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文能武李延年》講透了抗美援朝的道理_風聞

　　文 | 貓騎士

　　長期以來，抗美援朝文藝作品的創作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狀態。一方面，作為新中國的立國之戰，這場戰爭有着躲不過繞不開的重大意義，另一方面，改開以來為了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又使得這場立國之戰在宣傳上總是被淡化。但old golden time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隨着懂王上台之後中美關係急轉直下的的變化，過去在宣傳上當鴕鳥的行為已經變得不合時宜，抗美援朝這段光輝的歷史在塵封數十年之後再次回到了主流媒體宣傳的舞台中央，只是這種變化看起來由於缺乏鋪墊而顯得實在是有些生硬。

　　這種生硬感最集中的體現就是文藝作品上肉眼可見的倉促，直到2020年，也就是貿易戰開打將近四年後，第一部央視正劇《跨過鴨綠江》才匆匆上映，而熒幕院線上能看到的只有一部由莫名其妙的人拍的驢頭不對馬嘴的《金剛川》。

　　今年國慶期間，因為疫情推遲的《長津湖》火爆上映，這部彙集了國內主旋律戰爭影片最豪華陣容的電影在票房上取得了驚人的成績，但實事求是的講，它也不過是一部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以正本清源為目標的合格電影，離出彩甚至是出色都還有一定的距離。**但令人慶幸的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廣闊的文化消費市場裏，任何時候都不缺少有才華的創作者，只要賦予創作題材意識形態上的自由，那麼一定會有優秀的作品出現。**在《長津湖》上映前後，另一部根據抗美援朝特等功獲得者、一級戰鬥英雄李延年為原型，《功勳》的第一個單元劇《能文能武李延年》在上映之後獲得瞭如潮的好評。

　　開城談判後，中朝聯軍與聯合國軍進入邊打邊談的階段，戰爭的主要形式也由大規模的運動戰轉向圍繞三八線展開的陣地戰。1951年10月8日，志願軍第47軍140師418團3營7連指導員李延年所在營奉命對失守的346.6高地展開反擊，在成功奪取陣地之後，面對美軍優勢兵力火力，李延年通過嫺熟的戰鬥指揮和優秀的政工工作，在部隊遭受較大傷亡的情況下，多次擊退美軍反攻，斃傷600餘人，圓滿達成既定目標，《能文能武李延年》，講述的就是這段歷史。在筆者看來，相比佔據了更多的流量、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敍事也更宏大的《長津湖》，這部長度只有6集的電視短劇更好的回答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應該怎麼宣傳抗美援朝？

　　首先是第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麼要打這場戰爭？《李延年》在一開始，就用如何處理逃兵小安東的情節進行了深刻的表達。在隊伍將要上戰場的當口，戰士小安東因為思念心上人二妞當了逃兵，連隊指戰員羣情激昂，如何正確的處理，成為了考驗作為指導員的李延年政工工作水平的一道難題。

　　李延年首先講述了小安東被二妞養大的故事，引起了戰士們的共情，又結合入朝後戰士們見到慘景，把一個明確無誤的事實放在戰士們面前—帝國主義是兇殘而又毫無人性的，如果不把敵人趕走，這樣的慘景一樣會重現在一江之隔的中國，到那時候，誰都保不住自己的“二妞”。而要趕走敵人，就要有嚴密的組織，堅強的集體，以及捍衞自己幸福的勇氣和犧牲精神，只有在志願軍這個大家庭裏，戰士們才能把個人的武勇轉化為集體的力量，才能達到目標。至此，李延年深入淺出的説理把一個影響士氣的惡性事件變成了一場鼓舞士氣的戰前總動員，正是劇名中“能文”的準確體現。

　　但劇集的野心顯然不止於此：這個答案已經夠好，但好到足以回答這個問題了嗎？7連最年輕的戰士小安東只有18歲，但即使是隻有18歲的小安東，也經歷了太多的苦難，更遑論其他年齡更大的戰士們。土豪劣紳，帝國主義，從清廷到國民黨這走馬燈一般腐朽無能的政府，以及接近崩潰的生存環境，是七連的每一位戰士都經歷過的，就在故事發生的三年前，kmt反動派還盤踞在半個中國的國土上。

　　在小安東的故事裏，他成功的捍衞了他的二妞，但在屬於其他人的故事裏，又有幾個二妞能被組織起來的“小安東”們保護呢？進一步的，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帶來的苦難和中國大地上小安東們曾經經歷的苦難本質上又有什麼區別呢？從這個意義上講，抗美援朝就只是抗美援朝嗎？當然不是，這場偉大的戰爭，是過去一百多年裏反抗不公和欺壓的人們鬥爭的繼續，不同的是，這次他們組織起來了。

　　這也就是李延年的話語中所表達的兩個最重要的意思：我們要理直氣壯的捍衞我們的生活，捍衞我們的生活需要強有力的組織。70年前小安東們對幸福生活的理解和當代的人們已經有了很大變化，但對幸福生活本身的追求並無不同，在美帝國主義再次把槍口對準中國的當下，揚言“如果讓十幾億中國人過上和美國同樣的生活，那就是一場災難”的當下，小安東當年面臨的問題又被扔到了我們面前，是當逃兵去尋找自己的二妞，還是組織起來保護每個人的二妞？李延年的道理跨越70年的時間，已經為這個問題作出了回答。

　　第二個問題，我們的志願軍到底是一直什麼樣的軍隊？《李延年》以基層指戰員為核心進行了出彩的刻畫。全劇開始，是一場“諸葛亮會”，營長指導員召集各連連長指導員，就戰鬥進行討論分析，同時分派任務，軍事民主是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基層指戰員充分參與，各抒己見，一可以完善優化戰鬥方案，二可以促進部隊之間的協同配合，三可以激發主觀能動性。九連七連就誰是主攻誰是助攻進行了激烈的爭論，爭執不下時七連指導員李延年及時切入戰場，提出務實巧妙的戰鬥計劃，化解了爭論，並進一步優化完善了整個戰鬥部署。

　　文戲很精彩，但這裏更吸引我的是劇集對人物間關係的細膩刻畫，七連九連爭執激烈，但沒有惡意也沒有言語傷刺，李延年切入的方式也非常巧妙，並沒有正面支持連長的觀點，而是在尊重兄弟部隊的基礎上，通過對戰場形勢的分析重新審視了戰鬥任務，化解了爭執，同時得到了營長的支持和讚揚。會議結束後，八連九連的連長指導員也對七連的好點子表示由衷的佩服。

　　在劇情後期九連連長指導員已經犧牲在了346.6高地上，當李延年帶領增援部隊來到陣地看到兩人遺體時，悲痛溢於言表。可以看得出來，連隊指揮員們之間的關係是有競爭而且不服氣的，但這種競爭和不服氣，是建立在如何完成戰鬥任務這個基礎上，而非意氣之爭，戰鬥敢於當先，但有了更好的方案能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完成任務，大家都很服氣也都很高興。戰爭是殘酷的，戰友的犧牲也會帶來巨大的悲痛。

　　長期以來，由於傳統革命戰爭影片的斷層，國內劇集在刻畫我軍戰士關係的時候，更多的受到好萊塢和港片的影響，把人物關係刻畫成了一種投名狀式的，排外的小團體關係，競爭的目的是為了凸顯個人英雄主義，而融入集體的方式是“露一手”，證明自己的特殊能力。而該劇集準確的把握到了戰士們以同志加兄弟為基礎，以共同的戰鬥目標為紐帶的集體英雄主義人物關係，非常亮眼。

　　從劇集整體來看，這種“同志加兄弟”的人物關係，也是推動情節發展的關鍵，無論是對小安東的處理，還是對待解放戰士的方式，以及在346.6高地上在傷亡較大的情況下多次對部隊進行重組，都有賴於彼此的信任，而這種信任必須建立在“同志加兄弟”的平等親密的人際關係之上。

　　共同的目標催生了組織，什麼樣的目標反過來又決定了組織本身的底色，這隻軍隊源於大革命失敗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工農武裝的結合，從誕生起，其目標就是反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三座大山對廣大人民的壓迫，這種目標決定了它必須既要團結最廣大的羣體，要肩負起戰鬥的責任，同時又必須告別舊軍隊森嚴的等級制度和嚴酷的人身壓迫，身兼工作隊和宣傳隊的定位又讓這隻軍隊在幾十年的革命與建設中把平等的理念滲透進了中國社會的每個角落，帶來了當代中國對人人平等不言自明的認同。如果説這個認同是現代性最重要的基礎，李延年在戰火紛飛的陣地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捍衞它。

　　第三個問題，他們是如何戰鬥的？《長津湖》中結尾部分冰雕連的劇情在上映後引起了較大的爭議，特別是敵軍敬禮之類“中國人OK”的情節引起了不少觀眾的反感。誠然，犧牲是抗美援朝精神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長期以來不正確的處理，使得志願軍敢於犧牲勇於犧牲的特質在美軍裝備技術優勢的襯托下，被表現成了一種義和團式的的血氣之勇。

　　《李延年》裏又是如何來刻畫戰鬥的呢？3營為發揮我軍近戰夜戰的優勢，選擇在午夜對高地發起進攻，李延年提出提前進行火力偵察，摸清火力點並迷惑敵人，之後突然發動進攻，一舉拿下了陣地，之後在支援八連九連的過程中，李延年又敏鋭地觀察到美軍火力封鎖的時間間隔，在付出極小傷亡的情況下到達了陣地，面對敵人的火力優勢，7連選擇留少量部隊在陣地觀察，主力在反斜面待命，一旦敵軍發起進攻，立刻組織隊伍進入陣地進行反擊，之後利用敵人的麻痹，主動放棄陣地後進行火力覆蓋造成對地重大殺傷。戰鬥後又利用信息差，讓戰士們交替使用不同武器射擊讓敵人誤以為陣地上正在戰鬥從而放棄炮擊，為勝利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看不到喊着口號放無雙的鏡頭，看不到抱起機關槍衝出戰壕的俗套，只有八個字：科學務實，善於學習，這就是劇集對志願軍如何戰鬥的總結。事實上這並不是《李延年》的創舉，在建國後不久，一系列優秀的黑白戰爭影片中就已經把今天《李延年》所表達的內涵表達過了。還記得《地道戰》裏是如何應對鬼子對地道的破壞嗎？從某種意義上講，在很長時間內我們的戰爭影片是退步的，技術進步了，但對戰爭的理解和對內涵的表達反而失去了革命電影的深刻。

　　中國革命的歷史就是以弱勝強的歷史，紅色武裝必須千方百計的研究在裝備火力技術不對等的條件下如何贏得勝利，必須懂得在戰爭中學習戰爭。這種傳統使得人民軍隊對知識和科學報有宗教般的熱忱，在長征的行軍路上學習識字，在延安的窯洞裏瞭解什麼是航母，善於學習，善於總結，正是這隻軍隊戰鬥力的來源。正如教員所説：““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這種持續的壓力形成的傳統深刻的影響了新中國的立國之路—工業化，兩彈一星，掃盲。毫無疑問，沒有這些努力，就沒有中國新世紀的騰飛。在今天美國主動破壞全球化產業體系來封鎖中國產業升級的大背景下，以弱勝強，尊重科學，善於學習的理念，穿越了70年的時空，再次證明了它的正確性。、

　　不可否認，目前抗美援朝的文藝作品，主要是源於中美對抗這個大背景下意識形態宣傳的需要，但這並不影響宣傳本身的正當性，反而應該説，對抗美援朝的偉大功績的宣傳來的太遲，而不是來的太巧。在我看來，抗美援朝之所以被稱為立國之戰，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那些歷史，譬如為中國的和平發展帶來的幾十年紅利期，對世界地緣政治格局帶來的重大改變等等，更深刻的原因在於，這場戰爭包含了中國社會從如何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邁向現代世界所有重要的因素，正是這些因素，勾連起了70年前的中國和當代中國的精神脈絡。

　　另一方面，由於過去幾十年裏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對公知羣體的放縱和宣傳本身的不作為，使得對抗美援朝來自正反兩方面的抹黑和衝擊，一方面是宗教式的神化，特別是通過對極端的犧牲進行簡單化的解讀，把志願軍刻畫成了一隻紅色十字軍，另一方面是對戰爭的意義和英雄形象的惡意消解，無論是教員犧牲的親人，還是耳熟能詳的戰鬥英雄，都受到了全方位系統性的污衊和抹黑。

　　從這個意義上講，文藝作品還要承擔起正本清源，消除對手“正確的集體記憶”的責任。《能文能武李延年》這部佳作對於抗美援朝之於當代中國的偉大意義的表達，走出了承擔這種自覺的第一步，而作為一個觀眾，也希望這條路越走越遠越走越寬，而不是一場出道即巔峯的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