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1572，最血腥的巴黎：一場皇室婚禮卻成7萬人屠殺的序幕_風聞

1572年8月18日，法國國王查理九世的妹妹瑪格麗特·德·瓦盧瓦，與基督新教（又稱胡格諾派）領袖之一、年輕的納瓦爾國王亨利（日後的亨利四世）舉行婚禮。這場婚禮出於深遠的政治考慮，旨在促使宗教戰爭敵對雙方的和解。然而8月24日，巴黎的天主教徒有計劃或自發地對城內新教徒展開血腥屠殺，並逐漸蔓延至法國其他城市。據有關學者估計，這次屠殺最終導致7萬人遇難（另有10萬人一説），可以説是巴黎史上最血腥的一幕。大約200年後的啓蒙運動時期，法國文壇巨匠伏爾泰，還曾專門做了一首《1772年8月24日之詩》，憤怒地譴責這次宗教仇殺。

納瓦爾的亨利

由於這一天正值天主教的聖巴託羅繆節，是紀念耶穌十二門徒之一巴託羅繆的節日，因此這一事件也被稱為“聖巴託羅繆之夜”。

一、歷史背景

16至17世紀，歐洲大陸興起宗教改革運動。胡格諾派（Huguenot）就誕生於此時，是法國基督新教加爾文宗的一支教派。胡格諾派信仰加爾文主義，主張預定論、簡化宗教儀式、反對專制、國家從屬於教會，重視經濟和民主制度等，與法國傳統的天主教不容，因而受到宗教迫害。1560年，年僅十歲的法國國王查理九世即位，由太后凱瑟琳·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s）垂簾聽政。她利用當時法國兩派貴族的政治矛盾，即信仰天主教的吉斯家族與信奉新教的波旁家族的對抗來攝政。

1562年3月1日，第二代吉斯公爵弗朗索瓦·德·洛林率領士兵經過普瓦西鎮（Poissy），正值當地的胡格諾教徒進行禮拜活動，而這違反了國王的規定，於是公爵立即下令攻擊手無寸鐵的新教徒。這在歷史上稱為普瓦西鎮慘案，引發了長達三十年的法國宗教戰爭。在1570年第三次戰爭後，新舊教雙方簽署聖日耳曼和平敕令，戰爭暫時停止。然而這和平過於短暫。

普瓦西鎮慘案

二、屠殺的前奏：刺殺科利尼

加斯帕爾·德·科利尼（Gaspard de Coligny）是胡格諾派的領袖之一，也是法國著名的海軍元帥。他的軍事才能與政治主張頗得查理九世賞識，作為宗教身份敏感的新教徒，卻能成為宮廷中最有權力的大臣。他在瑪格麗特與亨利的婚禮中起到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然而科利尼卻在婚禮數日後的22日遭到刺殺，雖然僅使他受傷，但似乎預示着更加不幸的到來。

科利尼

是誰刺殺了科利尼 ？有論者認為這是吉斯家族的復仇之舉，另有論者認為是美第奇太后出於對科利尼操縱國王的嫉妒而下此毒手。這裏我將引用法國歷史學家阿萊特·茹阿納在其作品《聖巴託羅繆大屠殺：一樁國家罪行的謎團》中的觀點。作者指出，**刺殺案的幕後兇手更有可能是一羣激進的天主教徒民眾。**巴黎的天主教民們對國王温和的政策心懷不滿，狂熱的宗教信仰與對胡格諾教徒的恐慌之情促使他們通常表露出根除新教的意願。在激進強硬派眼中，與異教徒的和平是放棄、屈服之意，只有戰爭才能消除異端。兇手不僅僅是為了殺掉科里尼，他的終極目標是謀殺和平。

聖巴託羅繆大屠殺

那麼為何之後查理九世又要下令剷除新教領袖們呢？作者解釋為：首先，國王長期處於充滿矛盾與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內心本就極度不安。其次，御前會議中極端天主教徒大肆宣揚新教徒的叛亂意圖，加重國王猜疑心。而被伏擊的科利尼及新教首領們要求查清並嚴懲兇手的態度咄咄逼人，更加深了查理九世對其勢力的憂懼。最終，科里尼及其新教同僚在8月23日晚的御前會議中被下令處決。

三、巴黎市民的屠殺

1572年8月24日，巴黎城內一幅殺戮之景象。新教徒一旦被發現便立即拖出屋子處死，老弱婦孺不加區別，屍體最後被拋進塞納河中，鮮血染紅了河水。一位來自米約的加爾文宗教徒記載道：“巴黎人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吃河裏的魚，因為河水已被完全污染，屍臭撲鼻。”空氣中迴盪着槍聲、奄奄一息者的呻吟聲與屠戮者的呼喊聲。天主教徒們被虐殺的快感充斥着，對查理九世頒佈的止屠殺令也不屑一顧。所有的新教高官貴族都遭處決，連新婚的亨利也被迫改信天主教，之後被軟禁在宮內。茹阿納在書中的記載令我們心驚肉跳：“巴黎的街巷潮濕異常，‘就像是下過一場大雨’——一位路過巴黎的斯特拉斯堡市民如是説。實際上，街巷中閃爍的不是雨水，而是鮮血。”

根據瑪格麗特的回憶錄重現屠殺時的場景

巴黎市民的屠殺充滿了非理性的憤怒情緒。在天主教徒眼中，新教徒的差異與“反動”“危險”等詞彙聯繫起來，他們被當作是威脅民眾生命財產的“恐怖分子”。而國王在前一日對科利尼等人的肅清行動更被視作允許屠戮新教徒的信號，他們要拿起武器履行上帝賦予的消滅異端的使命。屠殺迅速擴大至近乎失控地步的原因離不開天主教徒對宗教的狂熱信仰，排除異己的強烈願望，捍衞自身生命財產安全的意圖，與搶掠新教徒財物的貪慾。

《盧浮宮門外的某日早上》

四、塑造法國

聖巴託羅繆大屠殺的影響是深遠的。首先，它使新舊兩教和平共處的願望破滅，法國不可能成為一個新教國家。大屠殺後法國新教徒的數量鋭減（倖存者改宗或逃亡）。而在當時法國的新教徒中手工業者、資產階級的比例很高，這些人大多逃亡至英國、德國。雖然法國一時掃除了宗教異端，實現了國家穩定，但從長期來看不利於國家發展。其次茹阿納認為，**“大屠殺中的大規模動亂與之後出現的公共秩序嚴重混亂令人們意識到一個強有力的王權存在的必要。”**對大屠殺的反思也促使被統治者進行反抗專制與限制統治者行為的探索。最後是大屠殺的教育意義。它成為法國歷史上的一段黑暗時期，警醒着各時代的法國人，包括盧梭、伏爾泰等著名思想家。

文史君説：

對於他者的恐懼似乎在歷史上一而再地招致暴力。阿萊特•茹阿納在《聖巴託羅繆大屠殺：樁國家罪行的謎團》中寫道：**“大屠殺在成為一種對肉體的暴行之前，首先在思想上對人進行改造，使他們‘看到’了一個需要被消滅的假想他者。”**對差異的恐懼煽動着人們，企圖採用暴力手段消滅異己，而這種一時的“和平”終究只是假象。文明能否約束暴力失控？在當下恐襲與宗教衝突頻發的時刻，這個問題仍值得我們深思。 

參考文獻：

Penny Roberta Royal：Authority and Justice During the French Religious Wars.，Past and Present，2004

Elizabeth C. Tingle：Authority and society in Nantes during the French Wars of Religion, 1558-1598，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3

[法]阿萊特·茹阿納：《聖巴託羅繆大屠殺：一樁國家罪行的謎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江晟：《流言與暴力：法國宗教戰爭時期信仰共同體的邊界固化》，《世界歷史》2018年。

豐華琴：《中古後期法國宗教政策與王權危機》，《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8年。

（作者：浩然文史·鄭大嵩陽國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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