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遠：蘇聯高等教育國際化大躍進的成與敗_風聞

上世紀60年代開始，蘇聯在文化教育上也開始追求與其政治軍事第二強國同等相稱的地位，開始大力招徠留學生，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蘇聯留學生數量1950年為5900人，1960年為1.35萬人，1970年為2.62萬人，1980年劇增到8.83萬人，這十年增加了兩倍多，到1990年蘇聯解體前夕，留學生人數已經達到至少15萬人（其中俄羅斯有13.3萬人，烏克蘭有1.8萬人），蘇聯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留學生目的地國，佔全世界留學生的10%以上。 蘇聯高等教育國際化是與其全球政治軍事擴張方向是高度匹配的，增量部分主要來自亞非拉國家。其中非洲留學生從1960年的900餘人，猛增到1979年的14690人，到80年代達到2萬多人，這個時期，蘇聯有可能超越美國、法國和英國，成為非洲留學生的第一大目的地國。1970年代，蘇聯加快向中美洲的滲透後，也大幅增加這個區域留學生獎學金的名額，從1970 年的400名增加到1980年的5000名，其中古巴1983年到1984年到蘇聯留學的有9000人，尼加拉瓜有1000多人。而美國給該地區提供的獎學金名額僅781名。此外，敍利亞、印度、蒙古等國在蘇聯也有千計規模以上的留學生。 為了更好、更方便培養亞非拉地區留學生，1960年蘇聯政府特地在莫斯科郊外興建了盧蒙巴各國人民友誼大學，即今天的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這所大學校園優美，校舍豪華，建成後就成為全蘇聯設施數一數二的好大學，在頂峯時期有來自105個國家的6700多名留學生在這裏就讀。據美國聯邦政府的估算，蘇聯1980年給予63000名留學生的預算為3.25億美元，而美國政府該年度相關撥款僅3000萬美元，平均一個學生消耗的經費為5000多美元，這大概相當於當時蘇聯一個工人兩年的工資（當時蘇聯工人薪水在130盧布左右）。在蘇聯的第三世界留學生不僅享受學費全免，還獲得免費的醫療、置裝、往返祖國的旅行費的待遇。 （盧蒙巴友誼大學教學樓） 從“文革”前在中國在蘇聯的留學生的回憶和資料，也可以窺見蘇聯政府對留學生周到的照顧。根據中蘇兩國達成的《關於中國公民在蘇聯高等學校學習的協定》，每位在蘇聯的中國留學的將獲得不菲的補貼，本科生有500盧布，研究生900盧布，團校學生1200盧布，大概分佈相當於250、450和600人民幣，而當時中國國內部長級別工資為520元，副部級468元，一個研究生的待遇與副部級幹部不相上下。雖然中蘇協議規定這些津貼由蘇聯墊付，然後中方再支付一半，蘇聯根據厚往薄來的慣例，又對中方需要繳納的費用大打折扣，只根據國際標準的六分之一收取。 當時中國留學生在蘇聯不僅受到很好的伙食照顧，還有機會到蘇聯度假勝地旅遊療養。留學列寧格勒建築工程學院的戚元靖（曾任冶金工業部長）回憶説，學校專門為中國學生開小灶。許寶文（曾任地礦部副部長）回憶，1954年莫斯科共青團市委組織留學生到南方旅遊，留學生們乘坐豪華大遊輪，一直南下到伏爾加河入海口的阿斯特拉罕，兩岸美麗的風光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留學生續大我回憶：我們獲得了去黑海療養的機會，一到療養院，工作人員馬上對我們進行細緻的體檢，並且提出飲食、運動和治療建議，修養一個月後，每個人的體重都增加了好幾斤，各個紅光滿面，精神放鬆，從而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學習中去。 不僅僅是蘇聯，這個時期前後很多社會主義國家的高等教育國際化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小國羅馬尼亞每年接收的留學生高達2萬左右，成為全世界十五個主要留學生目的地之一。古巴也曾經投入大量經費吸引拉美和非洲留學生，僅吸引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留學生就有5800多人，卡斯特羅驕傲地宣稱：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計算，古巴的留學生數量居世界首位。 （在蘇聯的非洲留學生） 蘇聯高等教育的快速國際化，讓更多亞非拉學生了解和接受了蘇聯的革命理念和社會制度，配合了蘇聯在第三世界擴張的戰略，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蘇聯在專業設置和培養方向上特意照顧亞非拉國家的實際需要，比如盧蒙巴大學專門設立“熱帶農業系”支援非洲綠色革命，這些都為亞非拉輸送了有用的基礎專業人才。 然而，放在更深層次和國際比較的視角去考慮，蘇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效果與其鉅額的投入相比卻是不盡人意，甚至做得很失敗：對於蘇聯（以及後來的俄羅斯）來講，它沒有像留學英國、美國、法國的學生羣體一樣，形成一個傳播留學所在國價值觀和思想文化的堅定羣體，即便是後來蘇聯解體了，這些留學生沒有成為捍衞蘇式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的火種，繼承蘇聯衣缽的俄羅斯在當年大力投放留學生資源的國家也沒有收穫強有力的“親俄派”或傳播俄羅斯文化的有生力量；對第三世界國家而言，留蘇的學生也沒有像留學美國、西歐的學生一樣，對本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較強的影響，蘇聯留學生雖然數量多，但是在本國的影響力遠遠不如留學美國、西歐的羣體。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第一，蘇聯高等教育的快速國際化不是一個自發的過程，而是政府刻意推動的效果，這就意味着，蘇聯雖然成為第二大留學目的國，並不意味着蘇聯就成為世界第二教育強國。相反，到六十年代以後，在政治高壓的桎梏下，蘇聯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已經開始江河日下，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雖然可以培養一些有用的技術專業人才，但是不能像歐美的教育那樣，培養出對社會有思想性、創新性的社會棟樑。 第二，與歐美學校對本國學生和留學生一視同仁的方法不同，蘇聯高等教育體制下，始終把留學生作為一個特殊羣體對待，不僅在一個學校內部與本地生隔離，更設立專門培養留學生的大學，並處於各種政治考慮，有意識地限制留學生與外界的接觸，這種對留學生隔離式的教育培養模式，既不利於留學生按照教育的自然規律成長，也更難讓留學生可以深入瞭解蘇聯社會和文化，產生對蘇聯的深厚感情。 第三，蘇聯中後期社會矛盾重重，體制的弊端已經明顯暴露，通過留學教育達到宣揚蘇聯社會制度優越性的目的自然難以達到。早在50年代，中國在蘇聯的留學生就發現蘇聯社會制度並不像宣傳的那位完美，在莫斯科的留學生主動請纓到哈薩克斯坦參加義務勞動，結果發現雖然政府命令集體農莊十天內完成收割，但這裏竟然還有前一年尚未收割的麥子。同樣到哈薩克勞動的莫斯科鐵道學院的留學生，目睹了蘇聯地方官僚主義導致的學生罷工的事件。這些促使留學生非但沒有因為蘇聯物質發達而推崇蘇聯，反而對蘇聯體制產生失望，在“中蘇論戰”中成為批判蘇聯的先鋒。 從根本上講，蘇聯人為地過度將高等教育國際化是系統違背教育規律的事情。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根本還是靠大學作為一種獨立實體，產生出來的強大生命力和創造力，這才是能夠吸引外部的學生的關鍵。另外，只有作為獨立個體的大學才能吸引學生產生參與感、歸屬感和榮譽感的機制，更好地讓留學生產生對學校和目的國的認同。單純靠行政力量的推動，雖然可以從數量和形式上推動教育的國際化，卻無法根本提高教育和思想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蘇聯中後期高等教育發展歷史，是現代高等教育史上的特殊一幕。但是對於後發國家如何正確促進高等教育走向世界，以及處理教育發展與國家戰略的關係，提供了很多有意義的經驗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