其著作《人、國家與戰爭》與《國際政治理論》中，全篇都是用傳統的經驗主義的方法，完全沒有使用現代的所謂量化分析的方法。科學化指的是嚴謹的定義、翔實的分析，依賴理性而非感性認知事物，不是一定要用數學。同樣，不選擇數學方法不意味不講數據，而是把處理數據的能力作為技能性的而非素養性的，將數據與數學分析分開來。

如此一來，總的來説，數學對文科來説真的沒有那麼重要，以至於比語英歷政加起來還要重要。數學在考試中佔據的地位與其在文科中的地位是不相符合的，應當對其進行一些調整。

對於文科來説，十幾章只有一兩章統計、函數的知識是未來可能用到的**，不如側重考察這部分知識，將幾何等無關知識減少，適應社會專業化加強的趨勢。同時通過減低分值、降低難度等措施，減少數學可能產生的分差，更好的適應社會文科建設的需要。**當然，如果放在理科生身上，減小文科的分差、側重對於服務理科建設的文科素養（實用類文本閲讀等等）的考察，也是有必要的。

最後，俗話説屁股決定腦袋。我數學不好，固有此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