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之後世界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的就不再是資本了_風聞

前工業時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大的爭議焦點在於：“財富和資本是從哪裏來？”

資本只在前工業時期發揮的作用才最大，這也是資本主義價值觀長期佔據了主流經濟學家頭腦的依據或原因。當然了，西方國家經歷前工業時期的時間也很長，若從17世紀中期算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大約足足經歷了300年之久。

在這300多年裏，西方國家的傳統農業或漁業經濟一步步地走向了邊緣，這中間伴隨着西方殖民主義的興起、交替、衰敗到破產。

**但人們很容易忽視的一點是，不僅傳統的農業經濟主要依靠的是簡單的勞動力，就是在西方國家的工業化早期簡單勞動力在整個生產過程中仍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達200多年之久。**正因如此，19世紀中葉的勞資衝突才會那麼激烈，那麼難以調和，工業無產階級一度比農業時代的絕大多數農民還貧困，還要一無所有，才最終導致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總爆發。

換言之，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原因在於工業資本家對工廠勞動力的剝削、壓榨太重了，甚至比之前農業時代的大多數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壓榨還要沒底線。如今，越來越多資本主義早期在歐洲發展的大量史實都足以證明這一點。

【有越來越多的史料也表明，舊中國工業無產階級的勞動強度、生活水準很可能比中國封建盛世年代的大部分農民還要大、還要低，最終導致通過舊民主主義革命已經不足以解決中國社會發展所面臨的深刻矛盾和問題】。

眾所周知，美國曾經是英帝國的殖民地，而後形成的一個大量移民開疆拓土的國家（犧牲了大量原住民）。作為一個有着老歐洲文化背景的移民國家，美國的出線，後來居上，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它率先突破了歐洲舊體制枷鎖的束縛、禁錮，率先實現了整個國家生產的工業化，也就率先在二戰前後進入了後工業化時代。

資本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最徹底也最普遍首先是發生在美國。兩權分離也預示着“科學”與“技術”從此有了更明顯的區分或者説不同。兩權分離產生了促使科學與技術發展有了區別於以往的新觀念、新模式、新途徑。

後工業化時期，社會創新甚至比技術創新還重要。

技術創新有賴於資本，但如果缺乏社會創新，技術創新本身卻再也難以轉化為現實社會生產力 —— 發生這一歷史鉅變的時間相對於整個資本主義價值觀主導市場經濟理念的時間而言並不長 —— 但至少也已經有半個多世紀之久了。

最先意識到這一點的或許是熊彼特（1883-1950），以及哈耶克（1899-1992），但絕不包括凱恩斯（1883-1946），而真正認識清楚了這一點的卻是彼得.德魯克（1909-2005）。

人類依靠機械力代替勞力生產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二戰後，民族國家發展“壓倒一切的是穩定”。

德魯克在1942年出版的《工業人的未來》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功能性社會”的概念，闡明瞭“20世紀的工業現實”。在1950年出版的《新社會》一書中，德魯克接着對工業社會的工業秩序進行了理性的思考與分析，這一分析一定程度是建立在對通用汽車公司經營管理做了深入調研考察的經驗基礎上。

德魯克也最先深刻地認識到，二戰以後能夠促進一個國家、社會發展進步的絕不再是資本，而是科技創新和社會創新。“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中國近40多年最大的社會創新便是在堅持國家主權獨立和民族文化自信基礎上實行改革和開放。

科技和社會創新已經取代了革命，甚至超越了改革，成為了後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最主要的途徑、工具。

創新能創造出資本，而不再是相反。經濟越是全球化，創新則越能創造出資本。

這注定了奉行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市場經濟國家會週期性地反對經濟全球化，因為資本或技術都是可以輸出的，而社會生產力則有關於文化和傳統。二戰後至今，還沒有證據可以表明一個地區大國可以完全拋棄她的文化和傳統形成生產力 ——這便是社會創新在發展社會生產力過程中無可替代的價值和作用。

中華民族的復興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點，具體體現便是中國經濟在後發崛起的過程中所用到的西方資本其實很有限，原先以為可以的“以市場換技術”最終所換到的技術事實上説明更有限 —— 絕大多數充其量都是二手貨。

日本和德國在二戰後的經濟重建，根本上同樣在於其各自國家所採取的發展政策，並仰賴自身獨到的民族文化所成就，而非美國資本的扶持或幫助。

民族國家與民族國家之間是如此，一個民族國家內部企業的成長、發展也是如此。資本充其量是外因，外因要靠內因（科技創新和社會創新 —— 在企業即技術應用和管理創新）才能發揮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