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安徽一些公社實行改革開放的第1年雖遭受旱災但其棉花的產量卻驟增了90%_風聞

據下面這篇文章説，1978年安徽省滁州地區一實行改革開放便創造出了奇蹟，那一年當地雖遭受了特大旱災但糧食的總產量和棉花的畝產量反而立馬分別比前一年增長了50%和90%！

中國奇蹟的制度“密碼”（5）∣1978年，改革從農村開始突破

文章來源：《黨員文摘》/《農民日報》       作者：王鬱昭         發佈時間：2021-02-08 12:39:52

此文的電子版我則是從“七一網”中如下這個地址的網頁上覆制、獲得的：

​https://www.12371.gov.cn/Item/573151.aspx（該網頁頂端的站名大字下注明瞭該網站是“重慶市委黨建門户網站”）

    摘要：**1978年，滁縣地區遭受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旱災**(樓主附註：安徽省的滁縣專區在1982年改稱為“滁州市”)。9月初，滁縣地委召開四級幹部會議。會上……來安和天長縣的一些公社書記把他們稱之為“秘密武器”的三個典型介紹了出來：第一個典型是來安縣煙陳公社魏郢生產隊。1978年春把生產隊分成兩個組，實行三包一獎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大旱之年糧食產量由上年8萬多斤增長到12萬多斤(樓主點評：就是説，在特大旱災之下，糧食產量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比前一年一下子增長了50%)。第二個典型是天長縣新街公社，1978年春公社決定把棉花包產到户，超產獎勵，減產賠償。大旱之年棉花畝產較上年增產近九成(樓主點評：就是説，棉花的畝產量反而比前一年一下子大增了90%)。……**這些辦法在當時 尚屬“禁區”，被稱為“秘密武器”，只能暗中實行。****……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張浩寫的讀者來信，並加了編者按，標題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編者按則提出：“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包田到組’**的地方”，應當“堅決糾正”。

      20世紀70年代，我在安徽省滁縣地區（今滁州市）工作。1977年春，地委組織調查寫出130多篇調查報告，並向省委寫了一份綜合調查報告，列舉了許多“左”的錯誤表現，提出端正和落實農村政策的意見。

     1977年6月，中央改組安徽省委領導班子，萬里同志任省委第一書記。7月，萬里看到滁縣地委的報告後，當即批示：“滁縣地委組織力量深入羣眾，對農村經濟政策認真進行調查研究，這是個好的開端，報告所提意見，可供各地參考。”在滁縣地委報告和廣泛深入調查的基礎上，最後形成了省委《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幾個問題的規定》(簡稱省委《六條》)。《六條》強調農村工作要以生產為中心；搞好人民公社經營管理，允許生產隊根據農活情況，可以組織作業組，適合個人乾的農活可以責任到人；尊重生產隊自主權；減輕社員和社隊負擔；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兼顧三者利益；允許和鼓勵社員自主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開放集市貿易等等。

     隨着《六條》的貫徹，農村政策的放寬，羣眾思想開始活躍起來，一些地方偷偷搞起聯繫產量責任制，實際上揭開了安徽省農村改革的序幕，敲響了中國農村改革的鐘聲。

    萬里為“秘密武器”護法

1978年，滁縣地區遭受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旱災。9月初，滁縣地委召開四級幹部會議。會上地委充分發揚民主，讓公社幹部把心裏話講出來。結果，來安和天長縣的一些公社書記把他們稱之為“秘密武器”的三個典型介紹了出來：

第一個典型是來安縣煙陳公社魏郢生產隊。1978年春把生產隊分成兩個組，實行三包一獎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大旱之年糧食產量由上年8萬多斤增長到12萬多斤。第二個典型是天長縣新街公社，1978年春公社決定把棉花包產到户，超產獎勵，減產賠償。大旱之年棉花畝產較上年增產近九成。第三個典型是來安縣廣大公社把全年糧、油、棉和豬、禽、蛋等生產指標，分解成100分，年終時對基層幹部按實績進行獎罰，大旱之年生產全面增產。這些辦法在當時尚屬“禁區”，被稱為“秘密武器”，只能暗中實行。

    萬里同志對這三個典型非常重視，通知地委可以在全區進行試點。為此滁縣地委發了96號文件，要求各縣先在一個大隊或一個公社進行試點。文件下達後，各縣紛紛要求擴大試點範圍，許多社隊爭當試點。隨後，一些不是試點的社隊也自發地搞起了包產到組。到1979年3月底，滁縣地區實行包產到組、大包乾到組的生產隊已近七成。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張浩寫的讀者來信，並加了編者按，標題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編者按則提出：“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包田到組’的地方”，應當“堅決糾正”。這對雙包到組後正在忙春耕的皖東農民來説無疑是潑了一瓢冷水，引起很大的震動。**針對幹部羣眾思想上出現的波動，地委及時向各縣發出電話通知，明確指出：“當前正值春耕春播大忙季節，各種形式責任制一律穩定下來，不要變來變去，延誤農時”，“各種形式責任制是地委同意試驗的，如果錯了，完全由地委負責”。

    萬里於3月16日來到滁縣地區。他説，“作為報紙，發表各種不同意見都是可以的，別人寫讀者來信，你們也可以寫讀者來信”，“究竟什麼意見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靠實踐來檢驗”，“產量上不去，農民秋後餓肚子，是找你們縣委還是找報社？報社是不會管飯的”，“只要今年大豐收，增了產，社會財富多了，羣眾生活改善了，你們的辦法明年可以幹，後年還可以幹，可以一直幹下去。”

    大包乾在安徽省報上户口

    隨着雙包到組的發展，也出現了一部分生產隊暗中搞了包產到户。1978年秋後，鳳陽縣搞包產到組，小崗生產隊先劃為4個作業組，幹不好，又分成8個，還是合不攏，經幹部社員商議，乾脆搞個大包乾到户，瞞上不瞞下，如果因為土地包到户，幹部出了事，蹲班房，全隊社員共同負責，把他的孩子撫養到18歲。1978年底，大包乾到户的責任制就在小崗誕生了。

    大包乾到户是第一次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新生事物，是農民的偉大創造。後來，在國家農委領導人杜潤領導下，經有關理論工作者研究論證，認為大包乾承包制實現農村土地的兩權分離，土地所有權仍歸集體所有，而農民通過承包則取得了對土地的使用權，即經營權，農民成了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集體和農户的權利和義務通過承包合同來實現。有利於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1979年，小崗生產隊農民嚴宏昌借來拖拉機收穫自家糧食。 來源：新華社

     1979年實踐的結果，小崗生產隊糧食產量達到13萬多斤，相當於1966—1970年5年糧食產量的總和，油料產量超過合作化以來20年的總和，社員人均收入增長6倍。從1957年起23年來，第一次向國家交售糧食和油料任務，分別超過6倍和80倍。

     在1980年初省委召開的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我作了《順應民心，積極引導》的發言，並要求給大包乾報個户口，承認它也是社會主義的一種生產責任制形式。1月11日萬里在會議總結時指出，“包產到户不是我們提出來的，問題是已經有了，孩子已經生下來了，他媽媽挺高興。” **“**那天王鬱昭同志説了，孩子挺好的，給報個户口吧，承認它也是責任制的一種形式……那根本不是資本主義，包產到户不等於單幹，單幹不等於資本主義，沒有什麼可怕的……那就只能同意，批准。”大包乾責任制終於在安徽省報上了户口。但這個户口是地方户口，只能在安徽省通行。

     ……（後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