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學者剖析朝韓學者對渤海國史的研究_風聞

關鍵詞：渤海國;學者;新羅國;研究;朝鮮;麗人;國與;民族;祚榮;出身打印 推薦　　**作者簡介：**楊振福，研究員，遼寧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渤海國（公元698—926年）是中世紀以粟末靺鞨族為主體的統治我國東北地區的民族政權，是唐朝詔令為國的。由於歷史的原因，其領土現已分屬於中、俄、朝三國，而日本與渤海國曾有過頻繁的經貿往來與外交聯繫，所以，上述諸國的學者一直饒有興趣地研究渤海國的歷史與文化，自1900年至1989年，上述諸國共發表700餘部研究渤海國的歷史與文化的論著，其中110部是分別由朝韓兩國出版的（注11，第106頁）。

　　對於20世紀60年代以來朝韓兩國學者着重研究的渤海國曆史問題及論據，俄羅斯學者做了如下剖析。

　一、渤海國與新羅國及高句麗國的關係

　　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朝韓學者把渤海國統治集團及整個渤海國居民的民族屬性同渤海國開國君主大祚榮的民族出身聯繫在一起，千方百計想要挖掘出有利於證明大祚榮出身於高句麗人的證據，進而解決渤海國、新羅國及高句麗國三國是同種國家，而且是高句麗國的繼承國這一重大問題（注11，第108頁）。為此，朝韓學者圍繞下述三個問題羅列出他們的論據。

　1、開國君主大祚榮的民族出身。

　　朝韓學者認為，如果能搜尋出開國君主大祚榮的出身是高句麗人，渤海國自然就與新羅國及高句麗國是同種國家，自然也就是高句麗國的繼承國（注3，第6頁；注4，第159～160頁））。為此，他們提出如下論據：

　　唐朝滅亡高句麗之後，大批高句麗人移居營州，而大祚榮曾在營州居住（注3，第7頁）。

　　據朝鮮史書《三國遺事》記載：作為靺鞨人首領的大祚榮曾在高句麗任將官之職（注3，第5頁）。

　　以大祚榮為首的渤海國王室的姓氏“大”字的含義等同於高句麗國國名開頭的“高”字的含義（注11，第108～109頁）。

　　大祚榮的曾孫女貞惠公主死後是按照高句麗人的習俗於死後三年安葬的，她的墓地墓室結構與高句麗人的墓室結構相同（注5，第7頁）。

　2、渤海國與新羅國的關係

　　20世紀80年代以前，朝韓兩國學者基本認同這種史實：新羅國與渤海國在長達二百多年間，前者通常把後者視為敵國，無論在政治方面，還是在軍事方面，基本處於對峙狀態（注沙，第109頁）。

　　80年代，朝韓兩國的大多數學者卻突然提出渤海國與新羅國是同種國家的説法。竭力從這兩國的關係中挖掘出能證明它們是同種國家的史實（注6，第334頁；注7，第42頁；注8，第344頁；注9；第9頁；注10，第29頁）。

　　90年代，韓國學者絕口不提渤海國與新羅國相互對峙的史實，卻大書特書這兩國之間存有睦鄰友好關係。為此提出下述論據：

　　公元700年，即渤海國成立不久，渤海國與新羅國互換使節（注7，第50頁；注10）；新羅國授予大祚榮五品等級的官爵和 “天孫”的封號（注5，第17頁）；

　　據《古今郡國志》記載：渤海國有五條通衢大道與鄰國進行商貿與外交聯繫，其中“新羅道”全長1170裏，以渤海國南京為起點，以新羅的邊境城市井泉郡（當今稱為德源）為迄點，沿途設置39座服務於商隊與使臣的驛站。此外，還通過“日本道”進行商貿往來（注5，第8～9頁）。

　　契丹攻擊渤海國時，渤海國國君曾向新羅國求援（注10）。

　3、渤海國與高麗國的關係

　　韓國學者認為，渤海與高麗兩國的統治集團具有同種關係（注3，第12頁），其論據是：

　　高麗國曾幫助渤海國反擊契丹；

　　公元926年，契丹滅亡渤海國之後，渤海國最後一代國王大諲譔的王子與眾多的高官、顯貴及軍士能躲在高麗國避難（注2，第54頁）。

二、俄羅斯學者剖析朝韓學者對渤海國曆史的研究

1、批評朝韓學者研究渤海國曆史從不引用正史典籍。

　　俄羅斯著名考古學家Э·В·沙夫庫諾夫強調指出，朝韓學者研究渤海國曆史時，從不引用正史典籍。他説，只要翻閲一下人們耳熟能詳並且經常引用的中國史籍，有關渤海國曆史的重大問題都是昭然若揭。例如，《新唐書》稱：“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新唐書》，第6179頁，中華書局）。《舊唐書》稱：“靺鞨大祚榮者，本高麗別種也”（《舊唐書》，第5360頁，中華書局）。 Э·В·沙夫庫諾夫説，應把這段引文理解為大祚榮出身於不同於高句麗人的部族，因為漢字的“別種”還有“不同的血統”、“另外的部族”等含義。同時，文獻明確無誤地記載着渤海國的部族主要是由古突厥的黑水靺鞨部族構成（注11，第108頁）。

　　當研究渤海國曆史時，朝韓學者不僅不引用正史典籍，而且數典忘祖，把本國學者早已得出的定論拋到了九霄雲外。例如，《三國史記》一書的著作者認為渤海國不是朝鮮的一個國家（注8，第110頁）。二戰以前的朝鮮學者李龍範通過縝密研究得出肯定的結論：“不可以把渤海國的歷史視為朝鮮歷史的一部分”（注6，第160～161頁）。韓國的一些著名學者認為：非常重要的是：新羅國不把渤海國視為“同種”國家（注6、注10）。

　2、批駁朝韓學者提出的論據

　　對於朝韓學者提出的論據，Э·В·沙夫庫諾夫逐一予以駁斥。

　　1）以大祚榮曾在營州居住來論證他出身於高句麗人不足為憑（注11，第109頁）。

　　2）以渤海國統治集團的姓氏“大”字的含義來論證其出身於高句麗人，是經不住推敲的。從語義學角度講，“大”字有“大、偉大、崇高、尊、長” 等含義；而“高”字有“高、崇高、高等、主要”等含義。雖然這兩個字的含義有近似之處，然而，無論在書寫方面，還是在讀音方面，卻截然不同，即“大”字完全不同於“高”字。他認為，“大”字這一姓氏一方面強調渤海國國王與高句麗國國王地位完全平等，另一方面是強調渤海國國王的出身並非是高句麗人（注11，第109頁）。

　　3）以貞惠公主於死後三年按髙句麗的習俗安葬來論證她是高句麗人，不值一駁。Э·В·沙夫庫諾夫説，在遠東的諸多民族中，相當流行人死後三年安葬的習俗（注1，第74頁）。至於貞惠公主墓的墓室結構的許多細微之處與高句麗人的墓室結構相同，不足為怪，因為渤海國的文化吸收了高句麗文化的許多成分，況且在修墓時必定有高句麗工匠參與。此外，眾所周知，貞惠公主的妹妹貞孝公主的墓是按中國墳墓的範式修建的（注3，第7頁），如果按照墳墓的範式來斷定死者的民族出身，那就應把貞孝公主説成是中國公主了！

　　Э·В·沙夫庫諾夫説，即便退一步假設大祚榮的出身是高句麗人，也不能改變問題的實質，因為出身外族的人登上某國國王的寶座卻不會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國家的民族結構成分。只有當一個民族征服了其他民族，才有可能改變一個國家的民族結構成分（注11，第107～108頁）。

　　4）渤海國與新羅國之間長期存在敵對關係，其史實如下所述：

　　渤海國與新羅國同時存在的200多年間，新羅國通常把渤海國視為敵國（注9，第31頁）：

　　渤海國君主大武藝出兵攻佔了朝鮮半島北部的大部領土，引起新羅國王聖德王的恐慌，於公元721年6月下詔徵集2000人，令其沿北部邊界修築長城，以防渤海國入侵（注3，第10頁）。

　　公元733年，渤海國派遣大批戰船攻擊唐朝的重要港口登州。唐朝派大軍借道新羅國並與之聯合對渤海國開戰，新羅國派出四位將領率軍對渤海國作戰（注2，第504頁；注3，第10頁）。

　　公元818——820年，渤海國出兵奪取了新羅的部分領土，新羅國王急令太守白永率萬人沿大同江修築綿延300餘里的長城，以防渤海國進攻（注3，第10頁）。

　　公元925年12月，契丹對渤海國用兵，新羅不僅沒支援渤海國，反倒幫助契丹。次年，契丹滅亡渤海國，而新羅國王獲得契丹的獎賞（注3，第11～12頁）。

　　5）至於高麗國曾幫助渤海國反擊契丹，以及渤海國亡國後，渤海國最後一代國王大諲譔的兒王子等人得以在高麗國內避難，Э·В·沙夫庫諾夫説，必須看到這種史實：渤海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其境內居住有高麗人，在200多年的共同生活過程中，高麗人當中的上層人物與渤海國王室完全有可能結下姻親關係。與渤海國王室有姻親關係的上層高麗人物完全有可能給流亡的渤海國王子及其隨從提供避難之地。

　3、戳穿朝韓學者研究渤海國曆史的目的

　　通過上述剖析，清楚可見朝韓兩國學者，要麼以無中生有的手法編造事實，混淆是非，例如，硬把渤海國説成是從高句麗逃出的難民建立的並反對唐朝（注12，第109頁），一口咬定渤海國就是由高句麗人建立的，並在各個方面完完全全把高句麗國繼承下來，諸如此類的説法，既經不起考訂，更無史實為證，純屬無稽之談；要麼以資料殘缺不全等為藉口，以退為攻，否定史實或原有的正確定論，例如，説由於各種文獻中有關渤海國的資料殘缺不全，不能使人得出對於新羅國與渤海國相互關係的全面完整的認識（注3，第12頁）；還説，有關大祚榮民族出身的文字史料十分含糊，似乎可以認為大祚榮出身是高句麗人，但也不排除他出身是靺鞨人。因此，在尚未發現有關這個問題的新資料之前，不能破解大祚榮的出身（注11，第108頁）。至於自相矛盾的觀點與結論，更是俯拾皆是。與此同時，朝韓學者卻不遺餘力地四處散佈他們的歪理邪説，引起“人們的關注”，誤導輿論。這不能不令人發問：朝韓兩國學者意欲何為？

　　俄羅斯考古學家А·А·基姆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韓國學者對於新羅國與渤海國相互頻繁接觸，以及它們是同種國家的論點是有企圖的，是與政治目的相關的企圖”，“朝鮮學者對此是支持的”（注12，第109頁）。但是，朝韓學者對於“誰最先統一了朝鮮半島”這一問題的針鋒相對的態度更是把他們要追求的險惡目的暴露無遺。

　　問題是這樣的：如果認為渤海國不是古朝鮮國家，那就是新羅國最早統一了朝鮮半島南部諸個稱霸的小國（注9，第10頁），就應該稱新羅國是“統一的新羅”；如果認為渤海國奪取了唐朝的北部領土，那就應該説是於公元918年建立的高麗國最先統一了朝鮮半島（注5，第13頁）。

　　朝鮮學者堅決擯棄“統一的新羅”這一説法，而以“後新羅”取而代之。其理由是，新羅國不僅幫助唐朝滅掉高句麗和百濟這兩個古朝鮮國家，而且不排除新羅國幫助契丹消滅渤海國（注5，第12～13頁；注9，第132頁），因而把新羅國稱作朝鮮民族的敗類（注5，第14頁）。

　　韓國學者堅持説新羅是在朝鮮半島上建立起來的第一個古朝鮮國家，絕口不提渤海國與新羅國在二百多年間於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對峙。同時，指責朝鮮學者的研究“是極端民族主義的，是有侷限性的，到頭來不可能獲得有關渤海國的歷史與文化對遠東諸多民族的歷史命運所起作用的正確認識”（注4，第160頁）。

　　朝鮮學者毫不隱晦地把朝鮮歷史上的“南北國時期”比喻為當代朝鮮半島南北對峙的局面，進而含沙射影地説韓國幹出了和新羅國一模一樣的叛賣行徑（注5，第12～13頁；注9，第132頁），並由此論證出渤海國與高句麗存有繼承關係，更進一步論證出在兩個現代朝鮮國家中，一個是合法的，而另一個是非法的，想方設法證明只有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才在各種國際組織中享有代表所有朝鮮人民的特殊權利（注3，第17頁）。

　　韓國學者斷然反擊朝鮮學者的攻訐，並嚴厲譴責朝鮮學者“把渤海國曆史研究政治化”了（注5，第13～14頁 ）。

　　對於朝韓學者觀點分歧的實質，Э·В·沙夫庫諾夫一語中的：“朝韓學者對於渤海國以及渤海國在這個朝鮮歷史上所起作用的看法分歧的實質是有政治背景的”（注11，第111頁）。

　　他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對於渤海國的歷史與文化的興趣，不僅是由學術研究引發的，而在某種程度上是因政治企圖引發的。這已不是什麼秘密。一些國家的領導集團往往援引這些或那些史實作為對他國領導集團提出領土要求的證據或者駁斥他國領導集團提出的領土要求的證據”（注11，第106頁）。

　　對於我們來説，俄羅斯學者針對朝韓學者的渤海國曆史研究所做的剖析不啻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提示：必須更加深入研究渤海國的歷史與文化，密切關注國外對渤海國曆史與文化的研究動態，不僅要發現偏差與謬誤，更要發現顛倒是非，無中生有，以確鑿的史實予以徹底糾正與批駁，正本清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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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А·А·基姆：《韓國學者論新羅與渤海兩國之間的關係》——《遠東及毗鄰地區的考古學與文化人類學》，布拉戈維申斯克，國立布拉戈維申斯克師範大學出版社，第324～327頁，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