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兄們”還是“同志們”_風聞

《亮劍》《集結號》等影視作品中，李雲龍、穀子地等，每每“弟兄們”、“弟兄們”地招呼戰士們，高腔而又高調，那派頭很霸氣，很酷！

這樣的稱呼很時髦，很有反傳統的殺傷力，很有國軍派頭，特別是《集結號》中谷子地在醫院看望傷員時那句：“都是我的弟兄。”更是像極了黨國軍官，因而很能獲取同樣不喜傳統而追求新奇的觀眾的青睞，從而很能收取不錯的票房。

但必須得説，這是與史實嚴重不符的。這樣的處理方法，已經不是妥與不妥的問題，而是穿幫，是硬傷了。

作為影視作品中的角色，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言語標籤的。什麼是言語標籤？也就是什麼身份的人説什麼身份的話。比如老舍的《茶館》、曹禺的《日出》、白先勇的《遊園驚夢》等等，人物一出場，什麼旁白也不用，只是張口一句台詞，他是個怎樣的角色就活靈活現地展現出來。這便是言語標籤的作用。

不用這個標籤倒也沒啥，但若用錯這個標籤就是驢唇不對馬嘴、大錯而特錯了。打個比方，如果影視中的奉軍，沒有“媽了巴子”的標籤，也沒什麼，頂多使作品失去些許生動的特色，而若張口閉口“丟他媽”，你認為那還是奉軍嗎？

這個道理，對於一般的觀眾，都好懂，因而導演也不敢這麼忽悠，那為什麼他們就敢讓李雲龍穀子地口口聲聲“弟兄”“弟兄”的忽悠呢？問題出就出在好多人對歷史上國共雙方軍隊的言語標籤是什麼沒搞懂。

戰爭時期的中共軍隊中，“同志”，是其區別於所有別的軍隊的最典型最鮮明的言語標籤，沒有了這樣的標籤，也就沒有了中共軍隊的特色，而若再使用當年國軍通用的“弟兄”的標籤，那自然也就是嚴重的失實了。

有人可能會説，一個稱呼，有那麼嚴重嗎？今天我軍很多連長營長不也常模仿着李雲龍這麼喊的嗎？我的回答是，有那麼嚴重。今天可以這麼喊，不代表以前可以這麼喊。今天人們的情感已經遠遠不是血雨腥風那個時代的情感，今天的言語環境也已經遠遠不是戰爭年代我軍內部的言語環境了。這就好比今天的女子不纏足屬正常，不代表宋、明時代的女子不纏足也屬正常，是一個道理。

首先，喊不喊同志，在中共軍隊中不是無所謂，而是有所謂，大有所謂。

那時的中國，“同志”二字，並不唯共產黨軍隊所獨用，在國軍的正式講稿與文牘中，“同志”二字出現的頻率也是很高的，但在日常的生活與工作中，高頻率地使用這兩個字，卻唯共黨共軍所獨有。

在當年的中共軍隊內部，稱“同志”，是區別於舊的軍隊的表現，是左的象徵，是敢於叛逆的勇氣，是人們努力追求的時髦，因而便形成與今天正好相反的用語心理，被高調地大用特用，乃至形成鮮明特色。而“弟兄”一稱，是舊軍隊暨國民黨軍內部約定俗成的標準用法，在當時是被視為落伍的、陳腐的稱呼，因而被避而遠之，加之那時的人們和今天正相反，普遍存在着寧左而勿右的思想，於是便象避瘟神一般地棄之不用。

有人反駁我説，“弟兄”二字透着手足一般的親密，有什麼不好？的確，如果拋開歷史去看，“弟兄”二字，本意並沒有什麼不好，不僅沒有不好，而且還顯得平等和親切。但是，作為歷史題材的藝術作品，你沒辦法拋開歷史去談歷史。而如果把這個稱呼放到那個特定的血海深仇的年代，對於敵方陣營的言語範式，使用起來就不那麼輕鬆了，因為它已經不再是一個稱呼那麼單純，而是被賦予了更多愛恨情仇的內涵。舉兩個例子，一個是關於“共存共榮”這四個字的使用問題。如果拋開那段屈辱的歷史，單從本意上看，“共存共榮”不就是共同存在，共同繁榮的意思嗎，有什麼問題嗎？我看沒有，但十多年前，當國內一家企業把這四個字作為他們的精神口號刷到牆上，卻遭到全國人民的一致聲討，為什麼？另一個是關於台北公交車的編序問題。公交車幾路幾路，不過就是一個序號而已，其本身並不含有絲毫的政治意義，但至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現在怎麼樣我不知道），台北的公交車是沒有8路的，為什麼？

人，都是有感情的。

戰爭年代稱呼“同志”，和全國山河一片紅時的五六七十年代又有不同，不是隨便對一個陌生人問路都可以喊的，那時的“同志”就是黨內黨外公認的中共的專用符號，什麼人能喊、必須喊，什麼人不能喊，對任何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來説，都是心知肚明，有一把尺子的。在一份署名曹壯父的於1928年寫給中央的報告中，在介紹黃安地區紅軍情況時，有這樣的文字，“他們都把黨看得十分尊崇，即非同志亦不自知為非同志，如果發覺自己為非同志，即十分懊喪，因此對他們的稱謂一定要呼‘同志’，”1946年3月5日，出獄第二天的葉挺給中共中央發電申請入黨，黨中央毛澤東在給葉的回電中，對於是稱葉挺將軍還是稱葉挺同志，斟酌再三，反覆修改，最終以“親愛的葉挺同志”落筆。所有這些，都再好不過的説明了當年“同志”一稱的有所謂、大有所謂。

在一些老電影中，有關同志一稱的使用，也説明了這兩個字的分量。比如《獨立大隊》中的草莽英雄馬龍，就因為劉司令員來信中一句“馬龍同志”，便令其感嘆“劉司令沒把我當外人”，從此跟定共產黨，並在其後的台詞中，故意顯擺地反覆使用“劉司令同志”這樣誇張且不太合語法的稱呼。特別是在影片的最後，身陷絕境的他對着與他一同被圍的戰士們高聲喊話時，“弟兄……”只喊了半句，後面的“們”字還沒出口，就噎了回去，重新高喊“同志們”，就同樣説明了中共軍隊中同志二字的標籤意味。

再比如《紅色的種子》中，當與新四軍做過買賣的商人錢福昌第一次見到準備派往敵佔區的華小鳳時，剛剛張口稱呼一聲“同志”，便立即被不想暴露身份的華小鳳打斷：“我不是同志，我叫錢秀英。”這一方面説明了“同志”二字不是那麼隨便喊的，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在一般羣眾心目中，“同志”所賦予的共軍獨具的標籤意味。

在民國時期，沒有哪支軍隊能象中共軍隊這樣具有那麼鮮明的政治特色了。在當時，一個人，不管他參軍前是土匪還是海歸，是扛活的要飯的還是富家公子哥，只要加入中共軍隊，他就要接受熔爐般連續不斷的強化灌輸，用今天貶一點的説法，就是強行的政治洗腦，就是強迫性地換舌頭。在這樣的強化政治訓練下，他的包括稱呼在內的用語習慣，也就會很快形成鮮明的特徵。這個特徵，不論對於敵、我、友，都是判定其是否共軍一個很重要的言語識別方式。侵佔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就有以被審訊者是否在下意識中使用“同志”這樣稱呼作為判定其是否“共產匪”的教條。同樣是老電影的《英雄虎膽》，其中有一個細節，説的是打入敵人內部的我偵察科長在審問一個冒充我軍偵察員的敵匪時，就因為該敵下意識的一句“我們共產黨當官的當弟兄的都一個樣”，從而斷定其不可能是我軍人員。這是很真實的。因為如果真的是我軍人員，特別是他還是在刻意讓人相信他是我軍偵察員的話，他的嘴裏是絕對不會説出這“弟兄”二字的。

其次，在中共軍隊中用“弟兄”替代“同志”，不是沒問題，也不是小問題，而是大問題。

也許有的人會説，稱呼一聲“弟兄”也要上綱上線嗎？沒錯。在當年，這極有可能會上鋼上線。為什麼呢？因為你既然參加了這支軍隊，你用什麼言語來説話，還不僅僅是你喜歡不喜歡的問題，而是你必須要這麼做的問題，這是考察你政治立場的一條重要標準。

中共軍隊有一個與眾不同的政治生活，即接二連三的大大小小的整風。這種整風，在中共軍隊的發展史上是比打仗都重要的事，即是在敵後嚴酷的遊擊狀態，什麼都可以耽誤，而整風絕對不能耽誤。比如被影視翻拍了無數遍的抗戰時期堅持冀中敵後的九分區武工隊，在鬥爭那麼殘酷、那麼需要在敵後堅持的情況下，需要整風時，也要脱離戰鬥崗位去參加整風；還有比九分區更艱苦的十分區聯合縣，即使在幹部奇缺、又急需補充堅持敵後的情況下，因為整風的需要，卻仍要抽調幹部去參加整風。由此可見其對純潔幹部思想作風的無比重視。除了這一類較大的整風，還有許多小的整風，隔三差五的支部民主生活會、黨小組會，那也是整風，是整風的小規模化、基層化。整風整什麼，整每個人的言行中有沒有軍閥殘餘觀念，整有沒有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整有沒有與中共軍隊言行不符的作風。大到正規場合的發言表態，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牢騷，甚至吃飯穿衣説夢話，都在整肅之列，而且是職級越高的人整的越厲害，整的越頻繁。整風怎麼整，批評與自我批評。九分區敵後武工隊的小隊長，也就是長篇小説《敵後武工隊》的作者馮志，就是因為在遠離根據地堅持敵後時自作主張為每個隊員購買了一條毛巾這麼一件小事兒，而又在自我批評時沒有主動檢討，因而受到組織的批評與鬥爭，也就因此而被調離武工隊的。

東北解放戰爭時期，曾長期潛伏在國民黨第六十軍的中共地下黨員俞建昌因故於1947年9月撤回東北解放區後，儘管敵工工作任務很重，但仍然主動要求離職去讀軍政大學，理由是：“咱們共產黨軍隊的好多名詞兒我都不會，不學習咋行？”這説明什麼？説明在這個部隊中，你不換一個舌頭，就沒法呆下去。

優秀的十七年老電影《虎穴追蹤》中，有一場敵特假冒的我公安人員，與我公安人員假冒的敵特的精彩對話：

敵：“韓戰爆發以後……”

我（打斷敵的話）：“你回台灣換個舌頭再來。在這個地方你説韓戰？你應該説抗美援朝，或者朝鮮戰爭。”

幾句話，不僅很好的塑造了角色，發展了劇情，也把藝術作品中人物言語標籤的作用做了完美的詮釋。

在今天，即使在中共體制內部，象老畢那樣在聚會時辱罵領袖的現象也並不鮮見，可在三四十年代，甚至一直到七十年代以前，誰敢？在當時，因為一句話説的不注意而被同吃一鍋飯同住一張牀的身邊人檢舉揭發，因而受到大會小會批評幫助是經常的事，因此遭下課乃至更嚴重處分的事也並不罕見。在這樣的氣候下，即使你一百個不願意喊“同志”，你也要隨着大家猛喊大喊，即使你特別地想學着國軍那樣喊一聲“弟兄”過過癮，你也得把它噎回去。何況，那時中共隊伍裏的人們對“同志”一稱是熱烈的嚮往，對“弟兄”一稱又是強烈的鄙視呢？

當年，大概還沒有“敏感詞”一説，但沒有這個説法，不代表沒有這樣的事實，而“弟兄們”一稱在中共軍隊中，絕對是一個不可觸碰的敏感詞。在當年，誰若敢象李雲龍穀子地那樣，別説張口閉口“弟兄們”，就是他不小心喊那麼一聲，那麼這一段時間的支部民主生活會、黨小組會上，他這聲“弟兄們“可能就會成為全體同志的靶子，那麼他就要一次又一次地、大會小會地認識、反省、檢討、再認識，直到徹底改正。不改行不行？不行。不改你就交出兵權，一邊待著去。

戰爭年代，就真的沒有像李雲龍那樣不把中共的黨內政治規矩當回事兒，而刻意高調的反其道而行之的嗎？也有。四方面軍最能打的一個軍長余天雲，就不尿這一套，當然他倒未必是喊同志還是喊弟兄的原因了，我只是説他的作風。那怎樣？對不起，別説軍長了，連長都沒你的份，被一擼到底，最後成了孤家寡人，自殺身亡。寧都起義後，二號三號人物董振堂趙博生能夠得到重用而一號人物季振同反遭罷黜，固然可能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有待挖掘，但季沒能像董趙表現的那麼左而在言辭舉止中處處表現的軍閥習氣，不能不説是他被懷疑乃至被肅殺的一個原因。實際上，陳光也是類似的例子。

在中共這支特別講政治的軍隊裏，在肅反的陰影嚴重籠罩的三四十年代，像李雲龍穀子地那樣刻意表現自己的軍閥作風又高調叫喊“弟兄們”的，也就只能存在於新潮編導們的意淫中而已。

就如同街邊女郎的服裝髮型需要變來變去以吸引人們的眼球一樣，影視圈的亮點也被經常的顛倒輪迴從而不斷刺激觀眾的味蕾。當年作為陳腐代名詞而遭摒棄的“弟兄”，如今就在《亮劍》《集結號》的領導下翻身變成了時髦，從而成為某些文化人賺取票房的賣點。但也就像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一些無知少女穿着從洋垃圾中撿來的妓女服裝招搖過市還自以為得意一樣，影視圈玩弄的所謂新花樣也未必真的都是新的東西，有些可能就是從垃圾堆裏重新撿回來的，只是許多觀眾分不清楚而已。